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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航空机构、飞行员、国有航空公司三者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又微妙
6月下旬，东方航空6名飞行员转会受阻而“绝食”的事件，在中国航空界闹得沸沸扬扬。
东航青岛分公司的7名飞行员想离职，未获批准，转而求见东航总经理李丰华，但一直未获接见。据称为表辞职决心，7人于6月15日到了东航上海总部开始绝食抗议，其中一名飞行员由于某种原因已离开。
该消息刚公之于众，即被一些媒体和舆论指为“一场秀”，认为这次“绝食”背后有人指使，目的是博取公众舆论同情，向国家部委和东航施压，而且6名飞行员并没有真正绝食。
尽管对绝食一事的真相有不同版本的解读，但因为飞行员要从国有航空公司，跳槽到民营航空公司而导致的“转会”风波，在民营航空诞生之初就已开始上演。
这些事件的背后，是民营航空诞生乃至逐渐壮大后，民营航空机构、飞行员、国有航空公司三者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飞行员的稀缺和这一职业的特殊。
“绝食”风波
据了解，参与绝食的6人中5名为山东籍，一名为河北籍，都是东航青岛分公司的飞行员。此前的9个月，他们至少有?名飞行员曾先后提出离职，结果被公司追索600万元的巨额赔偿，遂产生劳资纠纷。
其中有3名飞行员在青岛申请劳动仲裁，另一名飞行员则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公司解除劳动合同。6月15日中午，7名飞行员抵达东航上海总部欲见公司总经理李丰华，未能如愿诱发了绝食行动。
另外，在这些飞行员绝食期间，东航曾派出医护人员为绝食飞行员检查身体，并为他们输液。东航股份公司一位副书记“态度蛮好”地接见了7名飞行员，要求他们放弃绝食，去吃饭。
根据飞行员代表吕先生和媒体的短信采访记录，“我们当时是在青岛开的庭，东航向两名机长索赔600万元，一名副驾驶307万元。东航的依据是根据模拟机每小时3800元，机长要飞够2700小时，两者相乘约等于1200万元，给我们打半价要600万元。”
根据短信记录，这些飞行员希望离职的原因是：长期在外过夜飞行，还有待遇不能兑现……分居两地不能解决等。比如已达到提升机长的条件的副驾驶，公司并没有提供转升的机会；已聘的机长，分公司不给相应的待遇。
机长的岗位津贴、飞行小时费比副驾驶要高近一倍，岗贴每月相差120元人民币，飞行小时费一小时差39元人民币，每月机长有200元人民币的补贴。算下来，岗贴一年相差2440元，小时费一年标准1000小时，至少相差4万元。
据报道，绝食5天后，19日12时40分，在有关人士的好心劝说下，静坐飞行员打的去了附近的某宾馆。开始了绝食5天后的首次进食，“6人点了清汤素食”。
6月21日，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和这次采访的线索提供者《中国旅游业要览》总编辑戴红顺联系时，他表示飞行员要发布的内容就是短信上那些，此时飞行员已不便接受采访。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和东航有关部门负责人多次联系，但要么是在出差，要么电话无人接听。这之前，东航通过媒体说，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把他们(指绝食飞行员)当成外人，如果他们真的想辞职，我们会严格按照包括民航总局在内的五部委文执行。但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接收他们的航空公司找我们谈。
东航还表示，飞行员又不是开出租车的，飞行员转会需要飞行部门，飞行技术部门的同意，并还要办理飞行执照的转会手续才行，不能说走就走。飞行员转会不是说没有先例，包括南航、海航在内也都有飞行员流动，但都是严格按照规定来做的，我们并没有要刻意难为这些飞行员。
一场“秀”?
