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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笔者利用亲身的经历体验与观察思考，就英国南亚研究的研究环境、研究组织和当前研究课题的特点进行了介绍与分析，寄望于能够推动中国的南亚研究与发展。
过去，作为一名南亚历史方向的学生，现在，作为中国南亚研究学会的一名会员，我对中国的南亚研究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关心。2006年10月，我有幸来到英国牛津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者。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我一直注意观察和思考英国的南亚研究状况，形成了一些看法，提供给大家，寄望于能够促进中国的南亚研究事业。
我对英国南亚研究的看法主要来自我所参加的以下活动。一，在牛津大学，自始至终坚持参加南亚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课程与讲座(包括讨论课、讲演课、系列专题研讨会)；二，尽可能全面参加在牛津召开的有关南亚的大型演讲和专题讨论会；三，先后参加了英国的南亚研究学会11月在巴斯大学举行的专题讨论会和2007年3月在剑桥大学举行的年会；四，在日常学习与生活过程中，与一些印英学者和学生进行的交谈。
牛津大学的南亚研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由于我的专业决定了我对南亚研究的兴趣主要局限在印度，而且侧重于现代印度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而对博大精深的南亚文化涉入很少。这一点，我自己深感遗憾，所以，我称之为侧记。
英国的南亚研究环境
英国人对印度的感情非同一般。印度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是英联邦的成员国之一。成年后的英国人，或者高中生，在选择外出旅游的东方国家时，一般首选印度，而且会多次去印度。所以，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的情感纽带非比寻常。
要了解印度，英国的环境也非同一般。印度独立后宪法规定国家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和印地语。很多学生宁愿选择英语学校而不去印地语学校。英国的BBC广播里，经常能听到印度人的声音，大街上随时随地可见印度人。每每参加南亚方向的课程、讲座、讨论会和大型会议，我都要全面观察一下参加的成员。绝对的情形是，只有我一个人来自中国大陆，有时会有一个香港人，一两个日本人或韩国人，其余都是南亚人和西方人，南亚裔的人绝对能占到三分之二以上。所以，如果要认识和了解印度人，非常容易，但不利的是，很多印裔不如西方人对中国人友善和热情，态度是客气而疏远。我的经验是，以心换心，只要自己诚信、热情、自重，最终绝对会结识两三个印度好朋友。
英国对南亚研究的重视也非同一般，研究力量十分强大。我的最大感触是，英国尤其是牛津的有关南亚的学术活动，会使一个从事南亚研究的人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忙碌、紧张和充实，甚至经常处于兴奋与激动之中。作为发达国家，英国十分重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的研究。牛津大学有很多大型研究课题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如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此外，牛津大学还有一个专门的国际发展系。高校里也经常会遇到印度裔老师。通过有意识的观察，我发现，在英国从事南亚研究的学者中，印度裔占到二分之一。印度学术界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发展中国家首屈一指，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在南亚研究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或在学术界有影响的，或担任全国性的南亚研究组织、大学的研究中心、院系、各种项目负责人的，恰恰都是英国人。例如，在牛津，从事印度政治经济研究的芭芭拉·哈里斯一怀特，从事印度历史研究的朱迪思·布朗，大卫·沃什布鲁克，从事印度历史文化研究的玛丽·欧汉伦等，从侧面反映出印度人在英国的社会地位。有关印度的图书与信息资料比比皆是。牛津市中心的宽街正对着的是1883年建立的印度研究所大楼，房顶四周是栩栩如生的富有印度特色的雕塑，圆形塔顶的尖端屹立着正稳步行走的金色大象——印度的國家象征，与周围浓郁的基督教雕塑形成鲜明对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这座大楼的正门上方的一块石头上，至今保留着19世纪雕刻的Indian Institute(印度研究所)字样。这种独一无二的现象充分反映出牛津的印度研究出类拔萃。这座大楼一度成为校机关的办公楼，现在是历史系的办公楼。被迁出的印度研究图书馆现位于新博德利图书馆(New Bodleian Library)，属于牛津大学总图书馆的一个分馆，于1886年设立。其藏书之全面与丰富，让我感觉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最明显的是，英国的各种组织和大学的有关南亚的奖学金项目专门为南亚人设立。例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南亚研究项目奖学金、牛津的南亚研究奖学金项目、英国南亚研究协会的奖学金项目都只为南亚人提供，而且南亚人加入该协会的会员费大约是通常个人会员费的一半。即使比较开放的英国南亚研究学会，其年会奖学金(bursary)的规定是，只提供给那些论文被接受的南亚人。这些都令我这个从事南亚研究的中国学者感到非常郁闷。
