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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某村委会主任，中共党员。
２００１年，王某将自己８０余平方米的砖墙石棉瓦房屋租给邱某开办加工厂。２００３年初，某科技园区在该村征地。在征地过程中，科技园区和镇政府安排专人，分别对村民房屋和村内企业进行清理。同时，镇政府委托王某负责协调征地中出现的矛盾，代镇政府发放该村征地补偿款。王某得知其租给邱某办厂的房屋在征地范围内，便与邱某解除了租约关系。２００３年３月，王某领取了该套房屋的拆迁补偿款。２００３年４月，科技园区和镇政府在清理村内企业时，王某与其妻万某隐瞒了已经获得补偿的事实，借用邱某的执照等资料，以该厂名义，将此房作为厂房，重复申领补偿款。万某以加工厂法定代表人邱某的名义，在补偿协议上签字。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１月，王、万二人分两次以该厂的名义共领取补偿款３４５９０．０２元，并据为己有。
对王某占有３４５９０．０２元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了贪污错误。其理由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王某受镇政府委托协助征地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符合贪污错误的主体；而王某主观上存在多分得征地房屋补偿款、占有公共财物的动机，在行为上利用了受委托协助征地的工作便利，采取隐瞒事实、假借营业执照、以他人名义签字的方式侵占了公共财物，其行为符合贪污错误的主客观要件。因此，王某的行为构成贪污错误，应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七十八条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给予王某开除党籍处分。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了诈骗错误。其理由是：王某为达到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利用普通房屋和企业用房由不同征地人员清理这一条件，在对企业用房进行清理补偿的过程中，隐瞒了其房屋已按照一般住房进行补偿的事实，并假借加工厂的营业执照、伪造该厂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与征地主体签订补偿协议，在结果上达到了骗取政府发放的企业搬迁补偿金３万余元的目的，其行为明显属于隐瞒真相、虚构事实，骗取公私财物的诈骗行为，应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七十八条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给予王某开除党籍处分。
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
首先，贪污和诈骗错误在构成要件上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其共同点在于：二者在主观上都必须是故意，并且都是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在客观方面又都可能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的手段。不同点在于：诈骗错误的限制条件较少，一般主体都能构成该错误，在侵犯的对象上公私财物均可，在客观方面不需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前提。而贪污错误对这三方面都有特殊的要求。一是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或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侵犯的对象必须是公共财物；三是在客观方面实施的错误行为必须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前提。
其次，准确认定本案的关键是王某的行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根据以上对贪污和诈骗两种错误的构成要件分析，认定本案属贪污还是诈骗，关键就在于王某的行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我们认为王某的行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理由是：第一，虽然王某受委托协助镇政府开展征地工作，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但其职责只是协调矛盾，代政府发放征地补偿费，并没有从事对个人和企业用房的清理、统计和审核工作。第二，王某作为村委会主任，在征地工作中，并没有对其获得房屋重复补偿起决定性作用的职务影响。王某并没有利用其协调关系、发放征地补偿的职权以及由此形成的便利或影响，而只是利用了与其职责无关的、因工作关系知道个人房屋和企业房屋系不同人员清理这一工作便利，采取借用公章、伪造签名的方式，欺骗了清理、审核人员。因此，王某的行为没有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其侵犯的客体只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而没有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的廉洁性，其行为构成诈骗错误。
此外，由于王某诈骗金额较大，本案还应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北碚区纪委审理室）
２００１年，王某将自己８０余平方米的砖墙石棉瓦房屋租给邱某开办加工厂。２００３年初，某科技园区在该村征地。在征地过程中，科技园区和镇政府安排专人，分别对村民房屋和村内企业进行清理。同时，镇政府委托王某负责协调征地中出现的矛盾，代镇政府发放该村征地补偿款。王某得知其租给邱某办厂的房屋在征地范围内，便与邱某解除了租约关系。２００３年３月，王某领取了该套房屋的拆迁补偿款。２００３年４月，科技园区和镇政府在清理村内企业时，王某与其妻万某隐瞒了已经获得补偿的事实，借用邱某的执照等资料，以该厂名义，将此房作为厂房，重复申领补偿款。万某以加工厂法定代表人邱某的名义，在补偿协议上签字。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１月，王、万二人分两次以该厂的名义共领取补偿款３４５９０．０２元，并据为己有。
对王某占有３４５９０．０２元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了贪污错误。其理由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王某受镇政府委托协助征地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符合贪污错误的主体；而王某主观上存在多分得征地房屋补偿款、占有公共财物的动机，在行为上利用了受委托协助征地的工作便利，采取隐瞒事实、假借营业执照、以他人名义签字的方式侵占了公共财物，其行为符合贪污错误的主客观要件。因此，王某的行为构成贪污错误，应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七十八条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给予王某开除党籍处分。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了诈骗错误。其理由是：王某为达到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利用普通房屋和企业用房由不同征地人员清理这一条件，在对企业用房进行清理补偿的过程中，隐瞒了其房屋已按照一般住房进行补偿的事实，并假借加工厂的营业执照、伪造该厂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与征地主体签订补偿协议，在结果上达到了骗取政府发放的企业搬迁补偿金３万余元的目的，其行为明显属于隐瞒真相、虚构事实，骗取公私财物的诈骗行为，应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七十八条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给予王某开除党籍处分。
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
首先，贪污和诈骗错误在构成要件上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其共同点在于：二者在主观上都必须是故意，并且都是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在客观方面又都可能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的手段。不同点在于：诈骗错误的限制条件较少，一般主体都能构成该错误，在侵犯的对象上公私财物均可，在客观方面不需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前提。而贪污错误对这三方面都有特殊的要求。一是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或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侵犯的对象必须是公共财物；三是在客观方面实施的错误行为必须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前提。
其次，准确认定本案的关键是王某的行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根据以上对贪污和诈骗两种错误的构成要件分析，认定本案属贪污还是诈骗，关键就在于王某的行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我们认为王某的行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理由是：第一，虽然王某受委托协助镇政府开展征地工作，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但其职责只是协调矛盾，代政府发放征地补偿费，并没有从事对个人和企业用房的清理、统计和审核工作。第二，王某作为村委会主任，在征地工作中，并没有对其获得房屋重复补偿起决定性作用的职务影响。王某并没有利用其协调关系、发放征地补偿的职权以及由此形成的便利或影响，而只是利用了与其职责无关的、因工作关系知道个人房屋和企业房屋系不同人员清理这一工作便利，采取借用公章、伪造签名的方式，欺骗了清理、审核人员。因此，王某的行为没有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其侵犯的客体只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而没有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的廉洁性，其行为构成诈骗错误。
此外，由于王某诈骗金额较大，本案还应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北碚区纪委审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