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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中国股市的人也正是设计这个股市的人。
人们期待着套在上市公司高管头上的“紧箍咒”，不再仅仅是道德和良心，而是神圣的法律，以及来自监管部门、执法部门、社会舆论和全体投资者的共同监督。
据不完全统计，在2005年刚刚过去的第1个月，就已有11位上市公司高管相继落马，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位。频率如此之高，几乎可用“风暴”来形容。已经诞生10多年、投资者以几千万计的中国股票市场，真的竟管不住区区几个上市公司的高管？这场震撼人心的“高管落马风暴”，从一定层面上折射出了我国股票市场制衡机制的失效之痛。
推倒了的多米诺骨牌
这场“高管落马风暴”，源头还在于去年年底。先是在香港上市的创维电子集团董事长黄宏生等公司董事局一干人马在香港廉政公署刮起的“虎山行”行动中落马，紧接着便是在内地上市的伊利集团董事局主席郑俊怀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部门拘留。黄宏生、郑俊怀两人是各自行业中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他们的落马在业界和股票市场上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像是一块精心搭起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一样，进入2005年以后，更多的上市公司高管步起了黄宏生、郑俊怀的后尘：
1月12日，东方创业发布公告称，免去陶洪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2003年上海市审计局发现东方国际2000万美元的问题贷款黑洞，陶洪是该案的当事人之一。
1月15日，山东巨力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该公司前董事长王清华、原财务处副处长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已被提起公诉。
1月15日，东北高速发布公告称，公司存放在中国银行分行河松街支行的巨额资金失踪，1月27日，该公司又发布公告称，董事长张晓光因涉嫌贪污，已被检察机关批捕。张晓光从东北高速上市以来始终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
1月15日，浙江东方发布公告，在浙江监管局和浙江省审计厅的一年多调查下，终于将其内部一系列违规问题曝光，其中涉及内部职工持股、工会持股、股权转让不规范、隐瞒利润、账外运作资金等。同时，该公司前任董事长刘宁生、前任副董事长吴建华也因严重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被浙江省纪委实行“双规”。
1月19日，三毛派神公司曝出内幕丑闻，原董事长张晨（此人同时曾兼任开开实业的总经理）因涉嫌经济犯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张晨已在去年12月底在被监视居住的情况下携款潜逃，目前上海市经侦总队正在加紧追捕。
1月25日，*ST京西董事长刘利华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刑拘，据说，刘利华可能因子公司北京龙泉宾馆涉案违法，挪用资金估计有两三千万元。
1月27日，经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许可西安市检察机关对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宗林采取强制措施。自1996年上市之日起，许宗林就一直利用职务之便，以“货款往来”的名义，先后将1000万美元、1900万元人民币存入私人账户。
1月27日，深圳机场发布公告称，公司总经理崔绍先因涉嫌个人犯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1月28日，利嘉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总经理陈翔因个人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四川省广汉市公安机关逮捕。
“高管落马风暴”并没有随着2005年1月的结束而成为历史。2月1日，又有南宁百货发布公告称，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黄箭雀因涉嫌受贿被拘捕。
“风萧萧兮易水寒”。令人震惊的“高管落马风暴”，使本已在投资者中“名望”不高的中国上市公司再一次面临诚信的拷问。
上市公司的体制之病
对于已有10多年历史的中国股票市场来说，上市公司高管涉嫌经济犯罪，已经不能说是惊天动地的新闻，回顾10多年来的市场发展历史，因为经济问题而受到法律制裁的高管，已经可以拉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有这么多的高管集中在一起走进犯罪的深渊，却还是前所未有。
长期以来，无论是政府官员的讲话还是报刊舆论的宣传，都把上市公司视为企业体制改革的积极成果。确实，比起“政府包办型”的国有经济与“家族型”的民营经济，上市公司由于其股份制的独特体制，一方面可以集中社会的闲散资金用于企业经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股东的约束机制来优化企业经营。但是，我国股票市场已有的10多年发展历史却表明，这种说法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的教条，由于在股票市场发展总体思路上所存在的严重失误，上市公司的资金募集优势变成了圈钱的优势，而股东的约束机制则演变成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一手操纵。
