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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缺理性，暂缺宽容
不久前，在自己主持的一个节目上，介绍了李安的《断背山》和章子怡等人参演的《艺妓回忆录》，事后才知道，和香港邻近的地区的观众，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只能断断续续看到节目的若干画面图像，对此总觉得有些遗憾。
看到本期封面文章后，深以为吾道不孤，英雄所见略同。
多数人都承认李安和章子怡的成功，是历尽艰辛，备受磨难，坚韧不拔之后获得的，因此，他们获得了国际社会大多数人的掌声，理所当然也应该获得更多中国人的掌声。
现在才明白李安在获金球奖时特别用中文向全世界华人恭贺新年的含义。章子怡说，我更喜欢美国的影迷，他们更加理性。
看来，我们现在并不缺什么，缺的就是理性，当然，还包括那一点点可遇不可求的宽容。
杨锦麟(凤凰卫视)
追随者的悲哀
《断背山》的成功缘于其流水行云般的唯美叙事和细腻感伤的观察角度。李安内敛丰富的个性，早年人生特有的失意挣扎为电影情节的展开赋予了个性的张力。但是，如果市场上仅仅因为李安的成功而粗浅地复制《断背山》的模式，无限量的制造出大量类似的作品，则是一种悲哀。
《卧虎藏龙》的成功是因为李安向欧美主流文化注入了一股清新的中国式审美和东方独有的略带感伤的伦理冲突。这是李安的一次尝试，但是我并不认为其中又有多少的人性关怀和人本关注。这样一种电影模式一旦被人们所熟悉，它所带来的美学和伦理的张力也就到了开发的极限。
因此，简单地认定什么样的模式能得到怎样的认可，未免过于急功近利。一种模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得到“小金人”的垂青，周围的人便纷纷失去了坚持自我探索的决心，抛弃自己虽然艰难却极具价值的创作，大量复制正在市场上热销的产品，梦想以最小的投资赢得自以为最无风险的回报——失败在所难免。我们不妨把《英雄》和《十面埋伏》看作是《卧虎藏龙》的后尘，看这两部片子就像在嚼别人嚼过的口香糖，而《千里走单骑》则可以看作是张艺谋的自我回归。
个性的张扬造就了影视的精彩，我们非常希望每个导演都能毕其一生，做好自我探索、人性探索的功课，这样，我们就能够欣赏到一部部真正深入人心的作品。
蔡蔚
沪生报外地高校加分情有可原
我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读了贵刊最新一期来信栏目中《上海人“宁有种乎”》一文后，颇有一些异议。
首先，请允许我列一下2005年其他几所高校本地生源比例（数据来源于各高校招生网站的计划招生数，实际录取情况可能略有差别）。
1.浙江大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5500人，浙江省3715人，本地生源比例67.5%；
2. 中山大学 本科招生计划总数7550人，广东省4500人， 本地生源比例 59.6%；
3. 武汉大学 本科招生计划总数6015人，湖北省3030人， 本地生源比例50.4%。
可见，各大学的本地生源比例大并不单单只是上海一个城市的地方性问题。对于各大学来说，这样的做法无非是为当地多培养一些人才。考虑到“985工程”34所国内知名高校是由国家、地方以及相关部委共同出资建设的，各大学对所在省市考生在录取上有所倾斜就无可非议，更遑论那些本来就是市属院校的当地高校了。
对于上海市教委对填报外地高校学生进行政策倾斜的做法，我觉得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不合理。作者在原文中也提到，现行的高考制度是采取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以此为前提，上海教委的加分政策也只能是在上海考生内部产生竞争，对外地的考生并无影响。鼓励上海考生填报外地高校的目的是使填报上海高校的本地生源减少，为外地考生空出尽量多的位子，其结果正是调整上海高校中本地与外地生源的比例。在全国教育资源不均衡分配以及由此带来的全国统一考试技术性问题难以解决的现状下，上海教委只能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寻找折衷方案，所谓“从根本上动摇高考的形式平等”又从何谈起呢？
高校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的确是一个棘手的大问题，关注度高，限于实际情况又难以找到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法。然而，要真正解决问题，首先就必须客观地观察分析，戴着有色眼镜只能使我们看不清事实，找不到关键。
鱼子酱（上海）
“十年接力”与“送礼长龙”
