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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在社科类图书中，政治学著作的出版一直不尽人意。一方面是引进的乏力；另一方面则是原创的不足。而2014年，至少因为两本书的面世，使得2014年的政治学著作的出版一改颓废之气，显得生气勃勃。这就是引进版中的《独裁者手册》，以及国内学者原创的《民主崩溃的政治学》。
《独裁者手册》的作者提出，对于掌权者而言，掌握自己的权力才是他们考虑问题的第一要素，政治领袖和商业精英都是如此。在国家与公司治理中，胜利联盟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很少，那么掌权人只需要极小的代价予以收买。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众多，掌权者就必须取悦他们以获得权力。作为一本政治科学著作，该书对于掌权者与公众权力关系的剖析极富洞见，同时也是对于民主正当性的有力论证。而《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则试图系统解释民主体制崩溃的原因和机制，作者的主要观点是，“高度的选民分裂导致严重的政治冲突，而离心型民主体制无法塑造有效的国家能力，两者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民主的反对者为专制制度和威权体制张目的现象，以一些民主体制的崩溃为例，反民主对于民主在近现代的节节胜利视而不见。该书以四个国家的案例为依据，对于不同民主体制和选举形式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这些足可“引以为戒”的教训，有助于思考怎样建立健全的民主体制。
2014年，塞缪尔·E·芬纳的《统治史》一书面世。这是一部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传世巨著。主要关注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到1993年作者去世前，《统治史》已完成计划中36章的34章，有关中国的内容截止到1780年。现代国家的诞生，与政治制度的创新和建立密切相关。在数千年历史中，成王败寇，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以及打江山、坐江山的思维使得王朝更替大都以血流成河，人死如蚁为代价。而现代政治制度的成功之处，是通过民主选择避免了暴力冲突。可以说，《统治史》展示了世界历史上政治制度的步步演化。
翻译家尹萱翻译的《辩论》一书，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了精装版。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尹萱先生的译笔，不仅以信达雅为标准，而且增加了注释，大大方便了该书的阅读，也使得人类首部成文宪法（即美国宪法）的诞生过程描述得更为详尽。在法学方面，2014年出版的重要著作，首先是中国学者王希的《原则与妥协》。该书为第三版，作者新增了20万字，这些内容主要是911之后，美国政治体制调整和变化。另有王人博《法的中国性》也很值得一读。 在人治传统悠久的国家引入法治，必须完成语境的传布和表达。在此之前，传播者必须对西方的民权、民主、宪法有着深刻的理解，才能避免肤浅的正确。近年来，王人博一直进行着这方面的努力。在《法的中国性》中，王人博以词源学的眼光，考察了前人在法治、宪法上的观念及由来。无论是制度的引进还是文化的融合，中国立场始终隐性或显性地存在。而这种主体性的主动选择，必须由我们自己的实践和试错来调适。较之于学术的引进和介绍，王人博无疑更进了一步。
思想类的图书中，《荣耀与丑闻 ： 反思德国浪漫主义》是一次思想的清理。在20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越出文学疆域，染上民族主义色彩，它涉足政治，在“一战”期间变身为“钢铁浪漫主义”，将无数青年送上战场；在纳粹时期，浪漫主义为20世纪的政治大灾难助纣为虐。思想的越界一旦演变为现实的狂热，必然酿就悲剧的苦酒。显而易见，希特勒的作为及后果决非《浮士德》的作者歌德所乐于看到。历史上，现实中，狭隘民族主义正是在高调下得以为恶。该书对德国浪漫主义的反思，或许是盲目激情的清醒剂。
启蒙运动内部纷繁复杂，在《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一书中，作者伯林分析了维柯、赫尔德、哈曼对于启蒙运动不同的批评。显然，他们对于启蒙运动中的过度科学思维颇为不满，并在各自不同的学术领域和思潮中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任何一种思想，如果没有经过批评的检验，就以“武器的批判”君临天下，且自称正确不容反对，都将造成思维的封闭和观念的陈腐。真正的真理，往往在批评中自我完善和趋于成熟。或许正因为如此，赫希曼在《自我颠覆的倾向》一书中，以文集的形式展示自己的思想历程。赫希曼写作回忆录的目的是激发思想。 作者对于西方20世纪的政治和经济有着深入的观察和分析，而前面立说、后面颠覆的写作方式，又体现了作者对于真理的敬畏与谦卑。在这里，“我能否相信自己”是其诚实的姿态。书中牵涉到的政治、经济和民主问题可以启发读者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而《好公民 ： 美国公共生活史》反驳了美国公共生活衰落的说法。在一个开放和具有活力的社会，民众的公共生活必然多彩多姿，且具有多种选择。作者看来，现代的公民不必效仿过去的公民，现在他们应该做的就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密切监视政治世界。显然，作者的言说都置于美国语境之下。国内学者的著作中，茅海建2014年出版了《戊戌变法的另面 ： “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长期以来，有关戊戌变法的说法，一直受到康梁主导。