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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王林事件”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使我想起了当年反对伪科学的于光远。80年代初，特异功能喧嚣一时，国内许多知名人物出面支持。作为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挺身而出，短短几年撰文上百篇，发出“与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争一百年”的呼声。
于光远反伪科学不是一种政治表态，而是基于深厚的科学底蕴。他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同班，深受导师周培源的器重。周曾把于光远的物理学论文交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亲自提出修改意见。毕业时，于光远将报考居里夫人实验室研究生的机会让给了钱三强，自己投身于抗日洪流，成为职业革命家。50年代长期担任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不然，于光远也许会像他的同学那样，成为了不起的物理学家。
8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于光远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在思想界十分活跃。他长期从事经济研究，为初期的改革开放扫除了教条主义的思想障碍。同时，他大力提倡并率先进行了一些经济学新领域的研究，如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学等。其实，于光远的学术兴趣和贡献远不止于经济学，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官员，研究领域还包括哲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他撰写出版的专著和文集达九十余部，约两千多万字。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受于光远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
当我为了制定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去北京走访学者名人时，自然想听听于光远的意见。按照电话上约定的时间，我敲开东城史家胡同8号的大门。这是一条名人巷，华国锋、徐向前、荣毅仁、章士钊、臧克家等都在这里住过。于老的秘书胡冀燕把我领进书房。于老摘下眼镜，向我微笑着说：欢迎，欢迎。那时我初出茅庐，对大人物还有几分敬畏。他的和蔼可亲，顿时使我放松下来。我说明来意后，于老就兴致勃地和我聊起天来。这时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聊起昔日上海的文化如数家珍。他爽朗健谈，思路敏捷，印象最深的是谈及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于光远说：没有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不利影响。在今天，不但全民族文化素质是个问题，广大干部、甚至负责相当重要责任的干部的文化素质也还是个问题。党中央在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不论老中青干部，总的来说都缺乏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新知识，这也是一个文化素质问题。因此，关于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应该引起全国各地重视。如果我们没有经济的发展，文化上不去；没有文化的发展，经济也上不去，文化事业要有经济基础这不是一句空话，它会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即“文化工作的经济基础强，它就发展得快；它的经济基础差，就发展得慢”，这可以看作是一个规律。文化事业的经济基础当然不只是文化事业方面国家财政支出，居民在文化生活方面的支出比起国家财政支出来说更重要些。文化事业没有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任务。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工作的任务既然是为了发展文化事业，就应该和经济事业不一样。它追求的主要不是经济效益，而是提高文化的效益。追求经济效益而损害文化事业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二是文化工作的任务既然是发展文化事业，国家就不应该向文化部门要什么钱，如果文化部门有些收入应该留在文化部门，用于发展文化事业。如果对文化部门也像对经济部门一样，也要求完成利润指标，按照利润指标完成情况给职工发奖金，解决福利问题，那就很难责怪文化部门去做追求经济效益的事了。文化部门没有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任务，并不等于不要很好地从事经济经营，使文化事业能有更强的经济基础，做好经营这件事，很大程度上也同做好文化事业是一致的。由于文化和经济关系密切，涉及方面很多，看来建立和发展“文化经济学”这门学问很有必要。这门学问的建立不但可使文化工作得到经济学的指导，而且也有利于培養文化经营人才。
于光远的这些话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日，对文化发展都是极具指导意义的思想。第二年春天，于老来上海参加我们的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他居然一眼认出我，还叫得出我的名字。以后我去北京时就常找机会去拜访他。后来听说他患了癌症，动手术后恢复得不错，只是坐上了轮椅。有时去北京真想去看看他老人家，可又不想打搅他，只能放下这个念头，遥祝于老健康长寿。
于光远反伪科学不是一种政治表态，而是基于深厚的科学底蕴。他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同班，深受导师周培源的器重。周曾把于光远的物理学论文交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亲自提出修改意见。毕业时，于光远将报考居里夫人实验室研究生的机会让给了钱三强，自己投身于抗日洪流，成为职业革命家。50年代长期担任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不然，于光远也许会像他的同学那样，成为了不起的物理学家。
8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于光远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在思想界十分活跃。他长期从事经济研究，为初期的改革开放扫除了教条主义的思想障碍。同时，他大力提倡并率先进行了一些经济学新领域的研究，如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学等。其实，于光远的学术兴趣和贡献远不止于经济学，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官员，研究领域还包括哲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他撰写出版的专著和文集达九十余部，约两千多万字。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受于光远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
当我为了制定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去北京走访学者名人时，自然想听听于光远的意见。按照电话上约定的时间，我敲开东城史家胡同8号的大门。这是一条名人巷，华国锋、徐向前、荣毅仁、章士钊、臧克家等都在这里住过。于老的秘书胡冀燕把我领进书房。于老摘下眼镜，向我微笑着说：欢迎，欢迎。那时我初出茅庐，对大人物还有几分敬畏。他的和蔼可亲，顿时使我放松下来。我说明来意后，于老就兴致勃地和我聊起天来。这时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聊起昔日上海的文化如数家珍。他爽朗健谈，思路敏捷，印象最深的是谈及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于光远说：没有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不利影响。在今天，不但全民族文化素质是个问题，广大干部、甚至负责相当重要责任的干部的文化素质也还是个问题。党中央在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不论老中青干部，总的来说都缺乏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新知识，这也是一个文化素质问题。因此，关于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应该引起全国各地重视。如果我们没有经济的发展，文化上不去；没有文化的发展，经济也上不去，文化事业要有经济基础这不是一句空话，它会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即“文化工作的经济基础强，它就发展得快；它的经济基础差，就发展得慢”，这可以看作是一个规律。文化事业的经济基础当然不只是文化事业方面国家财政支出，居民在文化生活方面的支出比起国家财政支出来说更重要些。文化事业没有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任务。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工作的任务既然是为了发展文化事业，就应该和经济事业不一样。它追求的主要不是经济效益，而是提高文化的效益。追求经济效益而损害文化事业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二是文化工作的任务既然是发展文化事业，国家就不应该向文化部门要什么钱，如果文化部门有些收入应该留在文化部门，用于发展文化事业。如果对文化部门也像对经济部门一样，也要求完成利润指标，按照利润指标完成情况给职工发奖金，解决福利问题，那就很难责怪文化部门去做追求经济效益的事了。文化部门没有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任务，并不等于不要很好地从事经济经营，使文化事业能有更强的经济基础，做好经营这件事，很大程度上也同做好文化事业是一致的。由于文化和经济关系密切，涉及方面很多，看来建立和发展“文化经济学”这门学问很有必要。这门学问的建立不但可使文化工作得到经济学的指导，而且也有利于培養文化经营人才。
于光远的这些话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日，对文化发展都是极具指导意义的思想。第二年春天，于老来上海参加我们的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他居然一眼认出我，还叫得出我的名字。以后我去北京时就常找机会去拜访他。后来听说他患了癌症，动手术后恢复得不错，只是坐上了轮椅。有时去北京真想去看看他老人家，可又不想打搅他，只能放下这个念头，遥祝于老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