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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1Q84》Book1中，深绘里在天吾家借宿那晚，天吾读书给她听，选的恰好是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粗壮矮小的吉利亚克人是萨哈林岛上的原住民，他们从不洗脸，身上散发着恶臭，本性却不好战，不喜欢争论。他们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便是在马路已铺好的地方，他们照旧在密林中寻找道路，似乎这样才能明确自身存在的意义。
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正是《萨哈林旅行记》的主旨。
契诃夫说过：“小说家不是解决问题的人，而是提出问题的人。”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提出了他的问题，契诃夫的问题则在《萨哈林旅行记》中集中爆发。当然，他们难以想象的是，不远的将来，人们连提出问题都被视为反动。契诃夫这句话是有其深刻时代背景的。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万马齐喑，人人都是装在套子里的人，苟且偷安，醉生梦死。人们觉得生活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应该有所改变，可是由于绝大多数人内心认定罗曼诺夫王朝政权的合理性，所以一切都陷入死循环，无人知道通往新生活的道路该怎么走。
俄国知识分子也都陷入了这一精神危机。契诃夫写道：“无论怎么逼，即使用鞭子抽，我们也不行……我们既没有近期目标，也没有远大目的。我们的灵魂里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抱着从生活中寻找“怎么办”这一答案的目的，契诃夫踏上了他的旅途。
萨哈林岛是北太平洋上介于鞑靼海峡和鄂霍次克海之间一个长条形大岛，中国历史上称它为库页岛。1855年，俄国和日本签订协定，两国分享该岛统治权。萨哈林岛四面环水，俄国把它当作罪犯无法逃脱的天然监狱，从19世纪60年代起，将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和刑事犯流放到那里，让他们在皮鞭下成为苦役。
从莫斯科到萨哈林岛近一万俄里的险恶旅途中，契诃夫遭遇了被洪水围困、险些在暴风雨中翻船等险境，天寒地冻，他几次咯血，肺结核的病根就此埋下。
途经西伯利亚鄂毕河沿岸红谷村时，他和当地的包酒商彼得·彼得洛维奇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彼得洛维奇说：“西伯利亚这里的人都愚昧无知，没有才干。心灵和头脑，什么也没有，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契诃夫说：“人干活，吃得饱，穿得暖，他还有什么可需要的？”“他毕竟应该懂得，为什么需要而活着。在俄国的人必定都懂得。”契诃夫悲伤地说：“不，不懂得。”“这绝对不可能，人不是马，应该要寻找这种真理。”契诃夫没说出口的是，“我来这里也正是为了寻找这种真理，可悲的是我们都天真地以为，这答案一定存在于别处。”
幸而，萨哈林岛上的苦役犯们，比生活在俄国本土的任何居民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契诃夫在做户籍调查时发现，非自由民们最喜欢强调的是没犯罪前那种无污点的状态，比如回答自己以前的身份，就简单说是“自由”。这是生活在俄国本土的农民绝对意识不到的。人们明明知道不可能逃离萨哈林，却还是疯了一样想要获得自由。那个曾经美得像天仙的“小金手”，起初和流放到这里的女人一样，住在监狱外自由的民宅里，她却化装成士兵试图逃走。被捕后她的美貌使所有的狱吏神魂颠倒。有个看守曾帮助她逃跑，自己也跟她一起逃走。经过三年苦役的摧残，契诃夫看到的“小金手”已是头发斑白、脸上堆满皱纹的老太婆。她依然在囚室中踱来踱去，不停地嗅着铁窗外的空气。契诃夫相信，一旦有机会，她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奔向自由。
他注意到，苦役犯们在这里遭受了种种不公正的，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待遇，但他们却最喜欢公理和正义。“他们脸色阴沉、凶狠、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人们、长官、美好的生活，可是监狱当局却无动于衷地听着，或者哈哈大笑——因为这一切确实可笑之至。”这些苦役犯在内心深处依然对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政权充满了希望，尽管他们咒骂它，可是他们寄望于它改变一切——和莫斯科那些苦闷的知识分子一样。
契诃夫回到莫斯科，花了三年时间完成《萨哈林旅行记》。这部堪称社会学开山之作的著作还涉及到地理、历史、气象学、人文学、监狱学和法学，惟独离文学性叙事有点远。契诃夫视其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在给苏沃林的信中说：“我很高兴，在我的小说的衣柜里，将挂一件粗糙的囚衣，就让它挂着好了。這不是在杂志上刊登的东西，但我想它是一部有益的作品。至少你不必笑我。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爱尔兰诗人谢莫斯·希尼在《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一诗中写道：“去试着用正确的调子写作——不写论文、政论、宗教宣传/丢开那些鞭打/他要把自己奴性的血挤出/成为觉醒的自由人/尾随一个囚徒的引导走遍萨哈林岛。”
