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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2016年12月27日，“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在成都拉开大幕，为成都及旅游的人们送上一份辛酉年春节艺术盛宴。当我们走进展览大厅，端详着一件件精美文物，聆听一行行动人解说时，脑海中不由自主的浮现出20世纪90年代参观敦煌博物馆时情景。目睹一代巨匠张大千用3年时间绘制的敦煌壁画，荡人心脾的艺术馨香扑面而来。回川后，我们从四川省博物馆馆藏200多幅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画作中，选辑了10幅“伎乐天乐舞图像”，收录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1996年正式出版发行。整整20多年过去了，敦煌艺术展跨越万里征途来到成都，再次激发了我们对南北古代艺术交流的关切，特撰此小文，以飧读者。
古“蜀道”与“丝绸之路”。 四川位于中国内陆，自古以来，打通四川对外交通要道，成为历史上各朝代的重要举措，而历史文化珍贵遗存也沿道路积淀下来。
历史上四川对外交往通道，主要有蜀道、南方丝绸之路、鲜水河流域草原文化通道以及成渝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长江水道。
蜀道，是历史上四川连接“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蜀道由丝绸之路起点长安进入蜀地，穿越秦岭和大巴山，山高谷深，道路崎岖，唐代“诗圣”李白作《蜀道难》一诗，描绘的就是这条古道的地貌特征和历史传说。由于不同时期开发的古蜀道交叉纵横，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古道名称不尽相同，学术界对蜀道研究还有不同见解。通常提到的“蜀道”，是指由关中通往汉中的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傥骆道（堂光道）以及由汉中通往蜀地的金牛道、米仓道等。2011年，蜀道申遗工程在广元启动，经充分讨论，最后推荐了4条古道、68处文化遗产点，涵盖我省7市26区县，时限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最晚到清朝。
佛教艺术在四川的遗存和传播。古蜀道的开通，连接了成都与“丝绸之路”起点西安的通道。汉唐时期，蜀道成为西域文化和佛教文化西进东渐、北往南传的主要通道。四川出土汉代画像砖石石刻艺术中，保留了了丰富的西域艺术表演图像：柔术、幻术、吐火、跳丸、胡腾等，展现出四川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兴盛。而印度佛教艺术在四川的传播，更加彰显了四川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繁荣。
佛教音乐的传播。两汉时期，已在印度占重要地位的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原地区的汉传佛教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至迟在南朝时期，已传到成都。据南朝僧人慧皎（公元497-554年）《高僧传》记载：“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庇佑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所谓“偈”是樊文汉语音译“偈佗”的简称，“颂”是指这种音乐“偈佗”的形式，由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构成歌句。通过音乐的感召力，传授佛教教仪，既可“内修”，又可“外鸿”，达到“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目的。”这种歌咏形式，一般有乐器伴奏，曲调称为“呗”，或译为“声呗”、“樊呗”。据唐代僧人道世《法苑珠林》（668年编纂）记载，三国时期曹植（公元192-232年），每读佛经，都仔细琢磨，“忽闻樊天之响”“乃摩其声，节写为樊呗，纂文制音，作为后式。樊声显世，始于此也。”该文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说中国吸收印度佛教音乐，最早由三国时期的曹植开始。二是说曹植创作中国佛乐“樊声”是其日积月累吟诵佛经，灵感突现，创作“樊呗”。
中国汉传佛教音乐的流行，在语言上经过汉译，在音乐上也增加了民间曲调，所以各地区的音乐风格是不同的。唐高僧道宣（公元596-667年）《续高僧传》就记载了南方“纤婉”北方“雄远”的不同风格，言“剑南、陇石（今属四川、甘肃），其风体秦。”[1]
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音乐传入内地，在四川地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造像石刻。[2] 成都万佛寺有4幅石刻留下乐伎表演图像，如梁大同年间观音造像的龛座正面刻8伎乐，其中2男伎踏步起舞，其他6伎乐吹贝、击羯鼓、吹横笛、吹排箫、击铜钹、弹琵琶。（附图）唐代吹笛女伎乐石刻，肩披飘带，轻纱宝冠，横握吹笛，潇洒自然；反弹琵琶伎乐，左手握柄，右手弹拨，神情专注，姿态优美。巴中古称巴州，是跨越米仓山通往汉中的要道，巴中石窟造像起自隋朝，盛于中唐，主要保存在西龛16、53号窟，南龛116和北龛7号窟。乐舞伎石刻数十躯，身披华彩，演奏箜篌、琵琶、排箫、横笛、筚篥、笙、琴、铃、羯鼓等，展现了初唐至中唐表演风格。仁寿牛角寨唐代石刻，有拍板、琵琶、箜篌等伎乐演奏图像。石窟造像中还有演唱佛经故事《迎佛图》《东方药师净土变》《西方净土变》的石刻群，表演伎乐最多达16躯，生动地记载了佛教音乐和讲唱变文，在四川地区的昌行。