英国南亚研究学会和南亚研究协会
关于这两个组织的一些信息，感兴趣的学者可以通过网站了解。我则通过与它们的实际接触和了解产生了一些看法。
关于南亚研究学会。成立于1986年的英国南亚研究学会(BASAS)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明显的商业性运作，二是广泛深入的学术组织与引导。这两个特点密切结合在一起。
明显的商业性运作首先体现在组织的成员构成上。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无论你的背景如何，只要填写申请表，缴纳年费，就可成为会员。作为会员，不仅订购其《当代南亚研究》杂志可以打折，而且会定期收到学会发来的各种有关南亚研究的信息资料。第二，体现在资金来源上。英国南亚研究学会积极争取基金会的长期资助，每次会议结束后的招待会分别由不同的组织提供资助。现在的资助者主要是尼尔曼基金会(Nirman Foun-dation)。该基金会的资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每年的年会有一个该基金会资助的年度演讲，成为年会议程的一部分，相对于其他议程，该演讲的场所、规格等均高出一筹。另一个方面是，年会的博士生奖励也由该基金会提供资助。第三，体现在会议场所的布置上。在会议的报到和讨论及吃饭与喝咖啡的场所外的大厅里，摆放了至少三家与南亚研究相关的著名出版社的宣传单及其出版的南亚研究的杂志和书籍。第四，如果你要入会，在参加年会时缴纳一半的会员费，就可成为会员。第五，会议结束后有一次全体入会者的大会，除了颁发奖金外，专门讨论下一年度学会的发展及研究主题。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们主要探讨如何获得研究资助，如何成立新的学术委员会来组织各种课题研究组以从各种渠道获得研究资金。
广泛深入的学术组织与引导。首先，英国南亚研究学会的年会只有论文被接受者方能参会，但是会议的开放性极强。学会提前在网站上发出征集论文的广告，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无论什么背景，只要提出的讨论专题能被接受，只要提交的论文提纲能够被专题讨论组的负责人接受，或被该 次会议的组织者接受为独立论文，就有资格参会。2007年的剑桥年会，参加者就分别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挪威等国。
其次，会议的讨论专题既广泛又集中。广泛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包括了南亚的所有国家，而且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专题讨论小组，或在某些专题讨论小组中囊括了几个国家的论文发言，二是会议的专题讨论小组非常多，同一个时段至少有三个同时进行的专题讨论组，每个专题讨论组至少有三位发言人，一位组织者。集中性也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体现在对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体现出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关注。这次剑桥年会有两点令我印象深刻，一是对阿富汗问题的关注，有两个专题讨论小组是关于阿富汗的，美国学者尤其关注阿富汗问题，二是对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很多讨论专题是关于非政府组织的。
最后，注意吸收和培养从事南亚研究的学生。在会议召开期间，学会召开成员大会，从论文被选中的博士生中选举出该次年会的获奖者，而且，获奖者的论文将在学会出版的杂志《当代南亚》上发表。另外，论文被接受的博士生申请年会奖学金的成功机率非常高。
会议召开期间，至少有两次高规格的演讲。2007年的剑桥年会，就有巴基斯坦驻英国的高级专员和挪威南亚研究学会会长分别发表演讲。
另外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是南亚研究协会(SSAS)。协会的历史久于学会，成立于1972年。我在牛津日常参与的一些系列讲座都是由该组织的成员组织或主持的，我还参加过该组织的一个专题研究小组“现代早期的南亚”在牛津大学举办的系列研讨活动，包括连续两天的专题讨论会和随后的小组讨论会。
我对该组织的最大感触是，这个组织明显属于一个高级别的实实在在的南亚研究学术团体。说它级别高，是因为它不仅与英国政府的最高学术机构——英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关系密切，也不仅因为它与各种愿意资助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财团联系渠道广泛，更主要的是因为协会成员都是在南亚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人。例如，“现代早期的南亚”研究小组的玛丽·欧汉伦教授是牛津大学新近授予的大学院士，牛津大学的校长彭定康亲自为她主持了隆重的就职演讲。所以，尽管各种机构和个人只要交纳会员费都可以加入该组织，但南亚研究协会的主体会员都是南亚研究的学术精英。他们都积极参与各种有关南亚的学术研究活动。
