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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人都在说辛亥革命，当年战事进行时，革命党一方有学生中弹后“血流被面，犹能撕衣自裹，荷枪猛呼而进”。《申报》因此而感叹：“有人如此，我中国前途，不难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尽管这联想似太广远，却表出了近代很多国人的朝思暮想。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凌驾于欧美之上。“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正是时人心态一个生动而形象的表述。
民国建立后，杜亚泉回顾清季立宪国策说，“我国由君主立宪之预备时期，一跃而为民主立宪之确定时期，其进化之速，亦足为我国民幸矣”。而袁世凯稍早在鼎革时也曾说：由于改用共和国体，中国人遂“由专制朝廷之臣仆，一跃而为共和平等之人民。实我中华无上之光荣，亦世界罕闻之盛举”。
两人再次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一跃”，很能表现一举领先的荣幸感。而且这几乎是个二级跳式的跃进，前“一跃”的立宪尚未及实现，后“一跃”的共和已凌空起步，并轻松跨越。故若从倒放电影的视角看，两跃的起步点几乎是同一的。若分而视之，从前“一跃”到后“一跃”，也没用多久。当时共和国不多，中国便居其一，在亚洲更是第一。久积之愿望，竟然一朝实现，得来不甚费工夫，其庆幸、自豪之感，皆发自内心。自19世纪中叶以来，这样的心境，已久违了。
对另一些人来说，革命原来可以如此轻松容易，从此进一步确立了革命的正确性和吸引力。“革命”在中国社会不胫而走，从家庭到佛教这些本与革命无缘的领域里，竟到处可见其身影。很多人遇到问题时，一个名列前茅的选项就是革命。套用今人的话说，在改写历史之后，要同样以跨越的方式续写历史，成为后来很多人的向往。但也常因其事不能速成，而给很多人带来失望——当初尝试共和不到两年，时人便群相不满：激进者以为中国的文化甚或中国人的国民性有问题，稍保守者则认为共和国体并不适合中国。
大体上，近代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之下，受西学的感染，产生出“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迫心态，总希望一举摆脱所有烦恼、解决全部问题。内外问题相逼越紧迫，想一举解决问题的心情就越急切，而解决不了问题时心情就倍加烦躁焦虑。这样的心态越来越炽热，越来越强烈，在读书人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再加上近代中国战乱频仍，战争年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局势瞬息万变，生死也在须臾之间。人们渐渐习惯于立竿见影，而不惯作稍微长远的思考。
切勿以为这是激进知识青年的专利。我们教科书中常被定性为“保守”的张之洞，在他六十岁的时候曾说，只要照他所规划的方式办理新学堂，“则万学可一朝而起”。这样充满想象意味的“万”和“一”的对应，出自一位“保守”的六十老翁，最能体现当年的时代精神。再以后，从“毕其功于一役”的期盼，到“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豪言壮语，那些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政治人物，也说出了很多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
这类迫不及待的心态，从19世纪后期产生，进而成为20世纪的表征，又延续到21世纪，仍引领着我们中的许多人。它既是我们昨天的历史，也是我们今天的国情。因为曾经落后，吃了很多“落后”的亏，总担心那情景复现，总希望能快些跃居前列。在速度成为一个重要甚至首要的考虑后，其他很多考虑都退居次要，甚或变为不必要。
更随着近代物质社会的兴起，一个最大也最持久的隐患，即为了尽快取得物质的成就，不惜斯文扫地，甚至主动让斯文扫地。而斯文一旦扫地，市道即迅猛流行；以前种种道义约束，被很多人视为“无用”，和我们渐离渐远，步步淡出。一个曾以文化自负的民族，在举国皆迫不及待之后，渐失了雍容，以如飞的步履，追逐着可以计量的物化成功。这是一种典型的赶超心态。今人爱说的“浮躁”，远不足以表述其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
在一个真有文化的社会里，尊卑本不必以物质为基础。欧洲如今已在很多方面依赖着美国，但不少欧洲人内心仍不十分看得起美国，对于在全世界如风卷残云的美国方式，总感觉有“暴发户”的味道。尽管欧洲人对美国风的抵御未必都成功，现在甚至经典歌剧的演员，也愿意到纽约发展。但他们毕竟斯文未曾扫地，还能够保持不以物质成败论英雄的文化自负。
