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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领导而言，使用秘书有点像使用双刃剑，发挥好他们当助手当参谋的正能量，对所管工作、对自己仕途都有利；反之，就可能名声业绩被秘书毁于一旦。所以当领导的一定要管好秘书，防止他们滥使负能量。
称职秘书的“三项全能” 在唐代，名秘书往往受到各方器重，争相延聘。比如晚唐时的“天下名秘”李巨川，其先祖就是唐初李世民幕下“十八学士”之一李道玄。或许是遗传因子作用，他天生一块做秘书的好材料。乾符年间进士登第后，即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聘为掌书记。此后，这位进士直到最终为朱温所害，一直在转来转去任秘书。为何好秘书如此受各方青睐？仍以李巨川为例，大抵有以下几条。
第一，写一手好文章，尤其是替长官撰拟上呈中央的报告，即书奏表状一类。做这种文章，不仅要善于汇总材料、提炼观点、叙事清晰、分析缜密，而且还要有特色，或遣词委婉、或文采斐然，容易引起皇帝重视。李巨川就是这种高手，史称“洒翰陈叙，文理俱惬，昭宗深重之”，特地授他一个谏议大夫官衔。
第二，具有处理公牍的能力和效率。黄巢起兵攻占长安，王重荣联合各镇讨伐，一时“军书奏请，堆案盈几。李巨川文思敏速，翰动如飞，传之藩邻，无不耸动”，以致舆论多认为王重荣所以能建树收复京师的大功，“巨川之助也”。
第三，能洞识机宜，出谋献策，成为长官的“智库”。李大秘书早先在王重荣身边工作时，大家都佩服他“神安思敏，言辄中理”。光化初年，朱温进兵潼关，韩建派他同朱温谈判，届时“从容言事，指陈利害”，听得正欲篡唐的朱温及其高参敬翔双双心慌：一个担心韩建有此人辅佐，必成劲敌；一个害怕朱温若留用其人，自己大跌身价。可以看出，李巨川特别抢手的原因之一是拥有参谋帷幄的本钱。
“大老虎”身边的小秘书 “三项全能”之外，凭借长官倚重而越过本职、法外发挥的秘书，亦不乏人。
一种情况是长官受秘书蒙蔽甚至操纵还莫知莫觉。唐玄宗时，姚崇任中书令，有位叫赵诲的中书省主书（相当于姚的办公室主任），特别受他亲信，许多事都委托其办理，“其权势倾动天下”。于是借势贪赃，乃至接受外国人贿赂。事发后，皇帝亲自审讯，判处死刑，系狱候斩。姚崇还舍不得，上书营救。本来皇帝对这位宰相相信得很，恨不得让他搬进宫禁，朝夕相处。孰知，姚崇不自爱，先是纵容两个儿子姚彝、姚异“广引宾客，受纳馈遗”，弄得舆论纷纷。后来，又误用坏人尚不自省，居然亲自上奏为他求情。“（皇）上由是不悦”。没过多久，朝廷实行大赦，赦令中专门把赵诲的大名调出来，特令决杖一百，流配岭南。这下子，姚崇的面子挂不住了，遂主动求辞。后来，杜佑感叹：“因赵诲赃犯所累罢相，可哀哉！”
另一种情况是心怀叵测的秘书诱导长官干坏事。比如，安史之乱祸害天下，大家都知道，但很少有人知道祸源之一是安禄山的秘书高尚。高秘书本名高不危，出身贫穷，母亲以乞讨为生。但他勤奋好学，富有文采，出人头地的欲望强烈，曾对朋友掏心里话：“高不危宁当举事而死，终不能咬草根以求活耳！”靠人推荐受聘为平卢节度使安禄山的掌书记后，百般讨好，亦步亦趋，甚至跟进卧室。安禄山肥胖嗜睡，他能做到“执笔在旁，或通宵焉”，于是大受宠信。眼看火候已到，“遂与禄山解图谶，劝其反”。俟安禄山登基称帝，高秘书也实现了位极人臣（侍中）的野心。
再一种情况是长官与秘书沆瀣一气。唐代宗时，中央揪出过一个以政事堂领导成员之一元载为首的家族型贪赃受贿团伙。除大老虎元载本人、小老虎元氏诸子、母老虎元太太以外，元载的两个大秘书卓英倩、李待荣也是重要角色，甚至能量更大。元载让卓英倩作代理，用金帛结交内侍董秀，最高当局近来考虑什么问题，对某人某事有什么看法，随时通过董秀和卓英倩为元载掌握，所以出言必合皇上心意，“上益信任之”。由是放手大捞，政以贿成，官用钱买，“外委主书卓英倩、李待荣，内劫妇言、纵诸子，关通货贿。凡仕进干请，不结子弟，则谒主书”。意思就是想当官，就得走偏门，要么儿子门，要么秘书门。