学雷锋方式不同，其效果自然也各异。来自山东大学药学院的同学，由自觉与福利院的孩子们结缘，到专门成立青年志愿者爱心社，并与福利院签订长期服务协议，竟已完成了爱心社的“十年接力”。十年间，一批批的志愿者，跟福利院的孩子们间建立起了其乐融融的准亲情关系。“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放弃，而是要一直坚持下去。”参与者动情地这样说道（据3月5日《齐鲁晚报》）。而在南京江宁区禄口镇，某学校要求孩子在学雷锋日前带桂圆、大枣、酒等食品去敬老院看望老人，400多人的“送礼长龙”，也的确掀起了一个当地学雷锋活动的“新高潮”！
由400多学生组成浩浩荡荡的“送礼长龙”，着实有点蔚为壮观！这样的学雷锋景观，更有点似曾相识的味道！在过去的一些年代里，许多的学雷锋活动的开展，也都是这样“有组织、有纪律”的活动。所以大家学起雷锋来就如同赶大集，义务理发、义务修车、义务看病等等学雷锋的队伍，黑压压一片，一字摆开，足足可以排满十里长街，但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担心，当这条“送礼长龙”一下子拥到敬老院时，接到孩子们手中礼品的那些爷爷奶奶，到底是高兴还是烦恼呢？面对这堆起来如一座小山的礼品，他们吃又吃不下，放又没地方放，这样大呼隆甚而“大跃进”式的学雷锋活动，到底是在“敬老”还是在“损老”呢？
牧野风（河南新乡）
禁止中小学生成绩排名也要立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2月27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针对一些学校和教师将学生成绩进行排名公布的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贺铿建议在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中增加条款，“明确规定学校和教师不得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并严禁将考试成绩排名公布”。（《新京报》2月28日）
我当然不赞成公开孩子的成绩，也认为这对孩子的成长不利。只是认为，《义务教育法》是一部教育的基本法，规定的是教育领域里最根本的原则和方向。而不是教育当中的点点滴滴都得事无巨细地写入《义务教育法》。中小学生成绩排名要立法禁止，按成绩排座位是否也要立法禁止？还有班干部如何产生、一年考几次试，是不是都要立法？
法律天生有过剩的危机，通过的法律并不见得就都能够实施于社会。事实也证明，法律的用处也不能单纯以“是否详尽”来衡量。美国宪法只有七条，但谁也不能否认宪法在美国的作用。相比，我们以前的《义务教育法》，很详尽，然而，老百姓又能从中享受到多少对应的权利，基础教育的免费只是这几年的事。在修订了《义务教育法》之后，更重要的，是如何创造环境和条件，去执行这部法律，而不是让它再一次沦为一部“过剩”的法律。
彭兴庭（南昌）
是形象工程还是“实事”，谁说了算？
一个年财政收入仅为1.21亿元的穷县，为了操办所谓的“姓氏文化节”挥霍数亿元，甚至喊出“一年建设，十年还债”的口号。这项劳民伤财的活动，怎么看都是点缀“政绩”的形象工程，却被当地官员认为是为老百姓做的“实事”。如此“实事”发生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在继挥资数亿元操办首届“姓氏文化节”之后，今年10月又将举办第二届“姓氏文化节”，并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该活动列为为老百姓做的10件“实事”之首。（2月28日《中国青年报》）
同所有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一样，这个“姓氏文化节”肯定是不得人心的。但操办活动的官员有一个掩人耳目的动作——将“文化节”说成是为老百姓做的“实事”。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对于一项施政举措，判断它是以民为本的“实事”，还是以捞政绩为纲的形象工程，到底谁说了算？在“形象工程”已经声名狼藉的今天，没有一个官员会承认自己搞的就是形象工程，但老百姓应该最有发言权，因为老百姓完全可以从自身的利益变化，判断出地方官员的施政究竟是为了一己之私的政绩还是为了公共利益。
可惜他们没有这项权利。
吴钩（广州）
“建造房子的人”就是建筑设计师？
日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大风车——童年》三周年特别节目”中，主持人问小朋友：“你的愿望是什么？”有一个小朋友回答：“当一个建造房子的人。”主持人接着说：“你想当一个建筑设计师啊。”
孩子的回答不够明确，主持人的解读倒是十分明确，可把“建造房子的人”跟“建筑设计师”画等号就叫人觉得有些怪味。“建造房子的人”很多，随便问俺村上的哪个孩子，他很有可能会说那就是盖房子的，或者说是建筑工人。这样回答当然也不全面，可我绝对不会感到奇怪。
这位主持人嘴一张就把“建造房子的人”当作少数“建筑设计师”，而没想到如今在城市里到处忙碌的那些建筑工人。说轻了这是无意间的忽视或者遗忘，说重呢，其实就是心底里对普通工人的歧视。当个普通的建筑工人不能成为小朋友们的愿望吗？至少，在俺村里，就有很多这样的小朋友。
