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量的养老服务需求与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之间产生矛盾，日益提高的养老服务需求质量标准与有限的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之间产生矛盾……
伴随着老龄化与空巢化的浪潮，农村养老面临着制度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的诸多挑战。
11月24日，“聚焦農村养老探索新型模式——中国农村养老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将议题聚焦到对农村养老模式、未来趋势、应对策略的探讨。
根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我国老龄人口接近3亿，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或将达到90%，这也意味着届时超过2亿空巢老人。相较于城市，农村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
农村养老，谁扮主角？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民政部专家委员会委员杜鹏说“提高养老服务质量不是自上而下，要更加注重民间的力量，先是农村在探索中自发形成经验，转变成可复制的模式，然后在全国推广。”
模式探索
“我国养老的难点、短板在农村，政府推动养老的着力点正在逐步转向农村。”河北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许祯科说，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是应对老龄化、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中关键的关键。
许祯科所在的河北省是人口大省，也是人口老龄化比较高的省份之一。截至2016年底，河北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269万，占到人口比例16.9%，高于全国0.2个百分点。其中，农村的老年人口占全省老年人口的比重达到60%以上。
在农村养老模式方面，河北省开展了一些探索和实践。在邯郸、张家口、衡水等地，逐步摸索出5种不同的模式。
其中，张家口康保模式有很强的生命力。
在张家口，因为大量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守人口中空巢老年人大量存在。例如，一个400人的村庄，平时仅剩下90余人。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采取集中建院的方式，建成区域性的敬老院。通过将民政、老龄部门投入的资金及危房改造资金，整合用于建设区域性养老机构。这些养老机构配套设施齐备，资产充足，村民免费居住，生活费用由村民自己负担。
而衡水的幸福院模式也被认为比较可行。该模式是以地养老，农民完成土地确权之后，通过农民自身土地流转获得的收益，用于自身养老。例如衡水富城，每位老人每月的养老费用在150～200元之间。除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80元/月外，加上土地流转取得的收益，基本能够支付在本村幸福院的养老。
形势严峻
我国幅员辽阔，农村养老有着区域性差异，进而探索出不同的实践模式。
目前，浙江正在探索以宅基地换养老、助餐、99食堂 99医护、社会组织参与的上门服务模式、老年协会为主体的老年互助养老模式、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原居安养”模式、机构养老模式等多种养老模式。
虽然各地都在探索适合的养老模式，但农村的养老形势依然严峻。
以四川省为例，2010年，农村老龄人口总数达到589.47万，比2000年净增118.95万，占全省老龄人口比重66.96%；2010年，四川省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12.26%。
通过数据比较，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发现，四川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从2000年的7.84%提高到2010年的12.26%，10年增加了4.42个百分点。
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的养老服务需求与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之间产生矛盾；日益提高的养老服务需求质量标准与有限的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之间产生矛盾；养老服务对象的异质性和需求的多样化与简单的养老供给形式之间也出现了矛盾。
让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谭克俭感觉担忧的是农村空巢老人数量快速扩大。在山西，2009年，农村空巢老人普查数据为34.3万，而到2010年则增长到76万。
“农村空巢老人处境非常尴尬，留守家里没有人照顾，劳动强度大、无人照料孤独感强烈，到城里，也不适应新环境、融入不到城市社会，产生新的孤独感。”他说。
积极应对
近年来，河北省将农村养老列入美丽乡村建设内容之中。利用民政部和省级的支持资金，河北农村养老机构覆盖70%的村庄，达到33000多家养老院。“现在的问题在于入住率比较低，最大困难在于后续运营比较困难。随着形势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仅靠农村自身难以解决问题。”许祯科说。
例如，肥乡县农村幸福养老院起步比较早，政府每年预算拿出3000万元，基本相当于每位老人补助500元。最近，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也感觉有运营压力。此外，县级财政再投入也有一定的困难。
在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甄炳亮看来，确保农村养老服务开展可持续发展，必须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在组织和队伍方面，应该社会力量唱主角，组织本地妇女、低龄老人为主体，整合本地村医等各方面资源，而不应该政府唱主角。
当然，除了政策支持外，政府还要对农村的养老事业给予一定的资金奖补和税费优惠。“开展农村养老服务要用到民间化力量，补充以志愿化、公益化，收支平衡一定要略有盈余，完全长期免费不可持续，不仅没有生命力，更难以扩大。”甄炳亮说。
针对目前的农村养老形势，杨成钢建议要进行制度创新：
首先，老龄委要走到前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或者，原计生队伍和网络要把工作重心转到养老服务上来。
其次，进行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更好地调动市场及社会力量参与老龄工作。例如，民办养老机构的资源合理利用，慈善资金使用的有效监督，志愿者服务机制、老人互助机制的构建，以及包括助老服务在内的公民服务与社会信用积分挂钩机制的建立等。
