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溢出效应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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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涵盖了环境、能源等因素,比起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更能反映经济发展现实,也符合绿色发展的时代主题。本文对19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的理论、实证和发展历史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以期为我国引进外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FDI;溢出效应;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FDI作为国际间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国学者相关理论研究表明FDI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包括竞争-示范、模仿-人员培训与流动-产业关联传导机制,规模效应,环境效应等对东道国经济产生影响,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又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目前,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并不统一,并且不同方法各有利弊,本文将对比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同测算方法,并总结回顾不同学者研究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溢出效应的理论与实证成果,探索出新的发展趋势。
  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一)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文献
  生产率是当今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程度,反映了经济系统在一定时期内技术创新水平,要素配置状况,生产管理水平等。亚当斯密最早研究生产率,但是对生产率进行定量分析开始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提出以及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的传统方法是索罗余值法(SRA),然而SRA的理论假设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因为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生产者并不能达到投入-产出关系的技术边界(Farrel, 1957)。Aigner、Lovell、Schmidt(1977)提出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将生产者效率分解为技术前沿和技术效率,前者刻画所有生产者投入-产出函数的边界,后者描述个别生产者实际技术与技术前沿的差距,同时考虑了生产活动中存在的随机现象。自此之后,该模型被大量用于学者研究各个领域经济发展情况。
  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方法包括索罗余值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随机前沿分析法等,三种方法各有其优劣。郭庆旺,贾俊雪(2005)分别用索罗余值法、潜在产出法、隐性变量法对我国1979-200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发现在此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低,我国主要采取投入型增长方式,技术效率较低,且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特征。王滨(2010)通过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非参数方法测算了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并分析得出结论FDI对制造业横向和前后关联存在显著的正溢出效应,FDI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涂正革,肖耿(2005) 运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对中国大中型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分析,得出结论前沿技术已经成为TFP增长的最重要动力。
  (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文献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对一国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学者认为资源与环境也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时,应当考虑环境因素的变化,因此提出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既包括了经济增长,又涵盖了能源与环境,用其衡量经济增长的绩效更加全面精准(傅京燕,李丽莎,2010)。
  从测算方法上来看,陈诗一(2010)运用方向距离函数和曼奎斯特-鲁恩博格生产率指数(Malmquist-Luenberger Productivity Index)把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投入处理,度量出真实的生产率水平。研究发现考虑环境约束后实际GTFP比传统意义下的TFP估值低了很多,由此证明了节能减排的重要性。陈超凡(2016)也运用方向距离函数以及ML指数并通过动态面板模型测算了工业GTFP影响因素,得出类似的结论,并且认为提高技术水平,合理产权结构有利于促进GTFP增长,资本深化以及不合理的能源结构阻碍了GTFP增长。
  除了测算方法的差异,各学者对环境能源要素的定义以及所使用的指标也存在差异。陈诗一(2010)通过采用对环境变量的四种处理方法包括不考虑排放因素、排放变量作为自由处置的投入要素、排放作为与工业总产值一样自由处置的非期望产出以及排放作为弱处置的非期望产出来处理,探讨环境约束下生产率变化情况。李玲(2012)采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考虑能源投入、废水、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固体废物排放的36个工业根据其技术属性,分成高质量产业、中间质量产业、低质量产业,分别研究其GTFP变动趋势,得出高技术产业和清洁产业是工业GTFP增长的主要动力的结论。胡晓珍,杨龙(2011)运用熵值法将六种环境污染指数拟合为一个综合指数估算中国29个省份的绿色Malmquist指数、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率,从GTFP角度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得出结论:考虑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TFP显著下降,且各省份GTFP差异的主要来源是技术进步率的差异。
  二、FDI溢出效应研究
  (一)FDI技術溢出效应相关文献
  自从Hymer开创了以FDI为对象的研究领域以来,FDI对东道国的影响一直成为社会和各学者关注的中心,学术界普遍认为FDI对东道国企业以及行业发展存在技术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效应是指技术溢出接收者在生产、管理、市场、研发等方面受到跨国公司进入本国市场的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FDI,引起当地技术以及生产管理的进步,但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其中全部收益的一种经济外部效应。
  Kokko (1994) 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途径归纳为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人员培训-流动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其中前三种途径属于行业内水平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属于行业间的垂直溢出。首先,竞争效应一方面是指FDI的进入打破东道国的垄断市场,当地消费者福利提升,另一方面FDI进入加大市场竞争,倒逼国内企业改革。竞争效应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有关正向竞争效应的研究认为FDI的进入带来了市场活力,促进本地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学习优秀管理经验。Haddad和Harrison(1991)对摩洛哥的研究也表明,FDI溢出效应也促进了行业内内资企业生产率。然而,如果东道国企业自身发展水平较低,没有足够的能力吸收外国先进的技术,此时强大的竞争者剥夺市场份额会使当地企业发展环境迅速恶化,甚至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关于FDI负向竞争效应例如Evans(1979) 对巴西纺织业进行研究发现,外资合成纤维厂带来的人造纤维产品使本地生产的棉纺织品无人问津,面临破产的窘境。因此,竞争效应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正向影响与负向影响的总体效果。示范模仿效应是指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对内资企业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内资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学习,提升本企业核心竞争力。Tilton(1971) 发现跨国公司将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创新带到了欧洲,促进欧洲半导体行业发展。人员培训-流动效应是指接受过外资企业培训的当地员工跳槽到本地企业时给当地企业带来了先进的人力资本与管理技术,从而引发了技术的间接转移。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与否以及其影响因素成为现今专家学者实证研究的焦点,各国学者对具体国家,地区,行业的FDI溢出效应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结论。Globerman(1979)对加拿大制造业研究,Blomstrom(1986) 对墨西哥制造业的研究成果表明FDI对东道国发生了行业内技术外溢,然而Kokko(1996)对乌拉圭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FDI溢出效应不存在。由此可见FDI溢出效应并不是随着FDI的进入而自动产生的,实现技术外溢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Blomstron and Kokko, 1998)。Girma, Greenaway and Wakelin 研究英国企业面板数据发现FDI提升技术差距小于等于10%的东道国企业的生产效率,而是技术差距较大的企业生产率下降。
