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按国家相关规定，从今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将不得再免费提供购物塑料袋。
在奥运会开幕前两个月出此政策，政府用意不言自明。当然，这既可以看成是践行“绿色奥运”的应时之举，也可以在更广阔视野下，看成是国家重视环保的又一行动。
以塑料袋为代表的不可降解塑料（亦称通用塑料或传统塑料）制品的大量使用，及其造成的“白色污染”被诟病已久，在奥运会背景下，问题显得尤为急迫。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笔者说，如果对于“白色污染”不加以高度重视，城市会“死于白色污染”，即使是北京——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地也未必能够幸免。
这只是一个显得有些耸人听闻的预言，没有人希望它能成为现实。但问题是，我们必须看到“白色污染”的严重程度，预见它如果得不到很好治理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及时采取科学、合理、有效的措施。
通用塑料制造的环境问题
从本质上看，翁云宣的工作正是在努力防止“绿色奥运”变成“白色奥运”。
翁云宣的身份是中国塑料工业协会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尽管这个头衔在业内很有些分量，但翁云宣的年龄并不大，也许这正和降解塑料在塑料行业发展的阶段以及广阔的发展空间相对应。
前不久，翁云宣对笔者说：“降解塑料的春天不远了。”
降解塑料的春天恰恰孕育在由通用塑料制造的环境问题的冬天：
一项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每年废弃的塑料快餐盒达100亿只之多，其中80％以上未经回收，大量散落在环境中，重量在8万吨以上；还有数据说，中国每天有20亿个塑料袋被抛弃；中国塑料工业协会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的数据称，北京市日产垃圾1.2万吨，且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其中仅超市每天的塑料袋消耗量就达到5吨。
专家认为，这些废弃物绝大多数是通用塑料制品，要想被自然环境中的微生物利用、分解，需要200年；如果将这些塑料废弃物填埋，不仅会影响农作物吸收养分和水分，导致减产，还会占用和浪费大量土地；对其焚烧，则会释放出多种化学有毒气体，比如毒性极大的二恶英。即使在摄入量很小的情况下，这种气体也能使鸟类和鱼类出现畸形和死亡，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对人也有很大危害。
对“绿色奥运”“变白”的担心正与这些事实相关。
据保守估计，北京奥运会期间，奥运村每天要为20000名运动员、教练员、奥运官员提供餐饮，在各比赛场所要为观众提供近7000万份餐饮。整个奥运会期间将产生10000吨以上垃圾，其中大部分为餐饮垃圾，包括4％也即400吨的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
“对这些垃圾的处理，将直接影响到‘绿色奥运’理念的落实。而且在全球环境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必将影响到国际社会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评价。”翁云宣说，“如果使用生物降解塑料餐具，既可以解决‘白色污染’问题，也可以带动我国‘十一五’重点产业——生物降解塑料产业的发展。”
源于自然，归于自然
德国《应用化学》杂志曾经发表文章说，1973年能源危机以后，替代能源和资源，如生物质问题引起人们注意并加强了研究。这可以看成降解塑料的发端。而且，这也表明了降解塑料除了具有环保意义外，还具有能源节约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塑料是否可以降解，只与其化学结构有关，而与原料来源并不完全相关，石油基（以石油为原料）塑料既有可降解的，也有不可降解的；生物基塑料则通常可以降解。
在业内，塑料的降解性能按照降解条件被分成光降解、热氧降解和生物降解。其中生物降解塑料——用专业的话描述——是指能在自然界如土壤或堆肥化或厌氧消化条件下或有水性环境中被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分解，对环境不会造成负面影响的一类材料。
从笔者了解到的各方面信息看来，生物基的生物降解塑料最为引人注目。在中国塑料工业协会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致北京奥组委的一份材料中，对于生物降解塑料（主要指生物基的生物降解塑料）的特点如此描述：
