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的命运是否像沙尘一样，随风起舞，随波逐流呢？当落地为泥，安静地沉睡在大地上，或驻足于河流底部时，谁又能说，这不是又一次漂泊的间隙？
2000年8月，唐诗英28岁，同丈夫在重庆云阳县南溪镇上卖猪肉，他们把卖肉的刀子打包放进了行李。
唐诗英一家是长江三峡库区向东部11个省市外迁移民中的第一批。自1992年起，三峡水利枢纽建设正式开启，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洪灾，造成严重灾难过后，政府改变移民政策，决定实施移民外迁计划，16万人从湖北、重庆库区迁往经济发达、富裕程度较高的中东部地区。作为首批外迁移民，唐诗英一家在内的南溪镇107户移民将举家迁往上海市郊崇明县——一个被他们称作江心大岛的地方。
这107户移民是经过政府认真选定的。上海方面要求移民户必须是“比较好的群众，有发展潜力的，有素质的”。云阳县移民外迁护送组组长潘子国说：“好的标准是觉悟高、表现好、无违法违纪不良前科、无超生。”
离开家乡前的最后一晚，唐诗英有些伤感。“如果仅仅为自己考虑，就不去（崇明岛）了，双方的老人都在，怎么能痛快地走开呢！但是为了孩子将来有个好前途，我们还是决定搬。”说这话时，唐诗英的母亲就在一旁，眼里充满了泪花，但她7岁的女儿却在一旁嚷着要看上海的大桥。
移民搬迁日子到来前，移民村镇上的婚礼日渐集中。赶在迁徙之前，在家乡把婚礼办了，这是不少年轻人及他们的父母的愿望。对于未来不可知的生活，婚姻是维系家庭、故乡、记忆、情感的牢固纽带，此刻人们更加看重这根纽带。
但，显然与婚礼数量同时增加的还有葬礼，并且增量很大。在一些拥挤的街道上，甚至可以看到婚礼与葬礼队伍同时出现的状况，各办各的，互不相扰。这种情形在平日是很少见到的，婚礼遇见葬礼，这被认为是很不吉利的事情，更是应该极力回避的。但现在，就是在一个村镇的公共空间内，人们不再忌讳这样的事情，而这一切都源于即将到来的移民搬迁，时间紧迫，仓促之间这些事情都要办。
巫山县大昌镇——大宁河畔历史上兴盛一时的古镇，一位81岁的老人平静地在家中去世。家人按照老人的遗愿已经选好了埋葬的地点——175米线，水库最高蓄水标石之上的一块地方。移民迁前的半个月，镇子上陆续办了十来个老人的葬礼。
有2200年历史的（云阳县）云安镇也即将走到了尽头，就像一位临终的老人，开始了生命的倒计时。不过人们的生活还在继续，并且有滋有味。
即将消失的镇子上大大小小的麻将馆依然满座，老人居多，其次是中年人。巴山蜀水之间这种千年不变、人与人之间的智力较量让他们沉醉，对不速之客的造访，看惯世面的镇上人大多视若无睹。几家标有“宽带上网”的网吧显然是年轻人的天下，“枪炮声”起伏，他们把过剩的精力交给了眼前的虚拟世界。紧邻的马路上，从乡下挑来担子卖些农副产品的农民大多拘谨地蹲在那里，等待镇上人挑选。镇上还有一座钟楼，清代道光十六年铸造的铜钟孤零零地吊在那里，有一个碗大的缺口。还有一所教堂般的“维新学堂”，内部与居民住宅无异。这些背景在云安已经黯淡多年了。游人来了，镇上的热心人总会带着他们到那里，并在一旁欣赏着外人的叹息。多年前就有镇子要搬迁的传闻，这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建设风潮，一些老房子也得以残存。
与破败不堪、看起来像乡镇一般的小县城比较，重庆万州是一座拥有自己性格的城市，一座与长江休戚相关有历史的城市。
大山的封闭与水路的便捷，同时在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纬度上塑造着这座城市：万州拥有了自己的仪态、做派、自足与自尊、水性与矜持、刚烈与卑微、通达与内省。在21世纪的前几个年头，长江蓄水，这个城市的一半被拆除，渝万高速公路通车，陆路交通迅速便捷，城市千百年来的仪轨就发生了变故。
江边伫立着残垣断壁，时时冒起的烟尘冲天而起。各类拆迁工具、本地居民、看热闹的游人混杂在一起。空气中翻腾着莫名的兴奋之情，人们在废墟间穿梭奔跑，大声斥责，间或唉声叹气，所有的人都变得躁动不安起来。
主城区下游聚鱼沱河段，万州长江二桥即将建成通车。巨型桥墩下，一户人家的房屋已被拆除，废墟上一位大约十三四岁的少年久久坐在那里，不言不语。周围人说，那是他的家，他每天都来这里，谁都不理。
