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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站在雪山的脚下，回首往昔岁月，那曾走过的山、涉过的水、还有陪伴在我身边或已逝去的队友们，都一次次激扬出我内心的缕缕豪情，让我一次次义无反顾地融入雪山的怀抱。每次成功的登山、历险，作为男人的成就感是不言而喻的，但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暖暖的柔情，令我心肠百结，那就是我的儿子小宇，他是我在世间最无可替代的骄傲。
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我们都很爱自己的孩子，也都明白过分的溺爱往往会适得其反。有关培养孩子的文章书籍很多，内容无非是对孩子的自信心、自立能力的培养指导，但每个家庭的做法却不尽相同。
小宇出生于1985年，小的时候，他是个胆小而害羞的孩子。3岁那年去幼儿园，妈妈前脚把他送进幼儿园，不到半小时奶奶就把孙子接回家。为了不让奶奶中途去幼儿园接孙子，我们只好把小宇转到离奶奶家很远的幼儿园。
别看小宇在家里是个小皇帝，可到外面乖得连话都不敢说。这样的儿子，不符合我的教育初衷。于是，我开始在生活中对他进行更多的关注和刻意训练，期待着小宇最终能成长为一个像山一样坚强而厚重的男人。
小宇不满5岁的时候，我就送他去学游泳，在一些露营、攀岩这类平和的户外活动中，我常把他带在身边。几年过去了他的身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12岁时个头就超过了我，也能在天然湖泊中长距离游泳。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参加团队活动，增强了与人沟通的能力，增长了见识。我们这个户外群体也潜移默化地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接触到的东西是他同龄人所不了解的。在自然之中，他对生命以及人生的意义都有了更为深刻的感受。
1997年，对登山一无所知的我凭着冲动贸然攀登雪山，因体力透支，加上感冒、饮酒，在博格达峰脚下得了高山肺水肿，几个小时后就昏迷了，幸好遇到了上山采雪莲的哈萨克少年，连夜用马匹把我运下了山。
当我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我不满12岁的儿子，他站在病床前，抚摸着我的头傻傻地笑着，还不停地给妈妈和奶奶说，他长大了也要和爸爸一样去登山。儿子这一说，立刻就惹得奶奶哭成了泪人，妈妈也开始训斥他：“你们爷俩还让不让我们活了，你爸爸再晚到医院一小时就抢救不过来了，你知道吗？”
1998年，是我实现梦想的一年，那年我和我的队友成功登上了博格达峰，我也荣幸地成为了登顶博格达峰的中国第一人。在巨大的成功和荣耀面前，高山病带来的恐惧淡漠了，家人似乎对登山的看法有所转变，也不再极力反对我登山了。而我这次登顶博格达峰成功的最大的收获却是对小宇人生定位的改变。也就是从那时起，他萌发了像爸爸一样成为登山英雄的念头。
1998年10月，小宇还不满13岁，背着爷爷奶奶加入了我们的登山队，来到了天山一号冰川。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是登山，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学校的旗帜带到顶峰，照张相片回来给同学们看。
一号冰川的最高峰就是海拔4480米的天格尔峰，通常是从南坡的岩石山脊路线攀登，对冰雪技术要求不高。但北坡的冰雪线路就不同了，陡峭的冰壁，暗藏杀机的裂缝，给攀登者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10月的一号冰川，夜里气温降到了零下10度，帐篷里也挂满了霜，听着身边儿子熟睡的鼾声，我久久不能入睡。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出于对孩子安全的考虑，经常用各种方法恐吓孩子：“别再往上爬了，摔下来腿会断的！”“别去游泳了，淹死了怎么办？”事实上，这种教育方式会让孩子执拗的无畏精神慢慢萎缩，从而对任何事情都会畏惧不前，面对任何有困难的事情都会选择逃避。