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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着缺乏创新能力的问题？或者说，为什么中国产品“山寨模仿”的多，真正有创新力的少？据说有地方政府（比如宁波），在花巨资打造人才工程，希望培养出上千个“乔布斯”。
动机值得肯定，但结果收效甚微。这与中国足球一样，涉及到的是一个基础问题：中国教育的困境。举个例子，当老师说爱迪生是低能儿的时候，爱迪生真的是低能儿吗？至少他母亲不这么认为，她看重的是创造性，甚至不惜让儿子退学。
今天，我们很多父母就像爱迪生的母亲一样面临选择：一方面希望孩子成为学校的好学生，听老师的话，按学校的标准成长；但另一方面，学校的考试标准与老师的工业化教学方法，又让孩子苦不堪言。
教育部规定，不得给小学生留书面家庭作业，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然而，现在的家庭作业，都已经入侵到幼儿园了，更可悲的是，相当一部分家长，在周末或孩子下课后，干脆把孩子送到各种兴趣班或补习班，似乎不学十八般武艺就对不起孩子。
问题是，孩子快乐吗？孩子自然的天性得到尊重了吗？社会从这样的教育得到的是“山寨性人才”，还是创造性人才？一味“山寨与模仿”，中国企业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经济的未来又在哪里？
这样说并非夸大其词。我们都知道日本产品，特别是电子消费品曾经独步天下，但在互联网时代，日本电子消费类企业大多失去了竞争力，深层原因不能不说与日本教育过度强调考试与服从有关。任何一个国家今天的人才结构，都是由昨天的教育方式决定的。
教育如何“面向未来”？在这一点上，整个社会明显对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对教育方式的冲击缺乏准备。要知道，知识未来主要不再存在于书本上，更是存在于手机与可穿戴设备里。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也不再仅仅是课堂，而更多的是各种游戏、社交与互动。
当手机与正在出现的可穿戴设备，比如谷歌眼镜，让每个人可以随时学习所需要的“新知识”时，知识产业或获取知识的方式会发生什么变化？
学校显然也是知识产业，学校同样也面临互联网的挑战。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类知识，一类叫“文明类的知识”，另一类叫“工具类知识”。顾名思义，工具类知识的特点是其“工具性”，是用来解决效率问题的，像外语、地理、数理化，属于工具类知识。而文明类知识的特点是其“文明性”，像孔子、柏拉图、李白、莎士比亚等大师的著作，这类知识的特点是“强调行为的合理性与价值性”。
以互联网发展速度，个性化、娱乐化的在线学习软件，很容易解决工具类知识的学习过程，甚至是真人互动化的学习过程，或者说，工具性的知识越来越容易通过手机或穿戴设备来获得。
相比而言，文明类的知识，是用来协调与处理“人际交往关系”的，是工具性知识的精神动力，它们是“大数据分析”的标准——回答何为正确？何为价值？何为公平与正义？
今天，为什么社交类的互联网公司，如腾讯和脸谱（facebook）在领导着科技趋势？原因就在于它们是运营“人际关系”的平台。相反，工具性的公司，如索尼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日本公司，却整体性衰落，这并非日本公司不够努力，而是他们努力的方向错了。
今天的中小学教育，要正视互联网，特别是手机与可穿戴设备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的冲击。过去有一门课叫珠算，但今天算盘早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陈列。
今天的中小学教育中，有多少会是珠算类的内容？或者有多少现在学习的工具类知识，会成为珠算？这是今天的教育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孩子是用他们宝贵的孩童时间来学习的，而这些时间，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生命时期呢！
这样说，并非反对学习工具性知识，而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重新定位学校的使命与价值。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中小学可能更多的是体验与学习人文精神与团队合作的线下平台，文明类知识的获得，是要通过大量的体验与实践来获得的。
由此看来，我们也要重新定义“玩”的价值呢，让孩子更多的在一起玩，一起学会合作，学会处理冲突，懂得何为正确，何为公平，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边界在哪里，如此等等，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教育。
