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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动物疫情突发时，养殖户积极的防疫行为对于及时有效控制疫情扩散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大量阅读相关文献，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挑选出影响养殖户疫病防控行为的因素，然后运用ISM模型解析出各影响因素间的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态度、病死畜处理便利度和动物疫病认知是表层直接因素，信息渠道和组织状况是中层间接因素，文化程度、养殖规模、重大疫情经历和补贴政策满意度是深层根源因素。
关键词动物疫情；养殖户；防疫行为；ISM模型
中图分类号S85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0517-6611（2015）25-330-03
AbstractIn the outbreak of the animal epidemic， the positive epidemic preventing behavior of the farmers is important for the timely and effective controlling act of the epidemic.Through reading a lot of related literature and integrating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e article screened several factors that affecting farmers' disease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act， then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a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between influencing factors by using the ISM mode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ttitude and behavior， the dead livestock processing convenience degree and animal epidemic disease cognition are direct and surface factors， the channels of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tatus are middle-level indirect factors，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the scale of farming， significant epidemic experience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subsidy policy are deep rooted factors.
Key wordsAnimal epidemic； Farmers； Epidemic prevention behavior； ISM model
随着2004年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005年的口蹄疫以及2007年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情相继爆发，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焦点。我国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也严峻起来，根据农业部发布的消息统计，2014年全国共发生7起小反刍兽疫疫情，4起家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5起A型口蹄疫疫情，1起O 型口蹄疫疫情。截至2015年4月底，全国已发生6起家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起A型口蹄疫疫情，再次引起人们对于动物疫情应急防控的高度关注。如何提高突发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应急管理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和战略意义。养殖户作为防控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其积极防控行为影响着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政策的有效执行。
1文献综述
养殖户对防疫工作的认知、态度、意愿及其采取的防疫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1]。闫振宇等[2]对养殖户上报疫情行为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养殖户不上报疫情主要是由于责任分散效应、扑杀补偿激励不足、防疫意识淡薄；养殖规模、对动物疾病情况了解程度对养殖户上报动物疫情行为意愿有负向影响；文化程度、接受政府培训情况、组织状况、对动物产品安全忧患意识、对政府补偿政策认可程度对于养殖农户上报疫情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张跃华等[3]通过对1 131户养猪户的病死猪处理与疫情报告行为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发现，养猪户受教育程度和养猪经验对养猪户出售病死猪行为有正向影响，接受过政府培训对养猪户积极向政府报告疫情有正向影响。于乐荣等[4]通过对比分析禽流感发生前后养殖户生产及投入的变化发现，禽流感爆发确冲击影响的程度因农户的饲养规模而异。养殖户的养殖技术尤其是动物疫病防疫技术行为在禽流感爆发后有明显改善。张桂新等[5]以经历过低致病性禽流感养鸡户的实际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疫情风险下驱动养殖户不同防控行为的因素。结果表明：养殖户平均已投入成本预期风险、预期防疫效果、信息渠道、技术服务便利性以及养殖收入是否为主要收入来源等对养殖户在重大疫情风险下的防控行为决策的影响较为显著[5]。李燕凌等[6]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分析发现补贴公共政策实施后，养猪户病死猪处理方式有明显改变，无害化处理方式占比提高。李立清等[7]通过运用多项回归模型对影响养殖户病死猪处理方式研究发现，养殖规模越大、参加过组织培训对养殖农户选择无害化处理病死猪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概念界定及分析框架
