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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里,无论正史抑或野史,女性史向来付诸阙如,传世资料更显零星,多数纠结于贞女烈妇之流。及至近世,西方女性主义渐次苏醒,国内新文化运动呼声日高,妇女史才跻身学人眼目中。
日前,台湾唐宋研究学者陈弱水《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全书由《隋唐五代的妇女与本家》为首的五篇论文缀结而成,写作时间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家庭史发轫于上世纪后半期,陈先生却开创了取径家庭史探索有唐一朝妇女状况的先河。“在传统中国,家庭是绝大多数妇女唯一可能有深度参与的生活领域,对了解过往的女性而言,家庭史的研究有很高的重要性”,其搜罗检索的资料也多为墓志铭文。就史学观而言,尽管彼时女性自小就接受“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铁训,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有时候就那么诡异,往往“文化自文化,行为自行为”,在断层、裂隙处,女性并非一味被动接受来自男性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她们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这在妇女与本家的关系中尤为突出,如夫随妻居、长期归宁、夫亡归宗、死后归葬本家,这与“内夫家,外父母家”的传统仪范格格不入,值得补充的是,作者的考察多囿于儒家思想濡染较深的士族阶层,可以想见,红拂女那样地位卑微者所受束缚更小,中下层社会妇女的能动性应该更高。
如果说上述现象的主要源头在隋唐士族圈内通婚的习俗,导致夫家妻家界线模糊,使得不甘礼俗羁绊的妇女“有机可乘”,武则天则是以一己之力改天换地,在陈先生来看,自永徽六年武氏即皇后位的三十五年间,其所推施的若干或创新或骇俗的举措(如亲祀先蚕、更改嫔妃名衔、参与泰山封禅的“禅”礼、编写五部与女性议题相关的书籍、追尊老子母亲为“先天太后”、延长父在母死的丧期为三年以及天授元年九月即帝位),在一定程度上,不难看出,其目的之一乃是彰显妇女形象、提高女性地位,间接地挑战男性独尊的文化原则。武则天以降,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纷纷仿效,尽管亦是昙花一现,“在很大程度上,她们的行动是以华夏正统文化为对手”。基于大量的史料与谨严的治学,一向不轻下结论的陈先生决然地把武则天等人对礼仪、法制的更改归结为“初发型的女性主义”的表现,不仅延拓了唐史研究,还将女性主义萌芽推前了一千余年,为当代女性主义提供了另一参照。
还原唐代女性真实状况、显影彼时文化生活图景,可谓善莫大焉,陈先生同时期盼借此触发学人对历朝历代妇女史的研究,且提供后来者衡量妇女地位的相关指标。他的研究旨归却不仅止于此,《在崔玄籍夫妻关系考——试探唐代的以妾为妻与礼法问题》一文尾段有言:“在庶民社会,想必是礼法于我何有哉。所谓礼法宽松,并不就意味着混沌与黑暗,而可能有其他的机制与观念在其间运作,只是面对礼教,某些机制与观念便成为断然的错误了”。于陈先生,潜行于礼法之下并影响深远的机制与观念或是他下一阶段的主要研究课题;于我们来说,个中蕴义耐人寻味,如文明与自主的关系,历史与当下的距离,文化的下限与幅度,唯有如是观,历史研究才会走出故书堆,鲜活生动起来。
日前,台湾唐宋研究学者陈弱水《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全书由《隋唐五代的妇女与本家》为首的五篇论文缀结而成,写作时间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家庭史发轫于上世纪后半期,陈先生却开创了取径家庭史探索有唐一朝妇女状况的先河。“在传统中国,家庭是绝大多数妇女唯一可能有深度参与的生活领域,对了解过往的女性而言,家庭史的研究有很高的重要性”,其搜罗检索的资料也多为墓志铭文。就史学观而言,尽管彼时女性自小就接受“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铁训,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有时候就那么诡异,往往“文化自文化,行为自行为”,在断层、裂隙处,女性并非一味被动接受来自男性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她们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这在妇女与本家的关系中尤为突出,如夫随妻居、长期归宁、夫亡归宗、死后归葬本家,这与“内夫家,外父母家”的传统仪范格格不入,值得补充的是,作者的考察多囿于儒家思想濡染较深的士族阶层,可以想见,红拂女那样地位卑微者所受束缚更小,中下层社会妇女的能动性应该更高。
如果说上述现象的主要源头在隋唐士族圈内通婚的习俗,导致夫家妻家界线模糊,使得不甘礼俗羁绊的妇女“有机可乘”,武则天则是以一己之力改天换地,在陈先生来看,自永徽六年武氏即皇后位的三十五年间,其所推施的若干或创新或骇俗的举措(如亲祀先蚕、更改嫔妃名衔、参与泰山封禅的“禅”礼、编写五部与女性议题相关的书籍、追尊老子母亲为“先天太后”、延长父在母死的丧期为三年以及天授元年九月即帝位),在一定程度上,不难看出,其目的之一乃是彰显妇女形象、提高女性地位,间接地挑战男性独尊的文化原则。武则天以降,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纷纷仿效,尽管亦是昙花一现,“在很大程度上,她们的行动是以华夏正统文化为对手”。基于大量的史料与谨严的治学,一向不轻下结论的陈先生决然地把武则天等人对礼仪、法制的更改归结为“初发型的女性主义”的表现,不仅延拓了唐史研究,还将女性主义萌芽推前了一千余年,为当代女性主义提供了另一参照。
还原唐代女性真实状况、显影彼时文化生活图景,可谓善莫大焉,陈先生同时期盼借此触发学人对历朝历代妇女史的研究,且提供后来者衡量妇女地位的相关指标。他的研究旨归却不仅止于此,《在崔玄籍夫妻关系考——试探唐代的以妾为妻与礼法问题》一文尾段有言:“在庶民社会,想必是礼法于我何有哉。所谓礼法宽松,并不就意味着混沌与黑暗,而可能有其他的机制与观念在其间运作,只是面对礼教,某些机制与观念便成为断然的错误了”。于陈先生,潜行于礼法之下并影响深远的机制与观念或是他下一阶段的主要研究课题;于我们来说,个中蕴义耐人寻味,如文明与自主的关系,历史与当下的距离,文化的下限与幅度,唯有如是观,历史研究才会走出故书堆,鲜活生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