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站在重大的历史关口，叶剑英元帅总是能够明断是非，果敢抉择：他曾力排众议，助邓小平东山再起；专机赴西安搭救胡耀邦和为完成“两弹一星”伟业，三邀张爱萍上将出山
“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
1969年12月，因“战备疏散”到了湖南的叶剑英，向前来探望的王震了解因同样原因到江西的邓小平的生活状况，并说：“中国可以没有我叶剑英，但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
林彪叛逃之后，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在邓小平的工作安排上屡屡建言。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同人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11月6日，李先念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小平的问题解决了，大家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则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在1975年1月的中央军委办公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曾两次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尽管邓小平已经在挨批判，但在名义上他还主持着中央工作。按常规，应该让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但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致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大家不服气。于是，张春桥提出让叶剑英来致悼词。叶剑英坚决地说：“邓小平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又有国际威望，理应由他来致悼词。”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10月，“四人帮”被粉碎。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要把消息通报给邓小平，他急切地盼望邓小平能东山再起，治国安邦。
10月8日，在华国锋主持召开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叶剑英第一个向中央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尽管他的这一提议遭到拒绝，但他仍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准备。他对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说：“凡是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再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前，华国锋将其在会议上的讲话稿拿来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借此第三次提出让邓小平复出。会议期间，叶剑英找华国锋谈话，第四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王震、李先念也都表达了相同的意见。
于是，在1977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会议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乘专机亲赴西安救出胡耀邦
1964年11月，胡耀邦被中央派往陕西，担任了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如火如荼，胡耀邦到陕西后，果断做出了“三暂停”的决定，即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和暂停夺权。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但当时“左”倾错误泛滥。胡耀邦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的严厉批判，说他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西北局某些领导从1965年2月下旬开始，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胡耀邦，直批得他突发脑蛛网膜炎，被送进医院抢救。
6月上旬，批判胡耀邦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叶剑英、张宗逊、张爱萍突然從北京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帅听说胡耀邦因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残酷批判，大为震惊，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叶剑英一行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结束后，叶剑英说：“耀邦，你留一下。”胡耀邦单独留下后，叶剑英问他：“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啊？”胡耀邦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了，可是还过不了关！”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啊！在西安说不清楚，就回北京去谈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6月20日，胡耀邦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回到了北京。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胡耀邦即被“停职反省”，又因“拒不认罪”而久久不得解放。1975年春，叶剑英去中央党校讲话，发现胡耀邦也在“四人帮”为整肃老干部而专门举办的“读书班”里，当即约他谈话，回到中南海后，又立即向邓小平说明情况。不久，胡耀邦就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不久，“四人帮”疯狂反扑，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胡耀邦又被打倒。叶剑英此时也被冠以“养病”之名，而被夺了权。
“四人帮”被粉碎后，叶剑英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正面临着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就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就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就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帅听了叶选宁的汇报，称赞胡耀邦的三条建议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他竭力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但胡耀邦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叶剑英于1977年2月间，约胡耀邦来西山自己的家里，劝导他：“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剑英还寓意深长地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果然，胡耀邦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后，平反了不少历年来的冤假错案。