相对于普通塑料，生物塑料可降低30％~50％石油资源的消耗，减少我们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同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消耗二氧化碳和水（植物光合作用将其变成淀粉），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生物降解塑料可以和有机废弃物（如厨余垃圾）一起堆肥处理，因此和一般塑料垃圾相比，省去了人工分拣的步骤，大大方便了垃圾收集和处理。
美国Nature Works公司资深技术顾问甄光明博士曾向笔者展示过一张照片：一个由聚乳酸（以玉米淀粉为原料的生物降解塑料）制成的一次性水杯在堆肥条件下，经过47天，完全与环境融为一体。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甄光明说。
成功的先例
如果真的实现“源于自然，归于自然”，人们有望不必再为北京奥运会期间产生的万吨垃圾头痛。
成功的先例是有的：
在都灵冬奥会上，都灵奥组委明确规定，在奥运场馆和比赛场地的所有餐饮服务提供商所使用的一次性餐具，必须是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包括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在内所有餐饮供应商都使用了生物降解塑料餐具制品，实现了都灵冬奥会提出的环境目标。
2000年悉尼奥运会，在餐具、食品包装和垃圾袋等方面共计使用了约2000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有效解决了“白色污染”问题，被国际奥委会体育与环境委员会主席波尔·施密特誉为“历届奥运会中环保工作做得最好的一届”。
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为解决“白色污染”问题，同样使用了生物降解塑料餐具制品和垃圾袋。
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上使用的所有2270万个一次性餐具和120万个可重复使用的餐具（托盘、容器、杯子等），以及所有垃圾袋，都是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同时，爱知世博会还将生物降解塑料应用到了标语、横幅、产品外包装、路标、地图、遮阳布等更广泛的领域。
早在2005年10月18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从当年11月1日起，全球最大的连锁超市沃尔玛将首先为新鲜草莓、芽甘蓝、切开的水果和香草等鲜切食品换上由聚乳酸制成的包装，以替代原来的石油基塑料包装。此项措施每年涉及1.14亿个包装。据沃尔玛方面称，这项举措将为人类节省80万加仑石油，并减少了至少1100万磅的温室气体排放。
除了前面提到的Nature Works公司外，到目前为止涉足生物降解塑料（包括石油基产品和生物基产品）的全球知名公司还有日本昭和电工、三菱化学、拜耳、巴斯夫、杜邦等。中国的清华大学、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科院微生物所等机构与国内一些企业合作，也开发、生产了数种生物降解塑料。
专家称，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培育后，不少厂商开始扩大产能，以期进一步降低成本，巩固市场。无疑，这使消费者和有意进入这一领域的竞争者增强了信心。
厂商的信心更来自巨大的市场空间：
有说法称，中国2005年的塑料使用总量为2500~3000万吨，其中约550万吨用于包装，一次性包装需求占三分之一；预计到2010年塑料使用总量将达到8000万吨。
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全球生物降解塑料年产量只有12万吨；2007年前，全球新投产的生物降解聚合物产能将达到22.5~30万吨。
“目前看来，降解塑料规模太小，只是对传统塑料的补充；但可以肯定，降解塑料代表了塑料工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前途无限光明。”翁云宣说。
需要做什么
尽管透出了绿色的气息，但降解塑料的春天毕竟还没有到来。挡在春天面前的一是价格，二是消费观念。
作为对国内这一行业情况最熟悉的人之一，翁云宣也不很清楚各种生物降解塑料与通用塑料相比，究竟存在多少价格劣势。“有些降解塑料价格相当于通用塑料的2~3倍，有些降解塑料价格只比通用塑料高20％左右。”翁云宣说。
按照甄光明的说法，目前聚乳酸（热塑级）长期大宗商业合约订单的出厂价约为11000~16000元（人民币）／吨，这已与中国市场上通用塑料价格相当。
甄光明说，如果获得进口关税减免或获准在中国成规模生产，聚乳酸的价格问题已经不成为障碍。
