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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研究阵地日渐丧失。本文明确了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独特性，阐明档案具有不可替代的力量，而档案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使用这种力量、规范这种作用的发挥是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主要课题。本文认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应当坚守基础理论研究阵地，从档案学高等教育、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学学术评论和档案学学术宣传四个方面进行革新，以期走出困境。
关键词：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权力；阵地；革新
分类号：G273
On the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Basic Theory Research and the Path of Reform
Ma Fuqiu
（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basic theory research of main show is archival science in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difficult position increasingly lose basic theory research， this article has been clear about the archives and the archives work of the uniqueness， interpretation of archives has irreplaceable function and the power of the archivists， how to use this power and standardize the action of the play i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basic theory of archives science in China. This paper hold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stick to the research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basic theory and reform from four aspects： higher education， basic theory research of archival science， academic review and academic publicity of archival science，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 dilemma.
Keywords：Basic theory of Archival science； Archival power； Position； Reform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时遭到审视、质疑甚至批判，部分学者对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深感忧虑。面对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社会转型期对档案管理工作重点转变的需求，以及其他强势学科理论的影响，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在时代的冲击下面临巨大的挑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档案学科研究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1]甚至出现了“濒危”现象，[2]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受到了冲击，[3]中国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出现了严重的“泛化”。[4]
笔者归纳部分学者批判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困境，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认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向分散，[5]研究追求面面俱到，缺乏深入性；[6]第二，认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缺乏原创性，[7]多是对其他学科理论的“生搬硬套”和对国外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移植”；[8]第三，认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界限模糊，过多研究与“档案”相关的其他概念，过分重视技术，而对档案以及档案管理自身的研究避而不论；[9]第四，认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微弱，缺乏“社会认可”；[10]第五，认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不规范，文献来源单一、研究方法匮乏。[11]
理论研究批判是学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门学科的发展依赖自我审视和主动蜕变。[12]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面临的主要危机是研究阵地模糊，档案学自身独特性没有呈现出来，学科“存在感”弱，缺乏“内部认同”和“外在认可”。[13]笔者始终认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阵地一直客观存在，時代的变迁、技术的革新、人员的变更都不应使这一阵地丢失，档案学有别于历史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其基础理论研究具有独特性和至关重要性。
本文着重从档案学内在属性发展的应然这一切入点对档案学的独立学科地位进行论述，不涉及档案学科形成与确立的过程。[14]
关于档案学是否应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探讨，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1987年《美国档案工作者》（American Archivist）上撰文[15]提出：（人们）是无法从档案工作中提炼出一种连续有益的理论的，档案工作者只是保存有历史价值的东西，但是档案（的内容）千变万化，并没有共同的特征，因此，档案工作从本质上来说永远是一种临时的工作，没有统一的规律和特性可以遵循。他认为档案学没有研究对象，也没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档案学理论和档案管理实践之间关联性不大，没有必要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特里·伊斯特伍德（Terry Eastwood）不赞同上述观点，[16]他认为档案具有五个特征，即公正性、真实性、自然性、关联性和独特性。这五个特征诠释了档案是不能仅仅被当作一般信息来看待的，无论是历史学、图书馆学，还是其他学科，都无法从档案管理的视角去阐释档案的本质，档案学应当在理论、方法和实践层面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 档案学在中国发展至今，无论是外在建制，还是内在发展等方面，都已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7]这是国内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除此之外，由于档案对社会关系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使得中国档案学的理论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档案本质的思考与归纳，而是已经将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可信任的方式去唤起对过去行为的“记忆”。