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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后的采访中，回忆起年少的求学经历，李学勤还是会感到命运的有趣，那时他更偏好的是自然科学，初中毕业后还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过北平国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阴差阳错地，他没有去，从而与“读电机系—留苏—当厂长”这条人生轨迹擦肩而过，“你看人生就差这一点，现在想想都觉得挺奇怪的。”
高中时，他读到商务出版的金岳霖的《逻辑》，对其中“介绍-逻辑系统”的部分非常感兴趣，1951年，他考入了清华哲学系金岳霖先生的门下。然而当时数理逻辑和分析逻辑是混合的，他发现实际与他所想的有出入，把兴趣更多转入高中时就已有初步了解的甲骨文上，自发整理拼缀《殷虚文字乙编》里破碎分散的甲骨，一年后，因此被陈梦家推举至考古所整理甲骨，自此，他的学术生涯正式开始。
他先是参与了《殷墟文字缀合》的编写，随后跟着侯外庐从事了一些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对甲骨、青铜器的探索。70年代，李学勤开始追着最新出土的材料变换研究方向，长沙马王堆的帛书，云梦睡虎地的秦简，殷墟妇好墓的玉器和青铜器……80年代，他开始提倡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十年后，他再一次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论断，并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古代历史和文明进行重建。2008年，他开始了持续到人生最后时刻的清华简研究。
从学科门类来看，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涉及了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研究对象包含了甲骨文、青铜器、简帛、玉器、陶器、古玺、钱币等等，给人的印象非常庞杂，李学勤也因此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不过在李学勤自己看来，他其实很专一，始终围绕的是中国古代早期文明的研究，具体来讲就是从夏商周以降至汉初的一段。商代主要的文字是甲骨文，西周春秋主要的文字是金文，而战国时期的文字，则金文、陶文、石刻、古玺、封泥、钱币、简牍、帛书等等皆有，要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对象势必驳杂。而古代文史哲不分家，想研究古代早期文明，也必须将多学科的方法结合起来。
从拼缀甲骨入门，到以探究中国古代早期文明为主要目标，纵观他一生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从研究符号到探寻文化的清晰路径。
对符号的独特兴趣
李学勤的父亲在协和医院一个有关营養方面的部门工作，见识过许多优秀的医生，其中一位是关颂韬，世界上第七个能做开颅手术的大夫。父亲很希望李学勤成为像关颂韬一样的外科医生，但他并不喜欢，他认为自己没有一双适合当外科医生的手，不是很灵活。除此之外，他认为自己同样不擅长体育、劳作、美术……这些需要一定身体协调性的活动。他喜欢安静的事情，譬如在院子里观察蚂蚁和读书。
李学勤读书的范围很广，但在40年代，以他的家境而言，买新出版的书是相当奢侈的，他用“豪举”来形容那时购买刚出版的李书华《科学概论》的行为。平日里他看的多是旧书。当时李家住在东城区，他经常去附近金鱼胡同的东安市场淘书，市场的书店集中在西部的丹桂商场，价钱较贵，从丹桂商场往东拐的胡同里，摆满了密密麻麻的旧书摊，李学勤在这里购买过无数次旧书，看完后又来这里卖掉，换没读过的。
小学和初中阶段，他更喜欢自然科学，七八岁就迷上了《科学画报》，初中一二年级填写兴趣，他写的是理科。初中毕业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平国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不过在入学体检时，被误诊患有“两肺尖部浸润性肺结核二期”，把家里人都吓坏了，得知是虚惊一场后，李学勤也不想再去了。当时学校离家远，往返也不便，更主要的是他不喜欢工科。于是李学勤继续读高中，这时他喜欢上了哲学，读巴克莱、罗素、康德的著作。
在学生时代认识李学勤的人，都很难相信他会走上历史学与古文字学的研究道路。自然科学、哲学与历史学、古文字学，看起来的确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仔细寻踪，却又能在李学勤年少的读书经历中找出些因缘际会的蛛丝马迹。
他曾说：“我在小孩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看不懂的东西，一看是不认识的，恰恰是我最喜欢的，特别是符号性的东西。我的数学学得还可以，但是我不想去学数学。”后来他看金岳霖的《逻辑》，读到介绍数理逻辑的那一章，“打开一看，全是我不认识的符号，我的兴趣立刻就来了。”
这也是为什么李学勤喜欢甲骨文的一个方面，在他看来，甲骨文同逻辑符号一样神秘难懂，一串串未知文字的确切含义，一层层隐藏在卜辞里面的先人思维，都深深吸引着他。从17岁起，他就自学甲骨文，在清华读哲学的一年里，花高价买了一部《殷墟文字乙编》，自发地拼缀其中散乱的甲片。
