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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白银时代最光辉的诗人勃洛克于1918年1月创作出了一部流传久远的长诗《十二个》。这是在震惊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勃洛克在一个极少有而又短促的时间中写成的，“这时吹来的革命旋风，在自然、生活与艺术的所有海洋上，激起了一阵暴风雨。”而且诗人还写道：“当我在写作和完成《十二个》之后，我一连好几天在生理上、听觉上，都感到周围有巨大的喧响——一种混合的喧响（大概，就是旧世界毁灭的喧响）。”诗人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满怀着“革命”的激情抒写了一曲震荡人心的乐章。然而，这部长诗在吹响革命进军号角的同时，还包含着多弦的旋律。
1926年7月，胡敩据俄文将《十二个》译成中文，并列为鲁迅主编的《未名丛刊》之一，于当年8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共印了一千五百本，书中附有苏联版画家玛修丁所作的四幅插图，卷末附有鲁迅写的“后记”。鲁迅在后记中说：“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诗《十二个》里就可以看见这样的心：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进了，然而反顾，于是受伤。”“篇末出现的耶稣基督，仿佛可有两种的解释：一是他也赞同，一是还须靠他得救。但无论如何，总还以后解为近是。故十月革命中的这大作品《十二个》，也还不是革命的诗。”“然而也不是空洞的。”鲁迅先生以其敏锐的直觉和冷峻的观察直言《十二个》包含着诗人的“反顾”，而并非是一部纯粹“革命”的诗。
从诗人的生平来看，并未见其对宗教表现出如何强烈的虔诚，但在诗的结尾确实出现了戴着白色玫瑰花环的“耶稣基督”。基督作为宗教的信仰，对于具有唯物主义思想性质的革命来说，显然是不能被容忍的。然而诗歌还是在当时受到了革命阵营的极大欢迎，诗人也因而“载入了新的、革命的俄罗斯的史册”，成为十月革命后仍然受到欢迎的象征派诗人，尽管当时招致了不少其他诗人的指责和怒骂，朋友的绝交，甚至被称为“叛徒”。在这部看似具有布尔什维克精神的作品里，采用的也多是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写作方式。诗的第一节中，夜、雪、风、房子、长绳所系的标语“全部政权归于制宪会议”、资本家、雄辩士、神父、贵太太、妓女、流浪汉等等，所有这些都为诗歌描画了一个驳杂的舞台背景，而这就是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在1918年1月的彼得堡，在暴风雪吹刮的夜晚，社会上不同阶级、不同身份的人们在萧条的街道上，展现的一幅凄惶、咒怨、焦躁、胆怯、心虚、麻木不仁以及肮脏、淫秽的历史画面，纷乱晦暗但真实得刺眼。随后出现的由十二个“嘴里——衔着蹩脚的烟卷，军帽乱戴着，/背上应该绣上红方块爱司的花样”的背着枪的赤卫队员组成的巡逻队和他们追杀叛徒的场景，紧急状态时候涅夫斯基钟楼上空的寂静，没落的资本家及其身旁的癞皮狗等等，也都在向时人及后人展映着革命风暴中的惊涛骇浪。
