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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经济危机，中国经济衰退的实质是政策收缩太快，结合中美经济往来，双方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焦点会聚焦在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上。本文从中国消费与生产两个市场说明汇率在未来变化的空间，提出分步走的做法，在未来的5到6年内，逐步放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范围，直至由市场决定。
自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金融危机所特有的传染性引起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恐慌，这种恐慌冲击着实体经济的增长。伴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日益恶化，其自身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主要发达国家都因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而先后染上这种病症，他们实体经济的衰退又从另外的一个通道冲击着我们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外向型实体经济(出口外向型经济)。在遭受金融与实体经济双重冲击之后，我们就面临着新一轮经济复苏的问题。然而，在复苏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人民币汇率的走向。
要了解人民币汇率的走向问题，核心的问题是要清楚中美经济之间是如何关联的，特别是中美经济之间的关系。从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来看，美国经济增长中其金融衍生品的总量远超过其实物资产。按购买力平价的水平计，2000年美国实际财富只相当于世界财富的25％左右，其银行资产组合中的金融衍生品总量与其实际资产总量相当，可是，到了2007年第三季度银行资产组合中的衍生产品已经超过其实际资产近3倍。
金融市场在拉动投资与消费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但核心问题是基于终端消费需求增长的生产活动往往过高预期了终端消费需求增长，如下图所示：
如果说对消费的预期是沿着AB线向上走，问题就比较大了，因为实际消费增长是沿着AC路线走，生产是按照消费预期来进行安排的，生产在初期由于消费扩张速度加快而放大规模之后，那么一旦消费增长放慢之后，随着AB与Ac之间的距离拉开，喇叭口越来越大之后，生产的衰退就不可避免。
生产的衰退所引起金融市场的反应也是有一个过程。当终端消费品市场增长下降之后，直接影响的是这些消费品的生产，对其上游来说，反应要相对慢一些，只有当对上游产品市场产生冲击时，才会一步一步地继续再向更高的上游冲击，最后是大宗原材料市场爆发雪崩式的价格下跌。而早期由于消费与投资膨胀，大宗原材料市场的价格在最初被高高拉起，最后被重重地摔在地板上，由此产生全面性的经济危机。
在金融危机之后，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如何复苏的问题。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其内在的冲击比较大，内部市场要想在短期内启动比较困难，其一定会借助于其外部的市场来复苏，早在三十年代经济衰退之时，他们就推出了贸易保护性的法案，即Smoot-Hawley法案。在未来其经济完全复苏之前，贸易保护势力必定抬头。这又必然对中国施加压力，特别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由于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中美贸易一直以中方保持顺差，美方保持逆差的局面维持。因此，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想而知。中国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如。F图(图三)所示：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在金融危机时所受的冲击，自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受到紧缩政策的影响开始走下坡路， 这一轮经济的紧缩直接由上一轮经济过度增长造成(2003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银行贷款规模太大，导致后几年经济无法软着陆)。政府在2007年开始实施的过度紧缩性财政政策导致中国国内经济开始下滑。从2008年6月起，随着美国与西方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中国出口开始直线下降，GDP下跌严重，如下图(图四)所示：
中国经济的衰退所带来的后果也相当严重，7.5万家出口型企业倒闭，2100万人的失业，给中国经济的复苏带来较大的困难，中国在短期内难以避开过去的增长策略，即外向出口的驱动来拉动经济的增长。这就决定了我们人民币的汇率暂不能升值。
其实，早在2001年我们加入WTO之后，当WTO的成员国在逐步降低关税与配额时，事实上我国的虻率就已经成为WTO经济合作伙伴们之间争论的焦点。特别是在2004年我国进出口占GDP比重的70％左右时，2005年顺差又多达1000多亿美元的情况下，出于对国内经济转型以及与国外经济进一步合作的双重需要，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了新一轮的汇率制度改革，相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从此打开人民币升值的道路。到目前为止，人民币相对美元已经升值了近17％。三年升值17％应该不算快，正所谓小步慢跑。然而，我们从下图的具体美元兑人民币的比价变化关系图来看，人民币升值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下图(图五)来看，美元兑换人民币从8.11到破8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从8到7.5经过了近一年半的时间，从7.5到破7经过约4个月的时间，小步慢跑的策略逐步变成为小步快跑。但是，到了08年下半年，特别是09年，情况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关系成为一条直线。它引发利益格局的变化。