马长军（河南唐河）
不久前，在自己主持的一个节目上，介绍了李安的《断背山》和章子怡等人参演的《艺妓回忆录》，事后才知道，和香港邻近的地区的观众，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只能断断续续看到节目的若干画面图像，对此总觉得有些遗憾。
看到本期封面文章后，深以为吾道不孤，英雄所见略同。
多数人都承认李安和章子怡的成功，是历尽艰辛，备受磨难，坚韧不拔之后获得的，因此，他们获得了国际社会大多数人的掌声，理所当然也应该获得更多中国人的掌声。
现在才明白李安在获金球奖时特别用中文向全世界华人恭贺新年的含义。章子怡说，我更喜欢美国的影迷，他们更加理性。
看来，我们现在并不缺什么，缺的就是理性，当然，还包括那一点点可遇不可求的宽容。
杨锦麟(凤凰卫视)
追随者的悲哀
《断背山》的成功缘于其流水行云般的唯美叙事和细腻感伤的观察角度。李安内敛丰富的个性，早年人生特有的失意挣扎为电影情节的展开赋予了个性的张力。但是，如果市场上仅仅因为李安的成功而粗浅地复制《断背山》的模式，无限量的制造出大量类似的作品，则是一种悲哀。
《卧虎藏龙》的成功是因为李安向欧美主流文化注入了一股清新的中国式审美和东方独有的略带感伤的伦理冲突。这是李安的一次尝试，但是我并不认为其中又有多少的人性关怀和人本关注。这样一种电影模式一旦被人们所熟悉，它所带来的美学和伦理的张力也就到了开发的极限。
因此，简单地认定什么样的模式能得到怎样的认可，未免过于急功近利。一种模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得到“小金人”的垂青，周围的人便纷纷失去了坚持自我探索的决心，抛弃自己虽然艰难却极具价值的创作，大量复制正在市场上热销的产品，梦想以最小的投资赢得自以为最无风险的回报——失败在所难免。我们不妨把《英雄》和《十面埋伏》看作是《卧虎藏龙》的后尘，看这两部片子就像在嚼别人嚼过的口香糖，而《千里走单骑》则可以看作是张艺谋的自我回归。
个性的张扬造就了影视的精彩，我们非常希望每个导演都能毕其一生，做好自我探索、人性探索的功课，这样，我们就能够欣赏到一部部真正深入人心的作品。
蔡蔚
沪生报外地高校加分情有可原
我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读了贵刊最新一期来信栏目中《上海人“宁有种乎”》一文后，颇有一些异议。
首先，请允许我列一下2005年其他几所高校本地生源比例（数据来源于各高校招生网站的计划招生数，实际录取情况可能略有差别）。
1.浙江大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5500人，浙江省3715人，本地生源比例67.5%；
2. 中山大学 本科招生计划总数7550人，广东省4500人， 本地生源比例 59.6%；
3. 武汉大学 本科招生计划总数6015人，湖北省3030人， 本地生源比例50.4%。
可见，各大学的本地生源比例大并不单单只是上海一个城市的地方性问题。对于各大学来说，这样的做法无非是为当地多培养一些人才。考虑到“985工程”34所国内知名高校是由国家、地方以及相关部委共同出资建设的，各大学对所在省市考生在录取上有所倾斜就无可非议，更遑论那些本来就是市属院校的当地高校了。
对于上海市教委对填报外地高校学生进行政策倾斜的做法，我觉得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不合理。作者在原文中也提到，现行的高考制度是采取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以此为前提，上海教委的加分政策也只能是在上海考生内部产生竞争，对外地的考生并无影响。鼓励上海考生填报外地高校的目的是使填报上海高校的本地生源减少，为外地考生空出尽量多的位子，其结果正是调整上海高校中本地与外地生源的比例。在全国教育资源不均衡分配以及由此带来的全国统一考试技术性问题难以解决的现状下，上海教委只能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寻找折衷方案，所谓“从根本上动摇高考的形式平等”又从何谈起呢？
高校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的确是一个棘手的大问题，关注度高，限于实际情况又难以找到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法。然而，要真正解决问题，首先就必须客观地观察分析，戴着有色眼镜只能使我们看不清事实，找不到关键。
鱼子酱（上海）
“十年接力”与“送礼长龙”
学雷锋方式不同，其效果自然也各异。来自山东大学药学院的同学，由自觉与福利院的孩子们结缘，到专门成立青年志愿者爱心社，并与福利院签订长期服务协议，竟已完成了爱心社的“十年接力”。十年间，一批批的志愿者，跟福利院的孩子们间建立起了其乐融融的准亲情关系。“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放弃，而是要一直坚持下去。”参与者动情地这样说道（据3月5日《齐鲁晚报》）。而在南京江宁区禄口镇，某学校要求孩子在学雷锋日前带桂圆、大枣、酒等食品去敬老院看望老人，400多人的“送礼长龙”，也的确掀起了一个当地学雷锋活动的“新高潮”！