档案能够唤起“记忆”的特点赋予了档案理论和实践双重使命。同时，档案学的理论规范了档案工作者的行为，继而推动档案工作行为准则的形成，让档案更具证据价值。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证档案记录的客观性一直受到质疑和争论，这些争论可以从历史学科、社会学科、情报学科等多学科角度去进行，但是，从档案学的角度，建构档案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应对这个问题，一定是所有角度中不可或缺、不能忽视的角度。笔者认为，从中国档案管理工作的实践出发，在中国這个特定的政治理论环境中，建构中国档案学的理论、方法、规范，是中国档案学基于自身的理论属性提供的“中国范式”，这是其他学科无法做到的，更是西方档案学无法比拟的，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深具中国特色，富于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学者对于档案学的理论建构与西方学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试图对档案学理论的内核和逻辑起点[18]等基础问题进行探寻。然而，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西方档案学还是中国档案学，都莫衷一是。中国档案学在萌生之初建立了一个大致框架后发展至今，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研究阵地不确定的迷茫中，部分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学科归属、学科使命、学科地位和学科尊严感到不安，虽深知档案以及档案事业肩负重要使命和责任，但在面对行政环境、多元社会、技术革新等新发展形势时对相关研究感到力不从心。不过，这也证明了档案学研究对象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又何尝不是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幸事呢？因此，笔者认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动力在于档案学外部环境和内在发展的不断变化，使得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档案学者需明确，档案学科独特性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相当重要。
学科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是其研究阵地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而学科研究阵地又是发挥学科价值、履行学科使命担当的重要场所。对档案学来说，档案的权力影响与记录作用是其独特性的具体体现。笔者将从探讨“权力”“记录”“档案”与“档案管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入手，阐释档案学独特性所在。
3.1 权力与记录
荷兰档案学家埃里克·科特拉尔（Eric Ketelaar）在《档案：记录保管与社会权力》（Archives： Recordkeeping and Social Power）一书中指出，“在任何社会中，权力都是通过诉诸集体记忆和集体身份而合法化的”[19]，与此同时，个人可以通过自我表达，即个人记忆来“抵制”这种权力的力量，也就是，个人能够通过在家庭成员或者自己信任的团体中分享记忆，将记忆永存。埃里克·科特拉尔（Eric Ketelaar）在书中还提出，记忆与遗忘这组矛盾的斗争能够建立一种集体身份，独立于权力的影响。简言之，即无论是人类的梦想还是存储在计算机内存中的数据都可称之为记录的成果，这样的记录可以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权力服务于社会，也能在人们与权力的斗争中被利用起来。
除此之外，英国历史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传统写作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中认为，写作能够赋予主导群体和被主导群体权力，并且对社会造成深刻的影响，甚至是重构。[20]这句话中提到的“传统写作”主要指的是一种对客观实际的记录，因为在人类早期文字的“写作”主要被应用于登记和记事。由此可见，记录凝聚的知识可以为权力服务，那么这些为权力服务的知识应当依循怎样的理论被收集、储存、编目和管理呢？这个理论是需要被阐释和建构的。
3.2 档案与档案管理
由于档案具有关联性，它的产生背景、条件、作用都构成档案的要素，这种关联性只能通过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家去完成，怎样呈现档案与档案之间的相互关联，档案与社会的关联、档案信息与档案载体之间的关联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档案学这一门独立的学科去设计和建构。
档案的管理并不仅仅是把档案都聚集在一起，毕竟，档案是一个兼具行政和文化两方面内涵的事物。例如，与“记录”的权力相对应的还有“遗忘”的权力，西方国家多次举行游行[21]，抗议某些档案文件的保存现状，游行的人们认为有些档案应当被销毁，从人类的记忆中移除，它们应当被遗忘。关于这样的人文类命题，只能通过档案学者的研究加以解决，其他学科顶多只能提供一种参考视角。档案的文化属性与作用是档案学者应当思考的命题，这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所不能逃避的。
3.3 档案与记录
具备权力作用的知识与生俱来凝聚在档案和记录中。随着时代的发展，档案毫无疑问是最可靠的记录，它也被作为一种精神载体作用于国家主导权力。可以说，档案最初都具有浓厚的行政属性 [22]，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自由意识觉醒，国家权力、集体权力、个人权力交织在一起，记录产生的目的、形式越来越多样，便不仅仅是档案这一种记录形式。
记录的力量不仅在于它记录了什么，还在于它没有记录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记录的。这就决定记录的主体是多元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和时代都做不到完整、全面记录。档案作为记录的一种存在形式同样也存在不能被完全记录的问题，但它作为人类活动的衍生品其诞生的直接原因并不是保存，却能从其他各种形式的记录中脱颖而出，与其记录内容的重要性密不可分。这在记录转化成档案的过程中，归档标准和归档技术手段将会极大影响档案权力作用的发挥，因此，记录和档案之间转化的所有环节就变得异常重要。
总的来说，权力是一种品质或者说是一种属性，它是政府的权威的象征，也具有社会影响力，具有控制性。权力施加影响是通过“记录”这个手段去运行的，记录可以影响权力的发挥。档案在所有记录中可信度最高，它能够成为赋权和解放的工具，佐证“记录”的真实性。因此档案具有不可替代的力量，档案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在日益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如何去使用这种力量，规范这种力量的发挥，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的主要课题，也是档案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者唯有坚守档案学基础理论的阵地，才能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建立起学术自信，为学科发展贡献价值，继而推进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
如引文所述，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困境主要呈现在五个方面，理论研究大而空、缺乏原创性和理论边界模糊等都是研究阵地不稳的主要表现。作为中国档案学发展的根基，基础理论研究应当把握时代机遇，迎难而上，锐意革新。面对如今的困境，笔者认为，学界可以从档案学高等教育、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学学术评论以及档案学学术宣传四个方面进行革新，以期取得理想成效。
4.1 档案学高等教育
高校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阵地，为做好基础理论研究探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革新：