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在长江两岸像烟尘一样，升腾又消散，很快便无影无踪。在历史的长河里，个体的命运实在是微不足道。而一些故事，甚至发生时就已经消失。
就在唐诗英举家迁往崇明岛不久前，郑宏俊一家刚刚在淘井移民区安家。
内蒙古东部乌兰察布盟的一些旗、县是内蒙古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土地贫瘠，地少人多，饮用水的含氟量远远高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对人们的健康危害极大。1998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决定将当地农民整体搬迁至本区西部黄河沿岸河套平原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理开发区”，通过移民实现脱贫致富。
1999年5月1日，首批近4000名“生态移民”从位于内蒙古中部的乌兰察布盟兴和县、察哈尔右翼中旗和察哈尔右翼后旗西行近700公里，迁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磴口县（巴彦高勒） 哈腾苏木（乡）淘井移民区。
与为了动员三峡移民搬迁，政府机构打出的“舍小家、保大家、为国家”的搬迁口号不同，黄河沿岸移民的行动口号更为直接，概括起来就是：搬迁以后将直接使个人、家庭得到经济上的实惠，摆脱贫困。
随着移民陆续到来，巨大的生态压力在这一狭小区域内随之出现——灌溉用水盐碱化程度高及土地沙化严重等。仅仅两年，移民便面临第二次搬迁。2002年，这里4个移民村还有五六百户人家，一年后只剩下二三十户。淘井移民区入口处高高立起的碑还没来得及题上字，移民点大都已人去屋空。黄沙开始淹没进村的道路，两年前开发出来的土地及其灌溉系统也大多被沙尘掩埋。
郑宏俊一家居住在淘井移民区二社，刚杀了两头猪，准备过年。家中喝的水是从阴山上阿贵庙一带引过来的，还有4头毛驴，30多只羊。目前这里居住的移民家庭只有他一家。搬走移民的房屋以每栋1500元卖给了当地蒙古族牧民。 阿茨就是二次移民建起的定居点。在蒙古语中，阿茨意为“树多的地方”。这里位于阴山山脉的东南方，站在阿茨村口就可以看见黝黯冷峻的阴山。除此之外，还可以看见周围黄色的沙丘和一大片结了冰的白花花的小水洼——海子。
这个村共有两个社：一社共有41户，全部来自察哈尔右翼后旗，二社38户，来自兴和县的3个乡。
高殿功一家是2002年4月从淘井移民区经历二次搬迁到这里的。他出生于1954年，在老家兴和县，他的名字写作“高殿宫”，他说：“移民时，工作人员填错了。”到达磴口办理新身份证时，名字再一次被错写为“高佃功”。高是二社社长，“这也是老家推荐过来的。”1968年初中毕业，1971年17岁便当上了兴和县白家营子公社岱营大队庙梁生产队队长。因父亲有病在身，不能下地，他与母亲一起承担起养活家中9口人的重担。
“在老家，靠天吃饭，在这里只要肯下苦力，就不愁没饭吃。”高说，移出地多为山区，土地贫瘠，人均只有几分地，老天爷下几滴雨才有收成，否则就没饭吃。二次移民到这里后，人均耕地大约有10亩。加上有黄河水灌溉，庄稼收成不成问题。另外，移民们的文化程度普遍比套区老户要高一些，他们适应这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后，就会有发展。这一点，与长江三峡外迁移民群体相似。2011年，时任磴口县移民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李福荣算了一笔账：百分之十的家庭有大型养殖场，百分之五十的家庭有耕畜，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家庭有四轮车，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家庭有摩托车，百分之百的家庭有电话、手机、电视等。他说的这一切，都是衡量人们是否过上好日子的硬指标。
