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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过三次引进高潮：第一次在50年代，以苏联援建的“一五六项工程”为标志；第二次在70年代初，以“四三方案”为标志；第三次在70年代末，以1978年签订的22个大型项目为标志。陈云与这三次引进有着重大关系。
作为第一次引进高潮的组织者，陈云要求尽快从外行转为内行：“不学习，经济建设一窍不通，那就搞不成。”
50年代初，新中国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开始了一次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为标志的引进高潮。
从苏联、东欧国家引进的大政方针是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的。由于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封锁政策，新中国只好向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一边倒”。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亲自访苏，与苏联领导人签订了3亿美元的贷款协定，并确定从苏联引进机器设备的原则框架。陈云作为政务院副总理、中财委主任，成为这次引进高潮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对于经济和外贸工作，陈云并不陌生。延安时期，他就主持过边区财经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主持过东北财经工作，有过与苏联贸易的经验。但对于如此庞大的引进工作，陈云还是如履薄冰。因为新中国是在国民党遗留的烂摊子上进行建设的，百废待兴，需要建设的项目太多。但苏联援建的财力、物力有限，如何把有限的援助用在刀刃上，先建什么，后建什么，建到哪里？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弄得不好，就要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1年4月4日，陈云在谈到1951年财经工作要点时说：
“毛主席和周总理去年到莫斯科去，订了合同，请苏联的专家来给我们设计一个汽车工厂。专家到了北京，对汽车工厂设在什么地方，争论很多，有的说设在北京，有的说设在石家庄，有的说设在太原，我说是不是可放远一点，设在西安好一点。后来才知道，这些根本不对头。如果这个汽车厂全年的生产量是三千辆汽车，电力就需要二万四千千瓦，西安只有九千千瓦，光修电站就需要几年时间。还需要钢铁，一年要二十几万吨，而石景山钢铁厂要五、六年以后才能搞 起来。木材要二万立方米，在西北砍木头，山都要砍光。还有运输问题，每年的运输量是一百万吨，而西安到潼关的运输量不超过二百万吨，光汽车工厂就够它运的了。讨论结果，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够设在东北。”
陈云强调：“外行的事多了，要下决心学习。不学习，经济建设一窍不通，那就搞不成。”
陈云就是从学习中掌握领导引进工作规律的。
引进工作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开始了，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尚未展开，引进也只是零零星星地进行。1952年，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朝鲜战争大局已定，国民经济的恢复亦卓有成效。因此，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央把编制一五计划的重担交给陈云。1952年7月1日，他就一五计划草案致信毛泽东：“这次写的五年计划的主要点是在今后五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因此在这一方面花的工夫较多。原有工厂的生产方面，也写进去了。但估计这一方面的生产数字一般是低的，可能超过。将来需要好好再讨论的。所以首先集中力量研究今后五年中新办工厂，是为了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一个五年中供我装备的要求。”
为落实引进计划，争取苏联的援助，1952年8月，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会谈，苏联同意帮助中国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这为后来156项工程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陈云抓引进，不仅重宏观，而且重微观。156项工程，不少项目的具体方案都是由他召集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部门认真审查后决定的。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就是其中的一个，该厂建什么车间，需要什么设备，招多少工人，用多少度电，多少吨用水，厂址面积多大，建筑面积多大，所需投资多少，外汇多少，他都一一审查核算，记录在案。1952年2月4日，他为审查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向中央报告说：“我们建设新型工厂没有经验，而过去的基本建设中已有很大浪费，因此对于每个工厂的建设计划及初步设计，应该认真地慎重地加以研究审核，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学习。今后，各级工业交通等部门凡是建设新厂，都必须切实审查设计，决不可草率从事。”
筹措外汇资金是陈云抓引进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中苏两国协定规定，中方提供钨砂、铜、锑、橡胶等战略物资作为援助的部分补偿。但中国经济刚刚从战争破坏中得到恢复，国内需求尚难满足，可用于出口的物资就更为紧缺。为了筹措引进资金，陈云提出，要在降低消费上想办法。1954年7月13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加强市场管理的指示中提出：“关于商品内销和出口的关系，除粮食、油料等物资特殊规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市场的销售应服从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类，应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先出口，多余的供国内市场销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必要的出口，以换回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工业设备。”
50年代的引进，特别是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作为第二次引进高潮的协助者，陈云对“四人帮”挥舞的“洋奴”棍子不屑一顾：“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70年代初，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抓住机遇，迈开了扩大引进的步伐：1972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同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一米七轧机，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引进高潮。
正在这时，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长达二年半之久的陈云于1972年4月底返回北京。7月21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春秋到外地下面做些调查。第二天，毛泽东批示：“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请总理办。”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即让陈云参加国务院业务组，抓对外经济贸易的工作。
