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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抗日军政大学，创新型教育，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6-0086-03
诞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抗日军政大学(下文简称抗大)，其办学目的是把来自不同背景、思想觉悟参差不齐、文化水平不一的爱国青年，培养成肩负起民族解放重任的优秀军政人才。中国共产党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新精神，不仅将学校办了起来，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办学理念，实行全新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因材施教，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
一、抗大是在不具备办学条件的情况下办起来的
抗大存在期面，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最为深重的年代，陕北革命根据地又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包围中，并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当时，没有校舍、没有师资、没有教材，更没有现成的办学模式可资参考。但为了民族解放大业，为了更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这一民族伟业，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辛，不怕困难，自己动手挖窑洞做卧室，将群众弃置不用的牛羊圈打扫出来做课堂，用门板做黑板，石头做板凳，两膝作课桌。学员在破窑洞里自己修土炕作床铺。用高粱秆做门窗，师生员工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将我们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办了起来(第二期改为抗大)。为解决教员问题，红军大学充分发挥离党中央近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直接请中央领导同志讲课、作报告，为第一期上课的中央领导有毛泽东、林彪、张闻天、秦邦宪、杨尚昆、李维汉，还有社会知名人士徐特立，共产国际顾问李德。这不仅解决了教员不足问题，而且学员还能经常聆听党中央的声音。中央领导同志的讲演，深入浅出，用通俗的语言深刻地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特点及规律，以及人民战争思想等问题。这使学员眼界开阔，思路拓宽，提高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抗大首开素质教育的先河
素质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它不仅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而且还要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品质、健全的人格。因此，素质教育既要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执著的进取精神，又要开发学生的智能，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依据现在对素质教育概念的理解，分析抗大的教育特征，尽管不能从她的办学方针、教育原则、培养目标中，找到素质教育的字眼，但这种素质教育理念却蕴涵在抗大的办学历程中。
1、培养学员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道德品质
抗大招收学员，首先要审查品质、检查体格。抗大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学校，自然要严防日本走卒、敌特奸细的混入。同时拒绝接受那些堕落不振的人员。即使入学后的学生，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时的抗大，粮要自己背，柴要自己砍，操场要自己修，课堂要自己搭，生活和训练的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完成。这也是对学员良好品质的磨炼。据抗大学员张晋回忆：他们入学后第三天，全队的劳动就是到驻地20里以外的山上去砍柴，队里规定，除情况特殊者外(教师、小战士)，一般同志任务是砍柴70～80斤，往返路程在40～50里以上。这对于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同志来说，无疑是一场考验。但抗大的大多数学员都能克服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们不再以劳动为苦，而把它当作一种竞赛，一种特殊形式的享受。艰辛的劳动锻炼了学员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勇挑重担的品格。同时，学员还要过好“士兵关”，来抗大的学员，无论过去是团长、营长、排长、连长，还是哪级机关的参谋、干事，一律平等。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地要轮流扫，岗要轮流站，厨要轮流帮，任何人都不能搞特殊。即使战功赫赫、级别较高的将领也不例外。对于那些过惯干部生活，特别是官气较重的人，从行为到心理都经历了一个巨大转折。要想深造，就必须放下架子，从普通一兵开始，这对于革命者，尤其那些资历较深、职务较高的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2、注重纪律教育
为锤炼学员的品质，抗大非常注重纪律性的日常养成。这里仅以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的教育为例。在军事生活制度上，抗大很重视早操、内务、卫生制度，在“正规化”建设时期，滕代远副校长以身作则，他要求学员每天出早操，往往是连队干部和学员还没到，他早已站在操场等候，并认真检查学员的集合动作和操练情况。在他看来，加强正规化建设，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训练效果，保证教育计划的顺利进行，同时也有利于锻炼和加强全校人员的组织纪律性，养成严格遵守各种制度的习惯。诚然，我军的组织纪律性，是以高度的政治觉悟为基础的，而组织纪律性的锻炼形成，又有利于促进政治觉悟的提高。
在严格群众纪律教育方面，从建校之日起抗大就非常重视，尤其1940年抗大转入敌后，与根据地群众近距离接触，为此，抗大把严格群众纪律作为纪律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军政关系。抗大每个党支部都设有群众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领导开展群众工作，检查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浆水一带核桃、栗子、柿子很多，每到夏秋季节，山谷里硕果累累，走到树下，稍不注意就会碰头。师生尽管生活艰苦，却从没有一个人摘过百姓的一个核桃、栗子或柿子。每逢转移时，他们则认真清点物品，借的东西送还，损坏要赔偿。抗大师生的模范行为使其与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情谊，成为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3、发展学生的智能，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