如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又谈何自信心的建立和提高呢？于是我想，除非儿子自己决定放弃，否则我会在他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他引向雪山，让他像个真正的男人那样承受苦难和危险，让他在不断战胜和挑战的过程中树立自信心。因为每一个新高度对他来说就是一次挑战，每战胜一次挑战，他就会获得一次成功的体验。从成功中，他能看到自己的能量，能渐渐产生信心，因为这种自信，会让他认可自己，并变得更加勇敢，敢于直面所有生活中的挑战，不惧困苦，成为一个懂得生活意义，有强烈使命感的人。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着当天的场景。那天没等天亮队伍就出发了，为了安全起见，我让杨春风带结组绳领攀，让小宇夹在我俩的结组之间。天格尔峰的北坡攀登并非简单，倾斜度达到了50～60度的冰壁，纵横交错的冰裂缝，攀登者不但需要较好的体力还需要掌握一定的冰雪攀登技术。从海拔3800米的大本营，到海拔4480米的顶峰，垂直高度680米，在连续7个多小时的攀登过程中，我死死地盯着小宇的每一步，看着他有节奏的踢冰动作，和在陡峭的冰壁上临危不惧的样子，那一刻，我感到欣慰极了：儿子长大了！
当我们登上峰顶，大家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了，可小宇却迫不及待地拿出了准备好的旗帜，兴致勃勃地问我：“你是登上博格达峰的第一人，我是登上天格尔峰的少年第一人吧？”我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来自父亲的鼓励，这种鼓励能让他在极度的疲惫中振奋起来。
当小宇把学校的旗帜飘在天格尔峰之巅的照片带回来之后，受到了学校的表扬，他在同学们中的威望也更高了，同时我对他也有了新的认识，我想，我还需要给他创造更多磨砺意志的机会。
小宇14岁那年夏天，经朋友介绍，我准备带一位美国小朋友去博格达峰地区徒步，经反复考虑之后，我强行顶住来自小宇爷爷奶奶的压力，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那是他第一次单独进入博格达峰山区，临行前我教他写探险计划，列出了详细的装备和食品清单，我还给他特意准备了猎刀、驱狼的鞭炮。
从进山的3个岔村到博格达峰脚下有30公里山路，徒步要两天时间。当我目送两个孩子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大山之中时，心也悬了起来。整整8天时间，小宇和我失去了联系，爷爷奶奶都急疯了，一天十几个电话催我上山去找孩子，我也一次次为自己的行为不安，可我一直坚持到第八天。当看到胜利归来、又黑又瘦的儿子时，我心疼得鼻子都酸了，第一次当着儿子的面流下了眼泪。
几年的户外运动使小宇的体魄变得越来越强壮，野外生存能力也大大提高，甚至成了我登山可以依赖的帮手。他15岁那年，我带队进入博格达峰登山，当到达登山大本营时才发现，准备好的几十个岩钉、冰锥和雪锥忘带上来了。这一疏忽将直接影响攀登计划。此刻我想到了儿子，立刻用电台通知山下，让朋友连夜把他送到3个岔村。第二天黎明，小宇背着十几公斤的装备就出发了，他用一天的时间走了两天的路程，最后在夜幕中把装备送到了大本营。 只有亲自攀登过雪山的人才能体会到登山的艰难和困苦，只有登山的伙伴才会无私地去奉献，去分担同伴的苦痛。几年来，儿子逐渐从这些登山人身上学会了毅力、吃苦与奉献。小宇16岁那年，我再次组织港台的登山爱好者攀登博格达峰，在那次攀登中，小宇承担了向一号营地运送物资的任务，别看他年纪小，每次运送的物资的重量都超过了大人。
让我最为感动的是，在我们登顶下撤时，由于台湾队员老蔡体力不支没能当天返回大本营，我和队员老董陪着他下撤到4700米的二号营地。第二天撤营时，我和老董才发现我们要背下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除了三号营和二号营地的4顶帐篷外，在一号营地还有3顶帐篷。连续十几天攀登，我们身体虚弱到了极点，我和老董背着30多公斤的背包，搀扶着老蔡下撤，每走一步都非常痛苦。