该组织由各种专题的自主研究小组构成。这些研究小组被称为有效的思想库。它们不仅获得协会的资助，而且在协会的帮助和运作下能与相关的资助机构和团体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保证充足的研究资金。一个研究小组就是从事一个大型研究项目的研究团体。在协会的组织下，这些研究小组的研究课题在不断更新。
该协会有各种名目的学术研究基金，包括研究小组基金、项目发展基金、项目基金、学界交流计划、语言学习基金、学术会议基金，甚至有专门为学生提供的实地考察基金。当然，只有英国居民才能申请这些基金。该协会的杂志名为《南亚研究》，与我们中国一样，但一年只出一期。协会还组织出版专著，以及临时性会议、讨论会的论文集。它与南亚建立起了实实在在的、非常紧密的联系圈。比如在印度的很多地方建立起了联系圈，分别与研究所或机构或图书馆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便于英国学者到这些地方进行调研和考察。同时，它与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加拿大的南亚研究所和大学的学术联系相当频繁。当然，这与西方学者的流动性强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很多研究南亚的学者，原来在英国的大学任教，现在则在美国的大学任教，反之亦然。所以，英国南亚研究的学术圈总是在不断扩大。
由此，我想到了南亚研究的力量整合問题。应该说，英国的南亚研究的学术力量之整合非常成功。全国性的组织团体之间联系密切。全国几个南亚研究力量比较强的高校之间联系紧密，如伦敦亚非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即是如此。各个单位的南亚研究学者相互参与对方的学术活动、做报告和演讲，而且各个单位的学术活动等方面的信息也都相互通报。牛津大学有很多的院系和研究所与中心。牛津大学的制度非常独特，每一位老师都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某一个系或所或中心的成员，代表着专业方向，另一个身份是学院的成员，各种人事关系都属于学院的管辖范围之内，学生亦然。所以，很多南亚研究的学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学院和系所。但凡从事南亚研究的人都集中于一个南亚研究中心，该中心每学期要散发一本小册子，内容包括介绍目前在牛津从事南亚研究的学者及其研究方向，该学期关于南亚的讨论课、讲演课、系列专题研讨会和重大事件，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目前英国南亚研究的课题特点
(一)细致的案例研究与必不可少的实地考察
与中国学术界的关注点不同，英国的南亚研究非常侧重案例。牛津大学研究南亚政治的南迪妮·古普塔博士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研究全印的环境运动还是哪个地方的环境运动。一年三个学期中，我参加了各种讨论会，几乎看不到那种全面的研究，即使看似一个全国性的题目，但只是就某一地方的案例做深入细致的探讨分析。如果就同一问题询问他们印度其他地方的情况，他们往往坦然告诉你不知道，即使他们是来自印度的访问。学者或在英国教书的印裔学者。他们总是说，印度这么大，根本无法了解那么多。这一点与我们国内的南亚研究正好相反。我们一直强调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多元的国家，但我们往往没有细致地研究印度的多元层面，而总是研究宏观层面。这在英国研究南亚的学者看来，在印度人看来，至少不够深入而准确。但我想，对我们来讲，需要的是两者的结合。
在细致的案例研究中，有几个地区受到他们的特别重视。一个是对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研究。例如，牛津大学的一个系列“当代南亚研讨会”，每周一次，一个学期共八周，至少有两次谈到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人文的发展变化。在剑桥的南亚研究年会中，挪威的南亚研究学会会长专门做了关于喜玛拉雅地区经济地理变迁的演讲。英国的南亚研究协会也把喜马拉雅地区作为一个要建立专门联系圈的单独区域。每每听到这些演讲与报告，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总有一些伤感。我们中国不承认阿鲁纳恰尔邦，我们的南亚研究学会开会时，总要探讨中印对这片领土的争端，可是，我们对那个地方的了解又有多少?包括人民、地理环境、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我们该如何建设性地帮助中国政府实际解决问题呢?第二个受到他们重视的地区是西孟加拉。我们知道，西孟加拉由左翼政党执政达三十年，毛主义或纳萨尔巴里运动在此影响很大。另外，在印度各邦中，左翼政党执政的邦，如西孟加拉和喀拉拉，人文发展水平很高，公民社会发达，非政府组织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非常活跃，所以，无论学校里的讲座，还是年会中的论文，凡是牵扯到左翼政治和公民社会的，都离不开西孟加拉。据我了解， 牛津大学至少有三位博士生的论文，主要是关于西孟加拉地区的研究。他们侧重研究西孟加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牛津的很多印度学生、印度裔老师，甚至学习南亚专业的白人学生，都会讲孟加拉语。