  (二)FDI环境效应相关文献
  从理论方面看,目前环境保护、FDI以及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人们普遍认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与FDI和环境规制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关的观点主要包括污染避难所假说,环境竞次假说,波特假说等。
  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随着国家间FDI的流动和规模不断扩大,由于对经济收入和政治的考虑,丰富的环境资源常常使发展中国家放松环境管制,从而使污染密集产业不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如果发展中国家持续实施较低环境标准,那么这些国家会成为污染产业集中地,发达国家的避难所。Mani和Wheeler(1999)以1960-1995 OECD国家、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污染与非污染产业比例进行研究,发现OECD国家比例持续下降,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比例上升,这证明了污染产业转移确实存在。然而,还有些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例如,王军(2008)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发现FDI不一定造成环境恶化,相反,在一些特定情况下FDI还可降低东道国污染物,从而改善当地环境质量。目前,学术界对污染避难所假说尚未形成一致观点。
  环境竞次假说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有降低环境标准的意愿来维护本国污染密集产业的竞争力。为了避免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遭受损失,各国竞相采取比其他国家更低的环境标准及竞次效应,最终导致了全球环境的恶化。但是一些学者认为该理论缺乏足够证据,大部分国家环境成本占总成本比重不高,因此无法激励产业转移。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各个国家的环境标准逐年提高,并没有出现环境竞次的现象,没有得出该结论的充分证据。
  迈克尔波特1991年提出环境规制可能产生正外部性的思想。他指出,环境政策可以刺激国内企业进行清洁可持续技术的创新发展,从长期来看可以提高其竞争力。彭海珍,任荣明(2004)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在初期确实会增加企业投资并削弱其竞争力,但是从长期来看有利于企业规避环境风险,实质上提高了企业竞争力。
  目前关于FDI对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主要观点分为两类,一部分学者认为FDI在环境方面存在正效应,另一部分学者认为FDI的环境效应为负。关于FDI正环境效应的主要研究有:Eskeland和Harrison分析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FDI环境绩效后发现,FDI对东道国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具有促进作用,通过节能技术的扩散,提高了东道国能源利用效率。尹华和祁娜(2012)分析了湖南省制造业FDI的数据,以二氧化硫、工业废气、工业廢水、工业固废四类污染物排放量作为环境被解释变量,考察FDI环境效应发现FDI对轻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是正面的,而重度污染密集行业影响为负,但总体而言,FDI环境效应为正。何正霞、许士春(2009)利用1990-2007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FDI与环境污染存在显著负相关,出口与环境污染关系为正,即FDI流入有利于我国环境改善,然而出口却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我国的环境。关于FDI负环境效应分析的研究有:胡晓娟和赵寒(2010)对中国35个工业行业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FDI每增加1%,污染行业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0.276%。
  三、FDI对GTFP影响研究
  梳理现有文献,国内外学术界探究FDI的领域主要集中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及FDI对经济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而考虑环境因素的,探讨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的文章较少,主要研究观点归纳如下几点。部分学者认为FDI对GTFP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郑强,冉光和(2018)利用2003-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非径向、非角度SBM模型和DEA-GML指数综合评价了中国省际GTFP,并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考察发现FDI对中国GTFP增长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还有部分学者认为FDI抑制东道国GTFP增长,李玲和陶峰( 2011) 在测度 2004-2008年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界定污染密集型产业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得出: 污染密集型产业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FDI每上涨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下降 2.77%-3.67%。还有学者认为FDI对GTFP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如胡晓亚(2016)运用跨期数据包络分析法对1997-2013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绿色技术进步进行测算并分析出FDI所含国外R&D对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中部地区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最为显著。部分学者探讨FDI与环境规制交互项来研究其对GTFP的影响。
  四、当前研究的不足
  纵观上述文献,发现学者们在分别研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测算方法,FDI溢出效应,FDI环境效应研究较为丰富,但是,目前对FDI对环境约束条件下的溢出效应研究并不十分充分,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研究视角上,大多学者研究主要基于所有行业和地区整体的数据上研究FDI对GTFP的影响,而忽略了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由于城市特性不同,吸引外资不同而导致的差异,少部分作者得出FDI对GTFP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但也没有进行深入探讨,研究的角度不够深入细化。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学者采用的方法各有不同,在测算GTFP时,许多学者采用径向的、角度的DEA计算方向性距离函数,但忽略了当存在松弛向量时其数据结果具有不准确的特性。最后,上述研究较少考虑到环境规制等外部因素对FDI绿色溢出效应的影响。   五、总结
  总结现有研究,首先,当前研究FDI对GTFP影响时会受到不同区域地理位置,当地产业,环境规制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在对一个地区提出FDI相关政策意见时要考虑到当地产业多方面的因素,运用最先进的测算方法,做好充分研究,推出因地制宜的招商引资政策。其次,在对我国FDI效应研究分析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响应国家高科技带动经济绿色发展号召,引入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等要素进行分析,适当引入外资,推动我国经济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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