在一次演讲中，李学勤开玩笑般地提及了年少的另一件事，他小时候有一个志向是集齐所有商务印书馆的书，因为他想要破解商务印书馆版权页上的记号。
所以，尽管后来他本人都感叹命运的不可思议，但喜欢上甲骨文，并以此踏入研究生涯，对于李学勤来说，或许也是冥冥中的必然。
“走出疑古时代”
疑古，是对史料进行细致地辨伪，对史料本身及其承载内容保有怀疑。疑古思潮自古就有，晚清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疑古思潮尤其盛行，疑古的学者总结了宋、清以来这方面的成就，完善了辨伪的方法和理论，在二三十年代终于把信古打倒了，我们最为熟悉的要数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例如周代人心中最古的王是禹，孔子时始有尧舜，战国时有皇帝神农，甚至有比较极端的“东周以上无史”的说法。
现在良渚文化的发现使得我们不再怀疑夏朝的存在，不过在80年代初，当李学勤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认为古代文明有可能在商朝以前就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时，引起过很大的争议。在没有考古实证的情况下，李学勤有他自己的理由。 自50年代起，我国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果，李学勤也从这时候起接触到出土材料，50年代他接触过长沙、信阳的楚简与帛书;之后，他被借调至文物局，参加修订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对青铜器著录与出土材料进行重理。随后参与了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张家山竹简等等新出土材料的整理和研究。
他继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用地下的材料与地上的相互印证，不仅把这些考古学的收获当作物质文化，更以此揭开古代文明的神秘面纱。他用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史料探究商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写成《殷代地理简论》，并对商周时期礼制、职官、家族、法律、土地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许多探索。他用出土的春秋战国与秦代诸侯国的青铜器、铁器、玉器、简牍、帛书等材料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当时的制度文明，后来编成《东周与秦代文明》。大量简牍的出土也使得秦至西汉书籍的原貌逐渐展露在学者面前，令许多疑古派辨为伪书的作品得以“平反”。出土材料不断印证着古代文明的真实而辉煌的存在，令李学勤对于疑古派的观点越来越质疑。
70年代中后期，当他看到甘肃东乡马家窑类型遗址中用范铸造的青铜刀，以及陕西临潼县姜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发现黄铜片时，他意识到中国的铜器可能在商代以前已有漫长的发展史。
青铜器、古城遗址、文字符号的不断出土给了李学勤重估中国古代文明的信心。他想进一步通过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的结合，走出疑古时代。90年代末将传世文献中天文和历法材料与金文、甲骨文材料结合，重排历谱，估测年代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即是他走出的一步。
幸会清华简
2008年7月15日，一批刚从拍卖行购得的战国竹简被清华校友赵伟国捐赠至清华大学，后来学界称之为“清华简”，时任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的李学勤主持接收了这批竹简，安排入藏。两个月后，清华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负责清华简的保护与整理，李学勤担任主任，成员大部分是长年从事出土简帛整理、保护与研究的专家。团队人员清洗、杀菌、拍照后进行编码，清点出包括整简、断简和残简近2500枚。
经过整理和初步鉴定后，李学勤发现清华简大多是关于经史一类的书，包含的内容可以媲美被视为中国学术史上重大发现的“孔子壁中书”和“汲冢”，“孔子壁中书”的主要内容是《古文尚书》，“汲冢竹简”的主要内容是《竹书纪年》，而它们都已散佚。现在，清华简中就有《古文尚书》和与《竹书纪年》相似的内容，这让李学勤看到了研究古代文明的新的希望。
接触到清华简后，李学勤不止一次地感叹，“我怎么就那么幸运呢？”
从识别字符、进行隶定开始，李学勤把《周公之琴舞》、《耆夜》与《诗经》联系起来，发现西周诗歌的结构特点，完善对西周礼乐制度的认识;从《筮法》和《别卦》中讨论数字卦的问题;将《系年》与青铜器结合探究秦人的起源问题……他在通过清华简研究西周初期到战国前期的古史，他甚至想依据它重写先秦史。
曾有人問李学勤，在学术生涯中，还有什么想做而未能做的事，先生回答，如果能顺利做完清华简，我就很高兴了。遗憾的是，清华简研究还远远没有做完，先生便千古了。清华简研究是李学勤一生研究的终点，也是对他从符号到文明这条轨迹的最圆满的注脚。
2019年2月24日，终将成为清华简研究史上难以忘怀的时间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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