第一，可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档案专业在线教学”[23]，共享教学内容，让研究者在同一個学科话语体系上进行科学研究，避免重复研究，使基础理论研究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持续深入。同时，增强高校间档案学基础理论专业课程，尤其是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基础课程交流，实现优势互补。另外，有关高校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力争使档案学科列入学校、省（市）教育厅，乃至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建设行列，使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能够得到支持和保障。
第二，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应当把档案工作实践设计到课程体系中去，使每一位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都具有实际的档案管理经验，以有效地防止理论研究脱离档案工作实际的现象出现。当地的档案部门可以与开设档案专业的高校共建“联合培养”基地，让档案专业学生较多参与档案工作的具体实践，避免出现对欧美档案学理论盲目“移植”和“生搬硬套”的现象。
第三，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招考时，应当有意识地吸纳跨专业学生，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推动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更好地“走出去”，获得社会认同。
4.2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对外关系到档案学在与其他学科合作的过程中能否拥有“话语权”和能否获得应有的学科认同，对内关系到档案学研究的理论根基能否扎实，能否健康地发展。在学科理论发展过程中，学术研究成果的规范性意义重大。目前，档案学学术成果规范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形式、研究方法、署名缺乏规范性[24]三个方面。具体而言，形式不规范表现为存在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形式要求，甚至发表在同一本期刊里的文章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研究方法不规范表现为部分学者没有系统地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仅凭经验写作；署名不规范时有发生，如，一篇主要通过定性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有五六个以上作者，具体的合作方式让人难以想象。又如，同样是指导老师，有的当第一作者，有的当第二甚至最后一个作者，比较随意，没有统一的规范。针对这些不规范现象，需定期举办学术规范讲座，同时增强档案学者的专业使命感。
4.3 档案学学术评论
“学术评论是根据一定的原则及标准，按照一定的方法与步骤，对档案学术研究领域中已经产生的档案学现象、档案学术成果、档案学术人物和思想以及档案法律法规等进行分析研究，发表客观评论，推荐或批评的学术研究活动”[25]，它有益于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培养良好的学术传统，规范档案学理论发展的方向，集中档案学者的认识，从整体上提升档案学者的科研素养，厘清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且指导档案学理论发展的未来方向。档案学学术评论对档案学理论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建立系统、完善、科学的档案学学术评论体系，能够很大程度上使档案学术研究避免“重复劳动”，并且为后续的研究树立典范。目前，中国档案学术界存在一种“有趣的和谐现象”，那就是一部学术专著出版出来，大都会得到正面的引用，鲜有商榷和批判类的书评。一般档案期刊较少征引同行的研究成果，更少评论同行的研究成果，这就造成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专业期刊影响因子数据的巨大差异。一门学科要健康发展，就应当鼓励“学术争鸣”，引领正常的学术讨论。有关档案期刊也应当加强这方面的议题设置。
4.4 档案学学术宣传
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不仅需要档案学本专业的研究者增强对其认同感[26]，还应获得其他学科和社会的认同。档案学者应当树立学术自信，做好学术宣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科合作中去，并积极融入与档案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标准的制定、修改等工作中[27]。档案学者在开展多学科交流过程中，应当积极展现档案的学科价值，坚守档案学术研究阵地，绝不能在学科合作中丧失自我、迷失方向，被其他学科同化、替代。
与此同时，有必要向从事具体档案工作的人员普及档案学基础理论知识。经常听到一些档案工作者反映看不懂档案学术性文章，这种情况应当引起足够的警惕，须知这不仅对档案学这门学科来说十分不利，也不利于档案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脱离实际的档案学研究难免陷入“空谈”，因此，建立二者之间的双向连接很有必要。另外，档案学理论研究应当积极建立与社会公众的联系，充分发挥档案工作的作用，增强档案和档案工作者与公众间的情感联系，提升公众对档案工作和档案理论研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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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鸿杰.从档案学的“濒危学科”谈起[J].档案学通讯，200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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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Jack Goody. 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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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权力；阵地；革新
分类号：G273
On the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Basic Theory Research and the Path of Reform
Ma Fuqiu
（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basic theory research of main show is archival science in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difficult position increasingly lose basic theory research， this article has been clear about the archives and the archives work of the uniqueness， interpretation of archives has irreplaceable function and the power of the archivists， how to use this power and standardize the action of the play i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basic theory of archives science in China. This paper hold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stick to the research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basic theory and reform from four aspects： higher education， basic theory research of archival science， academic review and academic publicity of archival science，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 dilemma.
