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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思想就是行动用丰饶的笔旖旎写下看到不一定存在意义不记下则意义不存……
“仓库里还有一个秤台很大的磅秤。最多可以称300公斤的东西。不过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巨大的磅秤真的称过什么东西，除了爸爸。有那么几次。当爸爸的合伙人卡斯德拉先生不在店里的时候。他会一动不动地站在秤台中央。双手插袋，脸朝下，一声不响，只是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表盘。我清楚地记得那指针显示的是——67公斤。还有几次，爸爸会突然对我说：‘要不要一起来，卡特琳?’于是我上去站在他旁边。我们两个直立着，他的手搭着我的肩，然后纹丝不动，似乎是在等着照相。我拿掉了我的眼镜。爸爸也拿掉了他的。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薰薰然。时间静止了，感觉十分舒畅”。
每一次看桑贝的《戴眼镜的女孩》中的这一段我都会安静好久。女性在她一生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如果有不说话的时候，都会别有一种风情。
杜拉斯非常通透地解释了一个女孩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容颜。“在我18岁的时候，繁花似锦的年华早就枯萎凋零。从18岁到25岁之间，我的容貌朝着一个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18岁的时候我就衰老了。……那些在我17岁回法国时认识我的人。在两年以后，即我19岁时重新见到我时都感到惊奇”。
父亲去世的时候，是我本该有很多维特式烦恼的年纪，他的离开使我跳过了那个阶段成为“今天”的样子。多年过去，父亲的容貌在记忆里模糊了棱角，他留给我的印象多像默片时代的电影，有行动没声音，黑自居多。也有彩色的。而色彩也多半像早期的彩色电影，不是掉了颜色就是颜色太过突兀。那时家里有一张小床，床上摞着被褥，父亲靠着被子，像今天我靠进沙发里，看一本什么书，我坐在他的腿弯里也看那本书，有时候是技术书，有时候是些杂书。我记得有一本精装硬皮的书是《奴隶制时代》，好像是郭沫若的，还记得他订阅过《考古》，那是那个年代少有的杂志之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时候，父亲特别指给我看那件T字形的彩衣，爸爸说这件素纱单衣，重不到1两。我说，就是还没有半个馒头重是吗?父亲点头笑。我们继续看那些漆器，看了很久，父亲说。要是彩色的就更好看了。
如果说女儿是父亲的情人，我最喜欢的这两对：卡特琳和她的爸爸，站在称台上好像等待照相一样纹丝不动；我和父亲，一起看2100年前的丝绸彩衣和漆器。都是朦胧而温暖的画面。
5岁以前，她的头饰上有很多说不上名字的珍宝，她的缎袍上有汉人巧妇绣的花朵。她的镂花靴子上没有尘土，被牛奶擦洗的脸蛋比新鲜奶油还要白净。大大的永不流动的蒙古包里。有美丽的毯子、成堆的兽皮和晶亮的银器，跪着进出的奴隶不能抬头看他们的小主人。有一天，一个女奴背着她出了毡房，她搬转过她的头，看到了一张年轻俊美却长了好多皱纹的脸，她细嫩的手指放在那些皱纹上，问，是怎么长出来的，女奴说是草原的风吹的。从此她就不肯出去吹草原的风，而她家的蒙古包是草原上惟一带有窗子的奇怪毡房。一个老太太，我们家的远房亲戚，给我讲的外祖母小时候的事情。我觉得那像小说里的故事。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的外祖母小名叫小玉。