而他们的历史叙事中，多有作伪之举。这对历史学家的研究提出了挑战。茅海建以“扎硬寨，打死仗”的史料考据，通过对张之洞档案的解读，解释了戊戌变法不同的面相。该书对于历史人物入张之洞的研究，可以让读者“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改变被塑造的单向度认识角度。推翻陈说的历史学著作，还包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学者唐启华著作《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大陆学者邓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两书分别从外交与国内政争的角度，对于巴黎和会做出了全新解释，而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因此获得了全新的解读。葛兆光的《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通过李朝朝鲜的燕行文献，让读者重新思考近世东亚以及中国，重看东亚与中国的文化史，重新思考亚洲与中国、民族与认同、族群与疆域等问题。
当代史学者王海光的《时过境未迁》，探讨了当代史治史的考据、文章、理路等问题。文集中的文章有史有论，有点有面，有述有评，有考有证，内容丰富，笔法严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出台的制度背景，反右等中国当代史中一些重要问题，书中均有涉猎。最让人激赏的，莫过于作者对于历史研究真谛的阐述：“评判历史是要讲述功业成败，但还有比功业成败更长久的东西，这就是永恒的人性。”仅此一端，王海光的识见就高过了很多同行。 引进版的图书中，值得一读的还有《威廉·夏伊勒的二十世纪之旅》。夏伊勒以《第三帝国的兴亡》而名世，并著有《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该书是作者三卷本回忆录，时间跨度为1904-1988年。作为长驻欧洲的新闻人，作者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几次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以及几个大国的兴衰和覆亡，包括第三共和国的灭亡、第三帝国的兴亡，也包括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该书第二卷对于第三帝国的描述颇为精彩， 1993年去世之前，夏伊勒曾初访苏联，并再访柏林。其时身体尚健，本可以写得更多，终止于1988年让人意犹未尽。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是一套让世界史读者期待很久的著作。该书以地中海为中心，作者在第一部讲述1453年君士坦丁堡之陷落，将其视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这两个世界冲突的一部分，并将其置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西方世界争夺地中海的长期斗争的背景之下。第二部《海洋帝国》描述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在地中海上的继续西进。第三部《财富之城》可算威尼斯共和国简史，侧重其在地中海上的外交与战争，尤其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抗。该书作者精通多种语言且全无西方中心论思想，在文献研究之外注重实地考察。这种“知行合一”的研究和写作，成就了一部知识含量丰富，手法和技巧如同小说一样跌宕起伏的史学名著。
在经济类图书中，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托马斯·皮凯蒂对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的财富收入做了详尽探究，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析，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他认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皮凯蒂指出，最富有的那批人不是因为劳动创造了财富，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富，一句话：人生而不平等。由于资本回报率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贫富不均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东西，所以要彻底铲除经济中的这种不平等现象，就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对富人征收累进税来保护民主社会。尽管皮凯蒂提出的解决之道存在争议，但是，他关注到的贫富分化问题无疑需要每个国家正视。
同样是诊断资本主义的病症，《资本主义大变形》一书的作者斯托克曼认为，权贵资本主义政治给美国带来了重大危害，并威胁着自由市场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作为里根时期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曾经介入公司经营，他推崇稳健货币和稳健财政，大规模接触管制以刺激民间投资，大规模改善收入分配以刺激普通民众消费。与一般民众相比，权贵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如何遏制他们挟持国家和政府以自肥，是一个永远存在的难题——而且，它并非仅仅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
