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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诗歌发展到今天，也与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一样，经过了纷繁变换的写作潮流的洗礼。自70 年代末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朦胧诗、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各领风骚，整体主义、他他、莽汉……各擅胜场，诗坛几成各种流派主张的竞技场，众声喧哗却莫衷一是。这些主张很多仅仅停留在主张层面，并没有真正落实到诗歌创作实践中，也并没有对新诗发展产生如何深远的影响。而《诗选刊》本期“河北诗人专号”的这些诗作，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个”诗歌现场，充分体现出河北诗人在种种繁华落尽之后力图回归真淳、绘事后素的创作尝试。
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认为，人类的自我是世界这块布上被临时折成的一个小袋子，我仍然有我的隐私，但我是世界这块布的一部分，只要我还在这里，就始终由它构成。①诗歌与哲学永远是近邻，它必然要对人与世界的存在和关系发声。一旦新诗从种种浅表浮华的流派主张中抬起头来，它就必然要重新建构人与世界的关系。诗歌要与自然和他人对话，要处理具体的时代语境和生活经验，但它仍然是个体的，是想象性的，是确立现实或超越现实的。
自然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历史的又是现在的。国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几千年古体诗所建构的天人合一的诗歌境界中走来，在西方传入的启蒙主义和科技理性支配下变成人定胜天的浪漫主义理想，然后又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面前溃不成军，不仅当年的和谐境界不再，甚至一度麻木僵化，失去了将心灵向自然敞开的力量。今天的河北诗歌，则试图重新在语言的世界中实现人与万物的同频同构。
同样是写人与自然，大解的诗是有“我”之境。世人皆知王国维论诗：“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却常常忽略他还说：“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去帕米尔高原途中遇雪》《抱走西藏一块石头》《走铁轨》，甚至表面看上去是静态的《活着》《正午》实际也都在由动之静的过程中，从动态的具体的现实走向宁静深邃的超现实哲思，诗中充满内在的冲突性和动荡感。他说：“在西藏拉萨夺底沟，我捡到一块石头。/ 山石，黄色，四十二公斤，空运至石家庄。/ 我走后，地上留下一个坑。/ 我走后，西藏变轻了。”
这种由动至静，从具体到超越的过程也存在于韩文戈的诗中，他的《在一种伟大的秩序与劳作中》：“当我登临燕山，不经意地四处环顾，俯瞰/ 我看到了我的来路、陌路与歧路。”《回声》：“多年前，我们一起来到太行深处/嶂石岩，东方最大的回音壁/ 群山中，面对刀削的绝壁，我喊出我的名字/ 而回声迟迟没有传来/ 一对双胞胎，一个迷失了/ 另一个就再也找不到家，在人世流浪。”大解和韩文戈都将亘古不变的自然拉到现实语境，拉到个体经验之中，同时又通过超越性的暗示和想象，加深并拓展了自然带给我们的现实感受。
从艺术手段来看，大解、韩文戈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依赖时空的交错和转换，对诗歌来说，时间从来就不仅是钟表上的刻度，它更是主体体验着的时间，正因如此时间才能越出线性轨迹，按照主体的感受、情感的流动和心理的变化而交错更替。“河滩里有一个影子，是我去年留下的”（大解《正午》）;“一代代人在转瞬变旧的房屋里繁衍/ 我们处在同一时空，但或许仍将陌生”（韩文戈《我们是陌生的》）。久存在被遗忘生命中的经验，那些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在新的触发下突然走进意识，与当下的感受形成刹那间的融合。这种对话一旦形成，诗歌就显示出超越现实的深邃和辽远。有趣的是，大解诗中的时空交错不仅是时间、空间自身的切换，甚至包括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的转换。“其他人晒着，没办法只好走进黄昏。”（大解《世上最沉的，是自重》）“正午，阳光从头顶灌下来”（大解《正午》）。“已经翘边的华北平原正在卷曲，像一张饼。而一个老人背对时间，选择了顺从”（大解《大风》）。
