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北宋仁宗朝大贤尹洙的死亡经各思想阵营的阐释形成一桩书写公案,涉及古典死亡文化各个方面,并折射出唐宋思想变迁的轨迹.庆历新政失败后,庆历士大夫漂泊地方十年.其间尹洙之死促使生者协力承担纪念文字,他特异的临终反应成为写作重点.范仲淹最初在讣告信和祭文中提出释老齐死生说,后转向儒家正命说,得到欧阳修和韩琦的响应.三人在尹氏集序、墓志、墓表等公共文字里共同完成基于儒家生死观和性命观的解释.而僧人契嵩参验内外证,重提佛法说.范、欧、韩的自反,契嵩的附会,以及双方的分歧,皆是北宋中期儒学与佛老争夺死生性命话语权的表现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宋仁宗朝大贤尹洙的死亡经各思想阵营的阐释形成一桩书写公案,涉及古典死亡文化各个方面,并折射出唐宋思想变迁的轨迹.庆历新政失败后,庆历士大夫漂泊地方十年.其间尹洙之死促使生者协力承担纪念文字,他特异的临终反应成为写作重点.范仲淹最初在讣告信和祭文中提出释老齐死生说,后转向儒家正命说,得到欧阳修和韩琦的响应.三人在尹氏集序、墓志、墓表等公共文字里共同完成基于儒家生死观和性命观的解释.而僧人契嵩参验内外证,重提佛法说.范、欧、韩的自反,契嵩的附会,以及双方的分歧,皆是北宋中期儒学与佛老争夺死生性命话语权的表现,反映当时排佛老论的特征及中古二元世界观的退潮.同时庆历士大夫的儒学生死观又带有过渡色彩.
其他文献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时间视为感性直观的纯形式,认为它是人的内感官对感性杂多进行综合的先天条件.受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康德的这一理解还带有机械物理学线性思维的痕迹.在其晚年写就的《判断力批判》中,康德隐约开示出了一种新的时间观念.虽然康德并未直接将其作为显在的主题加以展开,但依其思路可推演出四个方面的内涵:其一,审美发生的时机具有非现成性;其二,审美体验的过程具有自我参照性;其三,审美领会的次序具有主观的合规则性;其四,审美呈现的态势具有突破瞬间的包孕性.这四个方面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审美时
赠答诗是汉晋北朝重要的诗歌题材,而作为都城的洛阳是赠答诗创作最多之地.汉晋洛阳赠答诗兴盛,以四言诗为主.北朝洛阳赠答诗有所衰弱,在南朝文化影响下以五言诗为主.隋代洛阳赠答诗复兴,为唐代该地诗歌创作的繁荣做好了准备.
稷下学者参政议政,为达到更好的进谏效果,需借模拟练习以提高议政表达技能;晏子事迹本身的示范性,为需要训练的稷下学士提供了特有的议政语境.晏子便成为学士附会模拟的练习对象,大量托名晏子编创的故事因时而生.《晏子春秋》百余篇托名晏子而虚构的拟托文本中,有一半以上的作品在内容或主题方面具有重复叙事性质,可名为“同题拟作”.同题拟作据相似情节演绎议论辞,体现出模拟演练的特征,应与稷下学士议政时的模拟附会有关.而书中除同题拟作外的“悖实拟作”,在内容与主题方面亦有模拟创作的特征.因此《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本应与佚名
王钟翰先生点校《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之《文苑传》,标点方面存在不少错点、漏点,且于史实错误不加改动.对这些问题略作订补,将有益于读者参考.
从先秦传说到汉代经典,“河图”“洛书”经历了漫长的释义变迁.“河图”“洛书”是儒家经义的重要内容之一,经过汉代儒家群体的阐释与建构之后,“河图”“洛书”兼具了经学的人文精神与纬学的神话色彩两种特质,既含有儒家的王道理想,也为帝王提供了受命理论.此外,围绕“河图”“洛书”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汉王朝的政治实践和政治文化.梳理“河图”“洛书”在两汉时期的演变脉络及其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汉代政治文化的特质及其历史影响.
磨喝乐是中国古代曾长期流行的儿童形状玩偶,最早出现在唐代,一直绵延至今.关于磨喝乐的来源,学界看法不一.笔者认为,磨喝乐、罗睺罗、化生三者应是同物异名的关系.磨喝乐多见于宋以后的文献,在磨喝乐出现之前,人们在七夕或者中元节所供奉的小儿人偶被称作罗睺罗或化生.究其来源,这或许和佛经中的鹿母夫人本生有关.并在文中解读了在以往的学界讨论中少为关注的两篇梵文文献,以期为磨喝乐及其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
南北朝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中出现了州官与府官的双轨制.以往学者大多认为随着东晋以降军府机构的发展,府官逐渐侵夺了州官的职权,使后者变成了没有职事的闲散职位.不过这一观点并不准确.从汉到南北朝,州官的职位结构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再由繁趋简的过程.与之相应,南北朝前期的州官仍是负责具体的地方行政事务的,此后才出现府官代行州官职责的情况.这与南北朝时期州官选举中的请托盛行的现象密切相关.由于州官系统自身选举上的混乱,这一仕途在南北朝后期衰落了,并最终导致了隋的罢乡官.从制度渊源来看,南北朝后期的州官制度呈现出了若
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史记》点校本修订本,在1959年出版的旧版基础上作修订,质量无疑有很大提高.但修订本还存在提升的空间,还有补正之必要.本文是十二本纪部分的补正.
作为宣说如来藏思想的大乘论典,《宝性论》对汉藏两传佛教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本文基于笔者对该论所作新译,从汉藏佛学比较研究的视角,从五大方面对与《宝性论》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笔者首先讨论了有关该论作者的不同说法,以及不同汉译本引发的宗派分歧,并基于《大乘起信论》和《宝性论》比较了汉藏两传佛教的如来藏见;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大乘止观架构和藏地不同传规的宗义学,对如来藏与唯识、中观两系教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
光绪二十八年(1902),河南巡抚锡良奏准设立豫南矿务公司,经营黄河以南全部矿务.豫南公司的设立,一方面来自锡良抵制福公司掠夺豫北矿产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有禹州地方绅商和知州曹广权的推动作用.在锡良督催下,公司制订了豫南矿务开采计划,并支持禹州、密县、嵩县、荥阳等地区进行勘矿与试采.然而在公司缺乏资本,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下,亦不能得到绅商的充分合作,加之官府对地方控制孱弱,难以落实收编改造土窑的计划,经营陷入困境.锡良离任后,随着福公司矿案交涉的进展,河南官府注意力转向豫北矿区,豫南公司被逐步裁并,各矿封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