当然，上市公司高管出现经济犯罪，与这些高管的个人人格有很大的关系。但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是，由于这些高管掌握着对上市公司的绝对权力，因此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处于无人能够监控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上市公司的优势实际上完全没有发挥出来，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的投资是否安全，靠的不是制度上的保障，而是这些高管个人道德修养的保证。但是，在上市公司中，由董事长或者总经理一人说了算的情况，可说是比比皆是。由于权力制衡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一些上市公司实际上成了某些高管的“私人资产”。这样一来，股东的投资实际上处于十分危险的环境之中。
尤其要指出的是，上市公司由于其募集到了大量的资金，这是这些企业在转制为上市公司之前所没有的，面对事实上长期无人监管、自己可以随意支配的巨额资金，一些意志薄弱的高管自然难以抵制住伸手的诱惑，大肆侵吞股东的“血汗钱”，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张晨在担任开开实业总经理期间，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多次伙同他人将公司高达8亿元的资金转移到海外，案发后还可以在监视人员的眼皮底下消失掉。东北高速的董事长张晓光也可以轻松地挪用公司高达3亿元的资金，一直到存款银行出事才“拔出萝卜带出泥”。可见在这些公司里，上市公司的所谓体制优势完全是一纸空谈，而给一些宵小之徒制造了鲸吞资金的机会倒是实实在在的。
令人感到气愤的是，上市公司依赖着成千上万股东的投资实现了做大做强的目标，但在一些高管们看来，这全是他们个人的功劳。因此，他们总是念念不忘自己的所谓功劳，总是为自己的报酬过低而不断地叫屈。这些高管对国外的MBO等企业制度特别感兴趣，在有关的政策法规还没有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在公司内部大力推行MBO制度，还美其名曰“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此，这些高管可以轻松地利用MBO的“防空洞”把上市公司的资产变为自己的个人资产，一夜之间挤入所谓的“财富排行榜”，伊利股份的“一代枭雄”郑俊怀正是这方面的典型。
客观地说，对于上市公司存在的这种体制之病，有关方面亦曾推出了一些措施加以改善，比如加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推行独立董事制度，最近又推出了分类表决制度。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措施在实践中大都成了表面文章，对于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并没有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前几年，已经不断地传出上市公司的高管裹挟大量资金潜逃国外的恶性事件，留下了数以百亿计的资金黑洞难以弥补，涉事上市公司也一无例外地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这些事件已经深刻地反映出了我国上市公司机制上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几年过去了，这种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这说明，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一开始就存在的上市公司体制缺陷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长此以往，不仅上市公司将会被越来越多的“蛀虫”蛀空，而且广大投资者也终将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投资信心，远离股票市场。去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的实际状况已经足以让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并不是杞人忧天。尽管政策面上暖风频吹，但股票市场的行情却不为所动，成交低迷，指数连创新低，究其原因，用投资者的话来说就是：“这样的股票市场还能玩吗？”
市场发展思路有待匡正
接二连三的上市公司高管落马事件，也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思路提出了深刻的拷问。
黑格尔曾说过：恶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上市公司高管会“前赴后继”地走上经济犯罪的道路，除了从上市公司体制顽疾上找原因之外，我们还可以从长期以来我们所奉行的股票市场发展思路上来看到其动因。
其实，说起股票市场的发展思路，决策者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然而，回顾一下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我们又可以看到，无论是领导人的讲话还是主流报刊的宣传，都把推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作为说辞。但我们已经通过一系列活生生的事实看到，股票市场在这个方面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而它的一个明显的作用，倒是在于它在帮助企业募集资金、解决企业困难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看一看目前在我国内地沪深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其中由原国有企业转制过来的企业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企业的前身，有一些确实是比较优秀的企业，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占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其前身都是一些经营十分困难的企业，把它们推上股票市场，说穿了就是为了让它们能够获得一大笔不用还本的资金，以解决它们日益严重的经营困难。