2.1概念界定
防疫是指防止、控制、消灭传染病措施的统称，分经常性和疫情后两种，包括接种、检疫、普查和管理传染源、传染途径和易感人群；防疫行为是指行为主体为预防和控制疾病的传播流行而及采取一系列措施的行为过程。因此，养殖户的积极防控行为，是指养殖户为减少禽畜突发疾病的概率以及发病后能有效控制疫情疫病的传染和扩散，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降低风险的一系列活动。只有养殖户采取积极的防疫行为，才能及时有效控制动物疫病的传播，减少重大动物疫情危机的爆发。 2.2研究假说
基于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的概念与内容，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①文化程度：养殖户文化程度越高，实施积极防控行为的倾向越明显。②养殖规模：养殖规模越大的养殖户，越倾向于通过实施积极防控行为来规避风险。③组织状况：加入养猪合作组织的养殖户，更有可能实施积极防控安全行为。④重大疫情经历：经历过重大动物疫情的养殖户会更加积极主动的实施防疫行为，避免再次受损。⑤行为态度：行为态度是指养殖户对“积极防控安全行为”的看法，行为态度越好的养殖户，实施积极防控安全行为的意识越强、目的越明确。⑥动物疫病认知：对当地疫病越清楚的养殖户，其积极防控行为实施意愿比较明显。⑦补贴政策满意度：对补贴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的养殖户，会实施积极主动的防疫行为。⑧病死畜处理便利程度：病死畜处理便利程度是指对养殖户进行病死畜无害化处理的培训效果以及建立的无害化设施的完善程度，养殖户处理病死畜的行为阻碍越小，越容易实施积极主动的防控行为。⑨信息渠道：渠道中信息来源越广，获取防疫信息的能力越强，越会增强养殖户采取积极防控安全行为的意愿。
3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的作用机理分析
3.1要素设定及要素逻辑关系确定
分别用S0、S1、S2、S3、S4、S5、S6、S7、S8和S9表示养殖户实施积极防控行为意愿、文化程度、养殖规模、组织状况、重大疫情经历、行为态度、动物疫病认知、补贴政策满意度、病死畜处理便利度和信息渠道。采用德尔菲法（Delphi）确定9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图1）。在图1中，方格图中的行要素直接影响到列要素用A表示，方格图中的列要素直接影响到行要素用V表示，行列要素没有关系用0表示。
3.2建立邻接矩阵及可达矩阵
影响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实施意愿的9个因素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影响关系可用矩阵M表示，两因素之间着直接关系时我们在矩阵的相应位置上规定值为1，否则为0。即影响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意愿的要素i对影响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意愿的要素j有直接影响用aij=1表示；两要素之间没有关系用aij=0表示。根据图1建立邻接矩阵M。
可达矩阵D是指用矩阵形式来描述有向连接图各节点之间经过一定长度通路后可以最终到达的程度。可达矩阵B有一个重要特性即推移率特性。当Si经过长度为1的通路直接到达Sk，而Sk经过长度为1的通路直接到达Sj，则Si经过长度为2的通路必可到达Sj。邻接矩阵反映了要素之间的直接关系，可达矩阵反映要素之间还存在着间接关系。如Si对Sj有影响，Sj对Sk有影响，那么Si对Sk有间接影响。可达矩阵B以邻接矩阵M加上单位矩阵I经过一定演算后求得。由布尔代数运算规则进行运算（即0+0=0， 0+1=1，1+0=1，0×0=0，0×1=0，1×0=0，1×1=1），若（M + I）n=（M + I）n+1，则D=（M+I）n。而养殖户积极防疫安全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的邻接矩阵D满足（M+I）2=（M+I）3，即D=（M+I）2 。
3.3可达矩阵级间划分
所谓级间划分就是将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意愿影响因素以可达矩阵为依据划分成不同层次，以此建立结构模型。将受要素Si影响的要素集合定义为要素Si的可达集K（Si），K（Si）是由可达矩阵中第Si行中所有矩阵元素为1的列所对应的要素集合；同理将可达矩阵中要素Si的要素集合定义为要素Si的先行集X（Si）， X（Si）是由要素Si列中所有矩阵元素为1的行所对应的要组成。
如果K（Si）∩X（Si）=K（Si），则为最高要素集。从可达矩阵列出每个因素的K（Si）、X（Si）、K（Si）∩X（Si），剔除第一级最高级因素集后，从可达矩阵中划去所有最高级因素所在的行和列；再从余下的可达矩阵中寻找第二级最高级因素集；依此类推，可分出每一级所包含的最高因素集。具体过程见表1。
由表1数据可得出L1={0}。从D中划去第1行与第1列（表2），寻找第二级元素。
3.4构建结构模型经过上面的划分，可得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图2）。
3.5构建解释结构模型及结果分析
由图2可见，在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中，行为态度、病死畜处理便利度和动物疫病认知是表层直接因素，信息渠道和组织状况是中层间接因素，文化程度、养殖规模、重大疫情经历和补贴政策满意度是深层根源因素。行为学理论表明，态度决定行为，行为是态度的外部表现，良好的行为必然建立在端正的态度之上。因此，养殖户对于积极防控行为的态度越端正，其实施意愿就越强烈。当然，作为养殖户积极防控安全行为实施意愿的直接影响因素，行为态度还受动物疫病认知和病死畜便利程度两个间接因素的影响。行为学理论也表明，认知影响态度。因此，养殖户对动物病情的认识和理解越深刻，行为态度越端正，积极防控行为的实施意愿也越明显。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多，越能加强养殖户对于疫病的了解以及对病死畜处理方式的认知。专业合作社又能够促进养殖户对于信息的获取。作为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实施意愿的间接影响因素，信息渠道和组织状况还受文化程度、养殖规模、重大疫情经历和补贴政策满意度4个深层根源因素的影响，是需要从根本上最应解决的问题，为优化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提供了准确的切入点。