而《政府与市场 ： 变革中的政府职能》与《自由市场革命 ： 终结大政府之路》关注的都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与此前一样，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加强政府干预的呼声再次高涨。但是，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实施监督职能，其力度和范围有多大，显然不能一概而论。维托·坦茨回顾了二战以前至今不同时期政府经济职能的变化，并给出了建议。过去，当权者凭借政治权力进行的管理活动，经常扭曲市场机制，将收入从社会公众手中再分配到寡头统治集团。民主制度建立后，法国经济学家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曾告诫人们，现代社会的危险在于每个人都想借助国家的名义，以他人的牺牲为代价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在现实中，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一个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的政府。《自由市场革命 ： 终结大政府之路》以案例和数据为基础，阐明了与资本主义经济兴衰相伴而生的国家权力的消长，提出在根本上限制国家权力对经济自由的侵蚀。显然，“必要的恶”不能成为越出牢笼的利维坦，否则人们就将被其吞噬——无论它自称多么崇高、伟大和善良。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许多人对于现有的发展轨迹保持悲观的态度，认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已经堕落且难以逆转。而杰里米·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为读者描述了一个前景无比美好的社会。通讯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物流互联网造就一个超级物联网。届时，在最初的成本投入之后，共享经济的繁荣使得人们不仅可以用很小的成本享受到虚拟资讯服务，而且在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状况下获得实体性的物质。政府的推动和年轻人对共享经济的热衷，使得中国和德国将引领这一股潮流。理论变成现实总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里夫金认为，自己的预测在三四十年内就可能变成现实。但是，现实的复杂程度可能将使其预言难以应验——至少，政府将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和需要作出的改变就不在里夫金的研究之内，而这恰恰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独裁者手册》的作者提出，对于掌权者而言，掌握自己的权力才是他们考虑问题的第一要素，政治领袖和商业精英都是如此。在国家与公司治理中，胜利联盟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很少，那么掌权人只需要极小的代价予以收买。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众多，掌权者就必须取悦他们以获得权力。作为一本政治科学著作，该书对于掌权者与公众权力关系的剖析极富洞见，同时也是对于民主正当性的有力论证。而《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则试图系统解释民主体制崩溃的原因和机制，作者的主要观点是，“高度的选民分裂导致严重的政治冲突，而离心型民主体制无法塑造有效的国家能力，两者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民主的反对者为专制制度和威权体制张目的现象，以一些民主体制的崩溃为例，反民主对于民主在近现代的节节胜利视而不见。该书以四个国家的案例为依据，对于不同民主体制和选举形式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这些足可“引以为戒”的教训，有助于思考怎样建立健全的民主体制。
2014年，塞缪尔·E·芬纳的《统治史》一书面世。这是一部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传世巨著。主要关注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到1993年作者去世前，《统治史》已完成计划中36章的34章，有关中国的内容截止到1780年。现代国家的诞生，与政治制度的创新和建立密切相关。在数千年历史中，成王败寇，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以及打江山、坐江山的思维使得王朝更替大都以血流成河，人死如蚁为代价。而现代政治制度的成功之处，是通过民主选择避免了暴力冲突。可以说，《统治史》展示了世界历史上政治制度的步步演化。
翻译家尹萱翻译的《辩论》一书，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了精装版。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尹萱先生的译笔，不仅以信达雅为标准，而且增加了注释，大大方便了该书的阅读，也使得人类首部成文宪法（即美国宪法）的诞生过程描述得更为详尽。在法学方面，2014年出版的重要著作，首先是中国学者王希的《原则与妥协》。该书为第三版，作者新增了20万字，这些内容主要是911之后，美国政治体制调整和变化。另有王人博《法的中国性》也很值得一读。 在人治传统悠久的国家引入法治，必须完成语境的传布和表达。在此之前，传播者必须对西方的民权、民主、宪法有着深刻的理解，才能避免肤浅的正确。近年来，王人博一直进行着这方面的努力。在《法的中国性》中，王人博以词源学的眼光，考察了前人在法治、宪法上的观念及由来。无论是制度的引进还是文化的融合，中国立场始终隐性或显性地存在。而这种主体性的主动选择，必须由我们自己的实践和试错来调适。较之于学术的引进和介绍，王人博无疑更进了一步。