企业和行业协会的想法是一致的，即价格劣势要靠政府政策来补齐。 动作不是没有，比如国家发改委在2001年发布的有关文件中，明确限制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使用，推荐使用降解塑料制品，尤其是生物降解塑料制品；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草案）》和《固废法（修订）》，鼓励再生生物质能（生物降解塑料属于生物质）的利用和降解塑料推广应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中，都将发展生物降解塑料产业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但总体而言，我们的政策和规定缺乏可操作的细则。”此间专家说。
比如德国，鼓励使用生物降解塑料，但并不禁止通用塑料制品的使用，不过，通用塑料制品在抛弃时要缴纳两三倍的垃圾处置费，而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则不需要缴纳这一费用。这样一来，政策调节的作用就很具体易行了。
翁云宣说，国家对发展降解塑料鼓励性的提法有，但实际的政策不多；对通用塑料应用于一次性产品的限制性规定也相对不足，起不到什么约束作用。
至于消费者观念，翁云宣说，有些人以为可降解塑料不如通用塑料耐用，这是常识的误区，需要通过有关方面加强宣传来解决。
翁云宣更想强调的是，即使在价格略高于通用塑料制品情况下，消费者也应当有意识地优先选择降解塑料。“我知道在欧洲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在降解塑料制品价格比通用塑料制品高三分之一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消费者仍会选择降解塑料。而在中国，你要是凭空调查，消费者的回答也许是选择降解塑料，至于平时实际的购买行为，谁知道呢！”
回到奥运会问题上，翁云宣的建议很具体：
在集中用餐的地方，有选择地使用可多次使用的生物降解塑料餐具；在使用一次性餐具的场所，全部使用生物降解塑料一次性餐具；所有垃圾袋都使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依托专业机构，确定生物降解塑料餐具的使用场合和准入规范，并在招标文件中对餐饮供应商使用生物降解塑料餐具提出明确要求；依托环卫部门设计建立完善的垃圾回收体系，对生物降解塑料进行堆肥处理。
在奥运会开幕前两个月出此政策，政府用意不言自明。当然，这既可以看成是践行“绿色奥运”的应时之举，也可以在更广阔视野下，看成是国家重视环保的又一行动。
以塑料袋为代表的不可降解塑料（亦称通用塑料或传统塑料）制品的大量使用，及其造成的“白色污染”被诟病已久，在奥运会背景下，问题显得尤为急迫。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笔者说，如果对于“白色污染”不加以高度重视，城市会“死于白色污染”，即使是北京——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地也未必能够幸免。
这只是一个显得有些耸人听闻的预言，没有人希望它能成为现实。但问题是，我们必须看到“白色污染”的严重程度，预见它如果得不到很好治理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及时采取科学、合理、有效的措施。
通用塑料制造的环境问题
从本质上看，翁云宣的工作正是在努力防止“绿色奥运”变成“白色奥运”。
翁云宣的身份是中国塑料工业协会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尽管这个头衔在业内很有些分量，但翁云宣的年龄并不大，也许这正和降解塑料在塑料行业发展的阶段以及广阔的发展空间相对应。
前不久，翁云宣对笔者说：“降解塑料的春天不远了。”
降解塑料的春天恰恰孕育在由通用塑料制造的环境问题的冬天：
一项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每年废弃的塑料快餐盒达100亿只之多，其中80％以上未经回收，大量散落在环境中，重量在8万吨以上；还有数据说，中国每天有20亿个塑料袋被抛弃；中国塑料工业协会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的数据称，北京市日产垃圾1.2万吨，且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其中仅超市每天的塑料袋消耗量就达到5吨。
专家认为，这些废弃物绝大多数是通用塑料制品，要想被自然环境中的微生物利用、分解，需要200年；如果将这些塑料废弃物填埋，不仅会影响农作物吸收养分和水分，导致减产，还会占用和浪费大量土地；对其焚烧，则会释放出多种化学有毒气体，比如毒性极大的二恶英。即使在摄入量很小的情况下，这种气体也能使鸟类和鱼类出现畸形和死亡，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对人也有很大危害。