当我接近一号营地时，一眼就看到了小宇熟悉的身影，我眼泪不由地夺眶而出。儿子真的懂事了，也知道心疼爸爸了，他为了接应我们下山，天不亮就从海拔3600米的大本营出发，穿过7公里长的暗藏杀机的博格达峰冰川，登上海拔4300米的一号营地。
几年后，儿子又踏着我的足迹来到了慕士塔格峰。临行前，我没有太多的嘱咐，只是郑重地把随我登顶博格达峰和慕士塔格峰的冰镐交给了他，他知道这个冰镐是爸爸的心爱之物，是它曾把爸爸从死亡的冰缝中解救出来。那是1999年，我带领一支20人的队伍来到了慕士塔格峰，这也是民间登山爱好者首次向7546米的雪山冲击。无比简陋的登山装备，再简单不过的后勤保障，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精力和体力。在登顶下撤过程中我不幸坠入了冰缝，在海拔6000多米的雪山上，夜里气温降到零下30度，那一夜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漫长的一夜。黎明前，我的意识一度出现了恍惚，我想到了死，想到了家人和未成年儿子。
在儿子眼里爸爸是最伟大的英雄，我的攀登经历时时勉励着他。小宇在慕士塔格比起一般队员要辛苦得多，因为他是以协作人员的身份去攀登的，就是说，他要和藏族高山协作一起往返于高山营地之间，运送登山物资，为登山队修路建营。除此之外，他还要在大本营帮厨，等队员们都吃完饭后自己才吃饭。登山队中有许多都是我的朋友，当叔叔阿姨的不忍心看小宇操劳，好心地把饭端到小宇面前，小宇都婉言推辞。回来后他们都说：“老王的儿子长大了。”
经过近10天的往返攀登，小宇登上了三号营地，就在准备突击顶峰的时刻，慕士塔格峰天气骤变，狂风卷着暴雪向山顶袭来。当消息传到乌鲁木齐，我一夜没睡，我深知死神开始向儿子逼近，在海拔7000米的营地，一旦肆虐的狂风把帐篷撕烂，任何人都难以抗拒零下40多度严寒的袭击。
这一夜我一直处在惴惴不安的煎熬中，而幸运的是小宇却安全地度过了这一夜。第二天，大本营命令小宇无条件下撤。回来后我问他，那天夜里害怕没有。他的回答让我无言：“你在冰缝里待一夜都不怕，我怕什么。”说实在的，这次我真的害怕极了，毕竟他还只是个孩子呀。
小宇高中毕业后我送他去哈萨克斯坦上学，我身边的人多少有点诧异，当时那里有点不安定。但我相信儿子，他自信、独立、适应性强，能很好地把握自己。我也相信，在他未来的生活中，永远都会活得独立、坚强，因为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懂得担当责任的男人。
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我们都很爱自己的孩子，也都明白过分的溺爱往往会适得其反。有关培养孩子的文章书籍很多，内容无非是对孩子的自信心、自立能力的培养指导，但每个家庭的做法却不尽相同。
小宇出生于1985年，小的时候，他是个胆小而害羞的孩子。3岁那年去幼儿园，妈妈前脚把他送进幼儿园，不到半小时奶奶就把孙子接回家。为了不让奶奶中途去幼儿园接孙子，我们只好把小宇转到离奶奶家很远的幼儿园。
别看小宇在家里是个小皇帝，可到外面乖得连话都不敢说。这样的儿子，不符合我的教育初衷。于是，我开始在生活中对他进行更多的关注和刻意训练，期待着小宇最终能成长为一个像山一样坚强而厚重的男人。
小宇不满5岁的时候，我就送他去学游泳，在一些露营、攀岩这类平和的户外活动中，我常把他带在身边。几年过去了他的身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12岁时个头就超过了我，也能在天然湖泊中长距离游泳。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参加团队活动，增强了与人沟通的能力，增长了见识。我们这个户外群体也潜移默化地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接触到的东西是他同龄人所不了解的。在自然之中，他对生命以及人生的意义都有了更为深刻的感受。
1997年，对登山一无所知的我凭着冲动贸然攀登雪山，因体力透支，加上感冒、饮酒，在博格达峰脚下得了高山肺水肿，几个小时后就昏迷了，幸好遇到了上山采雪莲的哈萨克少年，连夜用马匹把我运下了山。
