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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南民歌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其悠久历史和多元文化造就了民歌的独特性，本文将从浙南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及其民间传统三方面论述其民歌的文化生态环境。
【关键词】多元文化；自然环境；民间传统；独特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浙南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南接福建，东邻东海，相望台湾。现行政区为八市十七县[1]。浙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史记》和《吴越春秋》等古文献中就有关于浙南历史的记载。这些历史或事件是否属实后人无法做出判断，但是，有关浙南古代人民真实生活状态却有明确记录，那就是民歌。
浙南民歌真实地记录了浙南百姓的生活、生产及劳动状况，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这与当地的文化生态环境密不可分，本文试从自然环境、文化背景以及民间传统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自然环境
浙南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多山地、丘陵，平原面积小，且较为零散，主河流为瓯江。多山少地、隔山背海的地理环境，是形成浙南多元文化的根源，浙南集农耕、渔猎、商贸文化于一体。
复杂的地理环境成就了浙南人民多样化的劳动生产方式。浙南自西北向东南呈梯形倾斜，有东南沿海的产粮区，有山地丘陵的经济类作物区，而海洋渔业和海岛渔村的繁荣商贸，将浙南文化推向海内外。
复杂的地理环境是民歌体裁多样化的主要原因。隔山而唱的对山歌则成为两地居民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的途径；唱山歌还可以为山民壮胆、抚慰心灵。所以，山歌是山地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渔民来说，海洋既孕育着希望，又象征着死亡。高度危险的海洋作业，让渔民对其充满了敬畏。大自然赋予他们出海渔猎的生存方式，为了生存，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出海捕鱼，若是满载而归，便皆大欢喜，全村庆贺，若遇不测，则家人只能为其超度亡灵，于是，渔歌和仪式歌就成为渔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浙南平原生活的百姓既没有山歌也没有渔歌，他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悠然的田歌、牧歌描写了他们赶牛、插秧、收割的劳动情景，看似惬意的乡村生活实则不然。农耕民族靠天时，虽没有高度的危险性，但若天时不利则会出现饥荒，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除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浙南还存在一种被雇佣或被剥削的生活方式。地主强占农民土地，雇佣农民做长工，被雇农民便无暇务农，长此以往，他们由半农半工的雇农转化为完全的雇工；一些贫民孩童也同样被地主剥削，他们成为滩涂拾海鲜的捉涂郎，过着“潮涨吃鲜，潮落点盐”[2]的生活。在工业社会前，还有一批献身于地方建设的工人，他们唱着劳动号子游走于最艰险的地带，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搬运、开山、造船的情景，在没有任何机械工具的情况下，他们仅凭双手和身躯将重物从山下运到山上，而在这个过程中，“一领众和”的号子就起到了统一劳动动作、调节劳动气氛的作用。号子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智慧的创造，伴随社会的工业化，这种体力劳动被机械化工具所替代，而伴随其成长的号子也就渐渐消失了。
从这些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多样化的劳动生产方式是自然的产物，不是人所能选择和改变的，自然给予了人们生产资料，自然给予了人们生存劳动的空间，亦是自然赋予了人们创作艺术的灵感，艺术来源于生活。所以，自然环境是影响民歌体裁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文化背景
浙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多元文化特点，集吴越文化与闽文化为一体。《水经注》有关于上虞县的记载：“亦云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曰上虞’”[3]。《吴越春秋》又有关于大越的记载：“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于此。”[4]历史上三次北人南迁，为吴越带来了中原文化，使吴越文化具有多元化特点。
如今的浙南集吴越文化、闽文化、中原文化、畲文化为一体。“各民族的语言是民族文化的符号系统，是民族识别的标准之一。”浙南为多元文化地区，亦是多方言区，这里不仅有吴方言、闽方言、畲方言，还有官话，即普通话。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5]中《浙江方言分布图》将浙南地区划分为三片吴语区，一片闽语区。浙东沿海属台州片，浙江东南沿海属瓯江片，浙江西南属衢州片，浙南属闽方言片，平阳、泰顺、洞头等沿海渔村为闽南方言，而泰顺、庆元、苍南则为闽东方言。除了吴方言和闽方言，浙南的畲族还有畲语，他们对内部说畲话，对外则说当地方言。“畲话非常接近汉语客家话，是历史上受外来移民语言强烈影响下逐渐形成的。”[6]近现代，于是越来越多的浙南人开始说普通话，他们对外说普通话，对内则说方言。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即方言与普通话混合使用。很多年轻人在说浙南某地方言的时候，会夹杂着普通话，这些多是现代社会的新型词汇。