与他们不同，郁葱的诗里也有“我”，但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山水清音自在自得，“我”在其中。缙云山、嘉陵江、宽窄巷……都与诗人一起被编织进这个纷繁的世界，诗人在每一处自然里都看到自己，他阅读自然并接受自然对自己的解读和阐释。“爱你的时候，我从年长竟然又重新长成了孩子。”“融在缙云山的夜里，突然觉得，/ 微弱，是一种幸运。/ 喧闹的，往往是浮浅的，/ 在秋夜的缙云山，我不再作声。”
李南笔下的自然与郁葱有异曲同工之妙。《冬日在卧佛山脚下散步》：“散步到卧佛山脚下/ 不能再往前走了。……枯叶尽头，仿佛看到了我们的晚年—— / 分不清性别，看不出成败。”《早春二月，在龙泉湿地公园》：“驱车跑了六十里路/ 龙泉湖静默，湿地公园清冷/ 在这没有人声的世界中/ 麻雀们集体创作了第一首春歌。”郁葱、李南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依靠叙事性表达，在具体的时间空间中写生活日常，叙事恰恰是为了实现对叙述本身的越出，一如写泥土是为了写出泥土中生长的花树。
青小衣的诗里可以清晰看到她試图与自然建立新的联系的努力，那些频繁出现的月亮、雪、水等都作为意象，体现出诗人直观感受和理性思索在语言中刹那间的相互融合。北野的诗是空间化的诗，具有与其他河北诗人明显的异质性。他笔下的自然被牧场、马、牛、羊代言，世界喧腾而丰富，“我”躬逢其盛。北野对待自然的态度是谦卑的，从不刻意在世界打上自己的烙印。韩闽山将传奇化想象与带有异域特色的自然风物相融合，力图将这些风物的传奇性压榨殆尽。毕俊厚的诗里自然与历史现实相钩连，他的诗写是反向的，不是由个体生发开去见天地众生，而是由宇宙、历史一步步回到具体而微的人、事。施施然写自然是富有身体感和画面感的，她说：“冬日空气收紧了皮肤/红枫和桂花喷吐着颜料”（《杜甫草堂》）。苏小青写秋声、写夏末，在自然时序的变化中记录下自我意识的流动。宁延达写“透过我的后窗能看见半个山的轮廓/ 和半个天的轮廓”，在个人化的视角下窥视天空和万物。蒲素平的诗里呈现出对自然的静观姿态。刘福君的文字间则体现出对古体诗意境的追慕。梅驿的《黄昏深处》似乎可以作为一首关于如何书写人与自然问题的元诗，她说：“走进黄昏深处的人只有一条路，/ 她用路旁的丁香花描述深情/ 用树上的野葡萄描述过往的日子/ 用满地枯叶描述生老病死/ 至于孤独/ 亲爱的，她只能用你的离她而去/ 她把你从万物中一点点抽离/ 又一点点还了回去……”
并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像中国这样，在长达几千年的时光中建立并完善了超稳定的封建制农耕文明体系。生产方式决定了在农耕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第一位的。中国人携带着这样的文明传统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其自然性和感性的一面受到了通过契约精神、秩序法则等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组织的挤压和逼迫。人在现代社会中是生存而不是栖居，个体的自足性遭到了严重破坏。社会组织无所不在地监督控制着个体存在，人们在学校、工厂、机关中习得并且接受、遵守各种权力规训，以获得与他人共同在拥挤的城市和严密的现代社会运行体系中生存的必要空间，一切溢出和超越都必然受到遏制。我们民族的历史并不能妥善处理今天这样的生活经验，因而我们一直在向西方学习，试图找到让个体更舒服的存在方式，让心灵获得平静。
我们一度服膺自由主义，并以此抵御宏大的政治叙事对个人生活领域的侵犯;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新的问题。我们意识到个体自始至终并不能脱离他的社群而存在，社群关系内化于每一个个体。人是有故事的叙事性自我，人无往而不在关系之中。列维纳斯说：“当我遇见你时，我们通常是面对面相见，而你，作为另一个人，通过你的面部表情，可以对我提出伦理要求。我们真的在与彼此面对面，一次面对一个人，而这种关系，就成了一种沟通和道德期望的关系。”②每一个自我都同时是别人的他者，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抵达对方的灵魂深处，但我们仍然可以彼此接近，并建立有效的连接。九叶派老诗人郑敏说：“在‘自己’与他者之间必须维持一种张力，若即若离，相互关怀与思念而并不合一。”③