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以后，引进的步子迈得更大了。1973年初，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这是一个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
如此大规模地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中一米七轧机又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引进项目之一。因此，陈云特别慎重。1973年9月3日，他在国家计委请示报告上批示：“如要买旧轧机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准备好新配件。过去旧中国有过买旧设备的经验，例如南京的永利化工厂、山西阎锡山的太原钢铁厂、山西的窄轨铁路。据侯德榜说永利厂的设备是便宜的，但要花很大力量到国外去看和检看拆卸装箱。所以我们买旧轧机要慎重从事。”同年10月12日，他在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时再次强调：“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针对“四人帮”把引进技术设备诬蔑为“洋奴”的攻击，陈云不屑一顾：“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在协助领导外贸工作的过程中，陈云通过对世界形势、国际经济关系和进出口贸易对象变化的分析，提出研究资本主义的问题。1973年6月7日，他在约见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不久的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等人，就对外贸易问题发表谈话：“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他强调这样做的重要性时，幽默地说：“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在这次谈话中，陈云还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10个具体问题：如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赤字等。这时，乔培新向陈云汇报自己在工作中的困惑：“现在我们可以搞到十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外汇资金，但是在国内碰到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这样做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路线，符合不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这些问题不解决就行不通。”陈云明确表示：“我看，首先要承认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
在周恩来、李先念、陈云的领导和指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73年到1974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是1970年的45.8亿美元的2.4倍；1974年达到145.7亿美元，是1970年的3.2倍。成套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对外开放的新政策奠定了实践基础，也为我国80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作为第三次引进高潮的善后者，陈云针对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还要不要引进的疑问，坚决回答：“一定要，而且要充分利用。”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上下热切希望加快建设速度，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1977年编制十年规划时，提出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务虚会进一步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跃进”，要以比原有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办法之一就是扩大引进规模。会议宣布：“今后十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八百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并在当年和国外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共需外汇130亿美元，从而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引进高潮。
这次引进高潮出现时，陈云尚处在旁观者的地位。他虽然在中共十一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未进入最高决策层。1978年3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二线”人物。得知国务院的大引进计划，陈云心中不安，凭着以往的经验，他感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正在加剧。在同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言再次阐述他的综合平衡思想。谈到工业引进项目时，他说：“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的地位迅速上升，重新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他关于财经方面的意见也被中央所接受。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给中央写信，正式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同时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同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方针。
调整的实质，就是要压缩在建项目，把建设速度放慢一点。第三次引进高潮面临严峻考验！
作为这次调整的主帅，陈云在1979年3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明了他对引进的基本态度：“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就是了。”根据这一思路，陈云按照轻重缓急，对1978年签订的22个引进大项目进行重新排队。
宝钢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宝钢是22个引进项目中最大的一个，也是第三次引进高潮的标志性工程。一、二期工程计划投资301.7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47.8亿美元外汇资金。宝钢的引进，是冶金部和上海市共同促成的。1977年初，为了改变上海地区钢铁工业长期缺铁的局面，上海市和冶金工业部提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口高品位铁矿石、在上海地区新建一座现代化大型炼铁厂的建议。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通过多次讨论，批准了这个项目，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县新建一座特大型钢铁企业。经过一年的施工准备，1978年12月23日，宝钢举行动工典礼，预定分两期，用七年时间建成。