说唱变文艺术的传播。唐代出现的说唱变文，也称“转变”或“啭变，最早见于四川。说唱变文是吸收印度佛教仪式中讲经形式，在唐代出现的”俗讲“活动，并逐渐演化成一种曲艺形式。变文一般指用以演唱的文学脚本即曲本，“转”是唱的意思。表演者有说有唱，变文中散体文用说，韵文是唱词。变文内容有两种，一种是“僧变”，讲唱经文或演绎佛教故事，如维摩诘经变文、药师经变文等。还有一种变文的题材和内容日趋世俗化，称为“俗变”，说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英雄故事，或者说唱现实故事，如王昭君变文等[3]。
唐代巴蜀流行说唱变文，既有讲唱“僧变”，又有说唱“俗变”，不仅在寺院开讲，在民间也很盛行。已知现存历史文献中记载唐代最早的转变，出现在剑南道。唐玄宗年间（713-755），杨国忠为剑南招募使，令各郡县征夫赴泸南，因路南地僻路险，郡县无以应命，“乃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路转变，其中有单贫者，即缚之，…… 急道赴役。”（唐胡琚《谭宾录》，）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剑南道太清宫内供奉矩令费，应皇帝之命，赴长安玄真观参加佛、道俗讲大会，并开讲。（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末僧人贯休在《蜀王入大慈寺听讲》一诗中，描写了蜀主王建率官民到成都大慈寺听俗讲的热烈场面：“玉带金珂香似雪，水晶宫殿步裴回。只缘支遁谈经妙，所以许询都讲来。帝释镜中遥仰止，魔军殿上动崔嵬。木铎声中天降福，景星光里地无灾。百姓民拥听经座，始见重天社稷才。”唐末吉师老的诗《看蜀女转昭君变》记载了说唱女艺人的表演：“妖姬未着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转意向文君。”有学者认为，敦煌变文中的《王昭君变文》就是蜀女所唱文本。
五代时期，说唱变文在巴蜀地區依然盛行。宋元明清时期，说唱变文艺术与本土文学诗词结合，配以故事，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戏剧艺术，“川剧”也成为一大地方品牌。
结语：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四川开发“丝绸之路”文化资源，促进四川文化创意、文化旅游和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2016年4月，成都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敦煌艺术大展的成功举办，以成都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魅力，再次彰显了成都城市品质和富有创新的时代精神。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和文化产业竞争力，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已成为全市人民的共识和共同行动。我们相信也殷切希望，四川与丝绸之路文化活动不断深化，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参考资料：
[1] 参见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第93-96页。
[2] 参见幸晓峰、沈博《积点德艺术——四川音乐文物概览》，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1版。
[3] 参见幸晓峰等《中国曲艺志·四川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2003年第1版。
古“蜀道”与“丝绸之路”。 四川位于中国内陆，自古以来，打通四川对外交通要道，成为历史上各朝代的重要举措，而历史文化珍贵遗存也沿道路积淀下来。
历史上四川对外交往通道，主要有蜀道、南方丝绸之路、鲜水河流域草原文化通道以及成渝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长江水道。
蜀道，是历史上四川连接“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蜀道由丝绸之路起点长安进入蜀地，穿越秦岭和大巴山，山高谷深，道路崎岖，唐代“诗圣”李白作《蜀道难》一诗，描绘的就是这条古道的地貌特征和历史传说。由于不同时期开发的古蜀道交叉纵横，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古道名称不尽相同，学术界对蜀道研究还有不同见解。通常提到的“蜀道”，是指由关中通往汉中的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傥骆道（堂光道）以及由汉中通往蜀地的金牛道、米仓道等。2011年，蜀道申遗工程在广元启动，经充分讨论，最后推荐了4条古道、68处文化遗产点，涵盖我省7市26区县，时限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最晚到清朝。
佛教艺术在四川的遗存和传播。古蜀道的开通，连接了成都与“丝绸之路”起点西安的通道。汉唐时期，蜀道成为西域文化和佛教文化西进东渐、北往南传的主要通道。四川出土汉代画像砖石石刻艺术中，保留了了丰富的西域艺术表演图像：柔术、幻术、吐火、跳丸、胡腾等，展现出四川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兴盛。而印度佛教艺术在四川的传播，更加彰显了四川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繁荣。