与细致的案例研究相对应，令我感触很深的是，英国的南亚研究离不开实地考察。一名一年级的博士生专门研究西孟加拉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去过印度六次，调查过西孟加拉的近100个非政府组织。他的计划是，在最后的写作完成前，他年年都要去印度。当然，他们有很多渠道获得实地考察的资助，有基金会，也有学校等各种组织机构。与他们相比较，就我本人来说，从成为南亚方向的博士生开始，我就一直从事印度的学习与研究，然而，我从来没有机会去印度进行实地考察。来到英国后，每当我告诉别人我的研究方向是印度时，他们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去过印度吗?”而当我与研究印度的人或来自印度的人说起我的研究领域时，他们总是直接就与你谈论起印度，压根想不到我没有去过印度。每当此时，我都感到汗颜。如此这般，我们如何向世界级的研究水平靠近?
(二)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
传统的学科专业领域的研究已经近乎饱和，国际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这从英国的南亚研究课题和兴趣点可以明显看出。
以对现代早期的南亚的跨学科研究为例。牛津的历史研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对南亚历史的研究纳入了英帝国的历史研究中。然而，这一研究跨出了传统史学所侧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史的范畴，重点放在科技史、文化史、学术史方面，研究方法也超越了传统史学的史料考证等方法，加强了对那个时代的绘画、雕塑等材料的挖掘研究，从而真实而全面地展现当时那段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再以对种姓制度的研究为例。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召开了一天的专题讨论会，主题是印度的种姓、政治与经济。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的最大特征，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这次的讨论小组就对与种姓特别是贱民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法律等领域的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案例研究与宏观分析。尽管国内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文章与著作汗牛充栋，然而，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我们的研究似乎一直是隔靴搔痒，沒有深入到具体而确切的层面。比如，最关键的问题，印度的种姓制度到底有没有弱化，弱化的程度到底如何?国际发展系的芭芭拉教授试图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做出分析，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由此可见，当今的学术研究，仅仅靠几个例子和一些简单的逻辑推理，无法令人感到十分信服。所以，我们的南亚研究应该吸收其他学科专业的新鲜知识。
(三)对南亚政治经济的研究重点
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很多，有关于印度民主的，有关于全球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的，也有关于种姓、贫困与社会公正的。
学术界一直在探讨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那么，印度人自己如何看待他们的民主呢?海外的很多印度学者纷纷研究印度的民主，尤其是印度民主的实际运作情况，提出各种不同的评价。英国一年有三个学期，仅一个学期中，一次是全校性的著名演讲，一次是一个系列研讨会中的主题发言，都深入细致地探讨印度的民主。选修南亚政治的学生，无论课上还是课下，也都激烈地争论印度的民主到底如何。当然，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我想，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对印度民主的正确评价。
关于全球化与印度的研究。我们国内的全球化研究似乎一直在做宏观的东西，而英国的全球化研究已进入了实际的操作层次。比如，有一个连续两天的专题讨论会，探讨的主题是全球化与工厂，与会学者们分析了全球化对工会政治、生产组织、工人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影响。南迪妮博士专门研究了全球化与印度加尔各答的工厂政治的全方位互动关系。另外，为了让国际学术界了解印度，也为了使印度更好地融入全球化，印度政府的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工商业部长先后应邀来到牛津大学，就全球化问题发表演讲，接受听众的提问，并出席招待会。