“要知道，来的时候，乌蒙（乌兰察布盟）那边的宣传口号是：人去就可以了，到哪啥都有，一把锹都不用带。”从1998年开始，李福荣就做移民工作，他熟知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哪都有那样的事呀，虽有一些配套的移民补助安排，但一些刚到的移民确实很穷。”曾有移民跑到他的办公室，说家庭里炒菜没有醋，能不能让他帮忙解决一些。移民开始那几年，移民办的走廊里经常躺满要求解决问题的人。
历经十来个年头，对移民们来说，终于安定下来了。2001年至2002年间，经历了初来乍到时的反复搬迁、面对一片片生地，以及耕作习惯方式的改变、移民补偿时限的到来等诸多问题，这一批移民度过了一段茫然无措的日子。李福荣本人就曾作为政府工作者四处截访。而现在，这些当年被截访的移民们却大多适应了现在的生活，他们大多已经知足了，对眼下的状况感到满意。
虽然地道的当地人很容易就可以听出移民们的口音来，但移民们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
新的东西在生成，而一些传统的习俗却在丢失。高殿功说自己年轻时在兴河老家玩过一种送面人的游戏，那是一种起源于元朝蒙古人统治末期的习俗。七月十五扫墓祭祖这一天，相互交换面人，内藏相约八月十五起事的字条。后来，这种习俗在老家也没人玩了。
“移到这里，更没人玩这个了！”高殿功说。
事实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移民问题已经不再具有独特性，他们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等，与其他农村人口面临的问题越来越趋同，直至完全一样。
有关黄河沿岸人们的生活，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传奇人物刘怀荣老人。这位老人与20世纪50年代三门峡水库的建设息息相关，而这涉及了近30万迁徙的陕西关中儿女半个世纪以来的命运。
2004年4月，华阴市华西镇，刘怀荣身着严整的藏青色半旧中山装枯坐在板凳上，低矮的房子内，四壁挂满了几十年来关中各地移民送来的镜子、奖状、锦旗等，尘土覆盖，看起来也不再鲜亮。
刘老独自居住在村子里的“避水楼”内，这是前些年当地政府为了村民躲避渭河水灾修建的临时建筑，水灾过后村民大都在高地建了新房，搬了出去，他因无力建房，就一直住了下来。子女们也抱怨父亲混得不好，家里没盖上大房子，甚至还连累了自己。
说起移民旧事，老人侃侃而谈，两三个小时下来，依然谈兴正浓。有资料说，当年开万人大会时，刘老一口气可以说上两三个小时。这一天，刘老一家给他过八十大寿，四邻八乡来了一些当年闹返库的领头人。他们都上了年纪，衣着寒酸，步履蹒跚，目光混沌，坐在屋角少言寡语，全然看不出当年振臂一呼的样子。大家东说西说，扯些闲话。临近中午，刘老有些坐立不住了，走到厨房看子女准备饭菜，朋友跟着去看了看，回来悄声说：“这不行，没啥吃的，我们从镇子上的饭馆里给要几个荤菜吧！”
酒杯端起，刘老突然哽咽无语，进而放声大哭，一桌人顿时手足无措。乡野间，这搞了一辈子移民的老人的哭声，令所有在场的人动容。老人许久平静不下来，最后，另一个老人打了圆场：“当年那么苦你都没哭，现在哭啥！”
刘老拿出自己写的材料，厚厚一沓，内容是对三门峡水库建设的意见与移民返库的过程，钢笔字遒劲有力，依照年代顺序详细记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大约有五六万字。这是一个亲历者对几十年黄河三门峡水库移民问题的思考。
是夜，村子里的人聚集起来，唱起秦腔，那苍凉高亢的声调，回荡在漆黑而又寂静的田野。
浑浊的黄河水仍然默默流淌，两岸依旧生生不息。
（摘编自《沙与水》，晋永权著，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
内蒙古磴口淘井，2004年2月。
甘肃永登秦王川，2003年4月。
1.重庆万州，2001年5月。
2.湖北秭归，2001年5月。
3.从重庆云阳到上海崇民岛，2000年8月。
21世纪的最初5年间，我反复地在被称作“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长江、黄河间穿梭，追踪那些或迁徙或定居的移民。