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正是《萨哈林旅行记》的主旨。
契诃夫说过：“小说家不是解决问题的人，而是提出问题的人。”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提出了他的问题，契诃夫的问题则在《萨哈林旅行记》中集中爆发。当然，他们难以想象的是，不远的将来，人们连提出问题都被视为反动。契诃夫这句话是有其深刻时代背景的。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万马齐喑，人人都是装在套子里的人，苟且偷安，醉生梦死。人们觉得生活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应该有所改变，可是由于绝大多数人内心认定罗曼诺夫王朝政权的合理性，所以一切都陷入死循环，无人知道通往新生活的道路该怎么走。
俄国知识分子也都陷入了这一精神危机。契诃夫写道：“无论怎么逼，即使用鞭子抽，我们也不行……我们既没有近期目标，也没有远大目的。我们的灵魂里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抱着从生活中寻找“怎么办”这一答案的目的，契诃夫踏上了他的旅途。
萨哈林岛是北太平洋上介于鞑靼海峡和鄂霍次克海之间一个长条形大岛，中国历史上称它为库页岛。1855年，俄国和日本签订协定，两国分享该岛统治权。萨哈林岛四面环水，俄国把它当作罪犯无法逃脱的天然监狱，从19世纪60年代起，将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和刑事犯流放到那里，让他们在皮鞭下成为苦役。
从莫斯科到萨哈林岛近一万俄里的险恶旅途中，契诃夫遭遇了被洪水围困、险些在暴风雨中翻船等险境，天寒地冻，他几次咯血，肺结核的病根就此埋下。
途经西伯利亚鄂毕河沿岸红谷村时，他和当地的包酒商彼得·彼得洛维奇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彼得洛维奇说：“西伯利亚这里的人都愚昧无知，没有才干。心灵和头脑，什么也没有，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契诃夫说：“人干活，吃得饱，穿得暖，他还有什么可需要的？”“他毕竟应该懂得，为什么需要而活着。在俄国的人必定都懂得。”契诃夫悲伤地说：“不，不懂得。”“这绝对不可能，人不是马，应该要寻找这种真理。”契诃夫没说出口的是，“我来这里也正是为了寻找这种真理，可悲的是我们都天真地以为，这答案一定存在于别处。”
幸而，萨哈林岛上的苦役犯们，比生活在俄国本土的任何居民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契诃夫在做户籍调查时发现，非自由民们最喜欢强调的是没犯罪前那种无污点的状态，比如回答自己以前的身份，就简单说是“自由”。这是生活在俄国本土的农民绝对意识不到的。人们明明知道不可能逃离萨哈林，却还是疯了一样想要获得自由。那个曾经美得像天仙的“小金手”，起初和流放到这里的女人一样，住在监狱外自由的民宅里，她却化装成士兵试图逃走。被捕后她的美貌使所有的狱吏神魂颠倒。有个看守曾帮助她逃跑，自己也跟她一起逃走。经过三年苦役的摧残，契诃夫看到的“小金手”已是头发斑白、脸上堆满皱纹的老太婆。她依然在囚室中踱来踱去，不停地嗅着铁窗外的空气。契诃夫相信，一旦有机会，她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奔向自由。
他注意到，苦役犯们在这里遭受了种种不公正的，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待遇，但他们却最喜欢公理和正义。“他们脸色阴沉、凶狠、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人们、长官、美好的生活，可是监狱当局却无动于衷地听着，或者哈哈大笑——因为这一切确实可笑之至。”这些苦役犯在内心深处依然对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政权充满了希望，尽管他们咒骂它，可是他们寄望于它改变一切——和莫斯科那些苦闷的知识分子一样。
契诃夫回到莫斯科，花了三年时间完成《萨哈林旅行记》。这部堪称社会学开山之作的著作还涉及到地理、历史、气象学、人文学、监狱学和法学，惟独离文学性叙事有点远。契诃夫视其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在给苏沃林的信中说：“我很高兴，在我的小说的衣柜里，将挂一件粗糙的囚衣，就让它挂着好了。這不是在杂志上刊登的东西，但我想它是一部有益的作品。至少你不必笑我。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爱尔兰诗人谢莫斯·希尼在《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一诗中写道：“去试着用正确的调子写作——不写论文、政论、宗教宣传/丢开那些鞭打/他要把自己奴性的血挤出/成为觉醒的自由人/尾随一个囚徒的引导走遍萨哈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