而一个赶超者则不同。鲁迅曾说，从小康落入窘困的人家，对世态炎凉最为敏感。曾经没落甚或受到欺侮的人，的确特别希望以成功证明自己的价值。或许还是收起吃过亏受了气的屈辱之心，回归平常人的平常心。但就像从马上打天下到下马治天下的过渡是一个较长的艰难过程一样，从赶超心态到平常心的过渡，也不会是个短暂的过程，更绝非易事。而改变的方法或亦仅一途，即修文德以自养，寄希望于文化的力量。
(作者为历史学教授）
民国建立后，杜亚泉回顾清季立宪国策说，“我国由君主立宪之预备时期，一跃而为民主立宪之确定时期，其进化之速，亦足为我国民幸矣”。而袁世凯稍早在鼎革时也曾说：由于改用共和国体，中国人遂“由专制朝廷之臣仆，一跃而为共和平等之人民。实我中华无上之光荣，亦世界罕闻之盛举”。
两人再次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一跃”，很能表现一举领先的荣幸感。而且这几乎是个二级跳式的跃进，前“一跃”的立宪尚未及实现，后“一跃”的共和已凌空起步，并轻松跨越。故若从倒放电影的视角看，两跃的起步点几乎是同一的。若分而视之，从前“一跃”到后“一跃”，也没用多久。当时共和国不多，中国便居其一，在亚洲更是第一。久积之愿望，竟然一朝实现，得来不甚费工夫，其庆幸、自豪之感，皆发自内心。自19世纪中叶以来，这样的心境，已久违了。
对另一些人来说，革命原来可以如此轻松容易，从此进一步确立了革命的正确性和吸引力。“革命”在中国社会不胫而走，从家庭到佛教这些本与革命无缘的领域里，竟到处可见其身影。很多人遇到问题时，一个名列前茅的选项就是革命。套用今人的话说，在改写历史之后，要同样以跨越的方式续写历史，成为后来很多人的向往。但也常因其事不能速成，而给很多人带来失望——当初尝试共和不到两年，时人便群相不满：激进者以为中国的文化甚或中国人的国民性有问题，稍保守者则认为共和国体并不适合中国。
大体上，近代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之下，受西学的感染，产生出“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迫心态，总希望一举摆脱所有烦恼、解决全部问题。内外问题相逼越紧迫，想一举解决问题的心情就越急切，而解决不了问题时心情就倍加烦躁焦虑。这样的心态越来越炽热，越来越强烈，在读书人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再加上近代中国战乱频仍，战争年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局势瞬息万变，生死也在须臾之间。人们渐渐习惯于立竿见影，而不惯作稍微长远的思考。
切勿以为这是激进知识青年的专利。我们教科书中常被定性为“保守”的张之洞，在他六十岁的时候曾说，只要照他所规划的方式办理新学堂，“则万学可一朝而起”。这样充满想象意味的“万”和“一”的对应，出自一位“保守”的六十老翁，最能体现当年的时代精神。再以后，从“毕其功于一役”的期盼，到“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豪言壮语，那些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政治人物，也说出了很多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
这类迫不及待的心态，从19世纪后期产生，进而成为20世纪的表征，又延续到21世纪，仍引领着我们中的许多人。它既是我们昨天的历史，也是我们今天的国情。因为曾经落后，吃了很多“落后”的亏，总担心那情景复现，总希望能快些跃居前列。在速度成为一个重要甚至首要的考虑后，其他很多考虑都退居次要，甚或变为不必要。
更随着近代物质社会的兴起，一个最大也最持久的隐患，即为了尽快取得物质的成就，不惜斯文扫地，甚至主动让斯文扫地。而斯文一旦扫地，市道即迅猛流行；以前种种道义约束，被很多人视为“无用”，和我们渐离渐远，步步淡出。一个曾以文化自负的民族，在举国皆迫不及待之后，渐失了雍容，以如飞的步履，追逐着可以计量的物化成功。这是一种典型的赶超心态。今人爱说的“浮躁”，远不足以表述其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
在一个真有文化的社会里，尊卑本不必以物质为基础。欧洲如今已在很多方面依赖着美国，但不少欧洲人内心仍不十分看得起美国，对于在全世界如风卷残云的美国方式，总感觉有“暴发户”的味道。尽管欧洲人对美国风的抵御未必都成功，现在甚至经典歌剧的演员，也愿意到纽约发展。但他们毕竟斯文未曾扫地，还能够保持不以物质成败论英雄的文化自负。
而一个赶超者则不同。鲁迅曾说，从小康落入窘困的人家，对世态炎凉最为敏感。曾经没落甚或受到欺侮的人，的确特别希望以成功证明自己的价值。或许还是收起吃过亏受了气的屈辱之心，回归平常人的平常心。但就像从马上打天下到下马治天下的过渡是一个较长的艰难过程一样，从赶超心态到平常心的过渡，也不会是个短暂的过程，更绝非易事。而改变的方法或亦仅一途，即修文德以自养，寄希望于文化的力量。
(作者为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