河北诗人的创作体现出了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书写。父母是最早为个体赋形的人，我们承袭自他们，也在他们身上发现自己。李南的《雪夜想起父亲》将“我”的现实存在与对父亲状况的想象并峙，通篇无一字评论，却让我们在父亲身上看到自己。她的《你的孤独淹没了我的道路》说：“妈妈，你的疾病催生了我的白发/ 你的孤独淹没了我的道路。”陈赫的《以母为名》：“我真怕有一天回去，屋子里只剩屋子/ 却没了她的痕迹……他们都叫她，“桂林嫂”“贵芹”“老郑”“二妮”/ 而我叫她—— 娘。”雁南飞的《我的泪水被一个细节洗劫》：“母亲和历史深处的村落/ 一次次被看望 然后被浅浅遗忘/ 我和那些游客没什么两样。”这些诗都在更加温和的维度上书写个体与父母的关系，相对于先锋诗歌对父母的质疑和反叛，如今诗人们表现出对父母本身和两代关系的理解与接纳。就像同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当年抗拒一切束缚，试图摆脱所有阻碍、限制和粘滞的东西;但他的朋友梅洛庞蒂则认为，只有通过妥协，我们才能存在—— 而这可以接受。 ④
幽燕建构自我和他者联系的语境与很多河北诗人不同，她对都市人际交往有着冷峻、透彻的洞察。她的《人脉》：“推杯换盏，酒肉穿肠过/ 小兽与虎共谋一张蜘蛛的网/ 亮面的寒暄和暗处的算计/ 就看谁能见招拆招，左右逢源/ 打通任督二脉”;《恒温季》：“不是做密友的温度/ 不是能拥抱的温度/‘不必再升温，我们之间/ 这个温度，刚刚好’。”这种具有鲜明时代性的切近观照如果能体现出一些对现实的超越性就更有意义了。辛泊平的诗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孩子””或曰“少年”形象，这个形象就像一个布满灰尘的镜子，诗人一直试图在里面照见自己。并借此建构起关于故乡的回憶和想象，以抵抗当下的遗忘、麻木和寂寞。刘厦在《寄居》中说：“我在别人睡过的床上脱壳/ 在别人站过的窗前苍老/ 当我的忧伤和房间里残存的忧伤/ 撞击出声响/ 我分不清哪是我的哪是别人的。”裴福刚的诗多面向日常经验，四四书写的是自我的内在冲突和与外界的龃龉。宋煜的诗中有更多的文本间性，来自桑塔格、李洱的文本记忆在他的诗里舞蹈。
尽管河北不缺少优秀的诗人、诗作，但遗憾的是河北并没有建立起鲜明的属于自己的诗歌地理形象。地域性在文学作品中本应是不言自明的，它经常会与文学的精神原乡等同，以其独特的山水和历史文化为创作赋魅。河北当下的很多诗人都会在作品中谈到故乡，但他们的故乡却没有鲜明的空间性，而是常常与童年记忆相勾连，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然后经由时间距离的美化，成为与当下经验甚至城市经验相对立的过去或者乡土叙事，被放置在二元对立的机械框架下观照，从而丧失了其作为具体地域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这自然与当下传媒时代经验的同质化有很大关系，当诗人们都在处理同样的日常生活，表达类似的情感体验而又缺乏独特的哲理思维的时候，那么，缺乏鲜明的地域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优秀的诗人应该能够从同质化、空洞的地域抒情中越出，以更加具体的地域书写表达更加个人化的情感和超越性的思想。
另一方面，个体化的时代经验不足也是河北诗人创作的一个缺憾。所谓处理时代经验不是要让诗人做国家发展战略的传声筒或者宏大事件的机械记录者，而是说诗人从开始写诗，掌握话语权的那一天开始，就必然负有对时代发声的使命和责任。个体化的时代经验则更强调诗人绝不能人云亦云，被主流话语带入大众叙事与审美的漩涡中，丧失其个性化和思辨性。郑敏认为：诗是诗人介入人类命运的“入口”，而不是诗人退出人类命运的“出口”。介入的意识愈强愈能写出有深度的诗，即便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常需要一种超越现实的、独自在山海面前思考的暂时的退场，但这只是在强烈的介入之后，而且只是为更深入的介入做准备。⑤