那时我刚过而立之年，除了激情之外，青春的梦还没做完，自我包裹的茧还没有完全褪去，去那样投入地接触这么个复杂开放的题材，看到那样多的无奈与无着，四面河山万家忧乐，这远远超出自己的生活经验及理解力。很多时候觉得很无力，很彷徨。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当我一个人在三峡腹地的小山村中居住时，时常产生类似的困惑。在如此大的变故面前，个体的真相、群体的真相都超乎寻常，或许，以我们正常的思维，探究真相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始于1994年的三峡工程在移动土方、引水和移民方面的宏大规模，非语言可以描述。那些响应“舍小家、保大家、为国家”号召的普通人，为现代化进程的另一面做了见证。
黄河移民并不像三峡库区移民那样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事件性，为当下社会公众熟知。但，只有把黄河移民与三峡库区移民放在一起，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半个世纪以来围绕这一话题的脉络，或者说，历史与未来。1950年代的黄河三门峡水库移民的历史，对今天的长江三峡库区移民意味着什么？黄河周边那些已经成为移民的群体，他们的命运对长江三峡库区民众来说，又能预示着什么？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话题。
无论说“命运”，还是拆开来说的“命”与“运”，在传统文化中，除了主观努力自主改变外，在我看来，这只是极少数的案例。大多数时候，与宿命，与无从抗拒，与无常似乎关系更大。
随着年岁的增长，看问题的维度自然就会多许多。问题永恒，但，现实生活中，真，还是不真，有时是个伪命题！
这些发生在21世纪初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当下的故事。这些故事没有一个是已经完成了的，所有的事情都与现实缠绕、勾连，生成新的故事，生生不息。所有的点点滴滴都是未来被称为移民历史的开端，而不是结束。
2000年8月，唐诗英28岁，同丈夫在重庆云阳县南溪镇上卖猪肉，他们把卖肉的刀子打包放进了行李。
唐诗英一家是长江三峡库区向东部11个省市外迁移民中的第一批。自1992年起，三峡水利枢纽建设正式开启，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洪灾，造成严重灾难过后，政府改变移民政策，决定实施移民外迁计划，16万人从湖北、重庆库区迁往经济发达、富裕程度较高的中东部地区。作为首批外迁移民，唐诗英一家在内的南溪镇107户移民将举家迁往上海市郊崇明县——一个被他们称作江心大岛的地方。
这107户移民是经过政府认真选定的。上海方面要求移民户必须是“比较好的群众，有发展潜力的，有素质的”。云阳县移民外迁护送组组长潘子国说：“好的标准是觉悟高、表现好、无违法违纪不良前科、无超生。”
离开家乡前的最后一晚，唐诗英有些伤感。“如果仅仅为自己考虑，就不去（崇明岛）了，双方的老人都在，怎么能痛快地走开呢！但是为了孩子将来有个好前途，我们还是决定搬。”说这话时，唐诗英的母亲就在一旁，眼里充满了泪花，但她7岁的女儿却在一旁嚷着要看上海的大桥。
移民搬迁日子到来前，移民村镇上的婚礼日渐集中。赶在迁徙之前，在家乡把婚礼办了，这是不少年轻人及他们的父母的愿望。对于未来不可知的生活，婚姻是维系家庭、故乡、记忆、情感的牢固纽带，此刻人们更加看重这根纽带。
但，显然与婚礼数量同时增加的还有葬礼，并且增量很大。在一些拥挤的街道上，甚至可以看到婚礼与葬礼队伍同时出现的状况，各办各的，互不相扰。这种情形在平日是很少见到的，婚礼遇见葬礼，这被认为是很不吉利的事情，更是应该极力回避的。但现在，就是在一个村镇的公共空间内，人们不再忌讳这样的事情，而这一切都源于即将到来的移民搬迁，时间紧迫，仓促之间这些事情都要办。
巫山县大昌镇——大宁河畔历史上兴盛一时的古镇，一位81岁的老人平静地在家中去世。家人按照老人的遗愿已经选好了埋葬的地点——175米线，水库最高蓄水标石之上的一块地方。移民迁前的半个月，镇子上陆续办了十来个老人的葬礼。
