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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品宅配，一家强调依托高科技创新性迅速发展的家具企业，通过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来实现家具产品的快速、精准定制。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4年间，尚品宅配产能提高6～8倍，原材料使用率从70%提高至93%，差错率也由原来的10%下降到3%左右，交货周期从30天缩短到10天左右，年资金周转10次以上，并且实现零库存。
“这就是信息作为一种柔性资源所带来的巨大价值。我国国民经济已经接近追赶式发展的边界，如何突破天花板，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从速到质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阿里集团副总裁兼阿里研究中心主任梁春晓说。
两种红利减少
进入2000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快速增长周期。2003～2007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11.02%，仅次于1992～1996年的12.44%，是第二个连续5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10%以上的繁荣阶段。但2009年4季度起，GDP增速开始回落从2007年2季度15%的历史高点到2013年7.7%的历史新低，已整体回落了6年，步入近年最长的回落周期之一。
这一轮经济增长放缓，究竟是短期现象，还是周期趋势呢？梁春晓指出：“中国通过改革红利，在全球化进程中低成本利用原有资源禀赋，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但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剧烈震荡，上述除了新技术革命、制度变革所带来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外，其它驱动力均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由此可以推断，我国经济旧增长方式的非稳定性和非可持续性开始显现。”
的确，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扩大储蓄、内需，鼓励基于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再工业化，启动经济复苏，这对依附其市场发展的新兴经济体造成出口压力，降低增长动力，我国首当其冲。受人民币汇率波动、劳动力成本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国2013年外贸低速增长，部分地区出现下滑。而国内居民消费也面临约束，主要表现在居民收入差距大，加上有利于企业盈利、对家庭收入进行隐形征税的要素和资源价格政策，造成工资在国民收入比重下降。
还有，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的有利人口结构曾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是，从2011年起我国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意味着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相应减弱。同时，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已大部分实现，而能源密集型与原材料密集型的生产对自然资源供给压力日益增加。高能源和自然资源消耗的增长模式不仅造成环境赤字扩大，也使得中国经济面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冲击。如果不能加以纠正调整，都将严重制约经济的增长。
之前，我国政府的角色相对明了：提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以补充民营部门投资的不足，为发展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实施相对应的产业政策。但随着我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接近发达国家时，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事实上可能阻碍而不是促进增长。比如，金融风险加剧、产业结构扭曲以及产能严重过剩，这些都跟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不无关系。
“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但往哪转？怎么转？现实可行的一条路是‘从生产要素投入驱动转变为提高生产率推动增长’。在这种背景下，信息的价值和战略地位就凸显出来。信息经济或者说IT经济将成为我国增长与转型的核心动力。” 梁春晓说。
信息流动产生价值
低成本的交通和交流体系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区别与工业经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互联网、云计算成为新的信息基础设施，大数据发育为新型生产要素，大规模、社会化的全新分工形态的出现，商业从机械化系统向生态化系统演化，生产效率实现全面提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财富。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尚品宅配只是信息价值的一个缩影。信息能够拉动消费、塑造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带动就业规模和质量、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形成、解决大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瓶颈，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能。
在信息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信息作为一种无形的、富于其它要素之中的非独立要素，通过优化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结构和配置、施加对生产力的影响。梁春晓认为，人类在信息技术上的不断突破其本质都是在松绑信息（数据）的这种依附，最大程度释放信息（数据）的流动和使用，并最终提升经济社会运行的效率。
由于数据具有天然的共享性和边际生产力递增的特性，数据要素的投入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物质要素不断被节约，带来更多并且更高效的生产资料。比如通过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加速了劳动力、资金、机器等原有要素的流动、共享。而通过工具创新和要素融合，扩张了要素实际投入和生产效率价值的增加。因此数据的价值扩张突破了能量经济中1+1=2的线性现象，取而代之的是非线性增长模式。未来，数据逐渐代替原有稀缺资源，随着资源的配置转向信息而远离稀缺资源，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
用梁春晓的话说，我们是幸运的。在我国经济遭遇天花板时，却不经意间迈进信息社会的门槛，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但是历来技术变迁与制度创新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双向关系：制度会影响技术变迁的进程，技术创新的能力受到制度约束。由于技术变迁可能会对社会既有利益集团稳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同时制度演进过程本身是路径依赖的，过时的制度并不先天适应新的技术条件。所以，不合适宜的社会制度往往阻碍技术与经济的发展。所以，只有促进制度改革，才能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提供根本性动力，真正培养新增长点，迎来可持续的健康增长。如果受到信息技术扩散的制度性障碍，技术创新极则很难在社会中扩散，从而技术变迁与增长转型均停滞不前。