当我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我不满12岁的儿子，他站在病床前，抚摸着我的头傻傻地笑着，还不停地给妈妈和奶奶说，他长大了也要和爸爸一样去登山。儿子这一说，立刻就惹得奶奶哭成了泪人，妈妈也开始训斥他：“你们爷俩还让不让我们活了，你爸爸再晚到医院一小时就抢救不过来了，你知道吗？”
1998年，是我实现梦想的一年，那年我和我的队友成功登上了博格达峰，我也荣幸地成为了登顶博格达峰的中国第一人。在巨大的成功和荣耀面前，高山病带来的恐惧淡漠了，家人似乎对登山的看法有所转变，也不再极力反对我登山了。而我这次登顶博格达峰成功的最大的收获却是对小宇人生定位的改变。也就是从那时起，他萌发了像爸爸一样成为登山英雄的念头。
1998年10月，小宇还不满13岁，背着爷爷奶奶加入了我们的登山队，来到了天山一号冰川。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是登山，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学校的旗帜带到顶峰，照张相片回来给同学们看。
一号冰川的最高峰就是海拔4480米的天格尔峰，通常是从南坡的岩石山脊路线攀登，对冰雪技术要求不高。但北坡的冰雪线路就不同了，陡峭的冰壁，暗藏杀机的裂缝，给攀登者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10月的一号冰川，夜里气温降到了零下10度，帐篷里也挂满了霜，听着身边儿子熟睡的鼾声，我久久不能入睡。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出于对孩子安全的考虑，经常用各种方法恐吓孩子：“别再往上爬了，摔下来腿会断的！”“别去游泳了，淹死了怎么办？”事实上，这种教育方式会让孩子执拗的无畏精神慢慢萎缩，从而对任何事情都会畏惧不前，面对任何有困难的事情都会选择逃避。如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又谈何自信心的建立和提高呢？于是我想，除非儿子自己决定放弃，否则我会在他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他引向雪山，让他像个真正的男人那样承受苦难和危险，让他在不断战胜和挑战的过程中树立自信心。因为每一个新高度对他来说就是一次挑战，每战胜一次挑战，他就会获得一次成功的体验。从成功中，他能看到自己的能量，能渐渐产生信心，因为这种自信，会让他认可自己，并变得更加勇敢，敢于直面所有生活中的挑战，不惧困苦，成为一个懂得生活意义，有强烈使命感的人。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着当天的场景。那天没等天亮队伍就出发了，为了安全起见，我让杨春风带结组绳领攀，让小宇夹在我俩的结组之间。天格尔峰的北坡攀登并非简单，倾斜度达到了50～60度的冰壁，纵横交错的冰裂缝，攀登者不但需要较好的体力还需要掌握一定的冰雪攀登技术。从海拔3800米的大本营，到海拔4480米的顶峰，垂直高度680米，在连续7个多小时的攀登过程中，我死死地盯着小宇的每一步，看着他有节奏的踢冰动作，和在陡峭的冰壁上临危不惧的样子，那一刻，我感到欣慰极了：儿子长大了！
当我们登上峰顶，大家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了，可小宇却迫不及待地拿出了准备好的旗帜，兴致勃勃地问我：“你是登上博格达峰的第一人，我是登上天格尔峰的少年第一人吧？”我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来自父亲的鼓励，这种鼓励能让他在极度的疲惫中振奋起来。
当小宇把学校的旗帜飘在天格尔峰之巅的照片带回来之后，受到了学校的表扬，他在同学们中的威望也更高了，同时我对他也有了新的认识，我想，我还需要给他创造更多磨砺意志的机会。
小宇14岁那年夏天，经朋友介绍，我准备带一位美国小朋友去博格达峰地区徒步，经反复考虑之后，我强行顶住来自小宇爷爷奶奶的压力，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那是他第一次单独进入博格达峰山区，临行前我教他写探险计划，列出了详细的装备和食品清单，我还给他特意准备了猎刀、驱狼的鞭炮。