宝钢的上马，一开始就有很大争议。在中央确定调整方针以后，批评的舆论更多。宝钢何去何从？中央让陈云负责拍板。
1979年5月9日，国家计委、建委、经委、冶金部等七部门联合向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报告：宝钢工程进度好。截止3月底，已使用外汇近6000万美元，国内投资近4.2亿元。报告认为，宝钢应该继续搞下去。5月18日，陈云经过反复权衡，代表中央正式表态：“宝钢已经不是搞不搞的问题，已经定了。”
为了补救仓促上马的不足，陈云先请薄一波召开座谈会，听取搞过钢铁工作的同志的看法，接着，他带着问题，于5月31日至6月6日亲赴上海进行实地调研。对于这一决策过程，陈云在6月财经委员会会议上回忆说：
在近一个半月中间，我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题，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第一次是看了谷牧同志5月批的那个文件之后，认为应该基本立足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关键设备还是要进口。第二次是5月31日到上海后，有个想法：全部进口吧。上海市负责宝钢工程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我也有。我加了一条，买设备的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是6月6日离开上海时，我最后考虑的意见，还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意见办。
经过充分调查研究，6月16日，陈云主持召开财经委全体会议，对宝钢建设进行最后拍板。他一口气讲了八点意见：（一）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二）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预先预料到比事后追加好。（三）买设备，同时也买技术，买专利。（四）要提前练兵。（五）建委抓总，负责人第一是谷牧。（六）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宝钢是四化建设中第一个大项目，一定要做出榜样来……
6月16日至29日，财经委连续召开四次会议讨论宝钢建设问题。会议一致同意陈云的意见，会后形成了国务院财经委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中央的报告。9月，中央常委圈阅同意。根据陈云的意见，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下去，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的合同进行赔偿，已进口的设备妥善保管。
对其他引进项目，有关部门根据陈云的指示精神，分四类进行处理。第一类，继续执行合同。其中有100套综合采煤机组；陕西咸阳彩色显像管项目；河南平顶山帘子线厂、贵州铝厂、昆明三聚磷酸钠工程；山东合成革厂、镇海炼油厂大化肥工程等。第二类，推迟开工。有乌鲁木齐、银川、山西三个化肥工程。第三类，调整方案。有9个只签订了部分合同的项目，则推迟其余引进设备的签约和基建进度，除宝钢外，6个化工项目原计划分别于1981年或1982年建成，经过调整，除上海石油化工厂二期工程外，其他5项（即设在大庆、山东和南京共4套30万吨乙烯及配套工程，仪征化纤厂53万吨聚酯与配套合成纤维工程）都列为停缓建；霍林河大型露天煤矿建设规模由原定2000万吨/年缩小为700万吨/年，并取消成套设备引进方案，改为国内制造供应；开滦煤矿三座洗煤厂引进成套设备，其中两套推迟引进与建设；江西德兴铜基地也缩小规模，并推迟引进和建设。第四类，撤销项目。兰州合成革厂因建设条件不具备而撤项。
延长引进和建设期限的决策，体现了陈云的大成智慧，既保留了引进项目，维护了中国开放形象，又避免了投资扩张风险，保证了调整方针的实施。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作为第一次引进高潮的组织者，陈云要求尽快从外行转为内行：“不学习，经济建设一窍不通，那就搞不成。”
50年代初，新中国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开始了一次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为标志的引进高潮。
从苏联、东欧国家引进的大政方针是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的。由于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封锁政策，新中国只好向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一边倒”。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亲自访苏，与苏联领导人签订了3亿美元的贷款协定，并确定从苏联引进机器设备的原则框架。陈云作为政务院副总理、中财委主任，成为这次引进高潮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对于经济和外贸工作，陈云并不陌生。延安时期，他就主持过边区财经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主持过东北财经工作，有过与苏联贸易的经验。但对于如此庞大的引进工作，陈云还是如履薄冰。因为新中国是在国民党遗留的烂摊子上进行建设的，百废待兴，需要建设的项目太多。但苏联援建的财力、物力有限，如何把有限的援助用在刀刃上，先建什么，后建什么，建到哪里？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弄得不好，就要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1年4月4日，陈云在谈到1951年财经工作要点时说：
“毛主席和周总理去年到莫斯科去，订了合同，请苏联的专家来给我们设计一个汽车工厂。专家到了北京，对汽车工厂设在什么地方，争论很多，有的说设在北京，有的说设在石家庄，有的说设在太原，我说是不是可放远一点，设在西安好一点。后来才知道，这些根本不对头。如果这个汽车厂全年的生产量是三千辆汽车，电力就需要二万四千千瓦，西安只有九千千瓦，光修电站就需要几年时间。还需要钢铁，一年要二十几万吨，而石景山钢铁厂要五、六年以后才能搞 起来。木材要二万立方米，在西北砍木头，山都要砍光。还有运输问题，每年的运输量是一百万吨，而西安到潼关的运输量不超过二百万吨，光汽车工厂就够它运的了。讨论结果，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够设在东北。”
陈云强调：“外行的事多了，要下决心学习。不学习，经济建设一窍不通，那就搞不成。”
陈云就是从学习中掌握领导引进工作规律的。
引进工作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开始了，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尚未展开，引进也只是零零星星地进行。1952年，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朝鲜战争大局已定，国民经济的恢复亦卓有成效。因此，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央把编制一五计划的重担交给陈云。1952年7月1日，他就一五计划草案致信毛泽东：“这次写的五年计划的主要点是在今后五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因此在这一方面花的工夫较多。原有工厂的生产方面，也写进去了。但估计这一方面的生产数字一般是低的，可能超过。将来需要好好再讨论的。所以首先集中力量研究今后五年中新办工厂，是为了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一个五年中供我装备的要求。”