思想类的图书中，《荣耀与丑闻 ： 反思德国浪漫主义》是一次思想的清理。在20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越出文学疆域，染上民族主义色彩，它涉足政治，在“一战”期间变身为“钢铁浪漫主义”，将无数青年送上战场；在纳粹时期，浪漫主义为20世纪的政治大灾难助纣为虐。思想的越界一旦演变为现实的狂热，必然酿就悲剧的苦酒。显而易见，希特勒的作为及后果决非《浮士德》的作者歌德所乐于看到。历史上，现实中，狭隘民族主义正是在高调下得以为恶。该书对德国浪漫主义的反思，或许是盲目激情的清醒剂。
启蒙运动内部纷繁复杂，在《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一书中，作者伯林分析了维柯、赫尔德、哈曼对于启蒙运动不同的批评。显然，他们对于启蒙运动中的过度科学思维颇为不满，并在各自不同的学术领域和思潮中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任何一种思想，如果没有经过批评的检验，就以“武器的批判”君临天下，且自称正确不容反对，都将造成思维的封闭和观念的陈腐。真正的真理，往往在批评中自我完善和趋于成熟。或许正因为如此，赫希曼在《自我颠覆的倾向》一书中，以文集的形式展示自己的思想历程。赫希曼写作回忆录的目的是激发思想。 作者对于西方20世纪的政治和经济有着深入的观察和分析，而前面立说、后面颠覆的写作方式，又体现了作者对于真理的敬畏与谦卑。在这里，“我能否相信自己”是其诚实的姿态。书中牵涉到的政治、经济和民主问题可以启发读者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而《好公民 ： 美国公共生活史》反驳了美国公共生活衰落的说法。在一个开放和具有活力的社会，民众的公共生活必然多彩多姿，且具有多种选择。作者看来，现代的公民不必效仿过去的公民，现在他们应该做的就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密切监视政治世界。显然，作者的言说都置于美国语境之下。国内学者的著作中，茅海建2014年出版了《戊戌变法的另面 ： “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长期以来，有关戊戌变法的说法，一直受到康梁主导。而他们的历史叙事中，多有作伪之举。这对历史学家的研究提出了挑战。茅海建以“扎硬寨，打死仗”的史料考据，通过对张之洞档案的解读，解释了戊戌变法不同的面相。该书对于历史人物入张之洞的研究，可以让读者“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改变被塑造的单向度认识角度。推翻陈说的历史学著作，还包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学者唐启华著作《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大陆学者邓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两书分别从外交与国内政争的角度，对于巴黎和会做出了全新解释，而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因此获得了全新的解读。葛兆光的《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通过李朝朝鲜的燕行文献，让读者重新思考近世东亚以及中国，重看东亚与中国的文化史，重新思考亚洲与中国、民族与认同、族群与疆域等问题。
当代史学者王海光的《时过境未迁》，探讨了当代史治史的考据、文章、理路等问题。文集中的文章有史有论，有点有面，有述有评，有考有证，内容丰富，笔法严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出台的制度背景，反右等中国当代史中一些重要问题，书中均有涉猎。最让人激赏的，莫过于作者对于历史研究真谛的阐述：“评判历史是要讲述功业成败，但还有比功业成败更长久的东西，这就是永恒的人性。”仅此一端，王海光的识见就高过了很多同行。 引进版的图书中，值得一读的还有《威廉·夏伊勒的二十世纪之旅》。夏伊勒以《第三帝国的兴亡》而名世，并著有《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该书是作者三卷本回忆录，时间跨度为1904-1988年。作为长驻欧洲的新闻人，作者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几次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以及几个大国的兴衰和覆亡，包括第三共和国的灭亡、第三帝国的兴亡，也包括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该书第二卷对于第三帝国的描述颇为精彩， 1993年去世之前，夏伊勒曾初访苏联，并再访柏林。其时身体尚健，本可以写得更多，终止于1988年让人意犹未尽。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是一套让世界史读者期待很久的著作。该书以地中海为中心，作者在第一部讲述1453年君士坦丁堡之陷落，将其视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这两个世界冲突的一部分，并将其置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西方世界争夺地中海的长期斗争的背景之下。第二部《海洋帝国》描述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在地中海上的继续西进。第三部《财富之城》可算威尼斯共和国简史，侧重其在地中海上的外交与战争，尤其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抗。该书作者精通多种语言且全无西方中心论思想，在文献研究之外注重实地考察。这种“知行合一”的研究和写作，成就了一部知识含量丰富，手法和技巧如同小说一样跌宕起伏的史学名著。