“小玉家由小玉的妈妈，也就是你的太姥姥管着，草原、牛羊、买卖、牧人……你太祖不管事的。后来小玉的妈妈死了，小玉哭呀，眼泪流进耳朵，没有人管，发炎，一个耳朵就聋掉了。从此，她就不怎么说话了。家里没有人管，开始卖草原、卖地、卖牲畜，还有骗子来骗，很快家就败了。家败如山倒，太祖带了一点碎银和小玉就进城了。进城了太祖也不做事情，抽鸦片。你姥爷看着小玉可怜，怕她被卖掉，那时候，一个男人能怎么帮助一个姑娘?不过是娶过来，你姥爷大她十几岁呢。小玉还是哭呀。”
现在我想我的外祖母，一个16岁的女孩儿嫁给一个陌生的异族男子，听得懂汉话，却讲不流利，嫁到一个看不到草原和牛羊的陌生地方，除了哭也就只能剩下沉默了。外祖母后来生了那么多的孩子，而外祖父则是遇到危险就会躲在她的身后发脾气的男人，她为了生计去缝麻袋、种地、苫房子、养家禽……做过很多很多繁重的活计。但她也认识了好多汉字。甚至可以写信、看《红楼梦》。其中一个记忆画面是她坐在椅子里用一个大搪瓷茶缸喝茶，我站在她前面拿着《红楼梦》。她问我，二奶奶干什么呢?我就给她念，小红跟二奶奶说……
外祖母去世的时候我很小，但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还能看到她。一次，我坐在阳光的屋子里看书，胖胖的外祖母进来，坐在我对面，她的短发四外微微翻卷，我的卷发长长地悬垂，我便知道了我的来处。她用大而温柔的灰绿色眼睛澄澈地看着我，我也不说什么，我们都喜欢那样相互看着，阳光里的灰尘随着呼吸轻轻地跳舞。悲伤与喜悦、苦难与幸福、贫穷与富足、恨与爱、厌恶与欣赏、自私与慷慨、猥琐与磊落、健康与疾病、生与死、什么和什么都不过是过眼云烟。我们无需说话。
阿修在文章里写到，“‘人的一生中能有几次邂逅图画书?3次：童年、初为父母、人生过半为了自己的时候。’我分外珍惜这最后一次的邂逅，于是端一张小板凳，捧一本童书，坐到阳光下”。我喜欢阿修坐在小板凳上读罗兰·英格斯·怀德写的《森林里的小木屋》，她格外喜欢贾士·威廉斯画的插图。阿修说要沿着贾士·威廉斯的路线去旅游。我甚至能看到她脸上一层细细的绒毛，在阳光里有一层浅浅的金色。新洗的黑褐色头发直而长，有干净的香味。阿修话少，我们在一起总是我的话多，我想我们一定会有一次坐在一起都不说话，静静地看一江春水。看粼粼的波光，会有一条受到惊吓的鱼啪啦跃出水面，几只窄窄翅膀的江鸥快速掠过江面……然后叹气，然后回家，去过红尘中的烟火日子。
阿曼刚到北京的时候，住在长椿街，租的房子冬冷夏热。长椿街地铁街口有一个麦当劳。那里成了阿曼的天堂，虽然闹，但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坐在那里要一杯可乐没人来赶。几张纸、一支笔赚来生活下去的氧气。阿曼说，周围都是吵吵嚷嚷的人。而我一天说的话有限，不过是和服务员说，咖啡、可乐、薯条、汉堡……像念麦当劳的点餐单子，就是那种寂寞培养了我不说话而下笔则洋洋酒洒的习惯。在北京我们见面的时候，阿曼总是像一个刚刚从幼儿园接回家的孩子，有说不完的话，两只手把头发散开、挽起，反复做的那个小动作会是因为内心的不安和生活的游移不定吗?唉，北京，不宜单纯的女孩居。
一个女孩与书和女工相关联，容易安静。现在的女孩哪有喜欢用细细的手指捻针拿线的?来自书的安分便格外招人喜欢。
那天，写东西，越写房子越冷，写到只剩下指尖是活动的，其余都冻硬了。在电脑里点出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我总是喜欢从第四乐章开始，摄影机低空慢拍，俄罗斯辽阔得让人绝望的大地、富饶得让人心碎的森林、安静得让人悲伤的伏尔加河慢慢地迎面 而来……后面作为结束的慢板在反复播放键的作用下回到了第一乐章的慢板，那种难以言说的哀伤便无限延长了似的。像吃了会导致抑郁的某些药物，我眼睁睁地、无能为力地看着我的心无处置放，雪山遇到了温室效应温柔地大面积地坍塌、坍塌，在被一些人称作老柴的老《悲怆》中，作为普罗大众中的一个渺小女人我可以无限放大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心中的千手观音掩面而泣。
