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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出生于1930年,1951年考入北大,1955年毕业留校工作,加上读书的日子,在北大已经接近60年,这位将近八旬的老人亲身经历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过程。
作为老一辈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厉以宁在参与经济决策方面卓有成效。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积极呼吁推行以股份制改革为主的企业改革模式,最终被决策层采纳,被外界称之为“厉股份”。
为了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复苏和发展情况,厉以宁最近亲自去广东和辽宁作了考察,获取了第一手资料,他也就60年中国改革路径若干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体制应该有弹性
记者:你如何评价1979年以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
厉以宁:我们对计划经济体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肯定其历史必然,起过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必须在体制上作出转换,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必然的。
体制的转换又叫制度的调整,一个社会可能有两种或者更多的体制。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刚性的体制,贵族是贵族,农奴是农奴,世代如此。实际上这种刚性体制就像铁锅一块,经不起砸的,一砸到地上,就碎了。
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南北朝的时候是刚性体制,豪门是豪门,百姓就是百姓。到了唐朝开始转变,实行科举制度,只要考取了,就可以做官;如果做官的,儿子考不上,就不再做官;中国土地制度是分家制,西方是一子继承制。结果到了宋朝,封建体制转变了,变成了弹性封建体制,实行科举制度,做官不能世袭,商人可以买地,不断地可以流动,这样一来,封建体制就变得有弹性。从北宋公元900多年起,封建社会延长了1000年时间,假如不是鸦片战争外来的强大压力对封建社会加以摧毁,封建社会有可能还要延长。
这表明什么问题?西欧封建体制的刚性体制不改,很快就出现了城市和资本主义,结果封建社会被推翻了;中国封建体制改了,从唐朝以后到宋朝,变成了弹性体制,结果封建社会延续下来。这说明,不改体制,丢掉制度;改了体制,制度就保存下来。
社会主义也是一样,计划体制不改,可能像前苏联那样;中国的计划体制改了,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能够延续。
记者:后30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中国经济改革是怎样开始的?
厉以宁:在当时的环境下,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体制改革,从哪儿着手?当时计划体制很牢固,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薄弱的环节——农村开始的。当时,农村与城市不一样。在城市,生产是国家管制的,生活是国家包下来,只要城里人愿意工作,服从分配,哪怕是种树、修路、打扫卫生,30元工资都是有的。但是,农村不一样,生产是管制的,生活是不包的,而城里人有最低的粮票,能维持生活。
所以在农村,逼得没办法,安徽凤阳18户搞大包干,就是承包制,这样中国农村改革就开始了。农村改革几年之后,农村什么都有了。农村劳动力富裕起来,乡镇企业开始兴起,80年代初可以经常看见火车上推销员提着个包,到处推销,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外,出现了一个新的市场。
1980年,在香港附近建立经济特区,特区跟内地不一样,内地是计划分配,深圳是市场调节,深圳的高楼一幢幢起来,短短几年,深圳大变样。所以大家才知道,搞市场经济,我们的速度并不低于香港。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到经济特区的建设,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三项重要改革,突破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好像往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三块石头,从此中国经济激起了层层波浪。
中国第三次大转折正开始
记者:中国经济、金融一直以西方为老师,这次西方老师犯了一个大错,未来中国经济该向谁学习,是否可以自己引领世界呢?
厉以宁:西方有不同的学派,说西方经济学导致了金融危机是不准确的,应该说西方某些经济学派的观点,影响了这几年西方的经济政策,流动性扩大、利率低,但不是所有西方经济学都是这样。经济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制度放松了,这不完全是经济学家的责任,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说不要金融监管,西方经济学家有一些观点是对的,有一些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们自己在实践中也不断地修正和改正。
中国的经济学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中国在60年之内经过了三次大的转折。第一次大转折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社会代替了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次大的转折叫做制度更替。第二次大转折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30年的改革开放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了体制转换,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工作完成以后才有今天这样快的发展。第三次大转折现在正在开始,从2000年以后,更确定一点说是从2003年以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增长模式的转变,过去的增长模式是单纯的重速度而不是重效率,重数量而不是重质量,粗放型而不是集约型,在当时认识不到今天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今天要求不但是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质量要提高,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保护环境,要节约资源,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一个大转折,刚开始。
中国的经济学应该是在第一次大转折之后,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制度的更替是一个前提,接下来,体制如果不转换,中国富不起来,而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不改变,就可能影响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环境不是我们这一代独有的,是和我们的子孙万代共有的,资源也不能这一代全部消耗掉,是要和子孙万代共享的。这是第三次大转折,但第二次转折还没有完,因为体制改革中城乡一体化还要搞,社会保障制度还要搞,金融制度还要深化。可以说第三次大转折和第二次大转折在同时进行。现在第三次大转折刚开始,中国的经济学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摘自:《中国日报》国际在线2009年9月22日 编辑:何乐)