有2200年历史的（云阳县）云安镇也即将走到了尽头，就像一位临终的老人，开始了生命的倒计时。不过人们的生活还在继续，并且有滋有味。
即将消失的镇子上大大小小的麻将馆依然满座，老人居多，其次是中年人。巴山蜀水之间这种千年不变、人与人之间的智力较量让他们沉醉，对不速之客的造访，看惯世面的镇上人大多视若无睹。几家标有“宽带上网”的网吧显然是年轻人的天下，“枪炮声”起伏，他们把过剩的精力交给了眼前的虚拟世界。紧邻的马路上，从乡下挑来担子卖些农副产品的农民大多拘谨地蹲在那里，等待镇上人挑选。镇上还有一座钟楼，清代道光十六年铸造的铜钟孤零零地吊在那里，有一个碗大的缺口。还有一所教堂般的“维新学堂”，内部与居民住宅无异。这些背景在云安已经黯淡多年了。游人来了，镇上的热心人总会带着他们到那里，并在一旁欣赏着外人的叹息。多年前就有镇子要搬迁的传闻，这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建设风潮，一些老房子也得以残存。
与破败不堪、看起来像乡镇一般的小县城比较，重庆万州是一座拥有自己性格的城市，一座与长江休戚相关有历史的城市。
大山的封闭与水路的便捷，同时在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纬度上塑造着这座城市：万州拥有了自己的仪态、做派、自足与自尊、水性与矜持、刚烈与卑微、通达与内省。在21世纪的前几个年头，长江蓄水，这个城市的一半被拆除，渝万高速公路通车，陆路交通迅速便捷，城市千百年来的仪轨就发生了变故。
江边伫立着残垣断壁，时时冒起的烟尘冲天而起。各类拆迁工具、本地居民、看热闹的游人混杂在一起。空气中翻腾着莫名的兴奋之情，人们在废墟间穿梭奔跑，大声斥责，间或唉声叹气，所有的人都变得躁动不安起来。
主城区下游聚鱼沱河段，万州长江二桥即将建成通车。巨型桥墩下，一户人家的房屋已被拆除，废墟上一位大约十三四岁的少年久久坐在那里，不言不语。周围人说，那是他的家，他每天都来这里，谁都不理。
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在长江两岸像烟尘一样，升腾又消散，很快便无影无踪。在历史的长河里，个体的命运实在是微不足道。而一些故事，甚至发生时就已经消失。
就在唐诗英举家迁往崇明岛不久前，郑宏俊一家刚刚在淘井移民区安家。
内蒙古东部乌兰察布盟的一些旗、县是内蒙古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土地贫瘠，地少人多，饮用水的含氟量远远高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对人们的健康危害极大。1998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决定将当地农民整体搬迁至本区西部黄河沿岸河套平原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理开发区”，通过移民实现脱贫致富。
1999年5月1日，首批近4000名“生态移民”从位于内蒙古中部的乌兰察布盟兴和县、察哈尔右翼中旗和察哈尔右翼后旗西行近700公里，迁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磴口县（巴彦高勒） 哈腾苏木（乡）淘井移民区。
与为了动员三峡移民搬迁，政府机构打出的“舍小家、保大家、为国家”的搬迁口号不同，黄河沿岸移民的行动口号更为直接，概括起来就是：搬迁以后将直接使个人、家庭得到经济上的实惠，摆脱贫困。
随着移民陆续到来，巨大的生态压力在这一狭小区域内随之出现——灌溉用水盐碱化程度高及土地沙化严重等。仅仅两年，移民便面临第二次搬迁。2002年，这里4个移民村还有五六百户人家，一年后只剩下二三十户。淘井移民区入口处高高立起的碑还没来得及题上字，移民点大都已人去屋空。黄沙开始淹没进村的道路，两年前开发出来的土地及其灌溉系统也大多被沙尘掩埋。
郑宏俊一家居住在淘井移民区二社，刚杀了两头猪，准备过年。家中喝的水是从阴山上阿贵庙一带引过来的，还有4头毛驴，30多只羊。目前这里居住的移民家庭只有他一家。搬走移民的房屋以每栋1500元卖给了当地蒙古族牧民。 阿茨就是二次移民建起的定居点。在蒙古语中，阿茨意为“树多的地方”。这里位于阴山山脉的东南方，站在阿茨村口就可以看见黝黯冷峻的阴山。除此之外，还可以看见周围黄色的沙丘和一大片结了冰的白花花的小水洼——海子。