浙南文化具有普遍性和独立性，普遍性在于文化的趋同，即劳动生产方式、情感、思维等，独立性在于其复杂的方言，即使在多元文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也始终能坚守自己的语言，保留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三、民间传统
浙南民歌与民间传统密不可分，真实地反映了民间的风俗和人民的生活，孔子曾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7]孔子倡导学生读《诗》，也是为了能体察政治和民情。
浙南人民对传统节日比较重视，一些节日活动往往被即兴编唱而记录下来。在现有的民歌中，可以看到，元宵节的灯会活动如猜灯谜、舞龙灯、拜菩萨等；端午节的划龙舟活动；正月间打花鼓、扭秧歌等表演活动。此外，在正月佳节还会有一些沿街乞讨者，他们即兴编唱吉词彩话，乞讨生活，这与奔波忙碌的百姓、坐享其成的财主形成鲜明对比，成为节日中的另一道奇特风景。
民歌伴随着民俗活动而生，民俗活动在民歌的口口相传中得以保存。所以，一些地区的民俗活动较之于古时并无太大差别，但有些地方的传统节日活动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渐渐消失了，但从其地方民歌仍能看到当时的民俗活动情景。所以民歌对于保存和继承民间传统风俗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浙南民歌与祭祀活动密不可分，通过歌曲记录法事的程序和内容。祭祀音乐自古就有，祭祀活动离不开音乐，音乐可渲染气氛，使巫师达到忘我和无我的境界，以沟通神灵；此外，这些歌曲还记录了法事的程序，如何做法、所请神灵以及故事背景等。
此外，浙南地区的婚丧嫁娶歌也成为民歌中的重要部分，尤其是畲族的婚仪歌，如交礼、奉茶、劝酒、对盏等，记录了从提亲、迎亲到嫁娶的详细过程。另有一些歌曲在丧事活动中传唱，以慰藉死者灵魂，保佑死者家属。沿海渔村每年的招魂仪式也离不开音乐，如引魂幡等，都体现了该地区音乐与传统活动的不可分割性。
综上所述，浙南民歌所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是独特的，正是这种独特性造就了独特风格的浙南民歌，复杂的地理环境、多元的文化背景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风俗活动为浙南民歌的内容、种类、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音乐来源于生活，同时，又为生活增添了色彩。浙南民歌生长在这片奇特的土地，同时又为其文化增添了绚丽光彩。
參考文献
[1]浙江分县简志（上）[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省文成县卷[Z].浙江省温州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1988.
[3]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河渠之属，水经注，卷四十，文渊阁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会稽志——会稽续志，卷一，文渊阁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关键词】多元文化；自然环境；民间传统；独特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浙南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南接福建，东邻东海，相望台湾。现行政区为八市十七县[1]。浙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史记》和《吴越春秋》等古文献中就有关于浙南历史的记载。这些历史或事件是否属实后人无法做出判断，但是，有关浙南古代人民真实生活状态却有明确记录，那就是民歌。
浙南民歌真实地记录了浙南百姓的生活、生产及劳动状况，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这与当地的文化生态环境密不可分，本文试从自然环境、文化背景以及民间传统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自然环境
浙南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多山地、丘陵，平原面积小，且较为零散，主河流为瓯江。多山少地、隔山背海的地理环境，是形成浙南多元文化的根源，浙南集农耕、渔猎、商贸文化于一体。
复杂的地理环境成就了浙南人民多样化的劳动生产方式。浙南自西北向东南呈梯形倾斜，有东南沿海的产粮区，有山地丘陵的经济类作物区，而海洋渔业和海岛渔村的繁荣商贸，将浙南文化推向海内外。
复杂的地理环境是民歌体裁多样化的主要原因。隔山而唱的对山歌则成为两地居民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的途径；唱山歌还可以为山民壮胆、抚慰心灵。所以，山歌是山地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渔民来说，海洋既孕育着希望，又象征着死亡。高度危险的海洋作业，让渔民对其充满了敬畏。大自然赋予他们出海渔猎的生存方式，为了生存，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出海捕鱼，若是满载而归，便皆大欢喜，全村庆贺，若遇不测，则家人只能为其超度亡灵，于是，渔歌和仪式歌就成为渔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浙南平原生活的百姓既没有山歌也没有渔歌，他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悠然的田歌、牧歌描写了他们赶牛、插秧、收割的劳动情景，看似惬意的乡村生活实则不然。农耕民族靠天时，虽没有高度的危险性，但若天时不利则会出现饥荒，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除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浙南还存在一种被雇佣或被剥削的生活方式。地主强占农民土地，雇佣农民做长工，被雇农民便无暇务农，长此以往，他们由半农半工的雇农转化为完全的雇工；一些贫民孩童也同样被地主剥削，他们成为滩涂拾海鲜的捉涂郎，过着“潮涨吃鲜，潮落点盐”[2]的生活。在工业社会前，还有一批献身于地方建设的工人，他们唱着劳动号子游走于最艰险的地带，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搬运、开山、造船的情景，在没有任何机械工具的情况下，他们仅凭双手和身躯将重物从山下运到山上，而在这个过程中，“一领众和”的号子就起到了统一劳动动作、调节劳动气氛的作用。号子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智慧的创造，伴随社会的工业化，这种体力劳动被机械化工具所替代，而伴随其成长的号子也就渐渐消失了。