这种升值在不同的市场当中所引发的反应也不一样，对消费市场来说，人民币升值对于经常出国或使用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可以省下不少支付而获得其想要的东西。然而，这部分消费者的购买力隐藏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增大，少部分人占有了更多的资源和较多的财富，他们的购买力高。而另外一些人生活水平还不高，他们工作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如果升值太快，直接影响他们的就业和生存。换句话说，人民币升值会使许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生存困难。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过去人民币升值是为了迫使广大粗放型经营模式的企业转型到集约型经营模式上去。事实上，在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今天，制造业企业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上游原材料在涨价，下游出口因人民币升值受阻，中间劳动力的价格不断上涨，短期内要想加速消化两端的压力几乎没有可能，其利润在短期内被加速压榨。对外国的市场来说，因为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我们的进口压力非常大。
随着国际经济联系的进一步上升，中美双方各自的压力都已经显现出来，两国都需要对方做出让步来维持各自的经济复苏。
从我们自己的立场来看，我们要清楚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原则。第一：汇率问题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如果我们一味迁就西方的压力，让人民币短期内大幅度升值，就可能使我们刚复苏的经济进入到新一轮的衰退之中。而且，一旦人民币升值或形成升值预期，由于我们在金融监管方面的能力不足的原因，可能会导致大量的热钱流入，进口过多，中国经济的稳定性会变差，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衰退也就是世界经济的悲剧。第二，由干我们是一个正在逐步开放的国家，与其他许多国家有着经济联系，比如吸引FDI以及进出口贸易等，这客观上需要我们必须将汇率维持在一个稳定合理的水平之上，因此，我们需要在主观上做出一些调整，即在盯住美元的基础上参照一揽子货币来定价，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住其稳定性。
同时，稳定并不代表参考一揽子货币就盯死，而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改变一下人民币与其他主要货币之间的比价关系。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压力测试来了解我们汇率波动的范围，比如在2-3％之间允许波动，这也会促进一些外向型企业不断根据市场，调整其产品的技术含量，逐步转型。经过两到三年的时间磨合，让绝大部分的企业提升其竞争能力，适应外部不断增加的压力。
一旦我们的外向型企业具有了相应的竞争力，我们就可以扩大汇率波动的范围，比如5-8％，不断扩大波动的范围是为了我们进一步扩大货币开放的程度，同时在资本账户下有条件时可适当开放一部分资本的自由兑换，这样再有两到三年的时间做准备，全面提升我们管理汇率与控制资本流动的能力。经过五到六年的精心准备，我们一定能够在外汇市场中放开限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当然，我们除了汇率政策对企业发挥作用之外，我们国内需要采取其他的一些措施，如明确的产业政策来主动促使企业顺应这种变化。
外汇市场的开放既有来自内在的压力，又有来自外部的压力。来自内在经济压力要求的开放速度慢，而来自外部经济压力要求的开放的速度快。这种一快一慢，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但是，金融开放政策的灵魂和核心关键是要先稳定发展，练好内功再开放先开放流动性较低的市场，再开放流动性强的市场，才能真正确保我们的主体利益不受损害，在这个基础上保持金融开放政策的动态一致性。
自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金融危机所特有的传染性引起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恐慌，这种恐慌冲击着实体经济的增长。伴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日益恶化，其自身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主要发达国家都因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而先后染上这种病症，他们实体经济的衰退又从另外的一个通道冲击着我们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外向型实体经济(出口外向型经济)。在遭受金融与实体经济双重冲击之后，我们就面临着新一轮经济复苏的问题。然而，在复苏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人民币汇率的走向。
要了解人民币汇率的走向问题，核心的问题是要清楚中美经济之间是如何关联的，特别是中美经济之间的关系。从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来看，美国经济增长中其金融衍生品的总量远超过其实物资产。按购买力平价的水平计，2000年美国实际财富只相当于世界财富的25％左右，其银行资产组合中的金融衍生品总量与其实际资产总量相当，可是，到了2007年第三季度银行资产组合中的衍生产品已经超过其实际资产近3倍。
金融市场在拉动投资与消费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但核心问题是基于终端消费需求增长的生产活动往往过高预期了终端消费需求增长，如下图所示：
如果说对消费的预期是沿着AB线向上走，问题就比较大了，因为实际消费增长是沿着AC路线走，生产是按照消费预期来进行安排的，生产在初期由于消费扩张速度加快而放大规模之后，那么一旦消费增长放慢之后，随着AB与Ac之间的距离拉开，喇叭口越来越大之后，生产的衰退就不可避免。
生产的衰退所引起金融市场的反应也是有一个过程。当终端消费品市场增长下降之后，直接影响的是这些消费品的生产，对其上游来说，反应要相对慢一些，只有当对上游产品市场产生冲击时，才会一步一步地继续再向更高的上游冲击，最后是大宗原材料市场爆发雪崩式的价格下跌。而早期由于消费与投资膨胀，大宗原材料市场的价格在最初被高高拉起，最后被重重地摔在地板上，由此产生全面性的经济危机。