再者，历史感也是诗人创作中必须不断深入思考的课题。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自白派”“嚎叫”“垮掉”都曾经一度引领创作风尚，即使在热度消退后，也仍然留下了诗歌对自我的高度关注和放大式的书写习惯。但我们的很多诗人自身并没有建构起一个如地层般深厚、坚硬、层次丰富，可供不断开掘的自我。这个自我既不能回应来自历史的呼喊，也很少响应现实的诘问，反而常常从古代诗歌和西方作品中截取一些关于自我的片段，然后在诗歌中表达某种浮泛熟滑的士大夫般的田园意识或者炫耀痛苦的黑暗意识。“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的《拉扎勒斯女士》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的皮肤 透亮若纳粹的人皮灯笼。”⑥这句话明显是指向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指向属于整个人类的灾难经验和悲剧意识。由此足以看出，普拉斯的自我并不是孤立的、封闭的、私密的，也正因如此，她的自我才经得起不断袒露和挖掘，她的作品才能够成为在广泛人群中引起共情共鸣的超越性作品。陈超先生论诗曾提到要建立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惜乎我们的一些诗人或者只看到个人化而忽略了历史，或者看到了历史又遗漏了个人化。历史记忆不能囫囵着进入诗歌，它必须经由个体肉身，在痛苦的炼化中与个人经验融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创作的来源。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也许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某种帮助。
在中国新诗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佳作珠玉在前的背景下，河北诗人也许要更多地思考如何创作出既体现时代性、地域性，又能够超越时代的阶段特点和地域限制的作品，以期为河北这片文学热土奉献更多的经典之作。
① [ 英] 莎拉·贝克韦尔著，沈敏一译. 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第327 页。
② [ 英] 莎拉·贝克韦尔著，沈敏一译. 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第274 页。
③郑敏. 诗人必须自救[A]. 郑敏文集（文论卷中）[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470 页.
④ [ 英] 莎拉·贝克韦尔著，沈敏一译. 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第320 页。
⑤郑敏. 诗人必须自救[A]. 郑敏文集（文论卷中）[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470 页.⑥陈超. 当代外国诗佳作导读[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19 页。
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认为，人类的自我是世界这块布上被临时折成的一个小袋子，我仍然有我的隐私，但我是世界这块布的一部分，只要我还在这里，就始终由它构成。①诗歌与哲学永远是近邻，它必然要对人与世界的存在和关系发声。一旦新诗从种种浅表浮华的流派主张中抬起头来，它就必然要重新建构人与世界的关系。诗歌要与自然和他人对话，要处理具体的时代语境和生活经验，但它仍然是个体的，是想象性的，是确立现实或超越现实的。
一 、个体与自然
自然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历史的又是现在的。国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几千年古体诗所建构的天人合一的诗歌境界中走来，在西方传入的启蒙主义和科技理性支配下变成人定胜天的浪漫主义理想，然后又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面前溃不成军，不仅当年的和谐境界不再，甚至一度麻木僵化，失去了将心灵向自然敞开的力量。今天的河北诗歌，则试图重新在语言的世界中实现人与万物的同频同构。
同样是写人与自然，大解的诗是有“我”之境。世人皆知王国维论诗：“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却常常忽略他还说：“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去帕米尔高原途中遇雪》《抱走西藏一块石头》《走铁轨》，甚至表面看上去是静态的《活着》《正午》实际也都在由动之静的过程中，从动态的具体的现实走向宁静深邃的超现实哲思，诗中充满内在的冲突性和动荡感。他说：“在西藏拉萨夺底沟，我捡到一块石头。/ 山石，黄色，四十二公斤，空运至石家庄。/ 我走后，地上留下一个坑。/ 我走后，西藏变轻了。”