这个村共有两个社：一社共有41户，全部来自察哈尔右翼后旗，二社38户，来自兴和县的3个乡。
高殿功一家是2002年4月从淘井移民区经历二次搬迁到这里的。他出生于1954年，在老家兴和县，他的名字写作“高殿宫”，他说：“移民时，工作人员填错了。”到达磴口办理新身份证时，名字再一次被错写为“高佃功”。高是二社社长，“这也是老家推荐过来的。”1968年初中毕业，1971年17岁便当上了兴和县白家营子公社岱营大队庙梁生产队队长。因父亲有病在身，不能下地，他与母亲一起承担起养活家中9口人的重担。
“在老家，靠天吃饭，在这里只要肯下苦力，就不愁没饭吃。”高说，移出地多为山区，土地贫瘠，人均只有几分地，老天爷下几滴雨才有收成，否则就没饭吃。二次移民到这里后，人均耕地大约有10亩。加上有黄河水灌溉，庄稼收成不成问题。另外，移民们的文化程度普遍比套区老户要高一些，他们适应这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后，就会有发展。这一点，与长江三峡外迁移民群体相似。2011年，时任磴口县移民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李福荣算了一笔账：百分之十的家庭有大型养殖场，百分之五十的家庭有耕畜，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家庭有四轮车，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家庭有摩托车，百分之百的家庭有电话、手机、电视等。他说的这一切，都是衡量人们是否过上好日子的硬指标。
“要知道，来的时候，乌蒙（乌兰察布盟）那边的宣传口号是：人去就可以了，到哪啥都有，一把锹都不用带。”从1998年开始，李福荣就做移民工作，他熟知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哪都有那样的事呀，虽有一些配套的移民补助安排，但一些刚到的移民确实很穷。”曾有移民跑到他的办公室，说家庭里炒菜没有醋，能不能让他帮忙解决一些。移民开始那几年，移民办的走廊里经常躺满要求解决问题的人。
历经十来个年头，对移民们来说，终于安定下来了。2001年至2002年间，经历了初来乍到时的反复搬迁、面对一片片生地，以及耕作习惯方式的改变、移民补偿时限的到来等诸多问题，这一批移民度过了一段茫然无措的日子。李福荣本人就曾作为政府工作者四处截访。而现在，这些当年被截访的移民们却大多适应了现在的生活，他们大多已经知足了，对眼下的状况感到满意。
虽然地道的当地人很容易就可以听出移民们的口音来，但移民们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
新的东西在生成，而一些传统的习俗却在丢失。高殿功说自己年轻时在兴河老家玩过一种送面人的游戏，那是一种起源于元朝蒙古人统治末期的习俗。七月十五扫墓祭祖这一天，相互交换面人，内藏相约八月十五起事的字条。后来，这种习俗在老家也没人玩了。
“移到这里，更没人玩这个了！”高殿功说。
事实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移民问题已经不再具有独特性，他们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等，与其他农村人口面临的问题越来越趋同，直至完全一样。
有关黄河沿岸人们的生活，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传奇人物刘怀荣老人。这位老人与20世纪50年代三门峡水库的建设息息相关，而这涉及了近30万迁徙的陕西关中儿女半个世纪以来的命运。
2004年4月，华阴市华西镇，刘怀荣身着严整的藏青色半旧中山装枯坐在板凳上，低矮的房子内，四壁挂满了几十年来关中各地移民送来的镜子、奖状、锦旗等，尘土覆盖，看起来也不再鲜亮。
刘老独自居住在村子里的“避水楼”内，这是前些年当地政府为了村民躲避渭河水灾修建的临时建筑，水灾过后村民大都在高地建了新房，搬了出去，他因无力建房，就一直住了下来。子女们也抱怨父亲混得不好，家里没盖上大房子，甚至还连累了自己。