为落实引进计划，争取苏联的援助，1952年8月，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会谈，苏联同意帮助中国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这为后来156项工程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陈云抓引进，不仅重宏观，而且重微观。156项工程，不少项目的具体方案都是由他召集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部门认真审查后决定的。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就是其中的一个，该厂建什么车间，需要什么设备，招多少工人，用多少度电，多少吨用水，厂址面积多大，建筑面积多大，所需投资多少，外汇多少，他都一一审查核算，记录在案。1952年2月4日，他为审查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向中央报告说：“我们建设新型工厂没有经验，而过去的基本建设中已有很大浪费，因此对于每个工厂的建设计划及初步设计，应该认真地慎重地加以研究审核，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学习。今后，各级工业交通等部门凡是建设新厂，都必须切实审查设计，决不可草率从事。”
筹措外汇资金是陈云抓引进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中苏两国协定规定，中方提供钨砂、铜、锑、橡胶等战略物资作为援助的部分补偿。但中国经济刚刚从战争破坏中得到恢复，国内需求尚难满足，可用于出口的物资就更为紧缺。为了筹措引进资金，陈云提出，要在降低消费上想办法。1954年7月13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加强市场管理的指示中提出：“关于商品内销和出口的关系，除粮食、油料等物资特殊规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市场的销售应服从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类，应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先出口，多余的供国内市场销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必要的出口，以换回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工业设备。”
50年代的引进，特别是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作为第二次引进高潮的协助者，陈云对“四人帮”挥舞的“洋奴”棍子不屑一顾：“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70年代初，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抓住机遇，迈开了扩大引进的步伐：1972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同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一米七轧机，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引进高潮。
正在这时，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长达二年半之久的陈云于1972年4月底返回北京。7月21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春秋到外地下面做些调查。第二天，毛泽东批示：“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请总理办。”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即让陈云参加国务院业务组，抓对外经济贸易的工作。
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以后，引进的步子迈得更大了。1973年初，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这是一个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
如此大规模地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中一米七轧机又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引进项目之一。因此，陈云特别慎重。1973年9月3日，他在国家计委请示报告上批示：“如要买旧轧机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准备好新配件。过去旧中国有过买旧设备的经验，例如南京的永利化工厂、山西阎锡山的太原钢铁厂、山西的窄轨铁路。据侯德榜说永利厂的设备是便宜的，但要花很大力量到国外去看和检看拆卸装箱。所以我们买旧轧机要慎重从事。”同年10月12日，他在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时再次强调：“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针对“四人帮”把引进技术设备诬蔑为“洋奴”的攻击，陈云不屑一顾：“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在协助领导外贸工作的过程中，陈云通过对世界形势、国际经济关系和进出口贸易对象变化的分析，提出研究资本主义的问题。1973年6月7日，他在约见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不久的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等人，就对外贸易问题发表谈话：“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他强调这样做的重要性时，幽默地说：“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在这次谈话中，陈云还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10个具体问题：如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赤字等。这时，乔培新向陈云汇报自己在工作中的困惑：“现在我们可以搞到十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外汇资金，但是在国内碰到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这样做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路线，符合不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这些问题不解决就行不通。”陈云明确表示：“我看，首先要承认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