由前述可知，对长官而言，使用秘书有点儿像使用双刃剑，发挥好他们当助手当参谋的正能量，对所管工作、对自己仕途都有利。唐德宗时，令狐楚在太原河东节度使府当掌书记，府上先后换了李说、严绶、韩儋三任领导，都留住他不放，就因为最高当局爱看他起草的章奏；反之，就像姚崇，一世声名业绩被秘书抹掉。所以当领导的一定要管好秘书，防止他们滥使负能量。
唐初机要秘书“只知长官不知朝廷”，后为加强中央集权，中央直接任命秘书 唐初诸藩在军事征服和相互倾轧中，机要秘书之类都是自行网罗的人才，只知长官不知朝廷。最典型的事例是李世民的秦王府十八学士，即房玄龄、杜如晦、薛收、虞世南这些人，都是入参帷幄密谋的机要秘书。以房玄龄为例，早从李世民起兵起，就因温彦博的推荐成为记室，“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随着李渊父子集团的发展壮大，十余年间，他不断加官晋爵，但本职始终是“常典管记”的记室，“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李渊对他的评价是“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正因为有此洞察，所以在唐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表面化后，李渊点名要儿子将房玄龄、杜如晦两人炒鱿鱼，驱逐出府。这等霸道，充分说明了长官与机要秘书的关系，几乎可以死党相称。
“秘书政治”过于兴盛的历史从唐代起开始变化。起先是除了诸王府保留记室以外，其余机关的类似编制基本取消，而且王府记室一般也不能自行招聘，改由中央指派任命，想来是唐初统治者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成果。此外，凡节度、观察一级机构，另设“掌书记”职称，专门负责表奏书檄一类文章的撰拟，也由中央统一任命。开元以后，方镇权重，秘书聘用的权限又逐渐下移，但比之以往仍有明显区别。
首先，地方长官聘用专职秘书，必须向朝廷申请，人选由地方长官推荐，任命权在中央。其次，受聘秘书的人群主要是已经科举登第、但尚未通过吏部关试的进士，白话讲就是迟早要授官的后备干部。当时，许多有点儿文名的进士皆有被地方长官先聘为秘书的经历，其好处是既解决了个人在正式任官前的衣食问题，同时也是一种行政历练，对积累资历和日后参加吏部考试都有帮助。
还有一些未能登第的科场失败者，也能通过做秘书，将来由首长向朝廷保举入仕。如杜甫的“工部员外郎”头衔，就是通过给剑南节度使严武做秘书弄到的。不过非进士出身者一般不可能得到“掌书记”职称。这一点说明秘书的整体“学历”比以往大为提高。
从主观方面讲，不管进士登第或落第，都是忠君爱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受教育者，何况进士登第已经是报考官员的资格，实在没有自毁前程的必要。所以唐史上像房玄龄、杜如晦这一类死心塌地为主子策划，甚至不惜与皇权对着干的“入幕之宾”，十分少见。唐德宗时，登进士第的冯宿被徐州节度张建封辟为掌书记。张建封去世后，冯秘书虽然不能阻止徐州军士自行拥立张的儿子张愔继任父职（这在中唐以后是常见现象），但依然竭尽全力维护大局，设法说服本欲趁机挑起战祸胁迫皇权的张武俊等另两个节镇消弭内乱，表态拥护中央。再如也是进士出身的高郢，先后当过郭子仪、李怀光的秘书，他从不放弃原则逢迎领导。得知李怀光欲反叛唐朝后，当面痛斥，“愤气感发，观者泪下，怀光惭沮而止”。李怀光被杀后，高郢马上又被马燧任命为掌书记。唐史上，具有冯宿、高郢这种觉悟和经历的秘书有很多。
