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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正义的辩论中,戴维·米勒既反对全球平等主义,又反对世界主义。面对历史上的非正义这一问题,他采取个人责任—集体责任—民族责任—民族对过去的责任的论证路径,以民族成员身份为论据,坚持民族对历史上的非正义承担继承性的矫正责任。针对历史上不同的非正义,米勒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但是他为殖民主义这种复杂的历史上的非正义提供的矫正方案是不充分的,原因在于他只关注了殖民主义在经济上的非正义性,而没有看到殖民主义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非正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