Keywords：Basic theory of Archival science； Archival power； Position； Reform
1 引 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时遭到审视、质疑甚至批判，部分学者对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深感忧虑。面对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社会转型期对档案管理工作重点转变的需求，以及其他强势学科理论的影响，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在时代的冲击下面临巨大的挑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档案学科研究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1]甚至出现了“濒危”现象，[2]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受到了冲击，[3]中国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出现了严重的“泛化”。[4]
笔者归纳部分学者批判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困境，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认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向分散，[5]研究追求面面俱到，缺乏深入性；[6]第二，认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缺乏原创性，[7]多是对其他学科理论的“生搬硬套”和对国外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移植”；[8]第三，认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界限模糊，过多研究与“档案”相关的其他概念，过分重视技术，而对档案以及档案管理自身的研究避而不论；[9]第四，认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微弱，缺乏“社会认可”；[10]第五，认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不规范，文献来源单一、研究方法匮乏。[11]
理论研究批判是学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门学科的发展依赖自我审视和主动蜕变。[12]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面临的主要危机是研究阵地模糊，档案学自身独特性没有呈现出来，学科“存在感”弱，缺乏“内部认同”和“外在认可”。[13]笔者始终认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阵地一直客观存在，時代的变迁、技术的革新、人员的变更都不应使这一阵地丢失，档案学有别于历史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其基础理论研究具有独特性和至关重要性。
2 档案学的独立学科地位
本文着重从档案学内在属性发展的应然这一切入点对档案学的独立学科地位进行论述，不涉及档案学科形成与确立的过程。[14]
关于档案学是否应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探讨，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1987年《美国档案工作者》（American Archivist）上撰文[15]提出：（人们）是无法从档案工作中提炼出一种连续有益的理论的，档案工作者只是保存有历史价值的东西，但是档案（的内容）千变万化，并没有共同的特征，因此，档案工作从本质上来说永远是一种临时的工作，没有统一的规律和特性可以遵循。他认为档案学没有研究对象，也没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档案学理论和档案管理实践之间关联性不大，没有必要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特里·伊斯特伍德（Terry Eastwood）不赞同上述观点，[16]他认为档案具有五个特征，即公正性、真实性、自然性、关联性和独特性。这五个特征诠释了档案是不能仅仅被当作一般信息来看待的，无论是历史学、图书馆学，还是其他学科，都无法从档案管理的视角去阐释档案的本质，档案学应当在理论、方法和实践层面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 档案学在中国发展至今，无论是外在建制，还是内在发展等方面，都已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7]这是国内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除此之外，由于档案对社会关系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使得中国档案学的理论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档案本质的思考与归纳，而是已经将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可信任的方式去唤起对过去行为的“记忆”。档案能够唤起“记忆”的特点赋予了档案理论和实践双重使命。同时，档案学的理论规范了档案工作者的行为，继而推动档案工作行为准则的形成，让档案更具证据价值。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证档案记录的客观性一直受到质疑和争论，这些争论可以从历史学科、社会学科、情报学科等多学科角度去进行，但是，从档案学的角度，建构档案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应对这个问题，一定是所有角度中不可或缺、不能忽视的角度。笔者认为，从中国档案管理工作的实践出发，在中国這个特定的政治理论环境中，建构中国档案学的理论、方法、规范，是中国档案学基于自身的理论属性提供的“中国范式”，这是其他学科无法做到的，更是西方档案学无法比拟的，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深具中国特色，富于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学者对于档案学的理论建构与西方学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试图对档案学理论的内核和逻辑起点[18]等基础问题进行探寻。