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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就是诗人，苏契的骨子里有种清贫的贵族气，从不把政治当成生意做，而是当做诗的衍生物，也就是出于传统诗人的社会责任感
匈牙利负责文化事务的国务秘书（相当于文化部长）苏契·盖扎最近退掉了布达佩斯的出租房，搬回到几十公里外、紧靠斯洛伐克边境的妻子家中，重又开始了流动生活。他退掉的那套月租将近一千欧元的宽敞住房，是匈牙利政府在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期间为了便于他工作租下的，轮值国任期一到，他就退掉房子。
在金融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政府紧缩开支并不断裁员的特殊时期，不了解苏契的人，很容易觉得这不过是“炫穷”的公众秀；然而了解苏契的人都知道，这个大半辈子都在漂泊中度过的诗人，不过是回到他生活的原态而已。要知道，他是匈牙利各届内阁中独一无二的“无产者”，从他向政府递交的官员个人财产登记表中可以看出，他既无房产，也没汽车。
苏契生长在罗马尼亚境内的匈族区——艾尔代伊，年轻时赴维也纳留学，接受了民主启蒙，此后以诗言志，反对专制和高压政治，多次被秘密警察拘捕，80年代流亡瑞士，曾在日内瓦当记者。东欧剧变时他到布达佩斯主持“自由欧洲电台”，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后，才得以重返家乡。他不仅写诗，还投身政治，90年代初我认识他时，已被选为罗马尼亚议员。
我当时就纳闷，堂堂议员怎么跟我一样租房度日？在罗马尼亚，他住在从天主教修道院租来的房里，在匈牙利他住出租公寓，几年前他再婚，倒插门儿，搬到妻子家中。
诗人就是诗人，苏契的骨子里有种清贫的贵族气，从不把政治当成生意做，而是当做诗的衍生物，也就是出于传统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当上了国务秘书，他跟以前一样搭长途，乘火车，坐公交车，出于工作需才钻进政府配给的轿车里。
今年元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匈语组的负责人来布达佩斯，我介绍他与苏契见面。苏契选了一个离文化部大楼较近、却只能容几桌客人的小饭馆，他顶着大风，只身赴约，像老北京出门吃碗馄饨一样低调。这在中国恐怕无法想象，不要说部长了，就是乡长、村长赴约的谱儿摆得都会比他大。
还有一个周末，我介绍他与一位华人朋友在布达佩斯见面，约在傍晚六点半。苏契说，由于他从外地赶来拿不准时间，让我们七点到更保险，免得久等。幸好我们还是六点半到的，一进饭馆，就看到他已等在那里。
苏契迷恋中国文化，佩服中国的改革步伐，还鼓励学医的大女儿安娜学习中文，以后去中国学习中医。不久前安娜找到我，请我为她去中国留学写推荐信。我将推荐信交给安娜时说，保险起见，最好让他父亲跟中国使馆教育处联系一下，他们负责留学生招生。女孩只说了一句，“报名的人很多。”
照正常人的逻辑，正因为报名人多才应该托人；而安娜的想法是，让父亲出面会对别人不公。有其父才有其女，在当今社会，这样的高官真是凤毛麟角。由于定居国外，我跟中国的官员接触有限，不过每次接触都能体会到：中国人无论官位大小，都有浓厚的权力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爱许诺好排场，似乎承诺比兑现重要，奢侈是表现开放硕果的重要手段。跟外方见面，首先关心对方的职位，如比自己低，就有被怠慢了的不舒服感，如比自己高，就会跟见到上司一样百般谦卑。住旅馆坐车喜欢挑剔，用“不满”显示自己的官品位。
当然，在匈牙利，像苏契这样57岁仍做无产者的高官毕竟是少数，不少人进内阁前就已是家产万贯。比如前两任总理久尔查尼和古尔顿，都是进入了富豪排行榜的企业家。前者上任后将每个月的工资如数捐给儿童健康基金会，并且辞去公司里担任的一切职务，退出商界，专职从政；后者在出任总理时郑重宣布，他和全体内阁成员只象征性领取1福林月薪（约合人民币4分钱）。这两位“义务执政”的匈牙利总理，并非炫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很富，他们的个人财产登记表上写得清清楚楚。久尔查尼捐工资，是表示自己当官不为挣钱，想为国家做点事；古尔顿不领工资，是因为他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上临危受命，既然要求人民勒紧裤腰带，缩减政府开支，执政者自己以身作则，像他们这样的富人令人尊敬。
再看国内新闻，几乎条条都与钱有关：不是当官的揽财，就是有财的买官；不是招聘舞弊，就是圈地强拆；近来炒得最热的当属张尚武的“炫穷”和郭美美的“炫富”，两个小人物都刺痛了社会，也都表现出财富至上的社会潮流，只是前者无奈，后者无耻。中国人生活在越来越没有道德底线、越来越拜权拜金、越来越嫌贫爱富、越来越蔑视精神的功利社会。即使在欧洲的发达国家，这种功利崇拜也难被接受，人家大多不以穷为荣，也不以穷为耻。