诗歌内容的历史性与现实性深深触动了读者敏感的神经。毫无疑问，这就是十月革命风暴的现实场景。在这场景之上，十二个赤卫队员徜徉于街头，迎着风雪向前，“自由，自由，/唉，唉，没有十字架啦”，是他们没有宗教信仰而内心狂野的喧嚎；“特拉——嗒——嗒”，甚至更急促的“特拉——嗒拉拉——嗒——嗒——嗒——嗒”，是他们射向敌人、叛徒和“粗笨”的俄罗斯的愤怒的枪声；“四周围是——火，火，火……/枪上的皮带——背好它……”是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中，熊熊燃烧的向压迫者复仇的怒火，也是在疾速的革命风暴中拿起武器、子弹上膛的铿锵号子；“坚持着革命的步伐吧！/永不休息的敌人不会打瞌睡”，是人民对战斗人员发自内心的鼓舞和对敌人时刻保持警惕的呼吁。反复咏叹的歌调，奏响了革命向前进军的嘹亮号角。只要听到这急促有力、反复回旋的调子，谁人内心不生起昂扬的激情？还有第三节诗整个采自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鼓动孩子抛下头颅去为赤卫队服务，处在残破的现实中但向往甜蜜的生活，“我们要叫所有的资产阶级吃吃苦，/我们要煽起世界的大火，/那血中的世界的大火——/主呀，求你庇护”，是发自人民内心深处的充满咒怨的怒号。追杀叛徒的刺激，误杀情人的血腥，战斗时人性的虚无与狂暴——生命就掌握在他们手上，死亡就表露在他们眼前——革命的残酷斗争如此赤裸裸地冲击着读者的耳目。革命是流血的革命，除了自己人的，还有敌人的。死亡和血腥为诗歌的“革命”主题增加了强烈的质感——冰冷的质感。真正具有革命精神的人是从不惧怕死亡的，他们总是在危险中，迎着风雪，坚持着革命的步伐，高唱着“前进，前进，前进，/劳动的人民！”
对当时现实的吟咏和高唱，恰如其分地镶嵌进了历史所转过的那一刻。没有人会拒绝说这是对革命景况的现实主义的记录。就连诗人自己也曾声称：“《十二个》无论如何都是我的最好的作品。因为我是生活在现实之中。”而且现实主义也从不拒绝象征和比喻。正如诗人所喜欢的英国历史学家兼哲学家卡莱尔所说的民主在暴风雨中走来，俄罗斯也正在经受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雪。长诗在风雪中开始，又在风雪中结束。这风雪就象征着革命的风暴，将会席卷整个俄国的黑暗现实，当然暴风雪也会迷蒙人的眼睛：“大家都彼此看不见呀！/虽然只隔着四步路！”“雪风遮得看不见他。” 在当时，革命并未及时展现其后来所应有的面貌。紧跟在巡逻队伍后面跛脚的癞皮狗，正是旧世界在垂死之际所能展现的唯一的贪婪、凶恶。它尽管受到战斗者的威吓，却依然紧紧跟随着革命的队伍前进，妄图伺机反扑——这就是敌人！革命似乎处在“前后夹击、进退维谷”的危险之境。人们虽已看到东方升起的启明星，却还未能充分感受到旭日驱散大地所有黑暗的畅快与舒适。
然而，革命最大的“隐患”似乎还是存在于革命的战斗主体——十二个赤卫队员身上。从他们的外形来推测，他们肯定都是一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愚昧无知”的“人民”，是真正的流氓无产者；他们以前可能是无业者、流浪汉、酗酒者等等，有人甚至经常和妓女厮混，比如其中的彼特鲁哈。他们现在成了赤卫队员——革命的战斗者，然而内心里对这次革命所包含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崇高的正义性和理想性，未必就能马上领悟。从一个饱受压迫的人的狭隘的心理出发，革命为他提供的是一个对压迫者发泄仇恨的机会，是夺回心爱的情人、满足情欲的机会，是能够摆脱贫穷而享受富人生活的机会，甚至为他提供的是一个满足其破坏欲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像革命——首先是“破”，其次才是“立”——的必然规律一样。朴素的人们是善于从自己最直接的需要出发的。 十二个赤卫队员巡逻在大街上，拿着枪，随时准备向敌人迎头痛击。诗歌的第四节和第五节，以彼特鲁哈的口吻叙述了叛徒凡尼卡和自己的情人卡奇卡纠缠在一起的情景，他回想着卡奇卡，内心充满了嫉妒和恼恨，并最终燃起向他们复仇的怒火——“唉，唉，犯罪吧！/从此我才能安心！”他决定以复仇的方式来平静自己的内心，而这种行为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将为革命铲除一个叛徒。