说起移民旧事，老人侃侃而谈，两三个小时下来，依然谈兴正浓。有资料说，当年开万人大会时，刘老一口气可以说上两三个小时。这一天，刘老一家给他过八十大寿，四邻八乡来了一些当年闹返库的领头人。他们都上了年纪，衣着寒酸，步履蹒跚，目光混沌，坐在屋角少言寡语，全然看不出当年振臂一呼的样子。大家东说西说，扯些闲话。临近中午，刘老有些坐立不住了，走到厨房看子女准备饭菜，朋友跟着去看了看，回来悄声说：“这不行，没啥吃的，我们从镇子上的饭馆里给要几个荤菜吧！”
酒杯端起，刘老突然哽咽无语，进而放声大哭，一桌人顿时手足无措。乡野间，这搞了一辈子移民的老人的哭声，令所有在场的人动容。老人许久平静不下来，最后，另一个老人打了圆场：“当年那么苦你都没哭，现在哭啥！”
刘老拿出自己写的材料，厚厚一沓，内容是对三门峡水库建设的意见与移民返库的过程，钢笔字遒劲有力，依照年代顺序详细记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大约有五六万字。这是一个亲历者对几十年黄河三门峡水库移民问题的思考。
是夜，村子里的人聚集起来，唱起秦腔，那苍凉高亢的声调，回荡在漆黑而又寂静的田野。
浑浊的黄河水仍然默默流淌，两岸依旧生生不息。
（摘编自《沙与水》，晋永权著，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
内蒙古磴口淘井，2004年2月。
甘肃永登秦王川，2003年4月。
1.重庆万州，2001年5月。
2.湖北秭归，2001年5月。
3.从重庆云阳到上海崇民岛，2000年8月。
每一个故事都是开端，而不是结束
21世纪的最初5年间，我反复地在被称作“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长江、黄河间穿梭，追踪那些或迁徙或定居的移民。
那时我刚过而立之年，除了激情之外，青春的梦还没做完，自我包裹的茧还没有完全褪去，去那样投入地接触这么个复杂开放的题材，看到那样多的无奈与无着，四面河山万家忧乐，这远远超出自己的生活经验及理解力。很多时候觉得很无力，很彷徨。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当我一个人在三峡腹地的小山村中居住时，时常产生类似的困惑。在如此大的变故面前，个体的真相、群体的真相都超乎寻常，或许，以我们正常的思维，探究真相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始于1994年的三峡工程在移动土方、引水和移民方面的宏大规模，非语言可以描述。那些响应“舍小家、保大家、为国家”号召的普通人，为现代化进程的另一面做了见证。
黄河移民并不像三峡库区移民那样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事件性，为当下社会公众熟知。但，只有把黄河移民与三峡库区移民放在一起，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半个世纪以来围绕这一话题的脉络，或者说，历史与未来。1950年代的黄河三门峡水库移民的历史，对今天的长江三峡库区移民意味着什么？黄河周边那些已经成为移民的群体，他们的命运对长江三峡库区民众来说，又能预示着什么？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话题。
无论说“命运”，还是拆开来说的“命”与“运”，在传统文化中，除了主观努力自主改变外，在我看来，这只是极少数的案例。大多数时候，与宿命，与无从抗拒，与无常似乎关系更大。
随着年岁的增长，看问题的维度自然就会多许多。问题永恒，但，现实生活中，真，还是不真，有时是个伪命题！
这些发生在21世纪初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当下的故事。这些故事没有一个是已经完成了的，所有的事情都与现实缠绕、勾连，生成新的故事，生生不息。所有的点点滴滴都是未来被称为移民历史的开端，而不是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