有关南亚文化研究的具体情况，由于本人的专业兴趣所限，有待专门从事南亚文化研究的学者予以补充。
过去，作为一名南亚历史方向的学生，现在，作为中国南亚研究学会的一名会员，我对中国的南亚研究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关心。2006年10月，我有幸来到英国牛津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者。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我一直注意观察和思考英国的南亚研究状况，形成了一些看法，提供给大家，寄望于能够促进中国的南亚研究事业。
我对英国南亚研究的看法主要来自我所参加的以下活动。一，在牛津大学，自始至终坚持参加南亚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课程与讲座(包括讨论课、讲演课、系列专题研讨会)；二，尽可能全面参加在牛津召开的有关南亚的大型演讲和专题讨论会；三，先后参加了英国的南亚研究学会11月在巴斯大学举行的专题讨论会和2007年3月在剑桥大学举行的年会；四，在日常学习与生活过程中，与一些印英学者和学生进行的交谈。
牛津大学的南亚研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由于我的专业决定了我对南亚研究的兴趣主要局限在印度，而且侧重于现代印度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而对博大精深的南亚文化涉入很少。这一点，我自己深感遗憾，所以，我称之为侧记。
英国的南亚研究环境
英国人对印度的感情非同一般。印度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是英联邦的成员国之一。成年后的英国人，或者高中生，在选择外出旅游的东方国家时，一般首选印度，而且会多次去印度。所以，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的情感纽带非比寻常。
要了解印度，英国的环境也非同一般。印度独立后宪法规定国家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和印地语。很多学生宁愿选择英语学校而不去印地语学校。英国的BBC广播里，经常能听到印度人的声音，大街上随时随地可见印度人。每每参加南亚方向的课程、讲座、讨论会和大型会议，我都要全面观察一下参加的成员。绝对的情形是，只有我一个人来自中国大陆，有时会有一个香港人，一两个日本人或韩国人，其余都是南亚人和西方人，南亚裔的人绝对能占到三分之二以上。所以，如果要认识和了解印度人，非常容易，但不利的是，很多印裔不如西方人对中国人友善和热情，态度是客气而疏远。我的经验是，以心换心，只要自己诚信、热情、自重，最终绝对会结识两三个印度好朋友。
英国对南亚研究的重视也非同一般，研究力量十分强大。我的最大感触是，英国尤其是牛津的有关南亚的学术活动，会使一个从事南亚研究的人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忙碌、紧张和充实，甚至经常处于兴奋与激动之中。作为发达国家，英国十分重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的研究。牛津大学有很多大型研究课题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如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此外，牛津大学还有一个专门的国际发展系。高校里也经常会遇到印度裔老师。通过有意识的观察，我发现，在英国从事南亚研究的学者中，印度裔占到二分之一。印度学术界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发展中国家首屈一指，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在南亚研究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或在学术界有影响的，或担任全国性的南亚研究组织、大学的研究中心、院系、各种项目负责人的，恰恰都是英国人。例如，在牛津，从事印度政治经济研究的芭芭拉·哈里斯一怀特，从事印度历史研究的朱迪思·布朗，大卫·沃什布鲁克，从事印度历史文化研究的玛丽·欧汉伦等，从侧面反映出印度人在英国的社会地位。有关印度的图书与信息资料比比皆是。牛津市中心的宽街正对着的是1883年建立的印度研究所大楼，房顶四周是栩栩如生的富有印度特色的雕塑，圆形塔顶的尖端屹立着正稳步行走的金色大象——印度的國家象征，与周围浓郁的基督教雕塑形成鲜明对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这座大楼的正门上方的一块石头上，至今保留着19世纪雕刻的Indian Institute(印度研究所)字样。这种独一无二的现象充分反映出牛津的印度研究出类拔萃。这座大楼一度成为校机关的办公楼，现在是历史系的办公楼。被迁出的印度研究图书馆现位于新博德利图书馆(New Bodleian Library)，属于牛津大学总图书馆的一个分馆，于1886年设立。其藏书之全面与丰富，让我感觉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最明显的是，英国的各种组织和大学的有关南亚的奖学金项目专门为南亚人设立。例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南亚研究项目奖学金、牛津的南亚研究奖学金项目、英国南亚研究协会的奖学金项目都只为南亚人提供，而且南亚人加入该协会的会员费大约是通常个人会员费的一半。即使比较开放的英国南亚研究学会，其年会奖学金(bursary)的规定是，只提供给那些论文被接受的南亚人。这些都令我这个从事南亚研究的中国学者感到非常郁闷。