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证券监管部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实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成了一些不合格公司的“助产士”，甚至出现了利用手中的审批权中饱私囊的“王小石事件”。一些上市公司高管之所以削尖了头皮挤进市场，其目的就在于挤进圈钱的大门。比如西安达尔曼公司，在上市时被包装成一家宝石公司，但其实是一家根本没有什么业务的“空壳公司”，但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却曾经在股市里成了红极一时的蓝筹股，最后其董事长许宗林将公司财产席卷一空，出国做起了“寓公”，只留下上当受骗的投资者徒唤奈何。这样的公司居然能够上市，担负着审核职责的监管部门显然难辞其咎。
但是，这种“拔苗助长”式的上市方法终究是要出问题的。为数不少的公司在上市以后，度过了短暂的辉煌期，用光了募集资金，马上就回到了老路，而如果遇上了心术不正的一些高管，则很快便面临灭顶之灾。按理来说，对于这类企业，完全可以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将其逐出市场。但是，在一套既有思路的统领之下，它们总是能按重组之类的模式获得再生，这又给一些高管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回顾中国股票市场近几年来出现的一些大案要案，有许多正是利用“资产重组”之类的把戏转移上市公司资产、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和投资者的投资。可惜，对于这种现象，有关方面却没有足够的警惕，采取有效的管理防范措施，而是任其泛滥，使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
长期以来，我国股票市场的行情走势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牛短熊长，其实，所谓的牛市不过是在政策的积极推动下才出现的，而漫长的熊市行情才是我国股市的真实写照。但是，出于为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解困的原因，证券监管部门总是习惯于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推高行情，使我国股市“政策市”的特征越来越难以抹去。令人忧虑的是，从去年开始，这种以政策来推高行情的做法也开始失效了。“屋漏偏逢连夜雨”，上市公司高管经济犯罪的行径在市场极度低迷时连续曝光，再一次给了投资者信心以莫大的打击。中国股票市场在有失偏颇的发展思路的统领之下，已经步入了一个死胡同，它只是给了一些鱼肉投资者的所谓高管一次又一次暴富的机会，而给投资者带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痛苦的教训！
前几年，曾有人提出中国股市必须“推倒重来”，曾引来了一片骂声。但现在，实际上股票市场已经推倒，只是推倒这个市场的正是管理这个市场的人。现在，是我们痛定思痛，重新考虑市场的发展思路、重新树立上市公司的评价标准、加强对上市公司的严格监管，还投资者以股东权力的时候了。
我们期待着，套在上市公司高管头上的"紧箍咒"，不再仅仅是道德和良心，而是神圣的法律，以及来自监管部门、执法部门、社会舆论和全体投资者的共同监督。
人们期待着套在上市公司高管头上的“紧箍咒”，不再仅仅是道德和良心，而是神圣的法律，以及来自监管部门、执法部门、社会舆论和全体投资者的共同监督。
据不完全统计，在2005年刚刚过去的第1个月，就已有11位上市公司高管相继落马，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位。频率如此之高，几乎可用“风暴”来形容。已经诞生10多年、投资者以几千万计的中国股票市场，真的竟管不住区区几个上市公司的高管？这场震撼人心的“高管落马风暴”，从一定层面上折射出了我国股票市场制衡机制的失效之痛。
推倒了的多米诺骨牌
这场“高管落马风暴”，源头还在于去年年底。先是在香港上市的创维电子集团董事长黄宏生等公司董事局一干人马在香港廉政公署刮起的“虎山行”行动中落马，紧接着便是在内地上市的伊利集团董事局主席郑俊怀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部门拘留。黄宏生、郑俊怀两人是各自行业中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他们的落马在业界和股票市场上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像是一块精心搭起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一样，进入2005年以后，更多的上市公司高管步起了黄宏生、郑俊怀的后尘：
1月12日，东方创业发布公告称，免去陶洪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2003年上海市审计局发现东方国际2000万美元的问题贷款黑洞，陶洪是该案的当事人之一。
1月15日，山东巨力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该公司前董事长王清华、原财务处副处长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已被提起公诉。
1月15日，东北高速发布公告称，公司存放在中国银行分行河松街支行的巨额资金失踪，1月27日，该公司又发布公告称，董事长张晓光因涉嫌贪污，已被检察机关批捕。张晓光从东北高速上市以来始终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
1月15日，浙江东方发布公告，在浙江监管局和浙江省审计厅的一年多调查下，终于将其内部一系列违规问题曝光，其中涉及内部职工持股、工会持股、股权转让不规范、隐瞒利润、账外运作资金等。同时，该公司前任董事长刘宁生、前任副董事长吴建华也因严重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被浙江省纪委实行“双规”。
1月19日，三毛派神公司曝出内幕丑闻，原董事长张晨（此人同时曾兼任开开实业的总经理）因涉嫌经济犯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张晨已在去年12月底在被监视居住的情况下携款潜逃，目前上海市经侦总队正在加紧追捕。