但也有媒体和舆论认为，这场绝食风波本身是一场“秀”。南方一家媒体在报道中称，有目击者说，“绝食了5天时间的飞行员竟然还行动自如，有的在抽烟，有的说说笑笑，瞧不出太憔悴的样子。”
该媒体还引用“可靠的知情者”的话说，“他们并非真的绝食，5名飞行员‘绝食’的第二天，其中4名飞行员就接受了东方航空一位领导的邀请，一起吃了顿饭，而且这些飞行员每天晚上都会回到宾馆入住，白天再到东航大楼‘静坐’，就像上班一样。”
根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了解，“绝食”一开始，确实就有人给上海媒体报料，但上海本地媒体没有回应。一家财经媒体跑航空条口的记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没有报道的原因很多，但怕被利用是重要原因之一。”
后来，广州几个媒体跑旅游线的记者陆续接到了《中国旅游业要览》总编辑戴红顺的邀请赴上海采访。根据那家南方媒体报道，广州媒体拍完照、采访完后，5名飞行员便“在公安和记者的好心劝说下，打的去了附近的某宾馆”。
该媒体引用一位匿名的“业内人士”的话说，如果仅仅是飞行员自发组织的绝食事件，就不会有民营航空及商业机构参与进来。之所以这样做，可能的原因就是为了通过媒体向民航总局施压，让民航总局修改五部委文件，并争取飞行员在航空公司之间能自由流动，以避免支付动辄就是数百万的转会费。
因为这些飞行员的去向可能是东星航空公司，因此该事件被指为“东星航空”指使。
对于南方这家媒体的报道，戴红顺觉得不客观，他断然否认“绝食事件”是一场炒作和策划。他针对这个文章发表了个人声明。他告诉本刊记者，“我本人提供线索给记者们去采访报道的6名飞行员由劳资纠纷引发的绝食静坐5天是真实无误的，并有手机短信和图片证明。”
戴红顺还表示，“我们获得的信息是来自其他网站上我的电话和我网站上的电话号码以及留言，我们有一个自己的网站《中国旅游信息网》，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旅游服务方面的信息。”
正在筹建中的东星航空公司总经理汪彦锟坚决否认该事件是他们策划的，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事有点太玄乎了，我们怎么可能策划这个事?我们觉得很无辜。媒体有报道的自由，但对这个事，我们确实一无所知。”汪还表示，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他们也不支持。
转会为何如此难?
毋庸讳言，“绝食”事件的背后，却是日益频繁的飞行员转会。
从2004年民营航空公司筹建开始，对于几乎是白手起家的民营航空公司来说，除了飞行器之外，最难解决的就是飞行员。飞行员难找甚至影响了这些航空公司的正常营运。鹰联、春秋两家公司比原计划推迟首飞数月，据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飞行员到位问题。
为了短期内实现开航，多数航空公司都会选择向其他航空公司挖飞行员的方式，这样做，不仅要向飞行员支付比其他航空公司更丰厚的薪酬，同时还要 承担部分官司审理下来的赔偿金。
据了解，飞行员“转会费”价码最高已到了800万元。春秋航空公司为去年从东航跳槽的两名飞行员支付的赔偿金是800万元，为了保证首航必需的飞行员10名，估计赔偿不少于4000万元。最早起飞的民营航空公司奥凯航空，其14名飞行员是从新华航空“挖”来的，新华方面开出的“转会费”是每人165万元。
2005年，国航西南分公司与飞行员李建国发生诉争，国航方面提出的“转会费”高达804万元，但最后确定的“转会费”为300万元，由民营航空公司承担这部分费用。
参差不齐的“转会费”，日益频繁的转会潮，引起了国家有关部委的重视。2005年5月，国家民航总局会同4部委、办，于2005年5月25日，就公共航空运输企业飞行人员流动问题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民航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
根据规定，对招用其他航空运输企业在职飞行人员的，应当与飞行人员和其所在单位进行协商，达成一致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并根据现行航空运输企业招收录用培训飞行人员的实际费用情况，参照70万—210万元的标准向原单位支付费用。对未与原用人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飞行人员，不得建立新的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
自此，飞行员转会终于有了规章可循。
尽管有舆论认为，该《意见》的发布可能给民营航空设置障碍、偏袒国有航空之嫌，但一些业内人士也有研判。
作为该《意见》的主角之一，费用的承担方民营航空公司，对国家规定的转会费如何看待呢?奥凯航空总裁刘捷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认为，飞行员能自由流动最好，但毕竟现在飞行员很短缺，航空公司培养飞行员也要花不少钱，因此对飞行员流动作一些限制也是可以理解的，收取适当费用也是正常的。”
刘还说，哪怕是在市场充分竞争的国外，飞行员跳槽也不是随意的。如果飞行员培训费用是自己承担的，那他当然可以自由流动，如果是公司负担的，那就要给公司一定补偿。
还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有航空公司部门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个《意见》的规定转会费是70万—210万元，其实这就使得国有航空公司在转会时不能凭借卖方市场而漫天要价，你说这条对民营航空有利，还是对国有航空公司有利?”