英国南亚研究学会和南亚研究协会
关于这两个组织的一些信息，感兴趣的学者可以通过网站了解。我则通过与它们的实际接触和了解产生了一些看法。
关于南亚研究学会。成立于1986年的英国南亚研究学会(BASAS)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明显的商业性运作，二是广泛深入的学术组织与引导。这两个特点密切结合在一起。
明显的商业性运作首先体现在组织的成员构成上。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无论你的背景如何，只要填写申请表，缴纳年费，就可成为会员。作为会员，不仅订购其《当代南亚研究》杂志可以打折，而且会定期收到学会发来的各种有关南亚研究的信息资料。第二，体现在资金来源上。英国南亚研究学会积极争取基金会的长期资助，每次会议结束后的招待会分别由不同的组织提供资助。现在的资助者主要是尼尔曼基金会(Nirman Foun-dation)。该基金会的资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每年的年会有一个该基金会资助的年度演讲，成为年会议程的一部分，相对于其他议程，该演讲的场所、规格等均高出一筹。另一个方面是，年会的博士生奖励也由该基金会提供资助。第三，体现在会议场所的布置上。在会议的报到和讨论及吃饭与喝咖啡的场所外的大厅里，摆放了至少三家与南亚研究相关的著名出版社的宣传单及其出版的南亚研究的杂志和书籍。第四，如果你要入会，在参加年会时缴纳一半的会员费，就可成为会员。第五，会议结束后有一次全体入会者的大会，除了颁发奖金外，专门讨论下一年度学会的发展及研究主题。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们主要探讨如何获得研究资助，如何成立新的学术委员会来组织各种课题研究组以从各种渠道获得研究资金。
广泛深入的学术组织与引导。首先，英国南亚研究学会的年会只有论文被接受者方能参会，但是会议的开放性极强。学会提前在网站上发出征集论文的广告，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无论什么背景，只要提出的讨论专题能被接受，只要提交的论文提纲能够被专题讨论组的负责人接受，或被该 次会议的组织者接受为独立论文，就有资格参会。2007年的剑桥年会，参加者就分别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挪威等国。
其次，会议的讨论专题既广泛又集中。广泛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包括了南亚的所有国家，而且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专题讨论小组，或在某些专题讨论小组中囊括了几个国家的论文发言，二是会议的专题讨论小组非常多，同一个时段至少有三个同时进行的专题讨论组，每个专题讨论组至少有三位发言人，一位组织者。集中性也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体现在对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体现出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关注。这次剑桥年会有两点令我印象深刻，一是对阿富汗问题的关注，有两个专题讨论小组是关于阿富汗的，美国学者尤其关注阿富汗问题，二是对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很多讨论专题是关于非政府组织的。
最后，注意吸收和培养从事南亚研究的学生。在会议召开期间，学会召开成员大会，从论文被选中的博士生中选举出该次年会的获奖者，而且，获奖者的论文将在学会出版的杂志《当代南亚》上发表。另外，论文被接受的博士生申请年会奖学金的成功机率非常高。
会议召开期间，至少有两次高规格的演讲。2007年的剑桥年会，就有巴基斯坦驻英国的高级专员和挪威南亚研究学会会长分别发表演讲。
另外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是南亚研究协会(SSAS)。协会的历史久于学会，成立于1972年。我在牛津日常参与的一些系列讲座都是由该组织的成员组织或主持的，我还参加过该组织的一个专题研究小组“现代早期的南亚”在牛津大学举办的系列研讨活动，包括连续两天的专题讨论会和随后的小组讨论会。
我对该组织的最大感触是，这个组织明显属于一个高级别的实实在在的南亚研究学术团体。说它级别高，是因为它不仅与英国政府的最高学术机构——英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关系密切，也不仅因为它与各种愿意资助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财团联系渠道广泛，更主要的是因为协会成员都是在南亚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人。例如，“现代早期的南亚”研究小组的玛丽·欧汉伦教授是牛津大学新近授予的大学院士，牛津大学的校长彭定康亲自为她主持了隆重的就职演讲。所以，尽管各种机构和个人只要交纳会员费都可以加入该组织，但南亚研究协会的主体会员都是南亚研究的学术精英。他们都积极参与各种有关南亚的学术研究活动。