佛教音乐的传播。两汉时期，已在印度占重要地位的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原地区的汉传佛教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至迟在南朝时期，已传到成都。据南朝僧人慧皎（公元497-554年）《高僧传》记载：“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庇佑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所谓“偈”是樊文汉语音译“偈佗”的简称，“颂”是指这种音乐“偈佗”的形式，由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构成歌句。通过音乐的感召力，传授佛教教仪，既可“内修”，又可“外鸿”，达到“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目的。”这种歌咏形式，一般有乐器伴奏，曲调称为“呗”，或译为“声呗”、“樊呗”。据唐代僧人道世《法苑珠林》（668年编纂）记载，三国时期曹植（公元192-232年），每读佛经，都仔细琢磨，“忽闻樊天之响”“乃摩其声，节写为樊呗，纂文制音，作为后式。樊声显世，始于此也。”该文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说中国吸收印度佛教音乐，最早由三国时期的曹植开始。二是说曹植创作中国佛乐“樊声”是其日积月累吟诵佛经，灵感突现，创作“樊呗”。
中国汉传佛教音乐的流行，在语言上经过汉译，在音乐上也增加了民间曲调，所以各地区的音乐风格是不同的。唐高僧道宣（公元596-667年）《续高僧传》就记载了南方“纤婉”北方“雄远”的不同风格，言“剑南、陇石（今属四川、甘肃），其风体秦。”[1]
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音乐传入内地，在四川地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造像石刻。[2] 成都万佛寺有4幅石刻留下乐伎表演图像，如梁大同年间观音造像的龛座正面刻8伎乐，其中2男伎踏步起舞，其他6伎乐吹贝、击羯鼓、吹横笛、吹排箫、击铜钹、弹琵琶。（附图）唐代吹笛女伎乐石刻，肩披飘带，轻纱宝冠，横握吹笛，潇洒自然；反弹琵琶伎乐，左手握柄，右手弹拨，神情专注，姿态优美。巴中古称巴州，是跨越米仓山通往汉中的要道，巴中石窟造像起自隋朝，盛于中唐，主要保存在西龛16、53号窟，南龛116和北龛7号窟。乐舞伎石刻数十躯，身披华彩，演奏箜篌、琵琶、排箫、横笛、筚篥、笙、琴、铃、羯鼓等，展现了初唐至中唐表演风格。仁寿牛角寨唐代石刻，有拍板、琵琶、箜篌等伎乐演奏图像。石窟造像中还有演唱佛经故事《迎佛图》《东方药师净土变》《西方净土变》的石刻群，表演伎乐最多达16躯，生动地记载了佛教音乐和讲唱变文，在四川地区的昌行。
说唱变文艺术的传播。唐代出现的说唱变文，也称“转变”或“啭变，最早见于四川。说唱变文是吸收印度佛教仪式中讲经形式，在唐代出现的”俗讲“活动，并逐渐演化成一种曲艺形式。变文一般指用以演唱的文学脚本即曲本，“转”是唱的意思。表演者有说有唱，变文中散体文用说，韵文是唱词。变文内容有两种，一种是“僧变”，讲唱经文或演绎佛教故事，如维摩诘经变文、药师经变文等。还有一种变文的题材和内容日趋世俗化，称为“俗变”，说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英雄故事，或者说唱现实故事，如王昭君变文等[3]。
唐代巴蜀流行说唱变文，既有讲唱“僧变”，又有说唱“俗变”，不仅在寺院开讲，在民间也很盛行。已知现存历史文献中记载唐代最早的转变，出现在剑南道。唐玄宗年间（713-755），杨国忠为剑南招募使，令各郡县征夫赴泸南，因路南地僻路险，郡县无以应命，“乃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路转变，其中有单贫者，即缚之，…… 急道赴役。”（唐胡琚《谭宾录》，）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剑南道太清宫内供奉矩令费，应皇帝之命，赴长安玄真观参加佛、道俗讲大会，并开讲。（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末僧人贯休在《蜀王入大慈寺听讲》一诗中，描写了蜀主王建率官民到成都大慈寺听俗讲的热烈场面：“玉带金珂香似雪，水晶宫殿步裴回。只缘支遁谈经妙，所以许询都讲来。帝释镜中遥仰止，魔军殿上动崔嵬。木铎声中天降福，景星光里地无灾。百姓民拥听经座，始见重天社稷才。”唐末吉师老的诗《看蜀女转昭君变》记载了说唱女艺人的表演：“妖姬未着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转意向文君。”有学者认为，敦煌变文中的《王昭君变文》就是蜀女所唱文本。
五代时期，说唱变文在巴蜀地區依然盛行。宋元明清时期，说唱变文艺术与本土文学诗词结合，配以故事，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戏剧艺术，“川剧”也成为一大地方品牌。
结语：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四川开发“丝绸之路”文化资源，促进四川文化创意、文化旅游和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2016年4月，成都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敦煌艺术大展的成功举办，以成都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魅力，再次彰显了成都城市品质和富有创新的时代精神。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和文化产业竞争力，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已成为全市人民的共识和共同行动。我们相信也殷切希望，四川与丝绸之路文化活动不断深化，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参考资料：
[1] 参见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第93-96页。
[2] 参见幸晓峰、沈博《积点德艺术——四川音乐文物概览》，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1版。
[3] 参见幸晓峰等《中国曲艺志·四川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2003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