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华国锋提出要胡耀邦到中央来工作，叶剑英立即表示赞同。不久，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党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三次力邀张爱萍出山
1960年3月18日，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兼任了国防科委副主任，负责“两弹一星”发射基地的组织领导工作。但这一切，却在1966年10月27日戛然而止了。不久，张爱萍遭遇了5年的监禁与非人折磨。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张爱萍一家想到了叶剑英。张爱萍的子女们通过王震转交给叶剑英一封申述信。叶剑英接到这封申述信后，立即转交给了周恩来，并把有关情况向周总理做了汇报。不久，张爱萍和家人团聚。
1974年国庆后不久，叶剑英亲自到京西宾馆看望张爱萍。叶剑英在询问了他治腿（之前曾摔断）的情况后，说：“宋时轮想要你到军科去，我们想让你回国防科委，你愿意到哪里去？”张爱萍说：“我的腿还在治疗中，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我还是暂时不工作为好。”叶剑英说：“不单是因为腿的缘故吧？我知道这几年你受了不少委屈，但你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现在成什么样子了？还是出来工作吧。我们考虑，国防科委更需要你。”张爱萍说：“我去了也干不好！”最后，叶剑英只能说让他再考虑考虑。
一个月后，叶剑英又把张爱萍邀请到他在西山的住处，和他说起一颗卫星刚发射失败，并提议要他来抓科委工作。叶剑英说：“军委已决定，并同陶鲁茄谈了，你任国防科委主任，陶鲁茄改任政委，同时恢复你副总长的职务。”张爱萍表示服从组织决定。1975年3月8日，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之后，他在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整顿，得到了叶剑英和邓小平的有力支持。
1975年11月，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席卷中国。随后，中央政治局组成“帮促小组”对张爱萍进行批判。1975年底，张爱萍在国防科委被批判得无法工作，并因病住进了301医院。叶剑英当晚即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同时告诉他一定要安心养病。
1977年3月9日，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才3天，便请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动员张爱萍回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张爱萍未置可否，说：“代我谢谢他，不是他保护，我可能熬不到今天。”徐立清连续三次登门邀请张爱萍出山，均被谢绝。
求才心切的叶剑英又把张爱萍请到了西山住处，亲邀他出山。听到叶剑英说为发展洲际导弹需要自己出来工作时，张爱萍同意了。1977年9月，再次复出的张爱萍把研制洲际导弹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1980年5月18日，中央军委批准了东风5号洲际导弹第1发全程飞行试验…
举荐习仲勋主政广东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此前，他因为所謂的《刘志丹》小说案受到冲击，被迫离开国务院副总理的岗位，从1962年算起，已达16年之久。
事实上，叶剑英对于安排习仲勋的工作早有打算。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因在中央工作，无暇兼顾广东工作。广东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十年内乱”使得广东问题极为复杂。因此，叶剑英决心派习仲勋坐镇广东。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商定后，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工作。1978年4月5日，习仲勋受命南下，抵达广州6天后，叶剑英就率人到广东视察工作。在南湖宾馆，习仲勋向叶剑英汇报了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听后，以六句话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此后，习仲勋一直把这36字“真言”作为座右铭。
当年8月，叶剑英还委托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说：“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
叶剑英的表态给习仲勋的工作带来了很大支持。在主持广东党政军工作期间，习仲勋为广东省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要廖汉生稳定上海局势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集团疯狂迫害贺龙。由于贺龙是廖汉生革命的领路人，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自然被打倒，被秘密关押长达5年之久。
1972年7月，廖汉生被解除关押之后，没有安排工作。1973年8月23日，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提出让廖汉生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并向叶剑英汇报了此事。叶说：“这样办好！”在叶剑英的努力下，经毛泽东批准，1973年12月20日廖汉生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政委。
1975年2月17日，廖汉生调任南京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19日，叶剑英接见廖汉生并明确地说：“南京军区存在派性。因此，你去以后，不能随意表态和急于表态，对自己做介绍时，对于‘文革’中曾被打倒的那一段可以概括说有‘错误’，不要谈其他问题。”接着，叶帅又对军队精简整编、干部落实政策问题谈了指导性的意见。最后，叶剑英对他说：“要大胆工作，中央支持你。”带着叶剑英等领导的指示，廖汉生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方针”，下部队，跑海防，一心扑到部队建设上。
1975年6月下旬到7月中旬，廖汉生和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会议的最后一天，叶剑英作总结讲话，他在讲到遵守纪律时，格外严肃地讲了一段话：“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常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要乱发文件，但是现在也有个别同志不遵守纪律，个人发起运动，以后部队对这类事情要顶住。”叶剑英虽然没有点名“个别人”是谁，但廖汉生清楚指的就是江青等人。
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剑英还把廖汉生、丁盛叫到西山住地，郑重地说：“不要和上海的一些人走得太近，不要参与到他们的活动里去。”廖汉生当即表示，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指挥。
1976年10月，在“四人帮”被粉碎的第二天，中央派专机将上海、江苏和南京军区的负责人接到北京，当晚开会通报“四人帮”被扣一事。北京的事情解决之后，中央立即把目光投向了上海，叶剑英要廖汉生全力以赴防止上海出乱子。此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正如热锅上的蚂蚁。次日，廖汉生受命飞回南京，连夜召开会议，部署防护方案，确保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稳定。由于中央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没有放一枪一炮，没有出一点乱子，“四人帮”的阴谋就被彻底粉碎