该组织由各种专题的自主研究小组构成。这些研究小组被称为有效的思想库。它们不仅获得协会的资助，而且在协会的帮助和运作下能与相关的资助机构和团体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保证充足的研究资金。一个研究小组就是从事一个大型研究项目的研究团体。在协会的组织下，这些研究小组的研究课题在不断更新。
该协会有各种名目的学术研究基金，包括研究小组基金、项目发展基金、项目基金、学界交流计划、语言学习基金、学术会议基金，甚至有专门为学生提供的实地考察基金。当然，只有英国居民才能申请这些基金。该协会的杂志名为《南亚研究》，与我们中国一样，但一年只出一期。协会还组织出版专著，以及临时性会议、讨论会的论文集。它与南亚建立起了实实在在的、非常紧密的联系圈。比如在印度的很多地方建立起了联系圈，分别与研究所或机构或图书馆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便于英国学者到这些地方进行调研和考察。同时，它与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加拿大的南亚研究所和大学的学术联系相当频繁。当然，这与西方学者的流动性强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很多研究南亚的学者，原来在英国的大学任教，现在则在美国的大学任教，反之亦然。所以，英国南亚研究的学术圈总是在不断扩大。
由此，我想到了南亚研究的力量整合問题。应该说，英国的南亚研究的学术力量之整合非常成功。全国性的组织团体之间联系密切。全国几个南亚研究力量比较强的高校之间联系紧密，如伦敦亚非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即是如此。各个单位的南亚研究学者相互参与对方的学术活动、做报告和演讲，而且各个单位的学术活动等方面的信息也都相互通报。牛津大学有很多的院系和研究所与中心。牛津大学的制度非常独特，每一位老师都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某一个系或所或中心的成员，代表着专业方向，另一个身份是学院的成员，各种人事关系都属于学院的管辖范围之内，学生亦然。所以，很多南亚研究的学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学院和系所。但凡从事南亚研究的人都集中于一个南亚研究中心，该中心每学期要散发一本小册子，内容包括介绍目前在牛津从事南亚研究的学者及其研究方向，该学期关于南亚的讨论课、讲演课、系列专题研讨会和重大事件，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目前英国南亚研究的课题特点
(一)细致的案例研究与必不可少的实地考察
与中国学术界的关注点不同，英国的南亚研究非常侧重案例。牛津大学研究南亚政治的南迪妮·古普塔博士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研究全印的环境运动还是哪个地方的环境运动。一年三个学期中，我参加了各种讨论会，几乎看不到那种全面的研究，即使看似一个全国性的题目，但只是就某一地方的案例做深入细致的探讨分析。如果就同一问题询问他们印度其他地方的情况，他们往往坦然告诉你不知道，即使他们是来自印度的访问。学者或在英国教书的印裔学者。他们总是说，印度这么大，根本无法了解那么多。这一点与我们国内的南亚研究正好相反。我们一直强调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多元的国家，但我们往往没有细致地研究印度的多元层面，而总是研究宏观层面。这在英国研究南亚的学者看来，在印度人看来，至少不够深入而准确。但我想，对我们来讲，需要的是两者的结合。
在细致的案例研究中，有几个地区受到他们的特别重视。一个是对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研究。例如，牛津大学的一个系列“当代南亚研讨会”，每周一次，一个学期共八周，至少有两次谈到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人文的发展变化。在剑桥的南亚研究年会中，挪威的南亚研究学会会长专门做了关于喜玛拉雅地区经济地理变迁的演讲。英国的南亚研究协会也把喜马拉雅地区作为一个要建立专门联系圈的单独区域。每每听到这些演讲与报告，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总有一些伤感。我们中国不承认阿鲁纳恰尔邦，我们的南亚研究学会开会时，总要探讨中印对这片领土的争端，可是，我们对那个地方的了解又有多少?包括人民、地理环境、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我们该如何建设性地帮助中国政府实际解决问题呢?第二个受到他们重视的地区是西孟加拉。我们知道，西孟加拉由左翼政党执政达三十年，毛主义或纳萨尔巴里运动在此影响很大。另外，在印度各邦中，左翼政党执政的邦，如西孟加拉和喀拉拉，人文发展水平很高，公民社会发达，非政府组织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非常活跃，所以，无论学校里的讲座，还是年会中的论文，凡是牵扯到左翼政治和公民社会的，都离不开西孟加拉。据我了解， 牛津大学至少有三位博士生的论文，主要是关于西孟加拉地区的研究。他们侧重研究西孟加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牛津的很多印度学生、印度裔老师，甚至学习南亚专业的白人学生，都会讲孟加拉语。