这种由动至静，从具体到超越的过程也存在于韩文戈的诗中，他的《在一种伟大的秩序与劳作中》：“当我登临燕山，不经意地四处环顾，俯瞰/ 我看到了我的来路、陌路与歧路。”《回声》：“多年前，我们一起来到太行深处/嶂石岩，东方最大的回音壁/ 群山中，面对刀削的绝壁，我喊出我的名字/ 而回声迟迟没有传来/ 一对双胞胎，一个迷失了/ 另一个就再也找不到家，在人世流浪。”大解和韩文戈都将亘古不变的自然拉到现实语境，拉到个体经验之中，同时又通过超越性的暗示和想象，加深并拓展了自然带给我们的现实感受。
从艺术手段来看，大解、韩文戈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依赖时空的交错和转换，对诗歌来说，时间从来就不仅是钟表上的刻度，它更是主体体验着的时间，正因如此时间才能越出线性轨迹，按照主体的感受、情感的流动和心理的变化而交错更替。“河滩里有一个影子，是我去年留下的”（大解《正午》）;“一代代人在转瞬变旧的房屋里繁衍/ 我们处在同一时空，但或许仍将陌生”（韩文戈《我们是陌生的》）。久存在被遗忘生命中的经验，那些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在新的触发下突然走进意识，与当下的感受形成刹那间的融合。这种对话一旦形成，诗歌就显示出超越现实的深邃和辽远。有趣的是，大解诗中的时空交错不仅是时间、空间自身的切换，甚至包括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的转换。“其他人晒着，没办法只好走进黄昏。”（大解《世上最沉的，是自重》）“正午，阳光从头顶灌下来”（大解《正午》）。“已经翘边的华北平原正在卷曲，像一张饼。而一个老人背对时间，选择了顺从”（大解《大风》）。
与他们不同，郁葱的诗里也有“我”，但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山水清音自在自得，“我”在其中。缙云山、嘉陵江、宽窄巷……都与诗人一起被编织进这个纷繁的世界，诗人在每一处自然里都看到自己，他阅读自然并接受自然对自己的解读和阐释。“爱你的时候，我从年长竟然又重新长成了孩子。”“融在缙云山的夜里，突然觉得，/ 微弱，是一种幸运。/ 喧闹的，往往是浮浅的，/ 在秋夜的缙云山，我不再作声。”
李南笔下的自然与郁葱有异曲同工之妙。《冬日在卧佛山脚下散步》：“散步到卧佛山脚下/ 不能再往前走了。……枯叶尽头，仿佛看到了我们的晚年—— / 分不清性别，看不出成败。”《早春二月，在龙泉湿地公园》：“驱车跑了六十里路/ 龙泉湖静默，湿地公园清冷/ 在这没有人声的世界中/ 麻雀们集体创作了第一首春歌。”郁葱、李南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依靠叙事性表达，在具体的时间空间中写生活日常，叙事恰恰是为了实现对叙述本身的越出，一如写泥土是为了写出泥土中生长的花树。
青小衣的诗里可以清晰看到她試图与自然建立新的联系的努力，那些频繁出现的月亮、雪、水等都作为意象，体现出诗人直观感受和理性思索在语言中刹那间的相互融合。北野的诗是空间化的诗，具有与其他河北诗人明显的异质性。他笔下的自然被牧场、马、牛、羊代言，世界喧腾而丰富，“我”躬逢其盛。北野对待自然的态度是谦卑的，从不刻意在世界打上自己的烙印。韩闽山将传奇化想象与带有异域特色的自然风物相融合，力图将这些风物的传奇性压榨殆尽。毕俊厚的诗里自然与历史现实相钩连，他的诗写是反向的，不是由个体生发开去见天地众生，而是由宇宙、历史一步步回到具体而微的人、事。施施然写自然是富有身体感和画面感的，她说：“冬日空气收紧了皮肤/红枫和桂花喷吐着颜料”（《杜甫草堂》）。苏小青写秋声、写夏末，在自然时序的变化中记录下自我意识的流动。宁延达写“透过我的后窗能看见半个山的轮廓/ 和半个天的轮廓”，在个人化的视角下窥视天空和万物。蒲素平的诗里呈现出对自然的静观姿态。刘福君的文字间则体现出对古体诗意境的追慕。梅驿的《黄昏深处》似乎可以作为一首关于如何书写人与自然问题的元诗，她说：“走进黄昏深处的人只有一条路，/ 她用路旁的丁香花描述深情/ 用树上的野葡萄描述过往的日子/ 用满地枯叶描述生老病死/ 至于孤独/ 亲爱的，她只能用你的离她而去/ 她把你从万物中一点点抽离/ 又一点点还了回去……”
二、自我与他者