从进山的3个岔村到博格达峰脚下有30公里山路，徒步要两天时间。当我目送两个孩子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大山之中时，心也悬了起来。整整8天时间，小宇和我失去了联系，爷爷奶奶都急疯了，一天十几个电话催我上山去找孩子，我也一次次为自己的行为不安，可我一直坚持到第八天。当看到胜利归来、又黑又瘦的儿子时，我心疼得鼻子都酸了，第一次当着儿子的面流下了眼泪。
几年的户外运动使小宇的体魄变得越来越强壮，野外生存能力也大大提高，甚至成了我登山可以依赖的帮手。他15岁那年，我带队进入博格达峰登山，当到达登山大本营时才发现，准备好的几十个岩钉、冰锥和雪锥忘带上来了。这一疏忽将直接影响攀登计划。此刻我想到了儿子，立刻用电台通知山下，让朋友连夜把他送到3个岔村。第二天黎明，小宇背着十几公斤的装备就出发了，他用一天的时间走了两天的路程，最后在夜幕中把装备送到了大本营。 只有亲自攀登过雪山的人才能体会到登山的艰难和困苦，只有登山的伙伴才会无私地去奉献，去分担同伴的苦痛。几年来，儿子逐渐从这些登山人身上学会了毅力、吃苦与奉献。小宇16岁那年，我再次组织港台的登山爱好者攀登博格达峰，在那次攀登中，小宇承担了向一号营地运送物资的任务，别看他年纪小，每次运送的物资的重量都超过了大人。
让我最为感动的是，在我们登顶下撤时，由于台湾队员老蔡体力不支没能当天返回大本营，我和队员老董陪着他下撤到4700米的二号营地。第二天撤营时，我和老董才发现我们要背下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除了三号营和二号营地的4顶帐篷外，在一号营地还有3顶帐篷。连续十几天攀登，我们身体虚弱到了极点，我和老董背着30多公斤的背包，搀扶着老蔡下撤，每走一步都非常痛苦。
当我接近一号营地时，一眼就看到了小宇熟悉的身影，我眼泪不由地夺眶而出。儿子真的懂事了，也知道心疼爸爸了，他为了接应我们下山，天不亮就从海拔3600米的大本营出发，穿过7公里长的暗藏杀机的博格达峰冰川，登上海拔4300米的一号营地。
几年后，儿子又踏着我的足迹来到了慕士塔格峰。临行前，我没有太多的嘱咐，只是郑重地把随我登顶博格达峰和慕士塔格峰的冰镐交给了他，他知道这个冰镐是爸爸的心爱之物，是它曾把爸爸从死亡的冰缝中解救出来。那是1999年，我带领一支20人的队伍来到了慕士塔格峰，这也是民间登山爱好者首次向7546米的雪山冲击。无比简陋的登山装备，再简单不过的后勤保障，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精力和体力。在登顶下撤过程中我不幸坠入了冰缝，在海拔6000多米的雪山上，夜里气温降到零下30度，那一夜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漫长的一夜。黎明前，我的意识一度出现了恍惚，我想到了死，想到了家人和未成年儿子。
在儿子眼里爸爸是最伟大的英雄，我的攀登经历时时勉励着他。小宇在慕士塔格比起一般队员要辛苦得多，因为他是以协作人员的身份去攀登的，就是说，他要和藏族高山协作一起往返于高山营地之间，运送登山物资，为登山队修路建营。除此之外，他还要在大本营帮厨，等队员们都吃完饭后自己才吃饭。登山队中有许多都是我的朋友，当叔叔阿姨的不忍心看小宇操劳，好心地把饭端到小宇面前，小宇都婉言推辞。回来后他们都说：“老王的儿子长大了。”
经过近10天的往返攀登，小宇登上了三号营地，就在准备突击顶峰的时刻，慕士塔格峰天气骤变，狂风卷着暴雪向山顶袭来。当消息传到乌鲁木齐，我一夜没睡，我深知死神开始向儿子逼近，在海拔7000米的营地，一旦肆虐的狂风把帐篷撕烂，任何人都难以抗拒零下40多度严寒的袭击。
这一夜我一直处在惴惴不安的煎熬中，而幸运的是小宇却安全地度过了这一夜。第二天，大本营命令小宇无条件下撤。回来后我问他，那天夜里害怕没有。他的回答让我无言：“你在冰缝里待一夜都不怕，我怕什么。”说实在的，这次我真的害怕极了，毕竟他还只是个孩子呀。
小宇高中毕业后我送他去哈萨克斯坦上学，我身边的人多少有点诧异，当时那里有点不安定。但我相信儿子，他自信、独立、适应性强，能很好地把握自己。我也相信，在他未来的生活中，永远都会活得独立、坚强，因为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懂得担当责任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