综上所述，以上11个影响因素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关联，形成完整的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实施意愿影响因素系统。沿着“文化程度、养殖规模、重大疫情经历和补贴政策满意度”→“组织状况和信息渠道”→“动物疫病认知、病死畜处理便利度和行为态度”→“实施意愿”的正向传导关系，从源头上影响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的实施意愿。
4结论与政策启示
作为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防控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养殖户的积极防控行为直接影响防控政策的有效性和时效性。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增强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实施意愿的政策启示：第一，通过提供函授、电大、夜大、自考和培训等多种形式，努力提高养殖户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第二，在农业保险、补贴和信贷等方面制定优惠与扶持政策，减少养殖户实施积极防控行为的成本，减少因养殖户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博弈而导致的不及时造成事态的扩大化。第三，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加强信息的传播，控制事态的发展，以免引起养殖户的恐慌，争取养殖户的理解配合，增强养殖户对政府的信任感。第四，加强危机应对管理体系建设，提高机构人员的危机管理能力，做好公共危机的监测、预警、控制和善后工作，提高满足目标群体利益的公共产品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贺文慧，高山，马四海.农户畜禽防疫服务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技术经济，2007（4）：94-97.
[2] 闫振宇，陶建平，徐家鹏.养殖农户报告动物疫情行为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地区养殖农户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3）：185-191.
[3] 邬小撑，毛杨仓，占松华，等.养猪户使用兽药及抗生素行为研究：基于964个生猪养殖户微观生产行为的问卷调查[J].中国畜牧杂志，2013（14）：19-23.
[4] 于乐荣，李小云，汪力斌.禽流感发生后家禽养殖农户的生产行为变化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7）：13-21，110.
[5] 张桂新，张淑霞.动物疫情风险下养殖户防控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农村经济，2013（2）：105-108.
[6] 李燕凌，车卉，王薇.无害化处理补贴公共政策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浙江两省（市）14个县（区）773个样本的实证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42-47.
[7] 李立清，许荣.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4（3）：26-32.
关键词动物疫情；养殖户；防疫行为；ISM模型
中图分类号S85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0517-6611（2015）25-330-03
AbstractIn the outbreak of the animal epidemic， the positive epidemic preventing behavior of the farmers is important for the timely and effective controlling act of the epidemic.Through reading a lot of related literature and integrating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e article screened several factors that affecting farmers' disease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act， then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a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between influencing factors by using the ISM mode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ttitude and behavior， the dead livestock processing convenience degree and animal epidemic disease cognition are direct and surface factors， the channels of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tatus are middle-level indirect factors，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the scale of farming， significant epidemic experience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subsidy policy are deep rooted factors.
Key wordsAnimal epidemic； Farmers； Epidemic prevention behavior； ISM model