抗大为提高学员的科学文化素质，不仅开设军事、政治教育课程，而且还开设国文、算术、自然科学、史地常识等基础课程。为达到预期效果，抗大慎重选择教员，保持文化教育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杜绝将文化课变成政治课附庸的做法，反对急功近利思想。虽然文化教育不是高深的理论课，但要收到良好的效果也并非易事，抗大要求教员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发挥高度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利用和改造客观环境使其服务于教育，加强课外辅导，依据学员的不同程度，进行不同形式的教学和辅导。鼓励连队的一切人员都要参与文化教育活动，互帮互学，在连队形成人人是教员，个个又都是学员的生动局面。经过抗大的短期文化教育，使原本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抗大学员具备了读书看报和学习军事政治理论的能力。
三、独特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抗大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她不能像别的大学那样可以读几年，而是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如何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既要教育学员树立坚定的政治方向，又要学到应有的知识和本领，抗大独创了一套“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原则。而且创造了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的教学方法，真正做到“教、学、做”合一。正如何长工副校长讲的：“旧的教育是将青年囚禁于书斋，闭户潜修，闭门造车，即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造成文弱脱离实际的书呆子，隔离社 会的空谈家。而我们的教育，则与之完全相反，教育学习实际并重，不仅要教要学，而且要做，学校与部队沟通，学习与斗争配合，教育与发动学生接近社会，进行群众活动，以实际问题和实践精神，来充实我们的教育，与(以)求得学校教育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抗大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极好的创造。一方面她以文化教育作为对工农干部进行军事、政治教育的桥梁，大大促进了军队干部思想理论、战略战术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并通过卓有成效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一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培养锻炼成为坚强的抗日骨干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愧为“革命熔炉”。
四、针对不同对象，因材施教
抗大学员水平参差不齐，学习时间短，任务重，且处在战争环境中，如何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抗大的做法堪称典范。抗大驻延安时，学员主要是来自全国的爱国青年、知名人士和华侨，其主要目的是把学员培养成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军人，所以抗大的教育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吃苦精神培养。抗大转入敌后，教育对象发生了变化。第六期学员，主要来自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干部，大多数经过武装斗争的考验和革命工作的实际锻炼，习惯于敌后紧张的战斗生活，但文化程度很低，文盲、半文盲占43％，高小文化程度的占24％，中学文化程度只占31％，大学文化程度只有2％。鉴于此，学校及时调整教学计划，重点抓学员文化水平的提高，侧重语文教学，加强课外辅导，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出适合工农出身学员特点的教学方法。注意教学的通俗化，以最容易为他们所了解的词句来表达抽象的原理，以民间流传、群众所熟悉的故事来说明原则。正如讲两条路线的斗争，一般人不易了解“左”倾与右倾，教员们就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讲法，把它们比作“冒失鬼”和“怕死鬼”，使一般文化程度、政治水平较低的人也能理解和接受。针对学员大多来自于北方，要求教师尽量用方言土语来说明和解释问题，举例应与学员的生活实际密切相连，要善于使用他们的日常生活或亲自参加战斗的生动事例来解释问题。由于方法得当，学员和教师配合默契，在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为军事政治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第七期于1941年1月在浆水开学，学员全部来自八路军、新四军，大多数是团、营、连、排级干部，经受过革命和战争的锻炼，素质较好。为抗大推进正规化建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学校在总结敌后办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定了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制定出周密详尽的教学计划，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编写大量教材，建立严格的教师课前备课制度。要求教员根据学员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经历，讲解深浅适度，使学员易于接受。为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经常组织讨论会、辩论会、问答晚会和大型研讨会，以开拓学生思路，把学习引向深入。第八期学员入学后，正处于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蚕食”我根据地的时候，教学环境异常艰苦特殊。上课有时在屋里，有时在村外，还要有人放哨、站岗，敌人来了则立即投入战斗，敌人走了再接着上课。处在战斗和转移中的第八期，依然保证了教学计划的完成。
抗大在特殊条件下，面对特殊的学员，创造出一套独特的办学方法和教育理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学风和校风，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创新型教育不仅在战争年代取得了重大成功，而且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责任编辑 倪金荣]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6-0086-03