“无言独上西楼”。一个皇帝失去了国家和一切，却剩下了这么一点点的伤感，更不要说“无语与花别”、“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小家小气男人的小别离，那么病态。1892年，柴可夫斯基在离莫斯科大约70公里一个叫克林的地方去世，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俄罗斯那么多人，但偏偏死了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死了，俄国皇帝的悲情是“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般的浩浩荡荡啊。
我在海南潜过一次海，深度不足6米，这点经验使我以为水底下是无声的。但是科学家说不是，科学家说海底其实是很喧闹的，很多鱼类靠声音联系，而不论是江河湖海，水一直在流动，只要水在动就会有声音。是吗?这一段来自日本作家高树信子写的小说《把时光染成蓝色》，描写在海中潜水的一对儿情人。“他透过面镜向里看，试图看清泷子眼睛的颜色。眼睛应该是充血的，但她并不理会，反过来盯着他看。……泷子眯起眼睛问他，你想要说什么?高秋微微摇了摇头，又以同样的神态盯着她看。他一眨也不眨的眼睛里。慢慢地充满了一种什么东西，向外发出了热量。这种热紧紧地攫住了泷子。也夺走了她眨眼的自由。我喜欢你，我爱你，我要你!这样的话语毫无顾忌地发射出来，流进了泷子的心脏里”。虽然没有一句描写是与声音有关的，但整整一页纸当中，我始终被无声的爱情压抑着。在让·雷诺1988年演的《碧海情天》(Grand bleu。Le)中，两个从小的玩伴儿，全都喜欢潜水，在较量潜水的深度和时间的长度中两个人的友情日渐深厚，终于一个死在水中，永远永远回归到一个“无声”的世界。一个巨大的幸运或者不幸突然降临，就会产生不真实感，并由此而带来恐惧，那恐惧特别像海底世界里紧缩但又无限的寂静。
一个午夜，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丢失了自己。我走到一个街角，街角有一家小书店，书店有宽宽的房檐。我喜欢街边的房子有宽宽的房檐，非常贴心。夏天遮阴。雨天遮雨。我的城市是一个没有屋檐的城市，走在大而无当的大街或者脏而乱的小巷上的人只能无依无靠地赶路，人人仿佛都有一副凄凄惶惶的神情。那个房檐里有黄昏色的灯，罩着一个瓷白的灯罩。书店的橱窗里摆着蓝色封面和白色封面的书，我肿胀而疲惫的双脚停在窗前，我奇怪那些书为什么只有两种颜色?橱窗里还悬挂着蓝色和水红色的玻璃纱，一只红色的陶罐和一只绿色的陶罐悬在空中，好像UFO要降落地面。街道上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安静得似乎灯光都有了声音。我觉得应该有小昆虫在灯光里飞舞，但是没有，空中很干净。我想，那大约是早春。后来，我曾经住在那条小街的对面，从我的窗子望下去，就是书店的一角。我喜欢坐在一把木椅上看书或者这个年代已经绝迹的情书。有时候。眼睛从看的东西上移开，抬眼就看见书店了，没有想法地出一会儿神。窗前要凋谢的白色花朵散发出植物死亡的气息。阳光把那气味均匀地涂抹在我的身上。
多年过去。黛说那是我的想象。我说不是，如果是想象我更愿意那是一个面包店或者冰激凌店。我说我真的路过那里、住过那里。黛说，那就是你小说里的情节。我不知道，我们都是那种有时候分不清现实与文字世界的女子。也许她说的对。后来，我找到了那个一个书店的图片和我自己坐在窗前的图片，哦，那的确不是真的。