与细致的案例研究相对应，令我感触很深的是，英国的南亚研究离不开实地考察。一名一年级的博士生专门研究西孟加拉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去过印度六次，调查过西孟加拉的近100个非政府组织。他的计划是，在最后的写作完成前，他年年都要去印度。当然，他们有很多渠道获得实地考察的资助，有基金会，也有学校等各种组织机构。与他们相比较，就我本人来说，从成为南亚方向的博士生开始，我就一直从事印度的学习与研究，然而，我从来没有机会去印度进行实地考察。来到英国后，每当我告诉别人我的研究方向是印度时，他们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去过印度吗?”而当我与研究印度的人或来自印度的人说起我的研究领域时，他们总是直接就与你谈论起印度，压根想不到我没有去过印度。每当此时，我都感到汗颜。如此这般，我们如何向世界级的研究水平靠近?
(二)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
传统的学科专业领域的研究已经近乎饱和，国际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这从英国的南亚研究课题和兴趣点可以明显看出。
以对现代早期的南亚的跨学科研究为例。牛津的历史研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对南亚历史的研究纳入了英帝国的历史研究中。然而，这一研究跨出了传统史学所侧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史的范畴，重点放在科技史、文化史、学术史方面，研究方法也超越了传统史学的史料考证等方法，加强了对那个时代的绘画、雕塑等材料的挖掘研究，从而真实而全面地展现当时那段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再以对种姓制度的研究为例。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召开了一天的专题讨论会，主题是印度的种姓、政治与经济。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的最大特征，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这次的讨论小组就对与种姓特别是贱民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法律等领域的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案例研究与宏观分析。尽管国内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文章与著作汗牛充栋，然而，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我们的研究似乎一直是隔靴搔痒，沒有深入到具体而确切的层面。比如，最关键的问题，印度的种姓制度到底有没有弱化，弱化的程度到底如何?国际发展系的芭芭拉教授试图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做出分析，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由此可见，当今的学术研究，仅仅靠几个例子和一些简单的逻辑推理，无法令人感到十分信服。所以，我们的南亚研究应该吸收其他学科专业的新鲜知识。
(三)对南亚政治经济的研究重点
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很多，有关于印度民主的，有关于全球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的，也有关于种姓、贫困与社会公正的。
学术界一直在探讨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那么，印度人自己如何看待他们的民主呢?海外的很多印度学者纷纷研究印度的民主，尤其是印度民主的实际运作情况，提出各种不同的评价。英国一年有三个学期，仅一个学期中，一次是全校性的著名演讲，一次是一个系列研讨会中的主题发言，都深入细致地探讨印度的民主。选修南亚政治的学生，无论课上还是课下，也都激烈地争论印度的民主到底如何。当然，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我想，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对印度民主的正确评价。
关于全球化与印度的研究。我们国内的全球化研究似乎一直在做宏观的东西，而英国的全球化研究已进入了实际的操作层次。比如，有一个连续两天的专题讨论会，探讨的主题是全球化与工厂，与会学者们分析了全球化对工会政治、生产组织、工人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影响。南迪妮博士专门研究了全球化与印度加尔各答的工厂政治的全方位互动关系。另外，为了让国际学术界了解印度，也为了使印度更好地融入全球化，印度政府的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工商业部长先后应邀来到牛津大学，就全球化问题发表演讲，接受听众的提问，并出席招待会。
有关南亚文化研究的具体情况，由于本人的专业兴趣所限，有待专门从事南亚文化研究的学者予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