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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仕”已成为常态，而院士出任地方大员，则体现中央有意识地向地方政府补充高级专业人才的倾向。
10月11日，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卢柯被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38岁就当选为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纳米材料领域研究造诣深厚，卢柯可谓“光环加身”。而就在几天后，中国工程院院士、“炼金师”彭金辉在9个月内再度履新，成为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并任省委组织部部长。
在转身政坛前，彭金辉在昆明理工大学执教多年，卢柯则是在材料科学领域深耕十数载。
今年以来，已有3位两院院士出任地方政府副省级职务，分别是海南省副省长彭金辉、吉林省副省长安立佳和辽宁省副省长卢柯。
两院院士任职地方省级政府要职，此前亦不乏先例。院士入仕，既体现了中国干部人事制度变革之下，“学而优则仕”已经成为常态，也让中国高官群体呈现出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趋势。
“这是（中央）有意识地往地方政府充实高级专业人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肖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作为中管干部，省级官员的人事安排，往往体现中央层面对地方发展的战略意图。
此次彭金辉出任海南省委常委，可以看作中央层面围绕海南自贸区建设，对海南一系列人事布局的重要一环，意在将新鲜血液充实进海南省级领导班子。
今年1月，彭金辉和山东日照原市委书记刘星泰一同调往海南，前者任海南副省长，后者任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8月，商务部政研室原主任沈丹阳“空降”海南任副省长。在海南省政府现今 “一正七副”的班子配置中，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特征很明显：8位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中，5位具有博士学位；多人任职履历体现出很强的专业针对性，例如海南省省长沈晓明就是一名典型的学者型干部，且在浦东新区任职多年；沈丹陽作为经济领域的专家，在商务部任职多年。
10月16日，《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发布。根据《方案》，自贸试验区的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按照海南省总体规划的要求，产业布局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这让海南亟待补齐自身的人才“短板”，并为引才育才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要求全省组织部门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在学术方面，辽宁省副省长卢柯一直致力于纳米结构金属制备技术的开发，相关科研成果在国际纳米结构材料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卢柯长期担任国家实验室主任，他参与创建并任首任主任的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是中国首批建设的几个国研中心之一。
辽宁全省工业增加值的三分之二，来自与材料关系密切的装备制造、冶金、化工三大行业。在2018年经济发展战略中，辽宁提出了五大区域发展战略，其中沈阳经济区要构建科技创新中心，并喊出了“沈阳振兴，材料先行”的口号。卢柯出任辽宁省副省长，有利用其专长在辽宁经济发展上谋篇布局的考量。
此外，卢柯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值得关注。九三学社是以科技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有评论认为，这对帮助辽宁引进高端人才方面助益良多。
“院士出任官员，这不是一个创新，而是早有先例。”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强认为，这些从政的学者本质上属于技术官僚，他们大都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并取得显著学术成就，之后由组织上安排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坛由革命家主导逐渐转向以技术官员为主。在这一时期的技术官员中，理工科领域出身的占大多数，这体现了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对发展型人才的需求。
“90年代是配备专家型官员最多的时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者从政是保证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模式。
这一时期，中国人才人事制度改革日益深化，也建立了院士制度，国家治理层面对知识分子和学者越来越倚重，并通过干部人事制度加以确定。
2000年前后，一批年轻、高层次、高学历的学者出任省部级官员，学者从政引起了政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高官群体开始呈现出知识化、年轻化趋势。
从2002年开始，中国人文社科类专业出身的官员越来越多，明显改变了以往理工科背景官员主政的局面。其中，人文社科类专业中又以经济、法律和管理学居多。
王强表示，政府的组成一直有着多样性的考量，因为政治需要一个广泛的基础。但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国家在官员的任用上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这跟时代发展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王强认为，随着现代科技融入到民众的生活中，国家、政府对社会的治理，也要反映出这种特征。“如果政府组成人员当中都是不懂技术的，政府就无法回应这个诉求。”而从政府治理的角度看，社会治理越来越讲究专业化、精准化，这也需要专家型人才的加入。
2014 年，《2014-2018 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其中强调 “从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等单位中选拔党政机关领导”，学者从政的热情此后持续高涨。