然而事与愿违，凡尼卡逃跑了，卡奇卡却死在了昔日情人彼特鲁哈的枪下。他们十二个人又重新上路，然而彼特鲁哈“心里总不愉快……”在同志的追问下，他坦白了他还依然爱着卡奇卡，并为她的死而悔恨不已，“我一时心急就杀死了她……唉！”作为一个战斗者，彼特鲁哈是为了崇高的事业而失去了自己心爱的情人，这是他为革命作出的巨大牺牲，他牺牲了除自己生命外最可贵的爱情。对于任何一个有着正常情感的人来说，这都是生命历程中难以承受的悲痛，是个人深重的悲剧。可以想见，个人在面对一项带有集体性的事务时（比如革命）是会有牺牲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隐约地从彼特鲁哈的鲁莽行为中透露了出来。
然而在同志的激励下，“他又快活起来了……”也许是“我们的负担还要更重”在他内心唤起了崇高感，或者干脆是“今后寻乐并没有罪呀！”“抢掠”和“游逛”的放纵行为所带来的快感，似乎更能有力地冲淡这群粗鲁的人的干瘪而肤浅的忧伤。“我总有一个时候/快乐，快乐……//我总要在头上/搔痒，搔痒……//我总要把瓜子儿/剥剥，剥剥……//我总要用小刀儿/在你身上划划，划划！……”这也是采自当时流行的民谣，轻快而尖利，正是彼特鲁哈情绪恢复后狂暴而急切心情的写照，他还发出了为了他的情人而喝资本家的血的毒誓。从这里可以窥见，革命的战斗者们无不是直接由仇恨而激发起斗志。具有知识的革命者们应该有着世界精神的“仇恨”，而普通革命战斗者们则多是怀有从个人悲惨的生活遭际衍生出的直接而具体的仇恨。第九节以资本家和癞皮狗的双重形象证实了仇恨存在的客观性和现实性。仇恨，以及由仇恨所诱发的破坏力量、狂暴情绪是人的自生力的不可遏制的体现。这种自生力有可能导致在前进路上的停滞，甚至倒退。自生力在催化革命瞬间爆发的同时，更与革命的最终目的和理想起着相反的作用，在这里表现为一种非积极因素。诗人在此处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革命激情中过分耀眼的炽光。在第十节中，彼特鲁哈的仇恨得到了他的同志以一种正面、积极的方式的引导。他会感到他的仇恨无论是对所有苦难的同胞还是对自己而言，都是正义的。
最后的两节诗中，“十二个不信仰圣名的人”踏着威武的步伐继续前行，前面有黑暗、风雪的阻挡，后面有“饥饿的狼狗”的蠢蠢欲动，周遭可以感觉到敌人醒来的危险。前进是唯一的出路。可是如何前进？战斗者似乎有那么一刻出现了茫然、怀疑而不知所措，因为他们朝前面摇着红旗的人喊话，要求他投降，并向那人开枪，然而“嗒拉——嗒——嗒！——只有回声/响在房屋的墙壁上……/只有雪风长久地/在白雪堆里狞笑。”他们看不见举着红旗的人，他们在此刻应该是失落的，涣散的。也只有在这时，戴着白色玫瑰花环的耶稣基督出现在他们前面，才是合情合理的。十二个战斗者，像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但是他们不信仰圣名，更像是十二个撒旦，来破坏旧的世界，而新的世界的建立，还需要有更加合理的引导，所以耶稣的出现恰好是引导他们皈依，使他们的行为升华。这里的“耶稣”，仿佛是以一种宗教的暧昧来消解一种人性的暧昧。然而他应是超越宗教意义的，应是“对革命的道义上的支持以及革命的最终目的和理想”，似是要消弭革命及革命者们所具有的卑下的仇恨和崇高的正义的两重性，使之归于一种统一的善。这样的理解可能是比较符合诗人的思想的，因为他认为“同鼓舞人心的道德净化作用相比，十月革命的具体的社会政治意义还在其次”。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诗人虽然是在高唱一曲革命的乐章，但是革命的具体意义只是革命所象征的更高的道德意义所含纳的一部分而已。诗人所主张的革命最终还是以实现道义上的“善”为目的。所以，可以想象鲁迅先生抱着希冀以俄国文学的具体革命精神来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心态，才如此直观地发现诗人表面上的“反顾”和“受伤”。《十二个》在当时俄国产生了巨大反响，对十月革命产生了积极的鼓动作用，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诗歌表面所采用的现实主义手法，以及诗人与俄国现实节奏的紧密衔接。也正因为如此，诗人所一贯主张的象征主义才能以现实而直接的社会历史为依托，融入自己形而上的思考和道德上的崇高理想，并以此来实现对俄罗斯民族及其文化的体认和观照。