1月25日，*ST京西董事长刘利华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刑拘，据说，刘利华可能因子公司北京龙泉宾馆涉案违法，挪用资金估计有两三千万元。
1月27日，经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许可西安市检察机关对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宗林采取强制措施。自1996年上市之日起，许宗林就一直利用职务之便，以“货款往来”的名义，先后将1000万美元、1900万元人民币存入私人账户。
1月27日，深圳机场发布公告称，公司总经理崔绍先因涉嫌个人犯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1月28日，利嘉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总经理陈翔因个人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四川省广汉市公安机关逮捕。
“高管落马风暴”并没有随着2005年1月的结束而成为历史。2月1日，又有南宁百货发布公告称，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黄箭雀因涉嫌受贿被拘捕。
“风萧萧兮易水寒”。令人震惊的“高管落马风暴”，使本已在投资者中“名望”不高的中国上市公司再一次面临诚信的拷问。
上市公司的体制之病
对于已有10多年历史的中国股票市场来说，上市公司高管涉嫌经济犯罪，已经不能说是惊天动地的新闻，回顾10多年来的市场发展历史，因为经济问题而受到法律制裁的高管，已经可以拉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有这么多的高管集中在一起走进犯罪的深渊，却还是前所未有。
长期以来，无论是政府官员的讲话还是报刊舆论的宣传，都把上市公司视为企业体制改革的积极成果。确实，比起“政府包办型”的国有经济与“家族型”的民营经济，上市公司由于其股份制的独特体制，一方面可以集中社会的闲散资金用于企业经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股东的约束机制来优化企业经营。但是，我国股票市场已有的10多年发展历史却表明，这种说法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的教条，由于在股票市场发展总体思路上所存在的严重失误，上市公司的资金募集优势变成了圈钱的优势，而股东的约束机制则演变成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一手操纵。
当然，上市公司高管出现经济犯罪，与这些高管的个人人格有很大的关系。但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是，由于这些高管掌握着对上市公司的绝对权力，因此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处于无人能够监控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上市公司的优势实际上完全没有发挥出来，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的投资是否安全，靠的不是制度上的保障，而是这些高管个人道德修养的保证。但是，在上市公司中，由董事长或者总经理一人说了算的情况，可说是比比皆是。由于权力制衡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一些上市公司实际上成了某些高管的“私人资产”。这样一来，股东的投资实际上处于十分危险的环境之中。
尤其要指出的是，上市公司由于其募集到了大量的资金，这是这些企业在转制为上市公司之前所没有的，面对事实上长期无人监管、自己可以随意支配的巨额资金，一些意志薄弱的高管自然难以抵制住伸手的诱惑，大肆侵吞股东的“血汗钱”，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张晨在担任开开实业总经理期间，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多次伙同他人将公司高达8亿元的资金转移到海外，案发后还可以在监视人员的眼皮底下消失掉。东北高速的董事长张晓光也可以轻松地挪用公司高达3亿元的资金，一直到存款银行出事才“拔出萝卜带出泥”。可见在这些公司里，上市公司的所谓体制优势完全是一纸空谈，而给一些宵小之徒制造了鲸吞资金的机会倒是实实在在的。
令人感到气愤的是，上市公司依赖着成千上万股东的投资实现了做大做强的目标，但在一些高管们看来，这全是他们个人的功劳。因此，他们总是念念不忘自己的所谓功劳，总是为自己的报酬过低而不断地叫屈。这些高管对国外的MBO等企业制度特别感兴趣，在有关的政策法规还没有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在公司内部大力推行MBO制度，还美其名曰“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此，这些高管可以轻松地利用MBO的“防空洞”把上市公司的资产变为自己的个人资产，一夜之间挤入所谓的“财富排行榜”，伊利股份的“一代枭雄”郑俊怀正是这方面的典型。
客观地说，对于上市公司存在的这种体制之病，有关方面亦曾推出了一些措施加以改善，比如加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推行独立董事制度，最近又推出了分类表决制度。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措施在实践中大都成了表面文章，对于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并没有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前几年，已经不断地传出上市公司的高管裹挟大量资金潜逃国外的恶性事件，留下了数以百亿计的资金黑洞难以弥补，涉事上市公司也一无例外地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这些事件已经深刻地反映出了我国上市公司机制上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几年过去了，这种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这说明，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一开始就存在的上市公司体制缺陷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长此以往，不仅上市公司将会被越来越多的“蛀虫”蛀空，而且广大投资者也终将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投资信心，远离股票市场。去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的实际状况已经足以让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并不是杞人忧天。尽管政策面上暖风频吹，但股票市场的行情却不为所动，成交低迷，指数连创新低，究其原因，用投资者的话来说就是：“这样的股票市场还能玩吗？”