对“绿色奥运”“变白”的担心正与这些事实相关。
据保守估计，北京奥运会期间，奥运村每天要为20000名运动员、教练员、奥运官员提供餐饮，在各比赛场所要为观众提供近7000万份餐饮。整个奥运会期间将产生10000吨以上垃圾，其中大部分为餐饮垃圾，包括4％也即400吨的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
“对这些垃圾的处理，将直接影响到‘绿色奥运’理念的落实。而且在全球环境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必将影响到国际社会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评价。”翁云宣说，“如果使用生物降解塑料餐具，既可以解决‘白色污染’问题，也可以带动我国‘十一五’重点产业——生物降解塑料产业的发展。”
源于自然，归于自然
德国《应用化学》杂志曾经发表文章说，1973年能源危机以后，替代能源和资源，如生物质问题引起人们注意并加强了研究。这可以看成降解塑料的发端。而且，这也表明了降解塑料除了具有环保意义外，还具有能源节约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塑料是否可以降解，只与其化学结构有关，而与原料来源并不完全相关，石油基（以石油为原料）塑料既有可降解的，也有不可降解的；生物基塑料则通常可以降解。
在业内，塑料的降解性能按照降解条件被分成光降解、热氧降解和生物降解。其中生物降解塑料——用专业的话描述——是指能在自然界如土壤或堆肥化或厌氧消化条件下或有水性环境中被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分解，对环境不会造成负面影响的一类材料。
从笔者了解到的各方面信息看来，生物基的生物降解塑料最为引人注目。在中国塑料工业协会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致北京奥组委的一份材料中，对于生物降解塑料（主要指生物基的生物降解塑料）的特点如此描述：
相对于普通塑料，生物塑料可降低30％~50％石油资源的消耗，减少我们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同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消耗二氧化碳和水（植物光合作用将其变成淀粉），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生物降解塑料可以和有机废弃物（如厨余垃圾）一起堆肥处理，因此和一般塑料垃圾相比，省去了人工分拣的步骤，大大方便了垃圾收集和处理。
美国Nature Works公司资深技术顾问甄光明博士曾向笔者展示过一张照片：一个由聚乳酸（以玉米淀粉为原料的生物降解塑料）制成的一次性水杯在堆肥条件下，经过47天，完全与环境融为一体。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甄光明说。
成功的先例
如果真的实现“源于自然，归于自然”，人们有望不必再为北京奥运会期间产生的万吨垃圾头痛。
成功的先例是有的：
在都灵冬奥会上，都灵奥组委明确规定，在奥运场馆和比赛场地的所有餐饮服务提供商所使用的一次性餐具，必须是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包括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在内所有餐饮供应商都使用了生物降解塑料餐具制品，实现了都灵冬奥会提出的环境目标。
2000年悉尼奥运会，在餐具、食品包装和垃圾袋等方面共计使用了约2000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有效解决了“白色污染”问题，被国际奥委会体育与环境委员会主席波尔·施密特誉为“历届奥运会中环保工作做得最好的一届”。
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为解决“白色污染”问题，同样使用了生物降解塑料餐具制品和垃圾袋。
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上使用的所有2270万个一次性餐具和120万个可重复使用的餐具（托盘、容器、杯子等），以及所有垃圾袋，都是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同时，爱知世博会还将生物降解塑料应用到了标语、横幅、产品外包装、路标、地图、遮阳布等更广泛的领域。