在金融危机之后，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如何复苏的问题。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其内在的冲击比较大，内部市场要想在短期内启动比较困难，其一定会借助于其外部的市场来复苏，早在三十年代经济衰退之时，他们就推出了贸易保护性的法案，即Smoot-Hawley法案。在未来其经济完全复苏之前，贸易保护势力必定抬头。这又必然对中国施加压力，特别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由于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中美贸易一直以中方保持顺差，美方保持逆差的局面维持。因此，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想而知。中国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如。F图(图三)所示：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在金融危机时所受的冲击，自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受到紧缩政策的影响开始走下坡路， 这一轮经济的紧缩直接由上一轮经济过度增长造成(2003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银行贷款规模太大，导致后几年经济无法软着陆)。政府在2007年开始实施的过度紧缩性财政政策导致中国国内经济开始下滑。从2008年6月起，随着美国与西方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中国出口开始直线下降，GDP下跌严重，如下图(图四)所示：
中国经济的衰退所带来的后果也相当严重，7.5万家出口型企业倒闭，2100万人的失业，给中国经济的复苏带来较大的困难，中国在短期内难以避开过去的增长策略，即外向出口的驱动来拉动经济的增长。这就决定了我们人民币的汇率暂不能升值。
其实，早在2001年我们加入WTO之后，当WTO的成员国在逐步降低关税与配额时，事实上我国的虻率就已经成为WTO经济合作伙伴们之间争论的焦点。特别是在2004年我国进出口占GDP比重的70％左右时，2005年顺差又多达1000多亿美元的情况下，出于对国内经济转型以及与国外经济进一步合作的双重需要，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了新一轮的汇率制度改革，相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从此打开人民币升值的道路。到目前为止，人民币相对美元已经升值了近17％。三年升值17％应该不算快，正所谓小步慢跑。然而，我们从下图的具体美元兑人民币的比价变化关系图来看，人民币升值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下图(图五)来看，美元兑换人民币从8.11到破8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从8到7.5经过了近一年半的时间，从7.5到破7经过约4个月的时间，小步慢跑的策略逐步变成为小步快跑。但是，到了08年下半年，特别是09年，情况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关系成为一条直线。它引发利益格局的变化。
这种升值在不同的市场当中所引发的反应也不一样，对消费市场来说，人民币升值对于经常出国或使用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可以省下不少支付而获得其想要的东西。然而，这部分消费者的购买力隐藏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增大，少部分人占有了更多的资源和较多的财富，他们的购买力高。而另外一些人生活水平还不高，他们工作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如果升值太快，直接影响他们的就业和生存。换句话说，人民币升值会使许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生存困难。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过去人民币升值是为了迫使广大粗放型经营模式的企业转型到集约型经营模式上去。事实上，在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今天，制造业企业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上游原材料在涨价，下游出口因人民币升值受阻，中间劳动力的价格不断上涨，短期内要想加速消化两端的压力几乎没有可能，其利润在短期内被加速压榨。对外国的市场来说，因为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我们的进口压力非常大。
随着国际经济联系的进一步上升，中美双方各自的压力都已经显现出来，两国都需要对方做出让步来维持各自的经济复苏。
从我们自己的立场来看，我们要清楚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原则。第一：汇率问题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如果我们一味迁就西方的压力，让人民币短期内大幅度升值，就可能使我们刚复苏的经济进入到新一轮的衰退之中。而且，一旦人民币升值或形成升值预期，由于我们在金融监管方面的能力不足的原因，可能会导致大量的热钱流入，进口过多，中国经济的稳定性会变差，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衰退也就是世界经济的悲剧。第二，由干我们是一个正在逐步开放的国家，与其他许多国家有着经济联系，比如吸引FDI以及进出口贸易等，这客观上需要我们必须将汇率维持在一个稳定合理的水平之上，因此，我们需要在主观上做出一些调整，即在盯住美元的基础上参照一揽子货币来定价，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住其稳定性。
同时，稳定并不代表参考一揽子货币就盯死，而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改变一下人民币与其他主要货币之间的比价关系。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压力测试来了解我们汇率波动的范围，比如在2-3％之间允许波动，这也会促进一些外向型企业不断根据市场，调整其产品的技术含量，逐步转型。经过两到三年的时间磨合，让绝大部分的企业提升其竞争能力，适应外部不断增加的压力。
一旦我们的外向型企业具有了相应的竞争力，我们就可以扩大汇率波动的范围，比如5-8％，不断扩大波动的范围是为了我们进一步扩大货币开放的程度，同时在资本账户下有条件时可适当开放一部分资本的自由兑换，这样再有两到三年的时间做准备，全面提升我们管理汇率与控制资本流动的能力。经过五到六年的精心准备，我们一定能够在外汇市场中放开限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当然，我们除了汇率政策对企业发挥作用之外，我们国内需要采取其他的一些措施，如明确的产业政策来主动促使企业顺应这种变化。
外汇市场的开放既有来自内在的压力，又有来自外部的压力。来自内在经济压力要求的开放速度慢，而来自外部经济压力要求的开放的速度快。这种一快一慢，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但是，金融开放政策的灵魂和核心关键是要先稳定发展，练好内功再开放先开放流动性较低的市场，再开放流动性强的市场，才能真正确保我们的主体利益不受损害，在这个基础上保持金融开放政策的动态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