随着2004年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005年的口蹄疫以及2007年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情相继爆发，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焦点。我国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也严峻起来，根据农业部发布的消息统计，2014年全国共发生7起小反刍兽疫疫情，4起家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5起A型口蹄疫疫情，1起O 型口蹄疫疫情。截至2015年4月底，全国已发生6起家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起A型口蹄疫疫情，再次引起人们对于动物疫情应急防控的高度关注。如何提高突发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应急管理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和战略意义。养殖户作为防控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其积极防控行为影响着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政策的有效执行。
1文献综述
养殖户对防疫工作的认知、态度、意愿及其采取的防疫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1]。闫振宇等[2]对养殖户上报疫情行为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养殖户不上报疫情主要是由于责任分散效应、扑杀补偿激励不足、防疫意识淡薄；养殖规模、对动物疾病情况了解程度对养殖户上报动物疫情行为意愿有负向影响；文化程度、接受政府培训情况、组织状况、对动物产品安全忧患意识、对政府补偿政策认可程度对于养殖农户上报疫情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张跃华等[3]通过对1 131户养猪户的病死猪处理与疫情报告行为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发现，养猪户受教育程度和养猪经验对养猪户出售病死猪行为有正向影响，接受过政府培训对养猪户积极向政府报告疫情有正向影响。于乐荣等[4]通过对比分析禽流感发生前后养殖户生产及投入的变化发现，禽流感爆发确冲击影响的程度因农户的饲养规模而异。养殖户的养殖技术尤其是动物疫病防疫技术行为在禽流感爆发后有明显改善。张桂新等[5]以经历过低致病性禽流感养鸡户的实际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疫情风险下驱动养殖户不同防控行为的因素。结果表明：养殖户平均已投入成本预期风险、预期防疫效果、信息渠道、技术服务便利性以及养殖收入是否为主要收入来源等对养殖户在重大疫情风险下的防控行为决策的影响较为显著[5]。李燕凌等[6]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分析发现补贴公共政策实施后，养猪户病死猪处理方式有明显改变，无害化处理方式占比提高。李立清等[7]通过运用多项回归模型对影响养殖户病死猪处理方式研究发现，养殖规模越大、参加过组织培训对养殖农户选择无害化处理病死猪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概念界定及分析框架
2.1概念界定
防疫是指防止、控制、消灭传染病措施的统称，分经常性和疫情后两种，包括接种、检疫、普查和管理传染源、传染途径和易感人群；防疫行为是指行为主体为预防和控制疾病的传播流行而及采取一系列措施的行为过程。因此，养殖户的积极防控行为，是指养殖户为减少禽畜突发疾病的概率以及发病后能有效控制疫情疫病的传染和扩散，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降低风险的一系列活动。只有养殖户采取积极的防疫行为，才能及时有效控制动物疫病的传播，减少重大动物疫情危机的爆发。 2.2研究假说
基于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的概念与内容，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①文化程度：养殖户文化程度越高，实施积极防控行为的倾向越明显。②养殖规模：养殖规模越大的养殖户，越倾向于通过实施积极防控行为来规避风险。③组织状况：加入养猪合作组织的养殖户，更有可能实施积极防控安全行为。④重大疫情经历：经历过重大动物疫情的养殖户会更加积极主动的实施防疫行为，避免再次受损。⑤行为态度：行为态度是指养殖户对“积极防控安全行为”的看法，行为态度越好的养殖户，实施积极防控安全行为的意识越强、目的越明确。⑥动物疫病认知：对当地疫病越清楚的养殖户，其积极防控行为实施意愿比较明显。⑦补贴政策满意度：对补贴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的养殖户，会实施积极主动的防疫行为。⑧病死畜处理便利程度：病死畜处理便利程度是指对养殖户进行病死畜无害化处理的培训效果以及建立的无害化设施的完善程度，养殖户处理病死畜的行为阻碍越小，越容易实施积极主动的防控行为。⑨信息渠道：渠道中信息来源越广，获取防疫信息的能力越强，越会增强养殖户采取积极防控安全行为的意愿。
3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的作用机理分析
3.1要素设定及要素逻辑关系确定
分别用S0、S1、S2、S3、S4、S5、S6、S7、S8和S9表示养殖户实施积极防控行为意愿、文化程度、养殖规模、组织状况、重大疫情经历、行为态度、动物疫病认知、补贴政策满意度、病死畜处理便利度和信息渠道。采用德尔菲法（Delphi）确定9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图1）。在图1中，方格图中的行要素直接影响到列要素用A表示，方格图中的列要素直接影响到行要素用V表示，行列要素没有关系用0表示。
3.2建立邻接矩阵及可达矩阵
影响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实施意愿的9个因素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影响关系可用矩阵M表示，两因素之间着直接关系时我们在矩阵的相应位置上规定值为1，否则为0。即影响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意愿的要素i对影响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意愿的要素j有直接影响用aij=1表示；两要素之间没有关系用aij=0表示。根据图1建立邻接矩阵M。