然而，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西方档案学还是中国档案学，都莫衷一是。中国档案学在萌生之初建立了一个大致框架后发展至今，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研究阵地不确定的迷茫中，部分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学科归属、学科使命、学科地位和学科尊严感到不安，虽深知档案以及档案事业肩负重要使命和责任，但在面对行政环境、多元社会、技术革新等新发展形势时对相关研究感到力不从心。不过，这也证明了档案学研究对象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又何尝不是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幸事呢？因此，笔者认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动力在于档案学外部环境和内在发展的不断变化，使得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档案学者需明确，档案学科独特性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相当重要。
3 档案学的独特性
学科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是其研究阵地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而学科研究阵地又是发挥学科价值、履行学科使命担当的重要场所。对档案学来说，档案的权力影响与记录作用是其独特性的具体体现。笔者将从探讨“权力”“记录”“档案”与“档案管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入手，阐释档案学独特性所在。
3.1 权力与记录
荷兰档案学家埃里克·科特拉尔（Eric Ketelaar）在《档案：记录保管与社会权力》（Archives： Recordkeeping and Social Power）一书中指出，“在任何社会中，权力都是通过诉诸集体记忆和集体身份而合法化的”[19]，与此同时，个人可以通过自我表达，即个人记忆来“抵制”这种权力的力量，也就是，个人能够通过在家庭成员或者自己信任的团体中分享记忆，将记忆永存。埃里克·科特拉尔（Eric Ketelaar）在书中还提出，记忆与遗忘这组矛盾的斗争能够建立一种集体身份，独立于权力的影响。简言之，即无论是人类的梦想还是存储在计算机内存中的数据都可称之为记录的成果，这样的记录可以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权力服务于社会，也能在人们与权力的斗争中被利用起来。
除此之外，英国历史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传统写作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中认为，写作能够赋予主导群体和被主导群体权力，并且对社会造成深刻的影响，甚至是重构。[20]这句话中提到的“传统写作”主要指的是一种对客观实际的记录，因为在人类早期文字的“写作”主要被应用于登记和记事。由此可见，记录凝聚的知识可以为权力服务，那么这些为权力服务的知识应当依循怎样的理论被收集、储存、编目和管理呢？这个理论是需要被阐释和建构的。
3.2 档案与档案管理
由于档案具有关联性，它的产生背景、条件、作用都构成档案的要素，这种关联性只能通过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家去完成，怎样呈现档案与档案之间的相互关联，档案与社会的关联、档案信息与档案载体之间的关联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档案学这一门独立的学科去设计和建构。
档案的管理并不仅仅是把档案都聚集在一起，毕竟，档案是一个兼具行政和文化两方面内涵的事物。例如，与“记录”的权力相对应的还有“遗忘”的权力，西方国家多次举行游行[21]，抗议某些档案文件的保存现状，游行的人们认为有些档案应当被销毁，从人类的记忆中移除，它们应当被遗忘。关于这样的人文类命题，只能通过档案学者的研究加以解决，其他学科顶多只能提供一种参考视角。档案的文化属性与作用是档案学者应当思考的命题，这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所不能逃避的。
3.3 档案与记录
具备权力作用的知识与生俱来凝聚在档案和记录中。随着时代的发展，档案毫无疑问是最可靠的记录，它也被作为一种精神载体作用于国家主导权力。可以说，档案最初都具有浓厚的行政属性 [22]，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自由意识觉醒，国家权力、集体权力、个人权力交织在一起，记录产生的目的、形式越来越多样，便不仅仅是档案这一种记录形式。
记录的力量不仅在于它记录了什么，还在于它没有记录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记录的。这就决定记录的主体是多元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和时代都做不到完整、全面记录。档案作为记录的一种存在形式同样也存在不能被完全记录的问题，但它作为人类活动的衍生品其诞生的直接原因并不是保存，却能从其他各种形式的记录中脱颖而出，与其记录内容的重要性密不可分。这在记录转化成档案的过程中，归档标准和归档技术手段将会极大影响档案权力作用的发挥，因此，记录和档案之间转化的所有环节就变得异常重要。
总的来说，权力是一种品质或者说是一种属性，它是政府的权威的象征，也具有社会影响力，具有控制性。权力施加影响是通过“记录”这个手段去运行的，记录可以影响权力的发挥。档案在所有记录中可信度最高，它能够成为赋权和解放的工具，佐证“记录”的真实性。因此档案具有不可替代的力量，档案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在日益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如何去使用这种力量，规范这种力量的发挥，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的主要课题，也是档案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者唯有坚守档案学基础理论的阵地，才能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建立起学术自信，为学科发展贡献价值，继而推进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
4 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革新的路径