市场发展思路有待匡正
接二连三的上市公司高管落马事件，也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思路提出了深刻的拷问。
黑格尔曾说过：恶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上市公司高管会“前赴后继”地走上经济犯罪的道路，除了从上市公司体制顽疾上找原因之外，我们还可以从长期以来我们所奉行的股票市场发展思路上来看到其动因。
其实，说起股票市场的发展思路，决策者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然而，回顾一下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我们又可以看到，无论是领导人的讲话还是主流报刊的宣传，都把推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作为说辞。但我们已经通过一系列活生生的事实看到，股票市场在这个方面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而它的一个明显的作用，倒是在于它在帮助企业募集资金、解决企业困难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看一看目前在我国内地沪深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其中由原国有企业转制过来的企业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企业的前身，有一些确实是比较优秀的企业，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占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其前身都是一些经营十分困难的企业，把它们推上股票市场，说穿了就是为了让它们能够获得一大笔不用还本的资金，以解决它们日益严重的经营困难。
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证券监管部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实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成了一些不合格公司的“助产士”，甚至出现了利用手中的审批权中饱私囊的“王小石事件”。一些上市公司高管之所以削尖了头皮挤进市场，其目的就在于挤进圈钱的大门。比如西安达尔曼公司，在上市时被包装成一家宝石公司，但其实是一家根本没有什么业务的“空壳公司”，但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却曾经在股市里成了红极一时的蓝筹股，最后其董事长许宗林将公司财产席卷一空，出国做起了“寓公”，只留下上当受骗的投资者徒唤奈何。这样的公司居然能够上市，担负着审核职责的监管部门显然难辞其咎。
但是，这种“拔苗助长”式的上市方法终究是要出问题的。为数不少的公司在上市以后，度过了短暂的辉煌期，用光了募集资金，马上就回到了老路，而如果遇上了心术不正的一些高管，则很快便面临灭顶之灾。按理来说，对于这类企业，完全可以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将其逐出市场。但是，在一套既有思路的统领之下，它们总是能按重组之类的模式获得再生，这又给一些高管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回顾中国股票市场近几年来出现的一些大案要案，有许多正是利用“资产重组”之类的把戏转移上市公司资产、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和投资者的投资。可惜，对于这种现象，有关方面却没有足够的警惕，采取有效的管理防范措施，而是任其泛滥，使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
长期以来，我国股票市场的行情走势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牛短熊长，其实，所谓的牛市不过是在政策的积极推动下才出现的，而漫长的熊市行情才是我国股市的真实写照。但是，出于为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解困的原因，证券监管部门总是习惯于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推高行情，使我国股市“政策市”的特征越来越难以抹去。令人忧虑的是，从去年开始，这种以政策来推高行情的做法也开始失效了。“屋漏偏逢连夜雨”，上市公司高管经济犯罪的行径在市场极度低迷时连续曝光，再一次给了投资者信心以莫大的打击。中国股票市场在有失偏颇的发展思路的统领之下，已经步入了一个死胡同，它只是给了一些鱼肉投资者的所谓高管一次又一次暴富的机会，而给投资者带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痛苦的教训！
前几年，曾有人提出中国股市必须“推倒重来”，曾引来了一片骂声。但现在，实际上股票市场已经推倒，只是推倒这个市场的正是管理这个市场的人。现在，是我们痛定思痛，重新考虑市场的发展思路、重新树立上市公司的评价标准、加强对上市公司的严格监管，还投资者以股东权力的时候了。
我们期待着，套在上市公司高管头上的"紧箍咒"，不再仅仅是道德和良心，而是神圣的法律，以及来自监管部门、执法部门、社会舆论和全体投资者的共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