张宁据《党史文苑》易茗/文整理
“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
1969年12月，因“战备疏散”到了湖南的叶剑英，向前来探望的王震了解因同样原因到江西的邓小平的生活状况，并说：“中国可以没有我叶剑英，但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
林彪叛逃之后，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在邓小平的工作安排上屡屡建言。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同人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11月6日，李先念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小平的问题解决了，大家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则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在1975年1月的中央军委办公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曾两次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尽管邓小平已经在挨批判，但在名义上他还主持着中央工作。按常规，应该让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但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致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大家不服气。于是，张春桥提出让叶剑英来致悼词。叶剑英坚决地说：“邓小平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又有国际威望，理应由他来致悼词。”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10月，“四人帮”被粉碎。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要把消息通报给邓小平，他急切地盼望邓小平能东山再起，治国安邦。
10月8日，在华国锋主持召开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叶剑英第一个向中央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尽管他的这一提议遭到拒绝，但他仍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准备。他对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说：“凡是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再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前，华国锋将其在会议上的讲话稿拿来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借此第三次提出让邓小平复出。会议期间，叶剑英找华国锋谈话，第四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王震、李先念也都表达了相同的意见。
于是，在1977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会议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乘专机亲赴西安救出胡耀邦
1964年11月，胡耀邦被中央派往陕西，担任了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如火如荼，胡耀邦到陕西后，果断做出了“三暂停”的决定，即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和暂停夺权。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但当时“左”倾错误泛滥。胡耀邦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的严厉批判，说他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西北局某些领导从1965年2月下旬开始，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胡耀邦，直批得他突发脑蛛网膜炎，被送进医院抢救。
6月上旬，批判胡耀邦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叶剑英、张宗逊、张爱萍突然從北京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帅听说胡耀邦因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残酷批判，大为震惊，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叶剑英一行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结束后，叶剑英说：“耀邦，你留一下。”胡耀邦单独留下后，叶剑英问他：“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啊？”胡耀邦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了，可是还过不了关！”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啊！在西安说不清楚，就回北京去谈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6月20日，胡耀邦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回到了北京。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胡耀邦即被“停职反省”，又因“拒不认罪”而久久不得解放。1975年春，叶剑英去中央党校讲话，发现胡耀邦也在“四人帮”为整肃老干部而专门举办的“读书班”里，当即约他谈话，回到中南海后，又立即向邓小平说明情况。不久，胡耀邦就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不久，“四人帮”疯狂反扑，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胡耀邦又被打倒。叶剑英此时也被冠以“养病”之名，而被夺了权。
“四人帮”被粉碎后，叶剑英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正面临着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就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就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就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帅听了叶选宁的汇报，称赞胡耀邦的三条建议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他竭力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但胡耀邦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叶剑英于1977年2月间，约胡耀邦来西山自己的家里，劝导他：“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剑英还寓意深长地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果然，胡耀邦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后，平反了不少历年来的冤假错案。
