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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我刚满13岁。一天，我从市中心骑自行车回家，车上捎着一架胜利牌手摇留声机和一张唱片。
留声机是我花了10元钱买的，我还买了一张0.75元的唱片，两样东西都是全新的。钱是我当电报员挣的头一个星期的工资。买完这两样东西，还剩下4.25元。
我抱着留声机满心欢喜地走进家门,看见母亲正坐在沙发上。从母亲疲惫和失落的脸上可以看出，她今天在厂里干的活儿又是装小瓶罐头。我知道，罐头厂的工人最不愿意装小瓶，因为装小瓶干上一整天也只能挣1.5元，最多不会超过2元。如果是装大瓶，就可以挣到3到4元钱。这个数目，相对就比较可观了。
母亲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也没吭声，只是把留声机放在客厅的圆桌上，又将唱片取下来，正反两面检查了一遍。这时，我觉察到母亲正在注视着我。就在我摇动留声机的曲柄时，她终于开口了，语调极为客气。我心中有数，这种情况一般意味着她对眼前的事并不赞许。
“威利，你摆弄的那是什么玩意儿？”
“这叫留声机。”
“你从哪儿弄来的留声机？”
“百老汇大街上的克莱·谢尔曼商店。”
“是他们送给你的了？”
“不，是我买的。”
“你花了多少钱，威利？”
“10元钱。”
“10元钱对咱们这个家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呢！也许这钱是你在街上捡来的吧？”
“不，妈妈，这钱是我给邮电局送电报挣的第一周的工资，还有这张唱片花了0.75元。”
“那么你从第一周的工资里拿回来养家的是多少钱呢？”
“4.25元，我每周工资是15元。”
这时，唱片已经放到留声机上了。我突然意识到最好别再摆弄下去，还是先逃走为妙。于是，我撒腿便跑。后廊上的纱门“砰”的一声，我跑出来了，紧接着又“砰”的一响，母亲追了出来。
当我们围着房子奔跑时，我意识到两件事：首先，这会是个美丽的夜晚；其次，有一位非常严肃的老人，正兴趣盎然地站在马路对面看我和母亲围着房子跑。出于礼貌，在我跑回客厅时，我向他行礼致意。
一进客厅，我急忙把机头放在唱片上，然后赶紧躲进饭厅。从饭厅里，我既可以观察到音乐对母亲所产生的效果，在必要时还可以逃到后廊上，再跑到院子里去。母亲刚到客厅，音乐就响起了。有那么一会儿工夫，母亲对音乐似乎根本不理会，还要准备继续追赶我。突然，她停住了脚步，也许只是为了喘口气，也许真的是被美妙的音乐吸引了——当时我也说不准。随着音乐优美的演奏，我发现她的的确确在倾听了。然后，我看到她来到留声机旁，不再追赶我，而是坐在了藤椅上。这时，我注意到母亲脸上的疲劳和恼怒的神情已化为乌有。我站在通往客厅的过道里，等唱片一完，我走到留声机旁，从唱片上抬起机头，把机器停了下来。
母亲闭着眼，没有看我，语气温和地说道：“好吧，把它留下吧。请你再放一遍，好吗？”
我连忙摇了几下曲柄，把机头放回到唱片上。
当音乐再次演奏完的时候，母亲说：“教教我怎么让它转。”我做了一遍给她看。然后，她亲自动手很认真地把唱片又放了一遍。母亲似乎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她居然把唱片一连放了六遍。然后，她有点遗憾地问我：“你就带回来这么一张唱片？”
“嗯，它反面还有另一首歌呢！”
我走到留声机旁，把唱片翻过来放上。
“另一首歌是什么？”
“歌名叫《印度之歌》，我还没有听过，我只听了第一面。您想听听吗？”
母亲点点头。就这样，当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回来时，惊奇地看见母亲坐在藤椅上守在留声机旁听音乐。当然，大家奇异的目光可想而知了。
母亲的做法肯定了我的行为，这让我很自豪。不用说，音乐确实很动听。可是，就在前一刻，她还为了我把一周大部分的工资扔在一件可笑的废品上而大发雷霆哩。后来，她似乎在音乐中得到了启示：钱不仅没有白白扔掉，而且还花得很值得！
父亲去世得很早，母亲这些年过得很不容易。她对我们都很严厉。除了我偶尔会顶撞她一两句，其他人对她都是言听计从。可是，自从有了这台机器，她每日劳作的疲惫都在音乐中烟消云散。她也不再那样严厉。音乐几乎一下子就把母亲拉进艺术的境界里去了。
一个星期后，母亲在吃饭时郑重向大家提出，应该拿出一些家用钱再买一张唱片。她想知道有哪些唱片可以买。于是，我拿出目录，把上面列的名字念了一遍，但这些名字对她来说似乎毫无意义。她吩咐我到商店去挑一张“赫拉沙里”的唱片。
而且，从那以后，家里要是有人攻击我性格孤僻什么的，母亲总是耐心地替我辩护。当她实在按捺不住发火时，就会朝他们大声嚷道：“他不是生意人，谢天谢地！”
后来，那台留声机在我1935年去欧洲旅行时，把它送给了基督教救世军。可是，那张唱片我始终保存着。我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它让母亲肯定了我的人生态度。儿子能把某些东西看得比金钱，甚至比衣、食、住还要重要，这是让她认同并且深感欣慰的。而母亲的这一态度对于我今后的人生发展又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留声机是我花了10元钱买的，我还买了一张0.75元的唱片，两样东西都是全新的。钱是我当电报员挣的头一个星期的工资。买完这两样东西，还剩下4.25元。