如引文所述，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困境主要呈现在五个方面，理论研究大而空、缺乏原创性和理论边界模糊等都是研究阵地不稳的主要表现。作为中国档案学发展的根基，基础理论研究应当把握时代机遇，迎难而上，锐意革新。面对如今的困境，笔者认为，学界可以从档案学高等教育、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学学术评论以及档案学学术宣传四个方面进行革新，以期取得理想成效。
4.1 档案学高等教育
高校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阵地，为做好基础理论研究探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革新：
第一，可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档案专业在线教学”[23]，共享教学内容，让研究者在同一個学科话语体系上进行科学研究，避免重复研究，使基础理论研究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持续深入。同时，增强高校间档案学基础理论专业课程，尤其是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基础课程交流，实现优势互补。另外，有关高校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力争使档案学科列入学校、省（市）教育厅，乃至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建设行列，使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能够得到支持和保障。
第二，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应当把档案工作实践设计到课程体系中去，使每一位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都具有实际的档案管理经验，以有效地防止理论研究脱离档案工作实际的现象出现。当地的档案部门可以与开设档案专业的高校共建“联合培养”基地，让档案专业学生较多参与档案工作的具体实践，避免出现对欧美档案学理论盲目“移植”和“生搬硬套”的现象。
第三，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招考时，应当有意识地吸纳跨专业学生，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推动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更好地“走出去”，获得社会认同。
4.2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对外关系到档案学在与其他学科合作的过程中能否拥有“话语权”和能否获得应有的学科认同，对内关系到档案学研究的理论根基能否扎实，能否健康地发展。在学科理论发展过程中，学术研究成果的规范性意义重大。目前，档案学学术成果规范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形式、研究方法、署名缺乏规范性[24]三个方面。具体而言，形式不规范表现为存在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形式要求，甚至发表在同一本期刊里的文章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研究方法不规范表现为部分学者没有系统地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仅凭经验写作；署名不规范时有发生，如，一篇主要通过定性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有五六个以上作者，具体的合作方式让人难以想象。又如，同样是指导老师，有的当第一作者，有的当第二甚至最后一个作者，比较随意，没有统一的规范。针对这些不规范现象，需定期举办学术规范讲座，同时增强档案学者的专业使命感。
4.3 档案学学术评论
“学术评论是根据一定的原则及标准，按照一定的方法与步骤，对档案学术研究领域中已经产生的档案学现象、档案学术成果、档案学术人物和思想以及档案法律法规等进行分析研究，发表客观评论，推荐或批评的学术研究活动”[25]，它有益于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培养良好的学术传统，规范档案学理论发展的方向，集中档案学者的认识，从整体上提升档案学者的科研素养，厘清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且指导档案学理论发展的未来方向。档案学学术评论对档案学理论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建立系统、完善、科学的档案学学术评论体系，能够很大程度上使档案学术研究避免“重复劳动”，并且为后续的研究树立典范。目前，中国档案学术界存在一种“有趣的和谐现象”，那就是一部学术专著出版出来，大都会得到正面的引用，鲜有商榷和批判类的书评。一般档案期刊较少征引同行的研究成果，更少评论同行的研究成果，这就造成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专业期刊影响因子数据的巨大差异。一门学科要健康发展，就应当鼓励“学术争鸣”，引领正常的学术讨论。有关档案期刊也应当加强这方面的议题设置。
4.4 档案学学术宣传
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不仅需要档案学本专业的研究者增强对其认同感[26]，还应获得其他学科和社会的认同。档案学者应当树立学术自信，做好学术宣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科合作中去，并积极融入与档案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标准的制定、修改等工作中[27]。档案学者在开展多学科交流过程中，应当积极展现档案的学科价值，坚守档案学术研究阵地，绝不能在学科合作中丧失自我、迷失方向，被其他学科同化、替代。
与此同时，有必要向从事具体档案工作的人员普及档案学基础理论知识。经常听到一些档案工作者反映看不懂档案学术性文章，这种情况应当引起足够的警惕，须知这不仅对档案学这门学科来说十分不利，也不利于档案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脱离实际的档案学研究难免陷入“空谈”，因此，建立二者之间的双向连接很有必要。另外，档案学理论研究应当积极建立与社会公众的联系，充分发挥档案工作的作用，增强档案和档案工作者与公众间的情感联系，提升公众对档案工作和档案理论研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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