诞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抗日军政大学(下文简称抗大)，其办学目的是把来自不同背景、思想觉悟参差不齐、文化水平不一的爱国青年，培养成肩负起民族解放重任的优秀军政人才。中国共产党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新精神，不仅将学校办了起来，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办学理念，实行全新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因材施教，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
一、抗大是在不具备办学条件的情况下办起来的
抗大存在期面，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最为深重的年代，陕北革命根据地又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包围中，并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当时，没有校舍、没有师资、没有教材，更没有现成的办学模式可资参考。但为了民族解放大业，为了更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这一民族伟业，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辛，不怕困难，自己动手挖窑洞做卧室，将群众弃置不用的牛羊圈打扫出来做课堂，用门板做黑板，石头做板凳，两膝作课桌。学员在破窑洞里自己修土炕作床铺。用高粱秆做门窗，师生员工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将我们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办了起来(第二期改为抗大)。为解决教员问题，红军大学充分发挥离党中央近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直接请中央领导同志讲课、作报告，为第一期上课的中央领导有毛泽东、林彪、张闻天、秦邦宪、杨尚昆、李维汉，还有社会知名人士徐特立，共产国际顾问李德。这不仅解决了教员不足问题，而且学员还能经常聆听党中央的声音。中央领导同志的讲演，深入浅出，用通俗的语言深刻地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特点及规律，以及人民战争思想等问题。这使学员眼界开阔，思路拓宽，提高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抗大首开素质教育的先河
素质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它不仅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而且还要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品质、健全的人格。因此，素质教育既要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执著的进取精神，又要开发学生的智能，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依据现在对素质教育概念的理解，分析抗大的教育特征，尽管不能从她的办学方针、教育原则、培养目标中，找到素质教育的字眼，但这种素质教育理念却蕴涵在抗大的办学历程中。
1、培养学员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道德品质
抗大招收学员，首先要审查品质、检查体格。抗大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学校，自然要严防日本走卒、敌特奸细的混入。同时拒绝接受那些堕落不振的人员。即使入学后的学生，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时的抗大，粮要自己背，柴要自己砍，操场要自己修，课堂要自己搭，生活和训练的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完成。这也是对学员良好品质的磨炼。据抗大学员张晋回忆：他们入学后第三天，全队的劳动就是到驻地20里以外的山上去砍柴，队里规定，除情况特殊者外(教师、小战士)，一般同志任务是砍柴70～80斤，往返路程在40～50里以上。这对于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同志来说，无疑是一场考验。但抗大的大多数学员都能克服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们不再以劳动为苦，而把它当作一种竞赛，一种特殊形式的享受。艰辛的劳动锻炼了学员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勇挑重担的品格。同时，学员还要过好“士兵关”，来抗大的学员，无论过去是团长、营长、排长、连长，还是哪级机关的参谋、干事，一律平等。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地要轮流扫，岗要轮流站，厨要轮流帮，任何人都不能搞特殊。即使战功赫赫、级别较高的将领也不例外。对于那些过惯干部生活，特别是官气较重的人，从行为到心理都经历了一个巨大转折。要想深造，就必须放下架子，从普通一兵开始，这对于革命者，尤其那些资历较深、职务较高的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2、注重纪律教育
为锤炼学员的品质，抗大非常注重纪律性的日常养成。这里仅以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的教育为例。在军事生活制度上，抗大很重视早操、内务、卫生制度，在“正规化”建设时期，滕代远副校长以身作则，他要求学员每天出早操，往往是连队干部和学员还没到，他早已站在操场等候，并认真检查学员的集合动作和操练情况。在他看来，加强正规化建设，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训练效果，保证教育计划的顺利进行，同时也有利于锻炼和加强全校人员的组织纪律性，养成严格遵守各种制度的习惯。诚然，我军的组织纪律性，是以高度的政治觉悟为基础的，而组织纪律性的锻炼形成，又有利于促进政治觉悟的提高。
在严格群众纪律教育方面，从建校之日起抗大就非常重视，尤其1940年抗大转入敌后，与根据地群众近距离接触，为此，抗大把严格群众纪律作为纪律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军政关系。抗大每个党支部都设有群众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领导开展群众工作，检查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浆水一带核桃、栗子、柿子很多，每到夏秋季节，山谷里硕果累累，走到树下，稍不注意就会碰头。师生尽管生活艰苦，却从没有一个人摘过百姓的一个核桃、栗子或柿子。每逢转移时，他们则认真清点物品，借的东西送还，损坏要赔偿。抗大师生的模范行为使其与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情谊，成为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3、发展学生的智能，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