“仓库里还有一个秤台很大的磅秤。最多可以称300公斤的东西。不过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巨大的磅秤真的称过什么东西，除了爸爸。有那么几次。当爸爸的合伙人卡斯德拉先生不在店里的时候。他会一动不动地站在秤台中央。双手插袋，脸朝下，一声不响，只是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表盘。我清楚地记得那指针显示的是——67公斤。还有几次，爸爸会突然对我说：‘要不要一起来，卡特琳?’于是我上去站在他旁边。我们两个直立着，他的手搭着我的肩，然后纹丝不动，似乎是在等着照相。我拿掉了我的眼镜。爸爸也拿掉了他的。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薰薰然。时间静止了，感觉十分舒畅”。
每一次看桑贝的《戴眼镜的女孩》中的这一段我都会安静好久。女性在她一生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如果有不说话的时候，都会别有一种风情。
杜拉斯非常通透地解释了一个女孩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容颜。“在我18岁的时候，繁花似锦的年华早就枯萎凋零。从18岁到25岁之间，我的容貌朝着一个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18岁的时候我就衰老了。……那些在我17岁回法国时认识我的人。在两年以后，即我19岁时重新见到我时都感到惊奇”。
父亲去世的时候，是我本该有很多维特式烦恼的年纪，他的离开使我跳过了那个阶段成为“今天”的样子。多年过去，父亲的容貌在记忆里模糊了棱角，他留给我的印象多像默片时代的电影，有行动没声音，黑自居多。也有彩色的。而色彩也多半像早期的彩色电影，不是掉了颜色就是颜色太过突兀。那时家里有一张小床，床上摞着被褥，父亲靠着被子，像今天我靠进沙发里，看一本什么书，我坐在他的腿弯里也看那本书，有时候是技术书，有时候是些杂书。我记得有一本精装硬皮的书是《奴隶制时代》，好像是郭沫若的，还记得他订阅过《考古》，那是那个年代少有的杂志之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时候，父亲特别指给我看那件T字形的彩衣，爸爸说这件素纱单衣，重不到1两。我说，就是还没有半个馒头重是吗?父亲点头笑。我们继续看那些漆器，看了很久，父亲说。要是彩色的就更好看了。
如果说女儿是父亲的情人，我最喜欢的这两对：卡特琳和她的爸爸，站在称台上好像等待照相一样纹丝不动；我和父亲，一起看2100年前的丝绸彩衣和漆器。都是朦胧而温暖的画面。
5岁以前，她的头饰上有很多说不上名字的珍宝，她的缎袍上有汉人巧妇绣的花朵。她的镂花靴子上没有尘土，被牛奶擦洗的脸蛋比新鲜奶油还要白净。大大的永不流动的蒙古包里。有美丽的毯子、成堆的兽皮和晶亮的银器，跪着进出的奴隶不能抬头看他们的小主人。有一天，一个女奴背着她出了毡房，她搬转过她的头，看到了一张年轻俊美却长了好多皱纹的脸，她细嫩的手指放在那些皱纹上，问，是怎么长出来的，女奴说是草原的风吹的。从此她就不肯出去吹草原的风，而她家的蒙古包是草原上惟一带有窗子的奇怪毡房。一个老太太，我们家的远房亲戚，给我讲的外祖母小时候的事情。我觉得那像小说里的故事。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的外祖母小名叫小玉。