(作者为作家、翻译家，现居布达佩斯）
匈牙利负责文化事务的国务秘书（相当于文化部长）苏契·盖扎最近退掉了布达佩斯的出租房，搬回到几十公里外、紧靠斯洛伐克边境的妻子家中，重又开始了流动生活。他退掉的那套月租将近一千欧元的宽敞住房，是匈牙利政府在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期间为了便于他工作租下的，轮值国任期一到，他就退掉房子。
在金融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政府紧缩开支并不断裁员的特殊时期，不了解苏契的人，很容易觉得这不过是“炫穷”的公众秀；然而了解苏契的人都知道，这个大半辈子都在漂泊中度过的诗人，不过是回到他生活的原态而已。要知道，他是匈牙利各届内阁中独一无二的“无产者”，从他向政府递交的官员个人财产登记表中可以看出，他既无房产，也没汽车。
苏契生长在罗马尼亚境内的匈族区——艾尔代伊，年轻时赴维也纳留学，接受了民主启蒙，此后以诗言志，反对专制和高压政治，多次被秘密警察拘捕，80年代流亡瑞士，曾在日内瓦当记者。东欧剧变时他到布达佩斯主持“自由欧洲电台”，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后，才得以重返家乡。他不仅写诗，还投身政治，90年代初我认识他时，已被选为罗马尼亚议员。
我当时就纳闷，堂堂议员怎么跟我一样租房度日？在罗马尼亚，他住在从天主教修道院租来的房里，在匈牙利他住出租公寓，几年前他再婚，倒插门儿，搬到妻子家中。
诗人就是诗人，苏契的骨子里有种清贫的贵族气，从不把政治当成生意做，而是当做诗的衍生物，也就是出于传统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当上了国务秘书，他跟以前一样搭长途，乘火车，坐公交车，出于工作需才钻进政府配给的轿车里。
今年元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匈语组的负责人来布达佩斯，我介绍他与苏契见面。苏契选了一个离文化部大楼较近、却只能容几桌客人的小饭馆，他顶着大风，只身赴约，像老北京出门吃碗馄饨一样低调。这在中国恐怕无法想象，不要说部长了，就是乡长、村长赴约的谱儿摆得都会比他大。
还有一个周末，我介绍他与一位华人朋友在布达佩斯见面，约在傍晚六点半。苏契说，由于他从外地赶来拿不准时间，让我们七点到更保险，免得久等。幸好我们还是六点半到的，一进饭馆，就看到他已等在那里。
苏契迷恋中国文化，佩服中国的改革步伐，还鼓励学医的大女儿安娜学习中文，以后去中国学习中医。不久前安娜找到我，请我为她去中国留学写推荐信。我将推荐信交给安娜时说，保险起见，最好让他父亲跟中国使馆教育处联系一下，他们负责留学生招生。女孩只说了一句，“报名的人很多。”
照正常人的逻辑，正因为报名人多才应该托人；而安娜的想法是，让父亲出面会对别人不公。有其父才有其女，在当今社会，这样的高官真是凤毛麟角。由于定居国外，我跟中国的官员接触有限，不过每次接触都能体会到：中国人无论官位大小，都有浓厚的权力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爱许诺好排场，似乎承诺比兑现重要，奢侈是表现开放硕果的重要手段。跟外方见面，首先关心对方的职位，如比自己低，就有被怠慢了的不舒服感，如比自己高，就会跟见到上司一样百般谦卑。住旅馆坐车喜欢挑剔，用“不满”显示自己的官品位。
当然，在匈牙利，像苏契这样57岁仍做无产者的高官毕竟是少数，不少人进内阁前就已是家产万贯。比如前两任总理久尔查尼和古尔顿，都是进入了富豪排行榜的企业家。前者上任后将每个月的工资如数捐给儿童健康基金会，并且辞去公司里担任的一切职务，退出商界，专职从政；后者在出任总理时郑重宣布，他和全体内阁成员只象征性领取1福林月薪（约合人民币4分钱）。这两位“义务执政”的匈牙利总理，并非炫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很富，他们的个人财产登记表上写得清清楚楚。久尔查尼捐工资，是表示自己当官不为挣钱，想为国家做点事；古尔顿不领工资，是因为他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上临危受命，既然要求人民勒紧裤腰带，缩减政府开支，执政者自己以身作则，像他们这样的富人令人尊敬。
再看国内新闻，几乎条条都与钱有关：不是当官的揽财，就是有财的买官；不是招聘舞弊，就是圈地强拆；近来炒得最热的当属张尚武的“炫穷”和郭美美的“炫富”，两个小人物都刺痛了社会，也都表现出财富至上的社会潮流，只是前者无奈，后者无耻。中国人生活在越来越没有道德底线、越来越拜权拜金、越来越嫌贫爱富、越来越蔑视精神的功利社会。即使在欧洲的发达国家，这种功利崇拜也难被接受，人家大多不以穷为荣，也不以穷为耻。
(作者为作家、翻译家，现居布达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