自主培养是关键
民营航空业破除垄断改革雷厉风行。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民营航空公司就是一例。但民营航空的发展也会遭遇瓶颈，飞行员转会就是一例。
对民营航空机构的飞行员稀缺问题来说，飞行员转会是其中惟一解决路径吗?
奥凯航空总裁刘捷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们70多个飞行员中，除了第一批14人是跳槽过来的外，其他都是自己培养的。有的是从航校毕业的，有的是空军转业过来的。”
刘还说，我们有些人已送到航校里，有的去了大半年了，花了很多钱在里头，每个人都要60万—70万元，但就是航校毕业，上飞机还要好多年呢，自己培养飞行员确实代价大。但培养起来之后，就可以签长时间的合同，最短是5年，长的可以是终身合同，所以这些投入还是值得的。
经历痛苦的转会风波后，许多民营航空公司也把目光投向了自主培养。东星航空公司总经理汪彦锟表示，以后公司的飞行员，主要还要靠自己培养，部队转业的飞行员也在考虑中。
6月下旬，东方航空6名飞行员转会受阻而“绝食”的事件，在中国航空界闹得沸沸扬扬。
东航青岛分公司的7名飞行员想离职，未获批准，转而求见东航总经理李丰华，但一直未获接见。据称为表辞职决心，7人于6月15日到了东航上海总部开始绝食抗议，其中一名飞行员由于某种原因已离开。
该消息刚公之于众，即被一些媒体和舆论指为“一场秀”，认为这次“绝食”背后有人指使，目的是博取公众舆论同情，向国家部委和东航施压，而且6名飞行员并没有真正绝食。
尽管对绝食一事的真相有不同版本的解读，但因为飞行员要从国有航空公司，跳槽到民营航空公司而导致的“转会”风波，在民营航空诞生之初就已开始上演。
这些事件的背后，是民营航空诞生乃至逐渐壮大后，民营航空机构、飞行员、国有航空公司三者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飞行员的稀缺和这一职业的特殊。
“绝食”风波
据了解，参与绝食的6人中5名为山东籍，一名为河北籍，都是东航青岛分公司的飞行员。此前的9个月，他们至少有?名飞行员曾先后提出离职，结果被公司追索600万元的巨额赔偿，遂产生劳资纠纷。
其中有3名飞行员在青岛申请劳动仲裁，另一名飞行员则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公司解除劳动合同。6月15日中午，7名飞行员抵达东航上海总部欲见公司总经理李丰华，未能如愿诱发了绝食行动。
另外，在这些飞行员绝食期间，东航曾派出医护人员为绝食飞行员检查身体，并为他们输液。东航股份公司一位副书记“态度蛮好”地接见了7名飞行员，要求他们放弃绝食，去吃饭。
根据飞行员代表吕先生和媒体的短信采访记录，“我们当时是在青岛开的庭，东航向两名机长索赔600万元，一名副驾驶307万元。东航的依据是根据模拟机每小时3800元，机长要飞够2700小时，两者相乘约等于1200万元，给我们打半价要600万元。”
根据短信记录，这些飞行员希望离职的原因是：长期在外过夜飞行，还有待遇不能兑现……分居两地不能解决等。比如已达到提升机长的条件的副驾驶，公司并没有提供转升的机会；已聘的机长，分公司不给相应的待遇。
机长的岗位津贴、飞行小时费比副驾驶要高近一倍，岗贴每月相差120元人民币，飞行小时费一小时差39元人民币，每月机长有200元人民币的补贴。算下来，岗贴一年相差2440元，小时费一年标准1000小时，至少相差4万元。
据报道，绝食5天后，19日12时40分，在有关人士的好心劝说下，静坐飞行员打的去了附近的某宾馆。开始了绝食5天后的首次进食，“6人点了清汤素食”。