在经济类图书中，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托马斯·皮凯蒂对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的财富收入做了详尽探究，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析，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他认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皮凯蒂指出，最富有的那批人不是因为劳动创造了财富，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富，一句话：人生而不平等。由于资本回报率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贫富不均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东西，所以要彻底铲除经济中的这种不平等现象，就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对富人征收累进税来保护民主社会。尽管皮凯蒂提出的解决之道存在争议，但是，他关注到的贫富分化问题无疑需要每个国家正视。
同样是诊断资本主义的病症，《资本主义大变形》一书的作者斯托克曼认为，权贵资本主义政治给美国带来了重大危害，并威胁着自由市场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作为里根时期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曾经介入公司经营，他推崇稳健货币和稳健财政，大规模接触管制以刺激民间投资，大规模改善收入分配以刺激普通民众消费。与一般民众相比，权贵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如何遏制他们挟持国家和政府以自肥，是一个永远存在的难题——而且，它并非仅仅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
而《政府与市场 ： 变革中的政府职能》与《自由市场革命 ： 终结大政府之路》关注的都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与此前一样，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加强政府干预的呼声再次高涨。但是，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实施监督职能，其力度和范围有多大，显然不能一概而论。维托·坦茨回顾了二战以前至今不同时期政府经济职能的变化，并给出了建议。过去，当权者凭借政治权力进行的管理活动，经常扭曲市场机制，将收入从社会公众手中再分配到寡头统治集团。民主制度建立后，法国经济学家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曾告诫人们，现代社会的危险在于每个人都想借助国家的名义，以他人的牺牲为代价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在现实中，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一个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的政府。《自由市场革命 ： 终结大政府之路》以案例和数据为基础，阐明了与资本主义经济兴衰相伴而生的国家权力的消长，提出在根本上限制国家权力对经济自由的侵蚀。显然，“必要的恶”不能成为越出牢笼的利维坦，否则人们就将被其吞噬——无论它自称多么崇高、伟大和善良。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许多人对于现有的发展轨迹保持悲观的态度，认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已经堕落且难以逆转。而杰里米·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为读者描述了一个前景无比美好的社会。通讯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物流互联网造就一个超级物联网。届时，在最初的成本投入之后，共享经济的繁荣使得人们不仅可以用很小的成本享受到虚拟资讯服务，而且在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状况下获得实体性的物质。政府的推动和年轻人对共享经济的热衷，使得中国和德国将引领这一股潮流。理论变成现实总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里夫金认为，自己的预测在三四十年内就可能变成现实。但是，现实的复杂程度可能将使其预言难以应验——至少，政府将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和需要作出的改变就不在里夫金的研究之内，而这恰恰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