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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现代体育兴起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捍卫、传播和塑造着团结、和平與友谊等人类共有的理念与价值。从1896年第一届雅典奥运会到原本该于今年举行的东京第32届夏季奥运会，走过百年辉煌历史的这项全球性体育盛会在越来越受瞩目的同时，也不断受到政治、经济、宗教、环保等多重因素的冲击。近些年，抵制奥运会的全球性抗议示威活动甚至成为反全球化浪潮的一种镜像。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精神，奥运会不应被政治化。这一精神应得到奥林匹克大家庭全体成员的尊重和遵循。然而，奥运会非政治化的良好愿望常常受到各方干扰，其中突出表现就是各种类型和规模的政治抵制。这一现象在冷战期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多次使奥林匹克运动陷入危机，奥运会一度成为超级大国战略博弈的舞台和两极对抗的“牺牲品”。
1956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夏季奥运会是现代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经受的首次冷战冲击。当时，世界仍未完全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痛，1956年更是国际局势动荡之年，奥运会成为一些国家表达政治主张的场所。那一年的10月23日，匈牙利“十月事件”爆发，苏联出兵干涉。出于对匈牙利的支持，抗议苏联的侵略行为，西班牙、瑞士、荷兰三国拒绝与苏联运动员同场竞技，宣布放弃参加墨尔本奥运会。不久，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为了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英法两国联合以色列对埃及发动军事行动，美苏两国分别介入，对发动战争的三国施加压力，中止了战争。但是埃及、黎巴嫩、伊拉克三国以“仍处于战争状态”为由宣布弃权，未参加墨尔本奥运会。
台湾问题则成为中国未能参加此次奥运会的主要障碍。在冷战初期的大环境下，国际奥委会支持台湾当局派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参加奥运会，将其代表团称为“福摩萨中国”，同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称为“北京中国”。这将在奥运赛场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直到墨尔本奥运会开幕式前夕，新中国政府与国际奥委会之间仍未达成共识。1956年8月19日，由于国际奥委会拒绝松动立场，中国奥委会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拒绝参加墨尔本奥运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南非由于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被排除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大门外。1968年2月，国际奥委会经过内部激辩，做出允许南非参加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的决定。这一决定遭到了非洲国家的强烈谴责，它们纷纷提出抵制此届奥运会，迫使国际奥委会不仅收回成命，还于1970年通过决议，将南非开除出奥林匹克运动。
1972年，在国际奥委会同意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种族主义政权参加慕尼黑奥运会之后，愤怒的非洲国家决定集体抵制。直到慕尼黑奥运会开幕前夕，国际奥委会才决定取消罗得西亚参赛资格，换来非洲国家的参加。1975年，依旧推行种族主义政策的罗得西亚被开除出奥林匹克运动。次年6月，新西兰橄榄球队应南非当局邀请访问南非，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要求国际奥委会剥夺新西兰参加蒙特利尔奥运会的资格，遭到国际奥委会拒绝。于是，28个非洲国家为表抗议，在蒙特利尔奥运会开幕式举行前将本国代表团召回。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苏冷战愈演愈烈，进入白热化阶段，也殃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东西方关系急转直下。抵制将于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第22届夏季奥运会，成为美国联合盟友制裁苏联的重要举措。1980年1月2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提出动议，要求禁止美国人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同年2月，美国总统卡特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取消莫斯科奥运举办权的要求，并告知苏联，若不在2月20日前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将全力阻止其他国家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然而，国际奥委会表态支持莫斯科继续举办奥运会。之后，卡特政府利用第13届冬奥会于1980年初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办的机会，开展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宣传活动。
然而，苏联不但没有撤军，还采取了一系列使局势升级的措施。4月12日，迫于卡特政府压力，美国奥委会在经过内部投票后，宣布放弃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以可口可乐、吉列为代表的美国企业也被迫终止与莫斯科奥组委的合作。在美国开展一系列外交工作之后，英国、联邦德国决定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随后越来越多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陆续做出同样的决定，中国奥委会也发表声明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尽管苏联通过经济援助等措施，争取到了部分非洲国家的支持，并向西方释放缓和信号，但仍难以扭转形势。最终，66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缺席了本届奥运会，占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总数（147）的五分之二。81个国家和地区的5179名运动员参赛，创近几届规模新低，其中还包括14个国家和地区缩小参加规模，并在运动会期间不使用本国/地区旗帜，只打五环旗。
1980 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是遭到最多抵制的一届奥运会。
作为报复，苏联对1984年在洛杉矶召开的第23届夏季奥运会也采取了抵制态度。1984年5月8日，苏联政府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宣布，出于安全考虑，将不派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之前，苏联已经通过外交手段说服了大多数东欧国家参与抵制。尽管萨马兰奇领导的国际奥委会不断在美苏之间斡旋，但没有成功。1984年7月28日，洛杉矶奥运会如期开幕，共有14个国家抵制，但也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参加这一届奥运会表明了对苏联政策的不满。刚刚重返国际奥委会的中国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并且取得辉煌战绩。广大非洲国家则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展现出崭新的精神面貌，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奥林匹克运动也逐渐走出大国竞争和政治抵制的阴霾，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奥运让政治走开，但政治始终如影随形，国际政治上的权力斗争不时会延伸到奥运赛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就有一些西方政治势力企图掀起抵制闹剧，遭到挫败。我们回顾冷战时期围绕奥运会展开的政治角力，是为了在甚嚣尘上、愈演愈烈的“新冷战”语境中，避免让奥林匹克运动再次被政治化，对各国无辜的运动员们造成伤害，对神圣的奥林匹克精神造成亵渎。