从上一个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里技术官僚数量不断增长，影响力不断增强，有评论称，“技术官僚的权力正在沿着白宫的走廊迅速地向前延伸。”在中国，院士所代表的专家型人才在官员中人数的增加，也意味着他们在行政事务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这些专家型官员凭借其专业领域的知识，不仅参与制定公共政策，还能在重大公共政策制定颁布之前，在政策论证和政策制定环节产生影响。
在目前从政的“两院”院士官员当中，大多数人从大学或科研院所的领导岗位起步，任职轨迹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大学或科研院所领导岗位调入国家部委任职，再转任地方；另一种则以大学或科研院所领导岗位为起点，直接转任地方省级政府任职。这两种仕途路径，最终都在国家部委交汇。
大部分院士官员都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体现“人尽其才”的干部人事制度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院士履职地方省级职位的时间都不长，有些任职时间尚不足一年。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这些院士的施政风格多带有学者的个性特征。以任职经历较为丰富的黄卫为例，黄卫是道路、桥梁及交通工程专家，早前任东南大学副校长，2001年转任江苏省建设厅厅长，此后历任江苏省副省长、住建部副部长、北京市副市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和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其任职职位和分管领域与其专业多有交叉，媒体评价其“脾气好，有问必答”“尤其对数字、量的概念特别清楚”。
同为院士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侯建国风格与黄卫相似，据媒体报道，在履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期间，侯建国被评价为“务实、亲民，不抽烟、不喝酒，极具学者儒雅风范”。2015年1月他履职科技部副部长，分管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基础研究司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侯建国曾公开表示，要鼓励科研人员进行原始创新，针对科研领域“重立项、轻研究”的现象，将推行从立项到结案的全过程管理。
但也有人对“研而优则仕”的现象表示忧虑。早在8年前，李邦河院士就曾对学术界越来越多的“研而优则仕”的现象提出提案。他在提案中说，自己眼睁睁地看着一些颇有潜质的学者投笔从政，从此江郎才尽。“这是一个严重损害国家科技发展的问题，科学家在做学问的盛年转了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李成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让院士转为官员的一个前提，是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想法和决定。
李成言认为，应该客观地去看待学者就任的现象，它本身并不是坏事。但一些学者更擅长于研究，不一定擅长管理。“要防止用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
李成言建议，组织上在考虑专家型人才的任用方面，应首先考虑其有无一定的管理经验。其次，相关人选需要经过科学的考评考核。
肖滨则认为，在干部任用方面应该少动顶尖专家，可以让一些博士们早一点到基层进行锻炼，“在政治上、业务上都过硬的，可以大量地提拔。”
10月11日，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卢柯被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38岁就当选为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纳米材料领域研究造诣深厚，卢柯可谓“光环加身”。而就在几天后，中国工程院院士、“炼金师”彭金辉在9个月内再度履新，成为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并任省委组织部部长。
在转身政坛前，彭金辉在昆明理工大学执教多年，卢柯则是在材料科学领域深耕十数载。
今年以来，已有3位两院院士出任地方政府副省级职务，分别是海南省副省长彭金辉、吉林省副省长安立佳和辽宁省副省长卢柯。
两院院士任职地方省级政府要职，此前亦不乏先例。院士入仕，既体现了中国干部人事制度变革之下，“学而优则仕”已经成为常态，也让中国高官群体呈现出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趋势。
政府补充高级专业人才
“这是（中央）有意识地往地方政府充实高级专业人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肖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作为中管干部，省级官员的人事安排，往往体现中央层面对地方发展的战略意图。
此次彭金辉出任海南省委常委，可以看作中央层面围绕海南自贸区建设，对海南一系列人事布局的重要一环，意在将新鲜血液充实进海南省级领导班子。
今年1月，彭金辉和山东日照原市委书记刘星泰一同调往海南，前者任海南副省长，后者任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8月，商务部政研室原主任沈丹阳“空降”海南任副省长。在海南省政府现今 “一正七副”的班子配置中，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特征很明显：8位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中，5位具有博士学位；多人任职履历体现出很强的专业针对性，例如海南省省长沈晓明就是一名典型的学者型干部，且在浦东新区任职多年；沈丹陽作为经济领域的专家，在商务部任职多年。
10月16日，《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发布。根据《方案》，自贸试验区的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按照海南省总体规划的要求，产业布局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这让海南亟待补齐自身的人才“短板”，并为引才育才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要求全省组织部门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在学术方面，辽宁省副省长卢柯一直致力于纳米结构金属制备技术的开发，相关科研成果在国际纳米结构材料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卢柯长期担任国家实验室主任，他参与创建并任首任主任的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是中国首批建设的几个国研中心之一。