由400多学生组成浩浩荡荡的“送礼长龙”，着实有点蔚为壮观！这样的学雷锋景观，更有点似曾相识的味道！在过去的一些年代里，许多的学雷锋活动的开展，也都是这样“有组织、有纪律”的活动。所以大家学起雷锋来就如同赶大集，义务理发、义务修车、义务看病等等学雷锋的队伍，黑压压一片，一字摆开，足足可以排满十里长街，但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担心，当这条“送礼长龙”一下子拥到敬老院时，接到孩子们手中礼品的那些爷爷奶奶，到底是高兴还是烦恼呢？面对这堆起来如一座小山的礼品，他们吃又吃不下，放又没地方放，这样大呼隆甚而“大跃进”式的学雷锋活动，到底是在“敬老”还是在“损老”呢？
牧野风（河南新乡）
禁止中小学生成绩排名也要立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2月27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针对一些学校和教师将学生成绩进行排名公布的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贺铿建议在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中增加条款，“明确规定学校和教师不得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并严禁将考试成绩排名公布”。（《新京报》2月28日）
我当然不赞成公开孩子的成绩，也认为这对孩子的成长不利。只是认为，《义务教育法》是一部教育的基本法，规定的是教育领域里最根本的原则和方向。而不是教育当中的点点滴滴都得事无巨细地写入《义务教育法》。中小学生成绩排名要立法禁止，按成绩排座位是否也要立法禁止？还有班干部如何产生、一年考几次试，是不是都要立法？
法律天生有过剩的危机，通过的法律并不见得就都能够实施于社会。事实也证明，法律的用处也不能单纯以“是否详尽”来衡量。美国宪法只有七条，但谁也不能否认宪法在美国的作用。相比，我们以前的《义务教育法》，很详尽，然而，老百姓又能从中享受到多少对应的权利，基础教育的免费只是这几年的事。在修订了《义务教育法》之后，更重要的，是如何创造环境和条件，去执行这部法律，而不是让它再一次沦为一部“过剩”的法律。
彭兴庭（南昌）
是形象工程还是“实事”，谁说了算？
一个年财政收入仅为1.21亿元的穷县，为了操办所谓的“姓氏文化节”挥霍数亿元，甚至喊出“一年建设，十年还债”的口号。这项劳民伤财的活动，怎么看都是点缀“政绩”的形象工程，却被当地官员认为是为老百姓做的“实事”。如此“实事”发生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在继挥资数亿元操办首届“姓氏文化节”之后，今年10月又将举办第二届“姓氏文化节”，并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该活动列为为老百姓做的10件“实事”之首。（2月28日《中国青年报》）
同所有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一样，这个“姓氏文化节”肯定是不得人心的。但操办活动的官员有一个掩人耳目的动作——将“文化节”说成是为老百姓做的“实事”。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对于一项施政举措，判断它是以民为本的“实事”，还是以捞政绩为纲的形象工程，到底谁说了算？在“形象工程”已经声名狼藉的今天，没有一个官员会承认自己搞的就是形象工程，但老百姓应该最有发言权，因为老百姓完全可以从自身的利益变化，判断出地方官员的施政究竟是为了一己之私的政绩还是为了公共利益。
可惜他们没有这项权利。
吴钩（广州）
“建造房子的人”就是建筑设计师？
日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大风车——童年》三周年特别节目”中，主持人问小朋友：“你的愿望是什么？”有一个小朋友回答：“当一个建造房子的人。”主持人接着说：“你想当一个建筑设计师啊。”
孩子的回答不够明确，主持人的解读倒是十分明确，可把“建造房子的人”跟“建筑设计师”画等号就叫人觉得有些怪味。“建造房子的人”很多，随便问俺村上的哪个孩子，他很有可能会说那就是盖房子的，或者说是建筑工人。这样回答当然也不全面，可我绝对不会感到奇怪。
这位主持人嘴一张就把“建造房子的人”当作少数“建筑设计师”，而没想到如今在城市里到处忙碌的那些建筑工人。说轻了这是无意间的忽视或者遗忘，说重呢，其实就是心底里对普通工人的歧视。当个普通的建筑工人不能成为小朋友们的愿望吗？至少，在俺村里，就有很多这样的小朋友。
马长军（河南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