1926年7月，胡敩据俄文将《十二个》译成中文，并列为鲁迅主编的《未名丛刊》之一，于当年8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共印了一千五百本，书中附有苏联版画家玛修丁所作的四幅插图，卷末附有鲁迅写的“后记”。鲁迅在后记中说：“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诗《十二个》里就可以看见这样的心：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进了，然而反顾，于是受伤。”“篇末出现的耶稣基督，仿佛可有两种的解释：一是他也赞同，一是还须靠他得救。但无论如何，总还以后解为近是。故十月革命中的这大作品《十二个》，也还不是革命的诗。”“然而也不是空洞的。”鲁迅先生以其敏锐的直觉和冷峻的观察直言《十二个》包含着诗人的“反顾”，而并非是一部纯粹“革命”的诗。
从诗人的生平来看，并未见其对宗教表现出如何强烈的虔诚，但在诗的结尾确实出现了戴着白色玫瑰花环的“耶稣基督”。基督作为宗教的信仰，对于具有唯物主义思想性质的革命来说，显然是不能被容忍的。然而诗歌还是在当时受到了革命阵营的极大欢迎，诗人也因而“载入了新的、革命的俄罗斯的史册”，成为十月革命后仍然受到欢迎的象征派诗人，尽管当时招致了不少其他诗人的指责和怒骂，朋友的绝交，甚至被称为“叛徒”。在这部看似具有布尔什维克精神的作品里，采用的也多是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写作方式。诗的第一节中，夜、雪、风、房子、长绳所系的标语“全部政权归于制宪会议”、资本家、雄辩士、神父、贵太太、妓女、流浪汉等等，所有这些都为诗歌描画了一个驳杂的舞台背景，而这就是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在1918年1月的彼得堡，在暴风雪吹刮的夜晚，社会上不同阶级、不同身份的人们在萧条的街道上，展现的一幅凄惶、咒怨、焦躁、胆怯、心虚、麻木不仁以及肮脏、淫秽的历史画面，纷乱晦暗但真实得刺眼。随后出现的由十二个“嘴里——衔着蹩脚的烟卷，军帽乱戴着，/背上应该绣上红方块爱司的花样”的背着枪的赤卫队员组成的巡逻队和他们追杀叛徒的场景，紧急状态时候涅夫斯基钟楼上空的寂静，没落的资本家及其身旁的癞皮狗等等，也都在向时人及后人展映着革命风暴中的惊涛骇浪。
诗歌内容的历史性与现实性深深触动了读者敏感的神经。毫无疑问，这就是十月革命风暴的现实场景。在这场景之上，十二个赤卫队员徜徉于街头，迎着风雪向前，“自由，自由，/唉，唉，没有十字架啦”，是他们没有宗教信仰而内心狂野的喧嚎；“特拉——嗒——嗒”，甚至更急促的“特拉——嗒拉拉——嗒——嗒——嗒——嗒”，是他们射向敌人、叛徒和“粗笨”的俄罗斯的愤怒的枪声；“四周围是——火，火，火……/枪上的皮带——背好它……”是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中，熊熊燃烧的向压迫者复仇的怒火，也是在疾速的革命风暴中拿起武器、子弹上膛的铿锵号子；“坚持着革命的步伐吧！/永不休息的敌人不会打瞌睡”，是人民对战斗人员发自内心的鼓舞和对敌人时刻保持警惕的呼吁。反复咏叹的歌调，奏响了革命向前进军的嘹亮号角。只要听到这急促有力、反复回旋的调子，谁人内心不生起昂扬的激情？