辽宁全省工业增加值的三分之二，来自与材料关系密切的装备制造、冶金、化工三大行业。在2018年经济发展战略中，辽宁提出了五大区域发展战略，其中沈阳经济区要构建科技创新中心，并喊出了“沈阳振兴，材料先行”的口号。卢柯出任辽宁省副省长，有利用其专长在辽宁经济发展上谋篇布局的考量。
此外，卢柯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值得关注。九三学社是以科技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有评论认为，这对帮助辽宁引进高端人才方面助益良多。
从院士到院仕
“院士出任官员，这不是一个创新，而是早有先例。”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强认为，这些从政的学者本质上属于技术官僚，他们大都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并取得显著学术成就，之后由组织上安排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坛由革命家主导逐渐转向以技术官员为主。在这一时期的技术官员中，理工科领域出身的占大多数，这体现了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对发展型人才的需求。
“90年代是配备专家型官员最多的时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者从政是保证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模式。
这一时期，中国人才人事制度改革日益深化，也建立了院士制度，国家治理层面对知识分子和学者越来越倚重，并通过干部人事制度加以确定。
2000年前后，一批年轻、高层次、高学历的学者出任省部级官员，学者从政引起了政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高官群体开始呈现出知识化、年轻化趋势。
从2002年开始，中国人文社科类专业出身的官员越来越多，明显改变了以往理工科背景官员主政的局面。其中，人文社科类专业中又以经济、法律和管理学居多。
王强表示，政府的组成一直有着多样性的考量，因为政治需要一个广泛的基础。但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国家在官员的任用上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这跟时代发展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王强认为，随着现代科技融入到民众的生活中，国家、政府对社会的治理，也要反映出这种特征。“如果政府组成人员当中都是不懂技术的，政府就无法回应这个诉求。”而从政府治理的角度看，社会治理越来越讲究专业化、精准化，这也需要专家型人才的加入。
2014 年，《2014-2018 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其中强调 “从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等单位中选拔党政机关领导”，学者从政的热情此后持续高涨。
治理印记
从上一个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里技术官僚数量不断增长，影响力不断增强，有评论称，“技术官僚的权力正在沿着白宫的走廊迅速地向前延伸。”在中国，院士所代表的专家型人才在官员中人数的增加，也意味着他们在行政事务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这些专家型官员凭借其专业领域的知识，不仅参与制定公共政策，还能在重大公共政策制定颁布之前，在政策论证和政策制定环节产生影响。
在目前从政的“两院”院士官员当中，大多数人从大学或科研院所的领导岗位起步，任职轨迹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大学或科研院所领导岗位调入国家部委任职，再转任地方；另一种则以大学或科研院所领导岗位为起点，直接转任地方省级政府任职。这两种仕途路径，最终都在国家部委交汇。
大部分院士官员都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体现“人尽其才”的干部人事制度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院士履职地方省级职位的时间都不长，有些任职时间尚不足一年。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这些院士的施政风格多带有学者的个性特征。以任职经历较为丰富的黄卫为例，黄卫是道路、桥梁及交通工程专家，早前任东南大学副校长，2001年转任江苏省建设厅厅长，此后历任江苏省副省长、住建部副部长、北京市副市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和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其任职职位和分管领域与其专业多有交叉，媒体评价其“脾气好，有问必答”“尤其对数字、量的概念特别清楚”。
同为院士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侯建国风格与黄卫相似，据媒体报道，在履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期间，侯建国被评价为“务实、亲民，不抽烟、不喝酒，极具学者儒雅风范”。2015年1月他履职科技部副部长，分管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基础研究司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侯建国曾公开表示，要鼓励科研人员进行原始创新，针对科研领域“重立项、轻研究”的现象，将推行从立项到结案的全过程管理。
干部任用需要通盘考量
但也有人对“研而优则仕”的现象表示忧虑。早在8年前，李邦河院士就曾对学术界越来越多的“研而优则仕”的现象提出提案。他在提案中说，自己眼睁睁地看着一些颇有潜质的学者投笔从政，从此江郎才尽。“这是一个严重损害国家科技发展的问题，科学家在做学问的盛年转了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李成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让院士转为官员的一个前提，是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想法和决定。
李成言认为，应该客观地去看待学者就任的现象，它本身并不是坏事。但一些学者更擅长于研究，不一定擅长管理。“要防止用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
李成言建议，组织上在考虑专家型人才的任用方面，应首先考虑其有无一定的管理经验。其次，相关人选需要经过科学的考评考核。
肖滨则认为，在干部任用方面应该少动顶尖专家，可以让一些博士们早一点到基层进行锻炼，“在政治上、业务上都过硬的，可以大量地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