称职秘书的“三项全能” 在唐代，名秘书往往受到各方器重，争相延聘。比如晚唐时的“天下名秘”李巨川，其先祖就是唐初李世民幕下“十八学士”之一李道玄。或许是遗传因子作用，他天生一块做秘书的好材料。乾符年间进士登第后，即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聘为掌书记。此后，这位进士直到最终为朱温所害，一直在转来转去任秘书。为何好秘书如此受各方青睐？仍以李巨川为例，大抵有以下几条。
第一，写一手好文章，尤其是替长官撰拟上呈中央的报告，即书奏表状一类。做这种文章，不仅要善于汇总材料、提炼观点、叙事清晰、分析缜密，而且还要有特色，或遣词委婉、或文采斐然，容易引起皇帝重视。李巨川就是这种高手，史称“洒翰陈叙，文理俱惬，昭宗深重之”，特地授他一个谏议大夫官衔。
第二，具有处理公牍的能力和效率。黄巢起兵攻占长安，王重荣联合各镇讨伐，一时“军书奏请，堆案盈几。李巨川文思敏速，翰动如飞，传之藩邻，无不耸动”，以致舆论多认为王重荣所以能建树收复京师的大功，“巨川之助也”。
第三，能洞识机宜，出谋献策，成为长官的“智库”。李大秘书早先在王重荣身边工作时，大家都佩服他“神安思敏，言辄中理”。光化初年，朱温进兵潼关，韩建派他同朱温谈判，届时“从容言事，指陈利害”，听得正欲篡唐的朱温及其高参敬翔双双心慌：一个担心韩建有此人辅佐，必成劲敌；一个害怕朱温若留用其人，自己大跌身价。可以看出，李巨川特别抢手的原因之一是拥有参谋帷幄的本钱。
“大老虎”身边的小秘书 “三项全能”之外，凭借长官倚重而越过本职、法外发挥的秘书，亦不乏人。
一种情况是长官受秘书蒙蔽甚至操纵还莫知莫觉。唐玄宗时，姚崇任中书令，有位叫赵诲的中书省主书（相当于姚的办公室主任），特别受他亲信，许多事都委托其办理，“其权势倾动天下”。于是借势贪赃，乃至接受外国人贿赂。事发后，皇帝亲自审讯，判处死刑，系狱候斩。姚崇还舍不得，上书营救。本来皇帝对这位宰相相信得很，恨不得让他搬进宫禁，朝夕相处。孰知，姚崇不自爱，先是纵容两个儿子姚彝、姚异“广引宾客，受纳馈遗”，弄得舆论纷纷。后来，又误用坏人尚不自省，居然亲自上奏为他求情。“（皇）上由是不悦”。没过多久，朝廷实行大赦，赦令中专门把赵诲的大名调出来，特令决杖一百，流配岭南。这下子，姚崇的面子挂不住了，遂主动求辞。后来，杜佑感叹：“因赵诲赃犯所累罢相，可哀哉！”
另一种情况是心怀叵测的秘书诱导长官干坏事。比如，安史之乱祸害天下，大家都知道，但很少有人知道祸源之一是安禄山的秘书高尚。高秘书本名高不危，出身贫穷，母亲以乞讨为生。但他勤奋好学，富有文采，出人头地的欲望强烈，曾对朋友掏心里话：“高不危宁当举事而死，终不能咬草根以求活耳！”靠人推荐受聘为平卢节度使安禄山的掌书记后，百般讨好，亦步亦趋，甚至跟进卧室。安禄山肥胖嗜睡，他能做到“执笔在旁，或通宵焉”，于是大受宠信。眼看火候已到，“遂与禄山解图谶，劝其反”。俟安禄山登基称帝，高秘书也实现了位极人臣（侍中）的野心。
再一种情况是长官与秘书沆瀣一气。唐代宗时，中央揪出过一个以政事堂领导成员之一元载为首的家族型贪赃受贿团伙。除大老虎元载本人、小老虎元氏诸子、母老虎元太太以外，元载的两个大秘书卓英倩、李待荣也是重要角色，甚至能量更大。元载让卓英倩作代理，用金帛结交内侍董秀，最高当局近来考虑什么问题，对某人某事有什么看法，随时通过董秀和卓英倩为元载掌握，所以出言必合皇上心意，“上益信任之”。由是放手大捞，政以贿成，官用钱买，“外委主书卓英倩、李待荣，内劫妇言、纵诸子，关通货贿。凡仕进干请，不结子弟，则谒主书”。意思就是想当官，就得走偏门，要么儿子门，要么秘书门。