在周恩来、李先念、陈云的领导和指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73年到1974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是1970年的45.8亿美元的2.4倍；1974年达到145.7亿美元，是1970年的3.2倍。成套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对外开放的新政策奠定了实践基础，也为我国80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作为第三次引进高潮的善后者，陈云针对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还要不要引进的疑问，坚决回答：“一定要，而且要充分利用。”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上下热切希望加快建设速度，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1977年编制十年规划时，提出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务虚会进一步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跃进”，要以比原有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办法之一就是扩大引进规模。会议宣布：“今后十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八百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并在当年和国外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共需外汇130亿美元，从而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引进高潮。
这次引进高潮出现时，陈云尚处在旁观者的地位。他虽然在中共十一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未进入最高决策层。1978年3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二线”人物。得知国务院的大引进计划，陈云心中不安，凭着以往的经验，他感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正在加剧。在同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言再次阐述他的综合平衡思想。谈到工业引进项目时，他说：“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的地位迅速上升，重新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他关于财经方面的意见也被中央所接受。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给中央写信，正式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同时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同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方针。
调整的实质，就是要压缩在建项目，把建设速度放慢一点。第三次引进高潮面临严峻考验！
作为这次调整的主帅，陈云在1979年3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明了他对引进的基本态度：“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就是了。”根据这一思路，陈云按照轻重缓急，对1978年签订的22个引进大项目进行重新排队。
宝钢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宝钢是22个引进项目中最大的一个，也是第三次引进高潮的标志性工程。一、二期工程计划投资301.7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47.8亿美元外汇资金。宝钢的引进，是冶金部和上海市共同促成的。1977年初，为了改变上海地区钢铁工业长期缺铁的局面，上海市和冶金工业部提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口高品位铁矿石、在上海地区新建一座现代化大型炼铁厂的建议。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通过多次讨论，批准了这个项目，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县新建一座特大型钢铁企业。经过一年的施工准备，1978年12月23日，宝钢举行动工典礼，预定分两期，用七年时间建成。
宝钢的上马，一开始就有很大争议。在中央确定调整方针以后，批评的舆论更多。宝钢何去何从？中央让陈云负责拍板。
1979年5月9日，国家计委、建委、经委、冶金部等七部门联合向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报告：宝钢工程进度好。截止3月底，已使用外汇近6000万美元，国内投资近4.2亿元。报告认为，宝钢应该继续搞下去。5月18日，陈云经过反复权衡，代表中央正式表态：“宝钢已经不是搞不搞的问题，已经定了。”
为了补救仓促上马的不足，陈云先请薄一波召开座谈会，听取搞过钢铁工作的同志的看法，接着，他带着问题，于5月31日至6月6日亲赴上海进行实地调研。对于这一决策过程，陈云在6月财经委员会会议上回忆说：
在近一个半月中间，我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题，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第一次是看了谷牧同志5月批的那个文件之后，认为应该基本立足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关键设备还是要进口。第二次是5月31日到上海后，有个想法：全部进口吧。上海市负责宝钢工程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我也有。我加了一条，买设备的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是6月6日离开上海时，我最后考虑的意见，还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意见办。
经过充分调查研究，6月16日，陈云主持召开财经委全体会议，对宝钢建设进行最后拍板。他一口气讲了八点意见：（一）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二）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预先预料到比事后追加好。（三）买设备，同时也买技术，买专利。（四）要提前练兵。（五）建委抓总，负责人第一是谷牧。（六）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宝钢是四化建设中第一个大项目，一定要做出榜样来……
6月16日至29日，财经委连续召开四次会议讨论宝钢建设问题。会议一致同意陈云的意见，会后形成了国务院财经委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中央的报告。9月，中央常委圈阅同意。根据陈云的意见，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下去，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的合同进行赔偿，已进口的设备妥善保管。
对其他引进项目，有关部门根据陈云的指示精神，分四类进行处理。第一类，继续执行合同。其中有100套综合采煤机组；陕西咸阳彩色显像管项目；河南平顶山帘子线厂、贵州铝厂、昆明三聚磷酸钠工程；山东合成革厂、镇海炼油厂大化肥工程等。第二类，推迟开工。有乌鲁木齐、银川、山西三个化肥工程。第三类，调整方案。有9个只签订了部分合同的项目，则推迟其余引进设备的签约和基建进度，除宝钢外，6个化工项目原计划分别于1981年或1982年建成，经过调整，除上海石油化工厂二期工程外，其他5项（即设在大庆、山东和南京共4套30万吨乙烯及配套工程，仪征化纤厂53万吨聚酯与配套合成纤维工程）都列为停缓建；霍林河大型露天煤矿建设规模由原定2000万吨/年缩小为700万吨/年，并取消成套设备引进方案，改为国内制造供应；开滦煤矿三座洗煤厂引进成套设备，其中两套推迟引进与建设；江西德兴铜基地也缩小规模，并推迟引进和建设。第四类，撤销项目。兰州合成革厂因建设条件不具备而撤项。
延长引进和建设期限的决策，体现了陈云的大成智慧，既保留了引进项目，维护了中国开放形象，又避免了投资扩张风险，保证了调整方针的实施。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