并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像中国这样，在长达几千年的时光中建立并完善了超稳定的封建制农耕文明体系。生产方式决定了在农耕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第一位的。中国人携带着这样的文明传统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其自然性和感性的一面受到了通过契约精神、秩序法则等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组织的挤压和逼迫。人在现代社会中是生存而不是栖居，个体的自足性遭到了严重破坏。社会组织无所不在地监督控制着个体存在，人们在学校、工厂、机关中习得并且接受、遵守各种权力规训，以获得与他人共同在拥挤的城市和严密的现代社会运行体系中生存的必要空间，一切溢出和超越都必然受到遏制。我们民族的历史并不能妥善处理今天这样的生活经验，因而我们一直在向西方学习，试图找到让个体更舒服的存在方式，让心灵获得平静。
我们一度服膺自由主义，并以此抵御宏大的政治叙事对个人生活领域的侵犯;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新的问题。我们意识到个体自始至终并不能脱离他的社群而存在，社群关系内化于每一个个体。人是有故事的叙事性自我，人无往而不在关系之中。列维纳斯说：“当我遇见你时，我们通常是面对面相见，而你，作为另一个人，通过你的面部表情，可以对我提出伦理要求。我们真的在与彼此面对面，一次面对一个人，而这种关系，就成了一种沟通和道德期望的关系。”②每一个自我都同时是别人的他者，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抵达对方的灵魂深处，但我们仍然可以彼此接近，并建立有效的连接。九叶派老诗人郑敏说：“在‘自己’与他者之间必须维持一种张力，若即若离，相互关怀与思念而并不合一。”③
河北诗人的创作体现出了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书写。父母是最早为个体赋形的人，我们承袭自他们，也在他们身上发现自己。李南的《雪夜想起父亲》将“我”的现实存在与对父亲状况的想象并峙，通篇无一字评论，却让我们在父亲身上看到自己。她的《你的孤独淹没了我的道路》说：“妈妈，你的疾病催生了我的白发/ 你的孤独淹没了我的道路。”陈赫的《以母为名》：“我真怕有一天回去，屋子里只剩屋子/ 却没了她的痕迹……他们都叫她，“桂林嫂”“贵芹”“老郑”“二妮”/ 而我叫她—— 娘。”雁南飞的《我的泪水被一个细节洗劫》：“母亲和历史深处的村落/ 一次次被看望 然后被浅浅遗忘/ 我和那些游客没什么两样。”这些诗都在更加温和的维度上书写个体与父母的关系，相对于先锋诗歌对父母的质疑和反叛，如今诗人们表现出对父母本身和两代关系的理解与接纳。就像同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当年抗拒一切束缚，试图摆脱所有阻碍、限制和粘滞的东西;但他的朋友梅洛庞蒂则认为，只有通过妥协，我们才能存在—— 而这可以接受。 ④
幽燕建构自我和他者联系的语境与很多河北诗人不同，她对都市人际交往有着冷峻、透彻的洞察。她的《人脉》：“推杯换盏，酒肉穿肠过/ 小兽与虎共谋一张蜘蛛的网/ 亮面的寒暄和暗处的算计/ 就看谁能见招拆招，左右逢源/ 打通任督二脉”;《恒温季》：“不是做密友的温度/ 不是能拥抱的温度/‘不必再升温，我们之间/ 这个温度，刚刚好’。”这种具有鲜明时代性的切近观照如果能体现出一些对现实的超越性就更有意义了。辛泊平的诗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孩子””或曰“少年”形象，这个形象就像一个布满灰尘的镜子，诗人一直试图在里面照见自己。并借此建构起关于故乡的回憶和想象，以抵抗当下的遗忘、麻木和寂寞。刘厦在《寄居》中说：“我在别人睡过的床上脱壳/ 在别人站过的窗前苍老/ 当我的忧伤和房间里残存的忧伤/ 撞击出声响/ 我分不清哪是我的哪是别人的。”裴福刚的诗多面向日常经验，四四书写的是自我的内在冲突和与外界的龃龉。宋煜的诗中有更多的文本间性，来自桑塔格、李洱的文本记忆在他的诗里舞蹈。
三、河北诗歌的未来面向
尽管河北不缺少优秀的诗人、诗作，但遗憾的是河北并没有建立起鲜明的属于自己的诗歌地理形象。地域性在文学作品中本应是不言自明的，它经常会与文学的精神原乡等同，以其独特的山水和历史文化为创作赋魅。河北当下的很多诗人都会在作品中谈到故乡，但他们的故乡却没有鲜明的空间性，而是常常与童年记忆相勾连，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然后经由时间距离的美化，成为与当下经验甚至城市经验相对立的过去或者乡土叙事，被放置在二元对立的机械框架下观照，从而丧失了其作为具体地域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这自然与当下传媒时代经验的同质化有很大关系，当诗人们都在处理同样的日常生活，表达类似的情感体验而又缺乏独特的哲理思维的时候，那么，缺乏鲜明的地域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优秀的诗人应该能够从同质化、空洞的地域抒情中越出，以更加具体的地域书写表达更加个人化的情感和超越性的思想。
