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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肆虐全球的这场经济危机中，广东成为重灾区之一。为了帮助企业尽早走出困境，广东各部门可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2009年1月6日，广东省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本部门关于帮助企业解困，促进企业发展，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十条意见”。
“十条意见”明确要求：查办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要及时与主管部门或企业领导进行沟通，慎重选择办案时机，犯罪情节轻微的，酌情暂缓办理。对涉嫌犯罪的企业特别是目前仍在营运的困难企业，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负责人和技术业务骨干，涉嫌一般犯罪的，在确保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此意见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平等的核心不是同类人平等，而是各级各行人士一律平等，这是地球人的常识。广东检察院当然不是不懂常识，而是他们认为，现在出现了高于常识的特殊情况：经济危机。
广东检察院似乎是有备而来，在出台意见之前已经想好例子和逻辑。广东省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沈桂吉在解释这一意见时举了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某企业负责人受贿11万元，检察机关已掌握了全部的证据，但该企业负责人和日本企业有一个谈判，只有他能回答技术上的关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对该企业负责人做出了暂缓逮捕的决定，让其参与谈判，谈判结束之后才对他进行逮捕。
沈主任还补充了两条：第一，“暂缓”不是不办，而是延缓办，第二，这样做，是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和稳定，潜台词就是企业稳定关乎社会稳定，社会稳定高于一切，至少高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社会稳定就高于一切么？真能高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么？显然不能，因为后者是宪法，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前后颠倒的逻辑，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何谈社会稳定。
不仅如此，沈主任的例子中还有一个致命的假定：日本企业发现我们的谈判人员是罪犯之后，也不会解约。广东犯罪的高管与企业家们也都会戴罪立功，而不是乘机出逃或图谋再犯。
事实上，一直研究司法的沈主任们可能不知道，经济危机来自于哪里？不就是美国金融业的监管过于宽松了么？广东检察院拟行的经济关键人物犯罪处理从宽政策，不但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宪法原则，还会因为对非正当经营者的宽松，甚至放纵，而埋下一场经济危机的祸根。
不仅如此，这个意见还有违一个更基本的法律常识，那就是检察院是执法机构，而不是立法单位。类似的法律规定或意见，应该出自人大代表的提议，经人大同意、决策，才能付诸检察院实施，而不是广东省检察院从规定到执行一手操办。
广东省检察院出台此番意见，本意大概也是帮忙，但如此帮忙只会越帮越忙。
2009年1月6日，广东省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本部门关于帮助企业解困，促进企业发展，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十条意见”。
“十条意见”明确要求：查办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要及时与主管部门或企业领导进行沟通，慎重选择办案时机，犯罪情节轻微的，酌情暂缓办理。对涉嫌犯罪的企业特别是目前仍在营运的困难企业，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负责人和技术业务骨干，涉嫌一般犯罪的，在确保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此意见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平等的核心不是同类人平等，而是各级各行人士一律平等，这是地球人的常识。广东检察院当然不是不懂常识，而是他们认为，现在出现了高于常识的特殊情况：经济危机。
广东检察院似乎是有备而来，在出台意见之前已经想好例子和逻辑。广东省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沈桂吉在解释这一意见时举了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某企业负责人受贿11万元，检察机关已掌握了全部的证据，但该企业负责人和日本企业有一个谈判，只有他能回答技术上的关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对该企业负责人做出了暂缓逮捕的决定，让其参与谈判，谈判结束之后才对他进行逮捕。
沈主任还补充了两条：第一，“暂缓”不是不办，而是延缓办，第二，这样做，是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和稳定，潜台词就是企业稳定关乎社会稳定，社会稳定高于一切，至少高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社会稳定就高于一切么？真能高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么？显然不能，因为后者是宪法，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前后颠倒的逻辑，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何谈社会稳定。
不仅如此，沈主任的例子中还有一个致命的假定：日本企业发现我们的谈判人员是罪犯之后，也不会解约。广东犯罪的高管与企业家们也都会戴罪立功，而不是乘机出逃或图谋再犯。
事实上，一直研究司法的沈主任们可能不知道，经济危机来自于哪里？不就是美国金融业的监管过于宽松了么？广东检察院拟行的经济关键人物犯罪处理从宽政策，不但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宪法原则，还会因为对非正当经营者的宽松，甚至放纵，而埋下一场经济危机的祸根。
不仅如此，这个意见还有违一个更基本的法律常识，那就是检察院是执法机构，而不是立法单位。类似的法律规定或意见，应该出自人大代表的提议，经人大同意、决策，才能付诸检察院实施，而不是广东省检察院从规定到执行一手操办。
广东省检察院出台此番意见，本意大概也是帮忙，但如此帮忙只会越帮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