“小玉家由小玉的妈妈，也就是你的太姥姥管着，草原、牛羊、买卖、牧人……你太祖不管事的。后来小玉的妈妈死了，小玉哭呀，眼泪流进耳朵，没有人管，发炎，一个耳朵就聋掉了。从此，她就不怎么说话了。家里没有人管，开始卖草原、卖地、卖牲畜，还有骗子来骗，很快家就败了。家败如山倒，太祖带了一点碎银和小玉就进城了。进城了太祖也不做事情，抽鸦片。你姥爷看着小玉可怜，怕她被卖掉，那时候，一个男人能怎么帮助一个姑娘?不过是娶过来，你姥爷大她十几岁呢。小玉还是哭呀。”
现在我想我的外祖母，一个16岁的女孩儿嫁给一个陌生的异族男子，听得懂汉话，却讲不流利，嫁到一个看不到草原和牛羊的陌生地方，除了哭也就只能剩下沉默了。外祖母后来生了那么多的孩子，而外祖父则是遇到危险就会躲在她的身后发脾气的男人，她为了生计去缝麻袋、种地、苫房子、养家禽……做过很多很多繁重的活计。但她也认识了好多汉字。甚至可以写信、看《红楼梦》。其中一个记忆画面是她坐在椅子里用一个大搪瓷茶缸喝茶，我站在她前面拿着《红楼梦》。她问我，二奶奶干什么呢?我就给她念，小红跟二奶奶说……
外祖母去世的时候我很小，但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还能看到她。一次，我坐在阳光的屋子里看书，胖胖的外祖母进来，坐在我对面，她的短发四外微微翻卷，我的卷发长长地悬垂，我便知道了我的来处。她用大而温柔的灰绿色眼睛澄澈地看着我，我也不说什么，我们都喜欢那样相互看着，阳光里的灰尘随着呼吸轻轻地跳舞。悲伤与喜悦、苦难与幸福、贫穷与富足、恨与爱、厌恶与欣赏、自私与慷慨、猥琐与磊落、健康与疾病、生与死、什么和什么都不过是过眼云烟。我们无需说话。
阿修在文章里写到，“‘人的一生中能有几次邂逅图画书?3次：童年、初为父母、人生过半为了自己的时候。’我分外珍惜这最后一次的邂逅，于是端一张小板凳，捧一本童书，坐到阳光下”。我喜欢阿修坐在小板凳上读罗兰·英格斯·怀德写的《森林里的小木屋》，她格外喜欢贾士·威廉斯画的插图。阿修说要沿着贾士·威廉斯的路线去旅游。我甚至能看到她脸上一层细细的绒毛，在阳光里有一层浅浅的金色。新洗的黑褐色头发直而长，有干净的香味。阿修话少，我们在一起总是我的话多，我想我们一定会有一次坐在一起都不说话，静静地看一江春水。看粼粼的波光，会有一条受到惊吓的鱼啪啦跃出水面，几只窄窄翅膀的江鸥快速掠过江面……然后叹气，然后回家，去过红尘中的烟火日子。
阿曼刚到北京的时候，住在长椿街，租的房子冬冷夏热。长椿街地铁街口有一个麦当劳。那里成了阿曼的天堂，虽然闹，但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坐在那里要一杯可乐没人来赶。几张纸、一支笔赚来生活下去的氧气。阿曼说，周围都是吵吵嚷嚷的人。而我一天说的话有限，不过是和服务员说，咖啡、可乐、薯条、汉堡……像念麦当劳的点餐单子，就是那种寂寞培养了我不说话而下笔则洋洋酒洒的习惯。在北京我们见面的时候，阿曼总是像一个刚刚从幼儿园接回家的孩子，有说不完的话，两只手把头发散开、挽起，反复做的那个小动作会是因为内心的不安和生活的游移不定吗?唉，北京，不宜单纯的女孩居。
一个女孩与书和女工相关联，容易安静。现在的女孩哪有喜欢用细细的手指捻针拿线的?来自书的安分便格外招人喜欢。
那天，写东西，越写房子越冷，写到只剩下指尖是活动的，其余都冻硬了。在电脑里点出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我总是喜欢从第四乐章开始，摄影机低空慢拍，俄罗斯辽阔得让人绝望的大地、富饶得让人心碎的森林、安静得让人悲伤的伏尔加河慢慢地迎面 而来……后面作为结束的慢板在反复播放键的作用下回到了第一乐章的慢板，那种难以言说的哀伤便无限延长了似的。像吃了会导致抑郁的某些药物，我眼睁睁地、无能为力地看着我的心无处置放，雪山遇到了温室效应温柔地大面积地坍塌、坍塌，在被一些人称作老柴的老《悲怆》中，作为普罗大众中的一个渺小女人我可以无限放大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心中的千手观音掩面而泣。