早在2005年10月18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从当年11月1日起，全球最大的连锁超市沃尔玛将首先为新鲜草莓、芽甘蓝、切开的水果和香草等鲜切食品换上由聚乳酸制成的包装，以替代原来的石油基塑料包装。此项措施每年涉及1.14亿个包装。据沃尔玛方面称，这项举措将为人类节省80万加仑石油，并减少了至少1100万磅的温室气体排放。
除了前面提到的Nature Works公司外，到目前为止涉足生物降解塑料（包括石油基产品和生物基产品）的全球知名公司还有日本昭和电工、三菱化学、拜耳、巴斯夫、杜邦等。中国的清华大学、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科院微生物所等机构与国内一些企业合作，也开发、生产了数种生物降解塑料。
专家称，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培育后，不少厂商开始扩大产能，以期进一步降低成本，巩固市场。无疑，这使消费者和有意进入这一领域的竞争者增强了信心。
厂商的信心更来自巨大的市场空间：
有说法称，中国2005年的塑料使用总量为2500~3000万吨，其中约550万吨用于包装，一次性包装需求占三分之一；预计到2010年塑料使用总量将达到8000万吨。
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全球生物降解塑料年产量只有12万吨；2007年前，全球新投产的生物降解聚合物产能将达到22.5~30万吨。
“目前看来，降解塑料规模太小，只是对传统塑料的补充；但可以肯定，降解塑料代表了塑料工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前途无限光明。”翁云宣说。
需要做什么
尽管透出了绿色的气息，但降解塑料的春天毕竟还没有到来。挡在春天面前的一是价格，二是消费观念。
作为对国内这一行业情况最熟悉的人之一，翁云宣也不很清楚各种生物降解塑料与通用塑料相比，究竟存在多少价格劣势。“有些降解塑料价格相当于通用塑料的2~3倍，有些降解塑料价格只比通用塑料高20％左右。”翁云宣说。
按照甄光明的说法，目前聚乳酸（热塑级）长期大宗商业合约订单的出厂价约为11000~16000元（人民币）／吨，这已与中国市场上通用塑料价格相当。
甄光明说，如果获得进口关税减免或获准在中国成规模生产，聚乳酸的价格问题已经不成为障碍。
企业和行业协会的想法是一致的，即价格劣势要靠政府政策来补齐。 动作不是没有，比如国家发改委在2001年发布的有关文件中，明确限制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使用，推荐使用降解塑料制品，尤其是生物降解塑料制品；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草案）》和《固废法（修订）》，鼓励再生生物质能（生物降解塑料属于生物质）的利用和降解塑料推广应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中，都将发展生物降解塑料产业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但总体而言，我们的政策和规定缺乏可操作的细则。”此间专家说。
比如德国，鼓励使用生物降解塑料，但并不禁止通用塑料制品的使用，不过，通用塑料制品在抛弃时要缴纳两三倍的垃圾处置费，而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则不需要缴纳这一费用。这样一来，政策调节的作用就很具体易行了。
翁云宣说，国家对发展降解塑料鼓励性的提法有，但实际的政策不多；对通用塑料应用于一次性产品的限制性规定也相对不足，起不到什么约束作用。
至于消费者观念，翁云宣说，有些人以为可降解塑料不如通用塑料耐用，这是常识的误区，需要通过有关方面加强宣传来解决。
翁云宣更想强调的是，即使在价格略高于通用塑料制品情况下，消费者也应当有意识地优先选择降解塑料。“我知道在欧洲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在降解塑料制品价格比通用塑料制品高三分之一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消费者仍会选择降解塑料。而在中国，你要是凭空调查，消费者的回答也许是选择降解塑料，至于平时实际的购买行为，谁知道呢！”
回到奥运会问题上，翁云宣的建议很具体：
在集中用餐的地方，有选择地使用可多次使用的生物降解塑料餐具；在使用一次性餐具的场所，全部使用生物降解塑料一次性餐具；所有垃圾袋都使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依托专业机构，确定生物降解塑料餐具的使用场合和准入规范，并在招标文件中对餐饮供应商使用生物降解塑料餐具提出明确要求；依托环卫部门设计建立完善的垃圾回收体系，对生物降解塑料进行堆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