还有第三节诗整个采自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鼓动孩子抛下头颅去为赤卫队服务，处在残破的现实中但向往甜蜜的生活，“我们要叫所有的资产阶级吃吃苦，/我们要煽起世界的大火，/那血中的世界的大火——/主呀，求你庇护”，是发自人民内心深处的充满咒怨的怒号。追杀叛徒的刺激，误杀情人的血腥，战斗时人性的虚无与狂暴——生命就掌握在他们手上，死亡就表露在他们眼前——革命的残酷斗争如此赤裸裸地冲击着读者的耳目。革命是流血的革命，除了自己人的，还有敌人的。死亡和血腥为诗歌的“革命”主题增加了强烈的质感——冰冷的质感。真正具有革命精神的人是从不惧怕死亡的，他们总是在危险中，迎着风雪，坚持着革命的步伐，高唱着“前进，前进，前进，/劳动的人民！”
对当时现实的吟咏和高唱，恰如其分地镶嵌进了历史所转过的那一刻。没有人会拒绝说这是对革命景况的现实主义的记录。就连诗人自己也曾声称：“《十二个》无论如何都是我的最好的作品。因为我是生活在现实之中。”而且现实主义也从不拒绝象征和比喻。正如诗人所喜欢的英国历史学家兼哲学家卡莱尔所说的民主在暴风雨中走来，俄罗斯也正在经受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雪。长诗在风雪中开始，又在风雪中结束。这风雪就象征着革命的风暴，将会席卷整个俄国的黑暗现实，当然暴风雪也会迷蒙人的眼睛：“大家都彼此看不见呀！/虽然只隔着四步路！”“雪风遮得看不见他。” 在当时，革命并未及时展现其后来所应有的面貌。紧跟在巡逻队伍后面跛脚的癞皮狗，正是旧世界在垂死之际所能展现的唯一的贪婪、凶恶。它尽管受到战斗者的威吓，却依然紧紧跟随着革命的队伍前进，妄图伺机反扑——这就是敌人！革命似乎处在“前后夹击、进退维谷”的危险之境。人们虽已看到东方升起的启明星，却还未能充分感受到旭日驱散大地所有黑暗的畅快与舒适。
然而，革命最大的“隐患”似乎还是存在于革命的战斗主体——十二个赤卫队员身上。从他们的外形来推测，他们肯定都是一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愚昧无知”的“人民”，是真正的流氓无产者；他们以前可能是无业者、流浪汉、酗酒者等等，有人甚至经常和妓女厮混，比如其中的彼特鲁哈。他们现在成了赤卫队员——革命的战斗者，然而内心里对这次革命所包含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崇高的正义性和理想性，未必就能马上领悟。从一个饱受压迫的人的狭隘的心理出发，革命为他提供的是一个对压迫者发泄仇恨的机会，是夺回心爱的情人、满足情欲的机会，是能够摆脱贫穷而享受富人生活的机会，甚至为他提供的是一个满足其破坏欲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像革命——首先是“破”，其次才是“立”——的必然规律一样。朴素的人们是善于从自己最直接的需要出发的。 十二个赤卫队员巡逻在大街上，拿着枪，随时准备向敌人迎头痛击。诗歌的第四节和第五节，以彼特鲁哈的口吻叙述了叛徒凡尼卡和自己的情人卡奇卡纠缠在一起的情景，他回想着卡奇卡，内心充满了嫉妒和恼恨，并最终燃起向他们复仇的怒火——“唉，唉，犯罪吧！/从此我才能安心！”他决定以复仇的方式来平静自己的内心，而这种行为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将为革命铲除一个叛徒。然而事与愿违，凡尼卡逃跑了，卡奇卡却死在了昔日情人彼特鲁哈的枪下。他们十二个人又重新上路，然而彼特鲁哈“心里总不愉快……”在同志的追问下，他坦白了他还依然爱着卡奇卡，并为她的死而悔恨不已，“我一时心急就杀死了她……唉！”作为一个战斗者，彼特鲁哈是为了崇高的事业而失去了自己心爱的情人，这是他为革命作出的巨大牺牲，他牺牲了除自己生命外最可贵的爱情。对于任何一个有着正常情感的人来说，这都是生命历程中难以承受的悲痛，是个人深重的悲剧。可以想见，个人在面对一项带有集体性的事务时（比如革命）是会有牺牲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隐约地从彼特鲁哈的鲁莽行为中透露了出来。
