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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徐复观和余英时对清代汉学具有明显不同的解释方向：徐复观认为，清代汉学逃避对现实人生的责任，以“汉学”为名，攻击宋学，失去了儒学的根本生命，而且对近现代学术贻害甚烈，因而发愤研究两汉思想史，重塑汉代学术的精神面目。余英时则认为，清代汉学由“尊德性”转进到“道问学”，代表了儒学智识主义的新阶段。他遵循其师钱穆晚年的学术方向，试图在儒学与现代科学之间找出通道，进献新解。徐复观和余英时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个案研究，在历史的平台上能见出高下；而从当代儒学的发展来看，皆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化的自觉，具有深切的现实感受，展示出儒学自律演进的内在生命机制。他们以儒学开进中人文精神与客观认知精神的不同方向，提示了当代新儒学在内部张力下多向度发展的可能性。
一
徐复观与余英时对“清代汉学”及汉代学术的解释，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两大重镇，也代表了中国思想传统现代阐释的两个不同的方向。然而他们为学的深层动机，皆隐含现代儒学的发展，涉及儒学“自律演进”的问题。思想的资源蕴藏在历史之中，只有达到历史文化的自觉，才可能打造出儒者主体；儒者之心的高下深浅，又在对现实的关怀中得到检别。1977年，由杜维明主办的“中国十八世纪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召开，年逾古稀的徐复观和38岁的余英时应邀参加，徐氏回忆道：
我提的论文，是《清代汉学衡论》，对所谓“乾嘉学派”，作了总的批评。在我宣读论文前，已宣读了六篇，其中有三篇是专谈戴震的。在其他的论文中，也多关涉到戴震。我发现这次讨论会，无形中是以戴震思想为中心，大家对他有过高的评价。戴氏是反宋明理学的急先锋，胡适是他的后继者，写有《戴东原的哲学》。梁任公也倾心于戴氏。戴氏思想在美国汉学中影响之大，主要是通过梁胡两公的著作议论而来。而戴氏思想的横决，更由此而引起深刻的慨叹。……
在这次讨论中，我非常感谢余英时先生，因为他的饱学及俊俏的口才与笔调，在美国的中国学人中，已居于第一人第二人的地位。我的话，虽完全不是针对他的论文而发，但我与他的意见是显然不同。他不仅未曾稍为介意，并且他在讨论会结束时向我说，“徐先生的态度，我早已知道，也看过你的文章；但此次听徐先生的讲话，和看文章时的感受不同。许多美国朋友，受到徐先生的话的感动。”由此可见他识量之宏《徐复观杂文——忆往事》，台北，时报文化公司，徐复观（1903—1982）与余英时（1930—）年辈不同，在会上，似乎并没有形成面对面激烈的争论，更由于多重的学术因缘的联络，他们互相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学术观点的相左是明显的，起心动念之间，不能排除相对的回应。1965年，徐复观发愤要写一部《两汉思想史》，即有感于“清代汉学”之“涂传”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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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与余英时对“清代汉学”及汉代学术的解释，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两大重镇，也代表了中国思想传统现代阐释的两个不同的方向。然而他们为学的深层动机，皆隐含现代儒学的发展，涉及儒学“自律演进”的问题。思想的资源蕴藏在历史之中，只有达到历史文化的自觉，才可能打造出儒者主体；儒者之心的高下深浅，又在对现实的关怀中得到检别。1977年，由杜维明主办的“中国十八世纪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召开，年逾古稀的徐复观和38岁的余英时应邀参加，徐氏回忆道：
我提的论文，是《清代汉学衡论》，对所谓“乾嘉学派”，作了总的批评。在我宣读论文前，已宣读了六篇，其中有三篇是专谈戴震的。在其他的论文中，也多关涉到戴震。我发现这次讨论会，无形中是以戴震思想为中心，大家对他有过高的评价。戴氏是反宋明理学的急先锋，胡适是他的后继者，写有《戴东原的哲学》。梁任公也倾心于戴氏。戴氏思想在美国汉学中影响之大，主要是通过梁胡两公的著作议论而来。而戴氏思想的横决，更由此而引起深刻的慨叹。……
在这次讨论中，我非常感谢余英时先生，因为他的饱学及俊俏的口才与笔调，在美国的中国学人中，已居于第一人第二人的地位。我的话，虽完全不是针对他的论文而发，但我与他的意见是显然不同。他不仅未曾稍为介意，并且他在讨论会结束时向我说，“徐先生的态度，我早已知道，也看过你的文章；但此次听徐先生的讲话，和看文章时的感受不同。许多美国朋友，受到徐先生的话的感动。”由此可见他识量之宏《徐复观杂文——忆往事》，台北，时报文化公司，徐复观（1903—1982）与余英时（1930—）年辈不同，在会上，似乎并没有形成面对面激烈的争论，更由于多重的学术因缘的联络，他们互相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学术观点的相左是明显的，起心动念之间，不能排除相对的回应。1965年，徐复观发愤要写一部《两汉思想史》，即有感于“清代汉学”之“涂传”徐复观：《两汉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