“无言独上西楼”。一个皇帝失去了国家和一切，却剩下了这么一点点的伤感，更不要说“无语与花别”、“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小家小气男人的小别离，那么病态。1892年，柴可夫斯基在离莫斯科大约70公里一个叫克林的地方去世，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俄罗斯那么多人，但偏偏死了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死了，俄国皇帝的悲情是“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般的浩浩荡荡啊。
我在海南潜过一次海，深度不足6米，这点经验使我以为水底下是无声的。但是科学家说不是，科学家说海底其实是很喧闹的，很多鱼类靠声音联系，而不论是江河湖海，水一直在流动，只要水在动就会有声音。是吗?这一段来自日本作家高树信子写的小说《把时光染成蓝色》，描写在海中潜水的一对儿情人。“他透过面镜向里看，试图看清泷子眼睛的颜色。眼睛应该是充血的，但她并不理会，反过来盯着他看。……泷子眯起眼睛问他，你想要说什么?高秋微微摇了摇头，又以同样的神态盯着她看。他一眨也不眨的眼睛里。慢慢地充满了一种什么东西，向外发出了热量。这种热紧紧地攫住了泷子。也夺走了她眨眼的自由。我喜欢你，我爱你，我要你!这样的话语毫无顾忌地发射出来，流进了泷子的心脏里”。虽然没有一句描写是与声音有关的，但整整一页纸当中，我始终被无声的爱情压抑着。在让·雷诺1988年演的《碧海情天》(Grand bleu。Le)中，两个从小的玩伴儿，全都喜欢潜水，在较量潜水的深度和时间的长度中两个人的友情日渐深厚，终于一个死在水中，永远永远回归到一个“无声”的世界。一个巨大的幸运或者不幸突然降临，就会产生不真实感，并由此而带来恐惧，那恐惧特别像海底世界里紧缩但又无限的寂静。
一个午夜，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丢失了自己。我走到一个街角，街角有一家小书店，书店有宽宽的房檐。我喜欢街边的房子有宽宽的房檐，非常贴心。夏天遮阴。雨天遮雨。我的城市是一个没有屋檐的城市，走在大而无当的大街或者脏而乱的小巷上的人只能无依无靠地赶路，人人仿佛都有一副凄凄惶惶的神情。那个房檐里有黄昏色的灯，罩着一个瓷白的灯罩。书店的橱窗里摆着蓝色封面和白色封面的书，我肿胀而疲惫的双脚停在窗前，我奇怪那些书为什么只有两种颜色?橱窗里还悬挂着蓝色和水红色的玻璃纱，一只红色的陶罐和一只绿色的陶罐悬在空中，好像UFO要降落地面。街道上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安静得似乎灯光都有了声音。我觉得应该有小昆虫在灯光里飞舞，但是没有，空中很干净。我想，那大约是早春。后来，我曾经住在那条小街的对面，从我的窗子望下去，就是书店的一角。我喜欢坐在一把木椅上看书或者这个年代已经绝迹的情书。有时候。眼睛从看的东西上移开，抬眼就看见书店了，没有想法地出一会儿神。窗前要凋谢的白色花朵散发出植物死亡的气息。阳光把那气味均匀地涂抹在我的身上。
多年过去。黛说那是我的想象。我说不是，如果是想象我更愿意那是一个面包店或者冰激凌店。我说我真的路过那里、住过那里。黛说，那就是你小说里的情节。我不知道，我们都是那种有时候分不清现实与文字世界的女子。也许她说的对。后来，我找到了那个一个书店的图片和我自己坐在窗前的图片，哦，那的确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