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华国锋提出要胡耀邦到中央来工作，叶剑英立即表示赞同。不久，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党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三次力邀张爱萍出山
1960年3月18日，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兼任了国防科委副主任，负责“两弹一星”发射基地的组织领导工作。但这一切，却在1966年10月27日戛然而止了。不久，张爱萍遭遇了5年的监禁与非人折磨。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张爱萍一家想到了叶剑英。张爱萍的子女们通过王震转交给叶剑英一封申述信。叶剑英接到这封申述信后，立即转交给了周恩来，并把有关情况向周总理做了汇报。不久，张爱萍和家人团聚。
1974年国庆后不久，叶剑英亲自到京西宾馆看望张爱萍。叶剑英在询问了他治腿（之前曾摔断）的情况后，说：“宋时轮想要你到军科去，我们想让你回国防科委，你愿意到哪里去？”张爱萍说：“我的腿还在治疗中，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我还是暂时不工作为好。”叶剑英说：“不单是因为腿的缘故吧？我知道这几年你受了不少委屈，但你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现在成什么样子了？还是出来工作吧。我们考虑，国防科委更需要你。”张爱萍说：“我去了也干不好！”最后，叶剑英只能说让他再考虑考虑。
一个月后，叶剑英又把张爱萍邀请到他在西山的住处，和他说起一颗卫星刚发射失败，并提议要他来抓科委工作。叶剑英说：“军委已决定，并同陶鲁茄谈了，你任国防科委主任，陶鲁茄改任政委，同时恢复你副总长的职务。”张爱萍表示服从组织决定。1975年3月8日，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之后，他在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整顿，得到了叶剑英和邓小平的有力支持。
1975年11月，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席卷中国。随后，中央政治局组成“帮促小组”对张爱萍进行批判。1975年底，张爱萍在国防科委被批判得无法工作，并因病住进了301医院。叶剑英当晚即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同时告诉他一定要安心养病。
1977年3月9日，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才3天，便请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动员张爱萍回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张爱萍未置可否，说：“代我谢谢他，不是他保护，我可能熬不到今天。”徐立清连续三次登门邀请张爱萍出山，均被谢绝。
求才心切的叶剑英又把张爱萍请到了西山住处，亲邀他出山。听到叶剑英说为发展洲际导弹需要自己出来工作时，张爱萍同意了。1977年9月，再次复出的张爱萍把研制洲际导弹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1980年5月18日，中央军委批准了东风5号洲际导弹第1发全程飞行试验…
举荐习仲勋主政广东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此前，他因为所謂的《刘志丹》小说案受到冲击，被迫离开国务院副总理的岗位，从1962年算起，已达16年之久。
事实上，叶剑英对于安排习仲勋的工作早有打算。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因在中央工作，无暇兼顾广东工作。广东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十年内乱”使得广东问题极为复杂。因此，叶剑英决心派习仲勋坐镇广东。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商定后，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工作。1978年4月5日，习仲勋受命南下，抵达广州6天后，叶剑英就率人到广东视察工作。在南湖宾馆，习仲勋向叶剑英汇报了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听后，以六句话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此后，习仲勋一直把这36字“真言”作为座右铭。
当年8月，叶剑英还委托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说：“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
叶剑英的表态给习仲勋的工作带来了很大支持。在主持广东党政军工作期间，习仲勋为广东省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要廖汉生稳定上海局势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集团疯狂迫害贺龙。由于贺龙是廖汉生革命的领路人，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自然被打倒，被秘密关押长达5年之久。
1972年7月，廖汉生被解除关押之后，没有安排工作。1973年8月23日，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提出让廖汉生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并向叶剑英汇报了此事。叶说：“这样办好！”在叶剑英的努力下，经毛泽东批准，1973年12月20日廖汉生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政委。
1975年2月17日，廖汉生调任南京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19日，叶剑英接见廖汉生并明确地说：“南京军区存在派性。因此，你去以后，不能随意表态和急于表态，对自己做介绍时，对于‘文革’中曾被打倒的那一段可以概括说有‘错误’，不要谈其他问题。”接着，叶帅又对军队精简整编、干部落实政策问题谈了指导性的意见。最后，叶剑英对他说：“要大胆工作，中央支持你。”带着叶剑英等领导的指示，廖汉生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方针”，下部队，跑海防，一心扑到部队建设上。
1975年6月下旬到7月中旬，廖汉生和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会议的最后一天，叶剑英作总结讲话，他在讲到遵守纪律时，格外严肃地讲了一段话：“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常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要乱发文件，但是现在也有个别同志不遵守纪律，个人发起运动，以后部队对这类事情要顶住。”叶剑英虽然没有点名“个别人”是谁，但廖汉生清楚指的就是江青等人。
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剑英还把廖汉生、丁盛叫到西山住地，郑重地说：“不要和上海的一些人走得太近，不要参与到他们的活动里去。”廖汉生当即表示，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指挥。
1976年10月，在“四人帮”被粉碎的第二天，中央派专机将上海、江苏和南京军区的负责人接到北京，当晚开会通报“四人帮”被扣一事。北京的事情解决之后，中央立即把目光投向了上海，叶剑英要廖汉生全力以赴防止上海出乱子。此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正如热锅上的蚂蚁。次日，廖汉生受命飞回南京，连夜召开会议，部署防护方案，确保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稳定。由于中央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没有放一枪一炮，没有出一点乱子，“四人帮”的阴谋就被彻底粉碎
张宁据《党史文苑》易茗/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