伴随着老龄化与空巢化的浪潮，农村养老面临着制度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的诸多挑战。
11月24日，“聚焦農村养老探索新型模式——中国农村养老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将议题聚焦到对农村养老模式、未来趋势、应对策略的探讨。
根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我国老龄人口接近3亿，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或将达到90%，这也意味着届时超过2亿空巢老人。相较于城市，农村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
农村养老，谁扮主角？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民政部专家委员会委员杜鹏说“提高养老服务质量不是自上而下，要更加注重民间的力量，先是农村在探索中自发形成经验，转变成可复制的模式，然后在全国推广。”
模式探索
“我国养老的难点、短板在农村，政府推动养老的着力点正在逐步转向农村。”河北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许祯科说，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是应对老龄化、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中关键的关键。
许祯科所在的河北省是人口大省，也是人口老龄化比较高的省份之一。截至2016年底，河北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269万，占到人口比例16.9%，高于全国0.2个百分点。其中，农村的老年人口占全省老年人口的比重达到60%以上。
在农村养老模式方面，河北省开展了一些探索和实践。在邯郸、张家口、衡水等地，逐步摸索出5种不同的模式。
其中，张家口康保模式有很强的生命力。
在张家口，因为大量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守人口中空巢老年人大量存在。例如，一个400人的村庄，平时仅剩下90余人。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采取集中建院的方式，建成区域性的敬老院。通过将民政、老龄部门投入的资金及危房改造资金，整合用于建设区域性养老机构。这些养老机构配套设施齐备，资产充足，村民免费居住，生活费用由村民自己负担。
而衡水的幸福院模式也被认为比较可行。该模式是以地养老，农民完成土地确权之后，通过农民自身土地流转获得的收益，用于自身养老。例如衡水富城，每位老人每月的养老费用在150～200元之间。除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80元/月外，加上土地流转取得的收益，基本能够支付在本村幸福院的养老。
形势严峻
我国幅员辽阔，农村养老有着区域性差异，进而探索出不同的实践模式。
目前，浙江正在探索以宅基地换养老、助餐、99食堂 99医护、社会组织参与的上门服务模式、老年协会为主体的老年互助养老模式、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原居安养”模式、机构养老模式等多种养老模式。
虽然各地都在探索适合的养老模式，但农村的养老形势依然严峻。
以四川省为例，2010年，农村老龄人口总数达到589.47万，比2000年净增118.95万，占全省老龄人口比重66.96%；2010年，四川省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12.26%。
通过数据比较，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发现，四川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从2000年的7.84%提高到2010年的12.26%，10年增加了4.42个百分点。
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的养老服务需求与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之间产生矛盾；日益提高的养老服务需求质量标准与有限的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之间产生矛盾；养老服务对象的异质性和需求的多样化与简单的养老供给形式之间也出现了矛盾。
让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谭克俭感觉担忧的是农村空巢老人数量快速扩大。在山西，2009年，农村空巢老人普查数据为34.3万，而到2010年则增长到76万。
“农村空巢老人处境非常尴尬，留守家里没有人照顾，劳动强度大、无人照料孤独感强烈，到城里，也不适应新环境、融入不到城市社会，产生新的孤独感。”他说。
积极应对
近年来，河北省将农村养老列入美丽乡村建设内容之中。利用民政部和省级的支持资金，河北农村养老机构覆盖70%的村庄，达到33000多家养老院。“现在的问题在于入住率比较低，最大困难在于后续运营比较困难。随着形势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仅靠农村自身难以解决问题。”许祯科说。
例如，肥乡县农村幸福养老院起步比较早，政府每年预算拿出3000万元，基本相当于每位老人补助500元。最近，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也感觉有运营压力。此外，县级财政再投入也有一定的困难。
在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甄炳亮看来，确保农村养老服务开展可持续发展，必须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在组织和队伍方面，应该社会力量唱主角，组织本地妇女、低龄老人为主体，整合本地村医等各方面资源，而不应该政府唱主角。
当然，除了政策支持外，政府还要对农村的养老事业给予一定的资金奖补和税费优惠。“开展农村养老服务要用到民间化力量，补充以志愿化、公益化，收支平衡一定要略有盈余，完全长期免费不可持续，不仅没有生命力，更难以扩大。”甄炳亮说。
针对目前的农村养老形势，杨成钢建议要进行制度创新：
首先，老龄委要走到前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或者，原计生队伍和网络要把工作重心转到养老服务上来。
其次，进行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更好地调动市场及社会力量参与老龄工作。例如，民办养老机构的资源合理利用，慈善资金使用的有效监督，志愿者服务机制、老人互助机制的构建，以及包括助老服务在内的公民服务与社会信用积分挂钩机制的建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