我抱着留声机满心欢喜地走进家门,看见母亲正坐在沙发上。从母亲疲惫和失落的脸上可以看出，她今天在厂里干的活儿又是装小瓶罐头。我知道，罐头厂的工人最不愿意装小瓶，因为装小瓶干上一整天也只能挣1.5元，最多不会超过2元。如果是装大瓶，就可以挣到3到4元钱。这个数目，相对就比较可观了。
母亲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也没吭声，只是把留声机放在客厅的圆桌上，又将唱片取下来，正反两面检查了一遍。这时，我觉察到母亲正在注视着我。就在我摇动留声机的曲柄时，她终于开口了，语调极为客气。我心中有数，这种情况一般意味着她对眼前的事并不赞许。
“威利，你摆弄的那是什么玩意儿？”
“这叫留声机。”
“你从哪儿弄来的留声机？”
“百老汇大街上的克莱·谢尔曼商店。”
“是他们送给你的了？”
“不，是我买的。”
“你花了多少钱，威利？”
“10元钱。”
“10元钱对咱们这个家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呢！也许这钱是你在街上捡来的吧？”
“不，妈妈，这钱是我给邮电局送电报挣的第一周的工资，还有这张唱片花了0.75元。”
“那么你从第一周的工资里拿回来养家的是多少钱呢？”
“4.25元，我每周工资是15元。”
这时，唱片已经放到留声机上了。我突然意识到最好别再摆弄下去，还是先逃走为妙。于是，我撒腿便跑。后廊上的纱门“砰”的一声，我跑出来了，紧接着又“砰”的一响，母亲追了出来。
当我们围着房子奔跑时，我意识到两件事：首先，这会是个美丽的夜晚；其次，有一位非常严肃的老人，正兴趣盎然地站在马路对面看我和母亲围着房子跑。出于礼貌，在我跑回客厅时，我向他行礼致意。
一进客厅，我急忙把机头放在唱片上，然后赶紧躲进饭厅。从饭厅里，我既可以观察到音乐对母亲所产生的效果，在必要时还可以逃到后廊上，再跑到院子里去。母亲刚到客厅，音乐就响起了。有那么一会儿工夫，母亲对音乐似乎根本不理会，还要准备继续追赶我。突然，她停住了脚步，也许只是为了喘口气，也许真的是被美妙的音乐吸引了——当时我也说不准。随着音乐优美的演奏，我发现她的的确确在倾听了。然后，我看到她来到留声机旁，不再追赶我，而是坐在了藤椅上。这时，我注意到母亲脸上的疲劳和恼怒的神情已化为乌有。我站在通往客厅的过道里，等唱片一完，我走到留声机旁，从唱片上抬起机头，把机器停了下来。
母亲闭着眼，没有看我，语气温和地说道：“好吧，把它留下吧。请你再放一遍，好吗？”
我连忙摇了几下曲柄，把机头放回到唱片上。
当音乐再次演奏完的时候，母亲说：“教教我怎么让它转。”我做了一遍给她看。然后，她亲自动手很认真地把唱片又放了一遍。母亲似乎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她居然把唱片一连放了六遍。然后，她有点遗憾地问我：“你就带回来这么一张唱片？”
“嗯，它反面还有另一首歌呢！”
我走到留声机旁，把唱片翻过来放上。
“另一首歌是什么？”
“歌名叫《印度之歌》，我还没有听过，我只听了第一面。您想听听吗？”
母亲点点头。就这样，当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回来时，惊奇地看见母亲坐在藤椅上守在留声机旁听音乐。当然，大家奇异的目光可想而知了。
母亲的做法肯定了我的行为，这让我很自豪。不用说，音乐确实很动听。可是，就在前一刻，她还为了我把一周大部分的工资扔在一件可笑的废品上而大发雷霆哩。后来，她似乎在音乐中得到了启示：钱不仅没有白白扔掉，而且还花得很值得！
父亲去世得很早，母亲这些年过得很不容易。她对我们都很严厉。除了我偶尔会顶撞她一两句，其他人对她都是言听计从。可是，自从有了这台机器，她每日劳作的疲惫都在音乐中烟消云散。她也不再那样严厉。音乐几乎一下子就把母亲拉进艺术的境界里去了。
一个星期后，母亲在吃饭时郑重向大家提出，应该拿出一些家用钱再买一张唱片。她想知道有哪些唱片可以买。于是，我拿出目录，把上面列的名字念了一遍，但这些名字对她来说似乎毫无意义。她吩咐我到商店去挑一张“赫拉沙里”的唱片。
而且，从那以后，家里要是有人攻击我性格孤僻什么的，母亲总是耐心地替我辩护。当她实在按捺不住发火时，就会朝他们大声嚷道：“他不是生意人，谢天谢地！”
后来，那台留声机在我1935年去欧洲旅行时，把它送给了基督教救世军。可是，那张唱片我始终保存着。我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它让母亲肯定了我的人生态度。儿子能把某些东西看得比金钱，甚至比衣、食、住还要重要，这是让她认同并且深感欣慰的。而母亲的这一态度对于我今后的人生发展又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