6月21日，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和这次采访的线索提供者《中国旅游业要览》总编辑戴红顺联系时，他表示飞行员要发布的内容就是短信上那些，此时飞行员已不便接受采访。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和东航有关部门负责人多次联系，但要么是在出差，要么电话无人接听。这之前，东航通过媒体说，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把他们(指绝食飞行员)当成外人，如果他们真的想辞职，我们会严格按照包括民航总局在内的五部委文执行。但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接收他们的航空公司找我们谈。
东航还表示，飞行员又不是开出租车的，飞行员转会需要飞行部门，飞行技术部门的同意，并还要办理飞行执照的转会手续才行，不能说走就走。飞行员转会不是说没有先例，包括南航、海航在内也都有飞行员流动，但都是严格按照规定来做的，我们并没有要刻意难为这些飞行员。
一场“秀”?
但也有媒体和舆论认为，这场绝食风波本身是一场“秀”。南方一家媒体在报道中称，有目击者说，“绝食了5天时间的飞行员竟然还行动自如，有的在抽烟，有的说说笑笑，瞧不出太憔悴的样子。”
该媒体还引用“可靠的知情者”的话说，“他们并非真的绝食，5名飞行员‘绝食’的第二天，其中4名飞行员就接受了东方航空一位领导的邀请，一起吃了顿饭，而且这些飞行员每天晚上都会回到宾馆入住，白天再到东航大楼‘静坐’，就像上班一样。”
根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了解，“绝食”一开始，确实就有人给上海媒体报料，但上海本地媒体没有回应。一家财经媒体跑航空条口的记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没有报道的原因很多，但怕被利用是重要原因之一。”
后来，广州几个媒体跑旅游线的记者陆续接到了《中国旅游业要览》总编辑戴红顺的邀请赴上海采访。根据那家南方媒体报道，广州媒体拍完照、采访完后，5名飞行员便“在公安和记者的好心劝说下，打的去了附近的某宾馆”。
该媒体引用一位匿名的“业内人士”的话说，如果仅仅是飞行员自发组织的绝食事件，就不会有民营航空及商业机构参与进来。之所以这样做，可能的原因就是为了通过媒体向民航总局施压，让民航总局修改五部委文件，并争取飞行员在航空公司之间能自由流动，以避免支付动辄就是数百万的转会费。
因为这些飞行员的去向可能是东星航空公司，因此该事件被指为“东星航空”指使。
对于南方这家媒体的报道，戴红顺觉得不客观，他断然否认“绝食事件”是一场炒作和策划。他针对这个文章发表了个人声明。他告诉本刊记者，“我本人提供线索给记者们去采访报道的6名飞行员由劳资纠纷引发的绝食静坐5天是真实无误的，并有手机短信和图片证明。”
戴红顺还表示，“我们获得的信息是来自其他网站上我的电话和我网站上的电话号码以及留言，我们有一个自己的网站《中国旅游信息网》，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旅游服务方面的信息。”
正在筹建中的东星航空公司总经理汪彦锟坚决否认该事件是他们策划的，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事有点太玄乎了，我们怎么可能策划这个事?我们觉得很无辜。媒体有报道的自由，但对这个事，我们确实一无所知。”汪还表示，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他们也不支持。
转会为何如此难?