抗大为提高学员的科学文化素质，不仅开设军事、政治教育课程，而且还开设国文、算术、自然科学、史地常识等基础课程。为达到预期效果，抗大慎重选择教员，保持文化教育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杜绝将文化课变成政治课附庸的做法，反对急功近利思想。虽然文化教育不是高深的理论课，但要收到良好的效果也并非易事，抗大要求教员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发挥高度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利用和改造客观环境使其服务于教育，加强课外辅导，依据学员的不同程度，进行不同形式的教学和辅导。鼓励连队的一切人员都要参与文化教育活动，互帮互学，在连队形成人人是教员，个个又都是学员的生动局面。经过抗大的短期文化教育，使原本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抗大学员具备了读书看报和学习军事政治理论的能力。
三、独特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抗大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她不能像别的大学那样可以读几年，而是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如何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既要教育学员树立坚定的政治方向，又要学到应有的知识和本领，抗大独创了一套“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原则。而且创造了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的教学方法，真正做到“教、学、做”合一。正如何长工副校长讲的：“旧的教育是将青年囚禁于书斋，闭户潜修，闭门造车，即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造成文弱脱离实际的书呆子，隔离社 会的空谈家。而我们的教育，则与之完全相反，教育学习实际并重，不仅要教要学，而且要做，学校与部队沟通，学习与斗争配合，教育与发动学生接近社会，进行群众活动，以实际问题和实践精神，来充实我们的教育，与(以)求得学校教育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抗大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极好的创造。一方面她以文化教育作为对工农干部进行军事、政治教育的桥梁，大大促进了军队干部思想理论、战略战术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并通过卓有成效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一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培养锻炼成为坚强的抗日骨干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愧为“革命熔炉”。
四、针对不同对象，因材施教
抗大学员水平参差不齐，学习时间短，任务重，且处在战争环境中，如何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抗大的做法堪称典范。抗大驻延安时，学员主要是来自全国的爱国青年、知名人士和华侨，其主要目的是把学员培养成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军人，所以抗大的教育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吃苦精神培养。抗大转入敌后，教育对象发生了变化。第六期学员，主要来自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干部，大多数经过武装斗争的考验和革命工作的实际锻炼，习惯于敌后紧张的战斗生活，但文化程度很低，文盲、半文盲占43％，高小文化程度的占24％，中学文化程度只占31％，大学文化程度只有2％。鉴于此，学校及时调整教学计划，重点抓学员文化水平的提高，侧重语文教学，加强课外辅导，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出适合工农出身学员特点的教学方法。注意教学的通俗化，以最容易为他们所了解的词句来表达抽象的原理，以民间流传、群众所熟悉的故事来说明原则。正如讲两条路线的斗争，一般人不易了解“左”倾与右倾，教员们就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讲法，把它们比作“冒失鬼”和“怕死鬼”，使一般文化程度、政治水平较低的人也能理解和接受。针对学员大多来自于北方，要求教师尽量用方言土语来说明和解释问题，举例应与学员的生活实际密切相连，要善于使用他们的日常生活或亲自参加战斗的生动事例来解释问题。由于方法得当，学员和教师配合默契，在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为军事政治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第七期于1941年1月在浆水开学，学员全部来自八路军、新四军，大多数是团、营、连、排级干部，经受过革命和战争的锻炼，素质较好。为抗大推进正规化建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学校在总结敌后办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定了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制定出周密详尽的教学计划，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编写大量教材，建立严格的教师课前备课制度。要求教员根据学员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经历，讲解深浅适度，使学员易于接受。为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经常组织讨论会、辩论会、问答晚会和大型研讨会，以开拓学生思路，把学习引向深入。第八期学员入学后，正处于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蚕食”我根据地的时候，教学环境异常艰苦特殊。上课有时在屋里，有时在村外，还要有人放哨、站岗，敌人来了则立即投入战斗，敌人走了再接着上课。处在战斗和转移中的第八期，依然保证了教学计划的完成。
抗大在特殊条件下，面对特殊的学员，创造出一套独特的办学方法和教育理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学风和校风，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创新型教育不仅在战争年代取得了重大成功，而且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