搞清楚这一点，互联网时代基础教育的出发点就算摆正了。
姜汝祥
（北大社会学博士，北京锡恩咨询集团董事长）
动机值得肯定，但结果收效甚微。这与中国足球一样，涉及到的是一个基础问题：中国教育的困境。举个例子，当老师说爱迪生是低能儿的时候，爱迪生真的是低能儿吗？至少他母亲不这么认为，她看重的是创造性，甚至不惜让儿子退学。
今天，我们很多父母就像爱迪生的母亲一样面临选择：一方面希望孩子成为学校的好学生，听老师的话，按学校的标准成长；但另一方面，学校的考试标准与老师的工业化教学方法，又让孩子苦不堪言。
教育部规定，不得给小学生留书面家庭作业，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然而，现在的家庭作业，都已经入侵到幼儿园了，更可悲的是，相当一部分家长，在周末或孩子下课后，干脆把孩子送到各种兴趣班或补习班，似乎不学十八般武艺就对不起孩子。
问题是，孩子快乐吗？孩子自然的天性得到尊重了吗？社会从这样的教育得到的是“山寨性人才”，还是创造性人才？一味“山寨与模仿”，中国企业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经济的未来又在哪里？
这样说并非夸大其词。我们都知道日本产品，特别是电子消费品曾经独步天下，但在互联网时代，日本电子消费类企业大多失去了竞争力，深层原因不能不说与日本教育过度强调考试与服从有关。任何一个国家今天的人才结构，都是由昨天的教育方式决定的。
教育如何“面向未来”？在这一点上，整个社会明显对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对教育方式的冲击缺乏准备。要知道，知识未来主要不再存在于书本上，更是存在于手机与可穿戴设备里。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也不再仅仅是课堂，而更多的是各种游戏、社交与互动。
当手机与正在出现的可穿戴设备，比如谷歌眼镜，让每个人可以随时学习所需要的“新知识”时，知识产业或获取知识的方式会发生什么变化？
学校显然也是知识产业，学校同样也面临互联网的挑战。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类知识，一类叫“文明类的知识”，另一类叫“工具类知识”。顾名思义，工具类知识的特点是其“工具性”，是用来解决效率问题的，像外语、地理、数理化，属于工具类知识。而文明类知识的特点是其“文明性”，像孔子、柏拉图、李白、莎士比亚等大师的著作，这类知识的特点是“强调行为的合理性与价值性”。
以互联网发展速度，个性化、娱乐化的在线学习软件，很容易解决工具类知识的学习过程，甚至是真人互动化的学习过程，或者说，工具性的知识越来越容易通过手机或穿戴设备来获得。
相比而言，文明类的知识，是用来协调与处理“人际交往关系”的，是工具性知识的精神动力，它们是“大数据分析”的标准——回答何为正确？何为价值？何为公平与正义？
今天，为什么社交类的互联网公司，如腾讯和脸谱（facebook）在领导着科技趋势？原因就在于它们是运营“人际关系”的平台。相反，工具性的公司，如索尼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日本公司，却整体性衰落，这并非日本公司不够努力，而是他们努力的方向错了。
今天的中小学教育，要正视互联网，特别是手机与可穿戴设备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的冲击。过去有一门课叫珠算，但今天算盘早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陈列。
今天的中小学教育中，有多少会是珠算类的内容？或者有多少现在学习的工具类知识，会成为珠算？这是今天的教育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孩子是用他们宝贵的孩童时间来学习的，而这些时间，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生命时期呢！
这样说，并非反对学习工具性知识，而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重新定位学校的使命与价值。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中小学可能更多的是体验与学习人文精神与团队合作的线下平台，文明类知识的获得，是要通过大量的体验与实践来获得的。
由此看来，我们也要重新定义“玩”的价值呢，让孩子更多的在一起玩，一起学会合作，学会处理冲突，懂得何为正确，何为公平，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边界在哪里，如此等等，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教育。
搞清楚这一点，互联网时代基础教育的出发点就算摆正了。
姜汝祥
（北大社会学博士，北京锡恩咨询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