点评: 从“厉股份”到“厉民营”,再到“厉医保”,无论是主张股份制改革,还是主张解决就业问题,再或者是解决社会保障难题,都是切中中国经济问题要害的制胜招数。实践给厉以宁的理论打了高分,也为这位殚精竭虑的经济学家给予了最高的荣誉。
作为老一辈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厉以宁在参与经济决策方面卓有成效。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积极呼吁推行以股份制改革为主的企业改革模式,最终被决策层采纳,被外界称之为“厉股份”。
为了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复苏和发展情况,厉以宁最近亲自去广东和辽宁作了考察,获取了第一手资料,他也就60年中国改革路径若干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体制应该有弹性
记者:你如何评价1979年以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
厉以宁:我们对计划经济体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肯定其历史必然,起过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必须在体制上作出转换,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必然的。
体制的转换又叫制度的调整,一个社会可能有两种或者更多的体制。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刚性的体制,贵族是贵族,农奴是农奴,世代如此。实际上这种刚性体制就像铁锅一块,经不起砸的,一砸到地上,就碎了。
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南北朝的时候是刚性体制,豪门是豪门,百姓就是百姓。到了唐朝开始转变,实行科举制度,只要考取了,就可以做官;如果做官的,儿子考不上,就不再做官;中国土地制度是分家制,西方是一子继承制。结果到了宋朝,封建体制转变了,变成了弹性封建体制,实行科举制度,做官不能世袭,商人可以买地,不断地可以流动,这样一来,封建体制就变得有弹性。从北宋公元900多年起,封建社会延长了1000年时间,假如不是鸦片战争外来的强大压力对封建社会加以摧毁,封建社会有可能还要延长。
这表明什么问题?西欧封建体制的刚性体制不改,很快就出现了城市和资本主义,结果封建社会被推翻了;中国封建体制改了,从唐朝以后到宋朝,变成了弹性体制,结果封建社会延续下来。这说明,不改体制,丢掉制度;改了体制,制度就保存下来。
社会主义也是一样,计划体制不改,可能像前苏联那样;中国的计划体制改了,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能够延续。
记者:后30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中国经济改革是怎样开始的?
厉以宁:在当时的环境下,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体制改革,从哪儿着手?当时计划体制很牢固,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薄弱的环节——农村开始的。当时,农村与城市不一样。在城市,生产是国家管制的,生活是国家包下来,只要城里人愿意工作,服从分配,哪怕是种树、修路、打扫卫生,30元工资都是有的。但是,农村不一样,生产是管制的,生活是不包的,而城里人有最低的粮票,能维持生活。
所以在农村,逼得没办法,安徽凤阳18户搞大包干,就是承包制,这样中国农村改革就开始了。农村改革几年之后,农村什么都有了。农村劳动力富裕起来,乡镇企业开始兴起,80年代初可以经常看见火车上推销员提着个包,到处推销,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外,出现了一个新的市场。
1980年,在香港附近建立经济特区,特区跟内地不一样,内地是计划分配,深圳是市场调节,深圳的高楼一幢幢起来,短短几年,深圳大变样。所以大家才知道,搞市场经济,我们的速度并不低于香港。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到经济特区的建设,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三项重要改革,突破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好像往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三块石头,从此中国经济激起了层层波浪。
中国第三次大转折正开始
记者:中国经济、金融一直以西方为老师,这次西方老师犯了一个大错,未来中国经济该向谁学习,是否可以自己引领世界呢?
厉以宁:西方有不同的学派,说西方经济学导致了金融危机是不准确的,应该说西方某些经济学派的观点,影响了这几年西方的经济政策,流动性扩大、利率低,但不是所有西方经济学都是这样。经济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制度放松了,这不完全是经济学家的责任,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说不要金融监管,西方经济学家有一些观点是对的,有一些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们自己在实践中也不断地修正和改正。
中国的经济学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中国在60年之内经过了三次大的转折。第一次大转折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社会代替了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次大的转折叫做制度更替。第二次大转折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30年的改革开放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了体制转换,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工作完成以后才有今天这样快的发展。第三次大转折现在正在开始,从2000年以后,更确定一点说是从2003年以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增长模式的转变,过去的增长模式是单纯的重速度而不是重效率,重数量而不是重质量,粗放型而不是集约型,在当时认识不到今天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今天要求不但是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质量要提高,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保护环境,要节约资源,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一个大转折,刚开始。
中国的经济学应该是在第一次大转折之后,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制度的更替是一个前提,接下来,体制如果不转换,中国富不起来,而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不改变,就可能影响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环境不是我们这一代独有的,是和我们的子孙万代共有的,资源也不能这一代全部消耗掉,是要和子孙万代共享的。这是第三次大转折,但第二次转折还没有完,因为体制改革中城乡一体化还要搞,社会保障制度还要搞,金融制度还要深化。可以说第三次大转折和第二次大转折在同时进行。现在第三次大转折刚开始,中国的经济学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摘自:《中国日报》国际在线2009年9月22日 编辑:何乐)
点评: 从“厉股份”到“厉民营”,再到“厉医保”,无论是主张股份制改革,还是主张解决就业问题,再或者是解决社会保障难题,都是切中中国经济问题要害的制胜招数。实践给厉以宁的理论打了高分,也为这位殚精竭虑的经济学家给予了最高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