（作者为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精神，奥运会不应被政治化。这一精神应得到奥林匹克大家庭全体成员的尊重和遵循。然而，奥运会非政治化的良好愿望常常受到各方干扰，其中突出表现就是各种类型和规模的政治抵制。这一现象在冷战期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多次使奥林匹克运动陷入危机，奥运会一度成为超级大国战略博弈的舞台和两极对抗的“牺牲品”。
冷战的发端与墨尔本奥运会
1956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夏季奥运会是现代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经受的首次冷战冲击。当时，世界仍未完全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痛，1956年更是国际局势动荡之年，奥运会成为一些国家表达政治主张的场所。那一年的10月23日，匈牙利“十月事件”爆发，苏联出兵干涉。出于对匈牙利的支持，抗议苏联的侵略行为，西班牙、瑞士、荷兰三国拒绝与苏联运动员同场竞技，宣布放弃参加墨尔本奥运会。不久，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为了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英法两国联合以色列对埃及发动军事行动，美苏两国分别介入，对发动战争的三国施加压力，中止了战争。但是埃及、黎巴嫩、伊拉克三国以“仍处于战争状态”为由宣布弃权，未参加墨尔本奥运会。
台湾问题则成为中国未能参加此次奥运会的主要障碍。在冷战初期的大环境下，国际奥委会支持台湾当局派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参加奥运会，将其代表团称为“福摩萨中国”，同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称为“北京中国”。这将在奥运赛场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直到墨尔本奥运会开幕式前夕，新中国政府与国际奥委会之间仍未达成共识。1956年8月19日，由于国际奥委会拒绝松动立场，中国奥委会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拒绝参加墨尔本奥运会。
反种族主义的政治抵抗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南非由于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被排除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大门外。1968年2月，国际奥委会经过内部激辩，做出允许南非参加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的决定。这一决定遭到了非洲国家的强烈谴责，它们纷纷提出抵制此届奥运会，迫使国际奥委会不仅收回成命，还于1970年通过决议，将南非开除出奥林匹克运动。
1972年，在国际奥委会同意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种族主义政权参加慕尼黑奥运会之后，愤怒的非洲国家决定集体抵制。直到慕尼黑奥运会开幕前夕，国际奥委会才决定取消罗得西亚参赛资格，换来非洲国家的参加。1975年，依旧推行种族主义政策的罗得西亚被开除出奥林匹克运动。次年6月，新西兰橄榄球队应南非当局邀请访问南非，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要求国际奥委会剥夺新西兰参加蒙特利尔奥运会的资格，遭到国际奥委会拒绝。于是，28个非洲国家为表抗议，在蒙特利尔奥运会开幕式举行前将本国代表团召回。
美苏对抗与抵制奥运行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苏冷战愈演愈烈，进入白热化阶段，也殃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东西方关系急转直下。抵制将于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第22届夏季奥运会，成为美国联合盟友制裁苏联的重要举措。1980年1月2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提出动议，要求禁止美国人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同年2月，美国总统卡特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取消莫斯科奥运举办权的要求，并告知苏联，若不在2月20日前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将全力阻止其他国家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然而，国际奥委会表态支持莫斯科继续举办奥运会。之后，卡特政府利用第13届冬奥会于1980年初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办的机会，开展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宣传活动。
然而，苏联不但没有撤军，还采取了一系列使局势升级的措施。4月12日，迫于卡特政府压力，美国奥委会在经过内部投票后，宣布放弃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以可口可乐、吉列为代表的美国企业也被迫终止与莫斯科奥组委的合作。在美国开展一系列外交工作之后，英国、联邦德国决定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随后越来越多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陆续做出同样的决定，中国奥委会也发表声明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尽管苏联通过经济援助等措施，争取到了部分非洲国家的支持，并向西方释放缓和信号，但仍难以扭转形势。最终，66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缺席了本届奥运会，占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总数（147）的五分之二。81个国家和地区的5179名运动员参赛，创近几届规模新低，其中还包括14个国家和地区缩小参加规模，并在运动会期间不使用本国/地区旗帜，只打五环旗。
作为报复，苏联对1984年在洛杉矶召开的第23届夏季奥运会也采取了抵制态度。1984年5月8日，苏联政府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宣布，出于安全考虑，将不派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之前，苏联已经通过外交手段说服了大多数东欧国家参与抵制。尽管萨马兰奇领导的国际奥委会不断在美苏之间斡旋，但没有成功。1984年7月28日，洛杉矶奥运会如期开幕，共有14个国家抵制，但也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参加这一届奥运会表明了对苏联政策的不满。刚刚重返国际奥委会的中国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并且取得辉煌战绩。广大非洲国家则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展现出崭新的精神面貌，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奥林匹克运动也逐渐走出大国竞争和政治抵制的阴霾，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奥运让政治走开，但政治始终如影随形，国际政治上的权力斗争不时会延伸到奥运赛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就有一些西方政治势力企图掀起抵制闹剧，遭到挫败。我们回顾冷战时期围绕奥运会展开的政治角力，是为了在甚嚣尘上、愈演愈烈的“新冷战”语境中，避免让奥林匹克运动再次被政治化，对各国无辜的运动员们造成伤害，对神圣的奥林匹克精神造成亵渎。
（作者为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