毋庸讳言，“绝食”事件的背后，却是日益频繁的飞行员转会。
从2004年民营航空公司筹建开始，对于几乎是白手起家的民营航空公司来说，除了飞行器之外，最难解决的就是飞行员。飞行员难找甚至影响了这些航空公司的正常营运。鹰联、春秋两家公司比原计划推迟首飞数月，据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飞行员到位问题。
为了短期内实现开航，多数航空公司都会选择向其他航空公司挖飞行员的方式，这样做，不仅要向飞行员支付比其他航空公司更丰厚的薪酬，同时还要 承担部分官司审理下来的赔偿金。
据了解，飞行员“转会费”价码最高已到了800万元。春秋航空公司为去年从东航跳槽的两名飞行员支付的赔偿金是800万元，为了保证首航必需的飞行员10名，估计赔偿不少于4000万元。最早起飞的民营航空公司奥凯航空，其14名飞行员是从新华航空“挖”来的，新华方面开出的“转会费”是每人165万元。
2005年，国航西南分公司与飞行员李建国发生诉争，国航方面提出的“转会费”高达804万元，但最后确定的“转会费”为300万元，由民营航空公司承担这部分费用。
参差不齐的“转会费”，日益频繁的转会潮，引起了国家有关部委的重视。2005年5月，国家民航总局会同4部委、办，于2005年5月25日，就公共航空运输企业飞行人员流动问题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民航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
根据规定，对招用其他航空运输企业在职飞行人员的，应当与飞行人员和其所在单位进行协商，达成一致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并根据现行航空运输企业招收录用培训飞行人员的实际费用情况，参照70万—210万元的标准向原单位支付费用。对未与原用人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飞行人员，不得建立新的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
自此，飞行员转会终于有了规章可循。
尽管有舆论认为，该《意见》的发布可能给民营航空设置障碍、偏袒国有航空之嫌，但一些业内人士也有研判。
作为该《意见》的主角之一，费用的承担方民营航空公司，对国家规定的转会费如何看待呢?奥凯航空总裁刘捷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认为，飞行员能自由流动最好，但毕竟现在飞行员很短缺，航空公司培养飞行员也要花不少钱，因此对飞行员流动作一些限制也是可以理解的，收取适当费用也是正常的。”
刘还说，哪怕是在市场充分竞争的国外，飞行员跳槽也不是随意的。如果飞行员培训费用是自己承担的，那他当然可以自由流动，如果是公司负担的，那就要给公司一定补偿。
还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有航空公司部门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个《意见》的规定转会费是70万—210万元，其实这就使得国有航空公司在转会时不能凭借卖方市场而漫天要价，你说这条对民营航空有利，还是对国有航空公司有利?”
自主培养是关键
民营航空业破除垄断改革雷厉风行。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民营航空公司就是一例。但民营航空的发展也会遭遇瓶颈，飞行员转会就是一例。
对民营航空机构的飞行员稀缺问题来说，飞行员转会是其中惟一解决路径吗?
奥凯航空总裁刘捷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们70多个飞行员中，除了第一批14人是跳槽过来的外，其他都是自己培养的。有的是从航校毕业的，有的是空军转业过来的。”
刘还说，我们有些人已送到航校里，有的去了大半年了，花了很多钱在里头，每个人都要60万—70万元，但就是航校毕业，上飞机还要好多年呢，自己培养飞行员确实代价大。但培养起来之后，就可以签长时间的合同，最短是5年，长的可以是终身合同，所以这些投入还是值得的。
经历痛苦的转会风波后，许多民营航空公司也把目光投向了自主培养。东星航空公司总经理汪彦锟表示，以后公司的飞行员，主要还要靠自己培养，部队转业的飞行员也在考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