那么以政府为代表的非市场制度创新该如何与技术创新和新经济模式相互配合，保持新技术与新增长的活力呢？梁春晓的建议是：一，改变政府主导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的方式，建立以企业、市场为经济主导的制度环境，促进新要素的流动；二，以复杂化、市场化、法制化和数据化为特征，建立信息时代的经济规则，以及与之适应的行政管理规则；三，借鉴互联网业面对海量主体的成功治理经验，转变治理思路，培育生态化、平台化、分布式、自组织的治理机制。
信息技术正牵引我国经济走向一个崭新的未来。
“这就是信息作为一种柔性资源所带来的巨大价值。我国国民经济已经接近追赶式发展的边界，如何突破天花板，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从速到质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阿里集团副总裁兼阿里研究中心主任梁春晓说。
两种红利减少
进入2000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快速增长周期。2003～2007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11.02%，仅次于1992～1996年的12.44%，是第二个连续5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10%以上的繁荣阶段。但2009年4季度起，GDP增速开始回落从2007年2季度15%的历史高点到2013年7.7%的历史新低，已整体回落了6年，步入近年最长的回落周期之一。
这一轮经济增长放缓，究竟是短期现象，还是周期趋势呢？梁春晓指出：“中国通过改革红利，在全球化进程中低成本利用原有资源禀赋，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但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剧烈震荡，上述除了新技术革命、制度变革所带来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外，其它驱动力均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由此可以推断，我国经济旧增长方式的非稳定性和非可持续性开始显现。”
的确，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扩大储蓄、内需，鼓励基于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再工业化，启动经济复苏，这对依附其市场发展的新兴经济体造成出口压力，降低增长动力，我国首当其冲。受人民币汇率波动、劳动力成本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国2013年外贸低速增长，部分地区出现下滑。而国内居民消费也面临约束，主要表现在居民收入差距大，加上有利于企业盈利、对家庭收入进行隐形征税的要素和资源价格政策，造成工资在国民收入比重下降。
还有，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的有利人口结构曾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是，从2011年起我国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意味着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相应减弱。同时，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已大部分实现，而能源密集型与原材料密集型的生产对自然资源供给压力日益增加。高能源和自然资源消耗的增长模式不仅造成环境赤字扩大，也使得中国经济面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冲击。如果不能加以纠正调整，都将严重制约经济的增长。
之前，我国政府的角色相对明了：提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以补充民营部门投资的不足，为发展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实施相对应的产业政策。但随着我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接近发达国家时，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事实上可能阻碍而不是促进增长。比如，金融风险加剧、产业结构扭曲以及产能严重过剩，这些都跟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不无关系。
“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但往哪转？怎么转？现实可行的一条路是‘从生产要素投入驱动转变为提高生产率推动增长’。在这种背景下，信息的价值和战略地位就凸显出来。信息经济或者说IT经济将成为我国增长与转型的核心动力。” 梁春晓说。
信息流动产生价值
低成本的交通和交流体系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区别与工业经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互联网、云计算成为新的信息基础设施，大数据发育为新型生产要素，大规模、社会化的全新分工形态的出现，商业从机械化系统向生态化系统演化，生产效率实现全面提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财富。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尚品宅配只是信息价值的一个缩影。信息能够拉动消费、塑造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带动就业规模和质量、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形成、解决大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瓶颈，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能。
在信息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信息作为一种无形的、富于其它要素之中的非独立要素，通过优化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结构和配置、施加对生产力的影响。梁春晓认为，人类在信息技术上的不断突破其本质都是在松绑信息（数据）的这种依附，最大程度释放信息（数据）的流动和使用，并最终提升经济社会运行的效率。
由于数据具有天然的共享性和边际生产力递增的特性，数据要素的投入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物质要素不断被节约，带来更多并且更高效的生产资料。比如通过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加速了劳动力、资金、机器等原有要素的流动、共享。而通过工具创新和要素融合，扩张了要素实际投入和生产效率价值的增加。因此数据的价值扩张突破了能量经济中1+1=2的线性现象，取而代之的是非线性增长模式。未来，数据逐渐代替原有稀缺资源，随着资源的配置转向信息而远离稀缺资源，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
用梁春晓的话说，我们是幸运的。在我国经济遭遇天花板时，却不经意间迈进信息社会的门槛，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但是历来技术变迁与制度创新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双向关系：制度会影响技术变迁的进程，技术创新的能力受到制度约束。由于技术变迁可能会对社会既有利益集团稳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同时制度演进过程本身是路径依赖的，过时的制度并不先天适应新的技术条件。所以，不合适宜的社会制度往往阻碍技术与经济的发展。所以，只有促进制度改革，才能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提供根本性动力，真正培养新增长点，迎来可持续的健康增长。如果受到信息技术扩散的制度性障碍，技术创新极则很难在社会中扩散，从而技术变迁与增长转型均停滞不前。
那么以政府为代表的非市场制度创新该如何与技术创新和新经济模式相互配合，保持新技术与新增长的活力呢？梁春晓的建议是：一，改变政府主导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的方式，建立以企业、市场为经济主导的制度环境，促进新要素的流动；二，以复杂化、市场化、法制化和数据化为特征，建立信息时代的经济规则，以及与之适应的行政管理规则；三，借鉴互联网业面对海量主体的成功治理经验，转变治理思路，培育生态化、平台化、分布式、自组织的治理机制。
信息技术正牵引我国经济走向一个崭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