可达矩阵D是指用矩阵形式来描述有向连接图各节点之间经过一定长度通路后可以最终到达的程度。可达矩阵B有一个重要特性即推移率特性。当Si经过长度为1的通路直接到达Sk，而Sk经过长度为1的通路直接到达Sj，则Si经过长度为2的通路必可到达Sj。邻接矩阵反映了要素之间的直接关系，可达矩阵反映要素之间还存在着间接关系。如Si对Sj有影响，Sj对Sk有影响，那么Si对Sk有间接影响。可达矩阵B以邻接矩阵M加上单位矩阵I经过一定演算后求得。由布尔代数运算规则进行运算（即0+0=0， 0+1=1，1+0=1，0×0=0，0×1=0，1×0=0，1×1=1），若（M + I）n=（M + I）n+1，则D=（M+I）n。而养殖户积极防疫安全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的邻接矩阵D满足（M+I）2=（M+I）3，即D=（M+I）2 。
3.3可达矩阵级间划分
所谓级间划分就是将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意愿影响因素以可达矩阵为依据划分成不同层次，以此建立结构模型。将受要素Si影响的要素集合定义为要素Si的可达集K（Si），K（Si）是由可达矩阵中第Si行中所有矩阵元素为1的列所对应的要素集合；同理将可达矩阵中要素Si的要素集合定义为要素Si的先行集X（Si）， X（Si）是由要素Si列中所有矩阵元素为1的行所对应的要组成。
如果K（Si）∩X（Si）=K（Si），则为最高要素集。从可达矩阵列出每个因素的K（Si）、X（Si）、K（Si）∩X（Si），剔除第一级最高级因素集后，从可达矩阵中划去所有最高级因素所在的行和列；再从余下的可达矩阵中寻找第二级最高级因素集；依此类推，可分出每一级所包含的最高因素集。具体过程见表1。
由表1数据可得出L1={0}。从D中划去第1行与第1列（表2），寻找第二级元素。
3.4构建结构模型经过上面的划分，可得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图2）。
3.5构建解释结构模型及结果分析
由图2可见，在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中，行为态度、病死畜处理便利度和动物疫病认知是表层直接因素，信息渠道和组织状况是中层间接因素，文化程度、养殖规模、重大疫情经历和补贴政策满意度是深层根源因素。行为学理论表明，态度决定行为，行为是态度的外部表现，良好的行为必然建立在端正的态度之上。因此，养殖户对于积极防控行为的态度越端正，其实施意愿就越强烈。当然，作为养殖户积极防控安全行为实施意愿的直接影响因素，行为态度还受动物疫病认知和病死畜便利程度两个间接因素的影响。行为学理论也表明，认知影响态度。因此，养殖户对动物病情的认识和理解越深刻，行为态度越端正，积极防控行为的实施意愿也越明显。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多，越能加强养殖户对于疫病的了解以及对病死畜处理方式的认知。专业合作社又能够促进养殖户对于信息的获取。作为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实施意愿的间接影响因素，信息渠道和组织状况还受文化程度、养殖规模、重大疫情经历和补贴政策满意度4个深层根源因素的影响，是需要从根本上最应解决的问题，为优化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提供了准确的切入点。
综上所述，以上11个影响因素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关联，形成完整的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实施意愿影响因素系统。沿着“文化程度、养殖规模、重大疫情经历和补贴政策满意度”→“组织状况和信息渠道”→“动物疫病认知、病死畜处理便利度和行为态度”→“实施意愿”的正向传导关系，从源头上影响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的实施意愿。
4结论与政策启示
作为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防控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养殖户的积极防控行为直接影响防控政策的有效性和时效性。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增强养殖户积极防控行为实施意愿的政策启示：第一，通过提供函授、电大、夜大、自考和培训等多种形式，努力提高养殖户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第二，在农业保险、补贴和信贷等方面制定优惠与扶持政策，减少养殖户实施积极防控行为的成本，减少因养殖户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博弈而导致的不及时造成事态的扩大化。第三，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加强信息的传播，控制事态的发展，以免引起养殖户的恐慌，争取养殖户的理解配合，增强养殖户对政府的信任感。第四，加强危机应对管理体系建设，提高机构人员的危机管理能力，做好公共危机的监测、预警、控制和善后工作，提高满足目标群体利益的公共产品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贺文慧，高山，马四海.农户畜禽防疫服务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技术经济，2007（4）：94-97.
[2] 闫振宇，陶建平，徐家鹏.养殖农户报告动物疫情行为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地区养殖农户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3）：185-191.
[3] 邬小撑，毛杨仓，占松华，等.养猪户使用兽药及抗生素行为研究：基于964个生猪养殖户微观生产行为的问卷调查[J].中国畜牧杂志，2013（14）：19-23.
[4] 于乐荣，李小云，汪力斌.禽流感发生后家禽养殖农户的生产行为变化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7）：13-21，110.
[5] 张桂新，张淑霞.动物疫情风险下养殖户防控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农村经济，2013（2）：105-108.
[6] 李燕凌，车卉，王薇.无害化处理补贴公共政策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浙江两省（市）14个县（区）773个样本的实证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42-47.
[7] 李立清，许荣.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4（3）：2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