由前述可知，对长官而言，使用秘书有点儿像使用双刃剑，发挥好他们当助手当参谋的正能量，对所管工作、对自己仕途都有利。唐德宗时，令狐楚在太原河东节度使府当掌书记，府上先后换了李说、严绶、韩儋三任领导，都留住他不放，就因为最高当局爱看他起草的章奏；反之，就像姚崇，一世声名业绩被秘书抹掉。所以当领导的一定要管好秘书，防止他们滥使负能量。
唐初机要秘书“只知长官不知朝廷”，后为加强中央集权，中央直接任命秘书 唐初诸藩在军事征服和相互倾轧中，机要秘书之类都是自行网罗的人才，只知长官不知朝廷。最典型的事例是李世民的秦王府十八学士，即房玄龄、杜如晦、薛收、虞世南这些人，都是入参帷幄密谋的机要秘书。以房玄龄为例，早从李世民起兵起，就因温彦博的推荐成为记室，“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随着李渊父子集团的发展壮大，十余年间，他不断加官晋爵，但本职始终是“常典管记”的记室，“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李渊对他的评价是“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正因为有此洞察，所以在唐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表面化后，李渊点名要儿子将房玄龄、杜如晦两人炒鱿鱼，驱逐出府。这等霸道，充分说明了长官与机要秘书的关系，几乎可以死党相称。
“秘书政治”过于兴盛的历史从唐代起开始变化。起先是除了诸王府保留记室以外，其余机关的类似编制基本取消，而且王府记室一般也不能自行招聘，改由中央指派任命，想来是唐初统治者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成果。此外，凡节度、观察一级机构，另设“掌书记”职称，专门负责表奏书檄一类文章的撰拟，也由中央统一任命。开元以后，方镇权重，秘书聘用的权限又逐渐下移，但比之以往仍有明显区别。
首先，地方长官聘用专职秘书，必须向朝廷申请，人选由地方长官推荐，任命权在中央。其次，受聘秘书的人群主要是已经科举登第、但尚未通过吏部关试的进士，白话讲就是迟早要授官的后备干部。当时，许多有点儿文名的进士皆有被地方长官先聘为秘书的经历，其好处是既解决了个人在正式任官前的衣食问题，同时也是一种行政历练，对积累资历和日后参加吏部考试都有帮助。
还有一些未能登第的科场失败者，也能通过做秘书，将来由首长向朝廷保举入仕。如杜甫的“工部员外郎”头衔，就是通过给剑南节度使严武做秘书弄到的。不过非进士出身者一般不可能得到“掌书记”职称。这一点说明秘书的整体“学历”比以往大为提高。
从主观方面讲，不管进士登第或落第，都是忠君爱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受教育者，何况进士登第已经是报考官员的资格，实在没有自毁前程的必要。所以唐史上像房玄龄、杜如晦这一类死心塌地为主子策划，甚至不惜与皇权对着干的“入幕之宾”，十分少见。唐德宗时，登进士第的冯宿被徐州节度张建封辟为掌书记。张建封去世后，冯秘书虽然不能阻止徐州军士自行拥立张的儿子张愔继任父职（这在中唐以后是常见现象），但依然竭尽全力维护大局，设法说服本欲趁机挑起战祸胁迫皇权的张武俊等另两个节镇消弭内乱，表态拥护中央。再如也是进士出身的高郢，先后当过郭子仪、李怀光的秘书，他从不放弃原则逢迎领导。得知李怀光欲反叛唐朝后，当面痛斥，“愤气感发，观者泪下，怀光惭沮而止”。李怀光被杀后，高郢马上又被马燧任命为掌书记。唐史上，具有冯宿、高郢这种觉悟和经历的秘书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