从这些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多样化的劳动生产方式是自然的产物，不是人所能选择和改变的，自然给予了人们生产资料，自然给予了人们生存劳动的空间，亦是自然赋予了人们创作艺术的灵感，艺术来源于生活。所以，自然环境是影响民歌体裁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文化背景
浙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多元文化特点，集吴越文化与闽文化为一体。《水经注》有关于上虞县的记载：“亦云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曰上虞’”[3]。《吴越春秋》又有关于大越的记载：“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于此。”[4]历史上三次北人南迁，为吴越带来了中原文化，使吴越文化具有多元化特点。
如今的浙南集吴越文化、闽文化、中原文化、畲文化为一体。“各民族的语言是民族文化的符号系统，是民族识别的标准之一。”浙南为多元文化地区，亦是多方言区，这里不仅有吴方言、闽方言、畲方言，还有官话，即普通话。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5]中《浙江方言分布图》将浙南地区划分为三片吴语区，一片闽语区。浙东沿海属台州片，浙江东南沿海属瓯江片，浙江西南属衢州片，浙南属闽方言片，平阳、泰顺、洞头等沿海渔村为闽南方言，而泰顺、庆元、苍南则为闽东方言。除了吴方言和闽方言，浙南的畲族还有畲语，他们对内部说畲话，对外则说当地方言。“畲话非常接近汉语客家话，是历史上受外来移民语言强烈影响下逐渐形成的。”[6]近现代，于是越来越多的浙南人开始说普通话，他们对外说普通话，对内则说方言。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即方言与普通话混合使用。很多年轻人在说浙南某地方言的时候，会夹杂着普通话，这些多是现代社会的新型词汇。
浙南文化具有普遍性和独立性，普遍性在于文化的趋同，即劳动生产方式、情感、思维等，独立性在于其复杂的方言，即使在多元文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也始终能坚守自己的语言，保留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三、民间传统
浙南民歌与民间传统密不可分，真实地反映了民间的风俗和人民的生活，孔子曾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7]孔子倡导学生读《诗》，也是为了能体察政治和民情。
浙南人民对传统节日比较重视，一些节日活动往往被即兴编唱而记录下来。在现有的民歌中，可以看到，元宵节的灯会活动如猜灯谜、舞龙灯、拜菩萨等；端午节的划龙舟活动；正月间打花鼓、扭秧歌等表演活动。此外，在正月佳节还会有一些沿街乞讨者，他们即兴编唱吉词彩话，乞讨生活，这与奔波忙碌的百姓、坐享其成的财主形成鲜明对比，成为节日中的另一道奇特风景。
民歌伴随着民俗活动而生，民俗活动在民歌的口口相传中得以保存。所以，一些地区的民俗活动较之于古时并无太大差别，但有些地方的传统节日活动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渐渐消失了，但从其地方民歌仍能看到当时的民俗活动情景。所以民歌对于保存和继承民间传统风俗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浙南民歌与祭祀活动密不可分，通过歌曲记录法事的程序和内容。祭祀音乐自古就有，祭祀活动离不开音乐，音乐可渲染气氛，使巫师达到忘我和无我的境界，以沟通神灵；此外，这些歌曲还记录了法事的程序，如何做法、所请神灵以及故事背景等。
此外，浙南地区的婚丧嫁娶歌也成为民歌中的重要部分，尤其是畲族的婚仪歌，如交礼、奉茶、劝酒、对盏等，记录了从提亲、迎亲到嫁娶的详细过程。另有一些歌曲在丧事活动中传唱，以慰藉死者灵魂，保佑死者家属。沿海渔村每年的招魂仪式也离不开音乐，如引魂幡等，都体现了该地区音乐与传统活动的不可分割性。
综上所述，浙南民歌所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是独特的，正是这种独特性造就了独特风格的浙南民歌，复杂的地理环境、多元的文化背景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风俗活动为浙南民歌的内容、种类、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音乐来源于生活，同时，又为生活增添了色彩。浙南民歌生长在这片奇特的土地，同时又为其文化增添了绚丽光彩。
參考文献
[1]浙江分县简志（上）[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省文成县卷[Z].浙江省温州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1988.
[3]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河渠之属，水经注，卷四十，文渊阁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会稽志——会稽续志，卷一，文渊阁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