另一方面，个体化的时代经验不足也是河北诗人创作的一个缺憾。所谓处理时代经验不是要让诗人做国家发展战略的传声筒或者宏大事件的机械记录者，而是说诗人从开始写诗，掌握话语权的那一天开始，就必然负有对时代发声的使命和责任。个体化的时代经验则更强调诗人绝不能人云亦云，被主流话语带入大众叙事与审美的漩涡中，丧失其个性化和思辨性。郑敏认为：诗是诗人介入人类命运的“入口”，而不是诗人退出人类命运的“出口”。介入的意识愈强愈能写出有深度的诗，即便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常需要一种超越现实的、独自在山海面前思考的暂时的退场，但这只是在强烈的介入之后，而且只是为更深入的介入做准备。⑤
再者，历史感也是诗人创作中必须不断深入思考的课题。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自白派”“嚎叫”“垮掉”都曾经一度引领创作风尚，即使在热度消退后，也仍然留下了诗歌对自我的高度关注和放大式的书写习惯。但我们的很多诗人自身并没有建构起一个如地层般深厚、坚硬、层次丰富，可供不断开掘的自我。这个自我既不能回应来自历史的呼喊，也很少响应现实的诘问，反而常常从古代诗歌和西方作品中截取一些关于自我的片段，然后在诗歌中表达某种浮泛熟滑的士大夫般的田园意识或者炫耀痛苦的黑暗意识。“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的《拉扎勒斯女士》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的皮肤 透亮若纳粹的人皮灯笼。”⑥这句话明显是指向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指向属于整个人类的灾难经验和悲剧意识。由此足以看出，普拉斯的自我并不是孤立的、封闭的、私密的，也正因如此，她的自我才经得起不断袒露和挖掘，她的作品才能够成为在广泛人群中引起共情共鸣的超越性作品。陈超先生论诗曾提到要建立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惜乎我们的一些诗人或者只看到个人化而忽略了历史，或者看到了历史又遗漏了个人化。历史记忆不能囫囵着进入诗歌，它必须经由个体肉身，在痛苦的炼化中与个人经验融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创作的来源。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也许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某种帮助。
在中国新诗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佳作珠玉在前的背景下，河北诗人也许要更多地思考如何创作出既体现时代性、地域性，又能够超越时代的阶段特点和地域限制的作品，以期为河北这片文学热土奉献更多的经典之作。
注：
① [ 英] 莎拉·贝克韦尔著，沈敏一译. 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第327 页。
② [ 英] 莎拉·贝克韦尔著，沈敏一译. 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第274 页。
③郑敏. 诗人必须自救[A]. 郑敏文集（文论卷中）[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470 页.
④ [ 英] 莎拉·贝克韦尔著，沈敏一译. 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第320 页。
⑤郑敏. 诗人必须自救[A]. 郑敏文集（文论卷中）[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470 页.⑥陈超. 当代外国诗佳作导读[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