然而在同志的激励下，“他又快活起来了……”也许是“我们的负担还要更重”在他内心唤起了崇高感，或者干脆是“今后寻乐并没有罪呀！”“抢掠”和“游逛”的放纵行为所带来的快感，似乎更能有力地冲淡这群粗鲁的人的干瘪而肤浅的忧伤。“我总有一个时候/快乐，快乐……//我总要在头上/搔痒，搔痒……//我总要把瓜子儿/剥剥，剥剥……//我总要用小刀儿/在你身上划划，划划！……”这也是采自当时流行的民谣，轻快而尖利，正是彼特鲁哈情绪恢复后狂暴而急切心情的写照，他还发出了为了他的情人而喝资本家的血的毒誓。从这里可以窥见，革命的战斗者们无不是直接由仇恨而激发起斗志。具有知识的革命者们应该有着世界精神的“仇恨”，而普通革命战斗者们则多是怀有从个人悲惨的生活遭际衍生出的直接而具体的仇恨。第九节以资本家和癞皮狗的双重形象证实了仇恨存在的客观性和现实性。仇恨，以及由仇恨所诱发的破坏力量、狂暴情绪是人的自生力的不可遏制的体现。这种自生力有可能导致在前进路上的停滞，甚至倒退。自生力在催化革命瞬间爆发的同时，更与革命的最终目的和理想起着相反的作用，在这里表现为一种非积极因素。诗人在此处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革命激情中过分耀眼的炽光。在第十节中，彼特鲁哈的仇恨得到了他的同志以一种正面、积极的方式的引导。他会感到他的仇恨无论是对所有苦难的同胞还是对自己而言，都是正义的。
最后的两节诗中，“十二个不信仰圣名的人”踏着威武的步伐继续前行，前面有黑暗、风雪的阻挡，后面有“饥饿的狼狗”的蠢蠢欲动，周遭可以感觉到敌人醒来的危险。前进是唯一的出路。可是如何前进？战斗者似乎有那么一刻出现了茫然、怀疑而不知所措，因为他们朝前面摇着红旗的人喊话，要求他投降，并向那人开枪，然而“嗒拉——嗒——嗒！——只有回声/响在房屋的墙壁上……/只有雪风长久地/在白雪堆里狞笑。”他们看不见举着红旗的人，他们在此刻应该是失落的，涣散的。也只有在这时，戴着白色玫瑰花环的耶稣基督出现在他们前面，才是合情合理的。十二个战斗者，像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但是他们不信仰圣名，更像是十二个撒旦，来破坏旧的世界，而新的世界的建立，还需要有更加合理的引导，所以耶稣的出现恰好是引导他们皈依，使他们的行为升华。这里的“耶稣”，仿佛是以一种宗教的暧昧来消解一种人性的暧昧。然而他应是超越宗教意义的，应是“对革命的道义上的支持以及革命的最终目的和理想”，似是要消弭革命及革命者们所具有的卑下的仇恨和崇高的正义的两重性，使之归于一种统一的善。这样的理解可能是比较符合诗人的思想的，因为他认为“同鼓舞人心的道德净化作用相比，十月革命的具体的社会政治意义还在其次”。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诗人虽然是在高唱一曲革命的乐章，但是革命的具体意义只是革命所象征的更高的道德意义所含纳的一部分而已。诗人所主张的革命最终还是以实现道义上的“善”为目的。所以，可以想象鲁迅先生抱着希冀以俄国文学的具体革命精神来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心态，才如此直观地发现诗人表面上的“反顾”和“受伤”。《十二个》在当时俄国产生了巨大反响，对十月革命产生了积极的鼓动作用，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诗歌表面所采用的现实主义手法，以及诗人与俄国现实节奏的紧密衔接。也正因为如此，诗人所一贯主张的象征主义才能以现实而直接的社会历史为依托，融入自己形而上的思考和道德上的崇高理想，并以此来实现对俄罗斯民族及其文化的体认和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