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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似乎已经形成这种印象：不论艾特马托夫写什么，注定会引起轰动。的确，自六十年代以来，艾特马托夫的创作从未被苏联读书界和批评界冷淡过。因此，长篇小说《断头台》的轰动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然而，一部作品的轰动毕竟有其自身的理由。从题材来说，《断头台》涉及到当代苏联社会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青少年吸毒和贩毒。长期以来，苏联报刊对此问题长期遮遮掩掩，未敢深言。从主人公来说，《断头台》选择了一个基督徒作为正面形象，这在苏联文学史上实属罕见。从写法来说，《断头台》显得头绪纷繁，光怪陆离，似乎将许多毫不相干的东西糅合在一起，令人迷惑而又称奇。这一切足以引起某种轰动。当然，轰动并不排除争论。
《断头台》不仅是一部大胆而新奇的作品，而且是一部极其严肃的作品。抱着纯消遣的目的来读这部作品，难免要失望。读者分明感到，作者并不是在专心致志地讲述故事、描绘人物、展示场景，而是时时提示读者去顿悟，去思索。有时，这种提示演化为直接的争论和思辨式内心独白。作品的理性色彩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从最表浅的层次上说，《断头台》是一部社会暴露小说。作者怀着沉重的忧思，揭露出当代苏联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邪恶。
吸毒和贩毒向来被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而艾特马托夫大胆揭示出：这种邪恶不但存在于苏联，而且相当猖獗。作品中一个铁路检查员说：“你们信吗，光是上个季节，在我们这个路段就判了一百多个少年，释放的也是这个数”。作品主人公阿夫季受某报社委托着手调查这一问题。他原是宗教讲习所的学生，因执着于新的上帝观念的探索，触怒教会，被作为异教徒驱逐出讲习所。他抱着继续探索的决心走上社会，准备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做一些实事。他冒着极大风险，打入贩毒团伙之中，掌握了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从事毒品勾当的几乎都是青少年。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和家庭温暖，最终走上邪路。贩毒者在苏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行业系统，行规严厉，活动隐蔽。喀山等城市成了毒品的集散地。贩毒者从那里出发，千里迢迢混入中亚草原，采集一种叫“阿纳沙”的当地大麻，然后偷运回来卖大价钱。对于一般的苏联公众来说，这些情况是闻所未闻的。《断头台》在一定程度上担负了新闻媒介功能。
当然，作品的重点还在于描绘贩毒者精神上的堕落。阿夫季在贩毒团伙中面临的是一些极端空虚、极端庸俗的年轻人。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信仰的话，那么就是——钱。一个叫廖尼亚的团伙成员才十六岁，却已是贩毒老手，并以此自傲。当有人问他：你要的是什么——上帝还是钱？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钱！”阿夫季与团伙头目格里尚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辩论。格里尚说：“世界上什么都可以买，什么都可以卖，连你那个上帝也包括在内”；“通向上帝的路我也有一条，我走的是后门”。他的上帝就是醉生梦死的吸毒。在返回内地的火车上，阿夫季试图劝说贩毒者忏悔罪过，但他们扑上来狠狠地揍他，把他从飞驰的火车上扔下。
铲除社会邪恶是全社会的事，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但有人总是以维护“国家威望”为由，不让公众得知事实真相。阿夫季死里逃生后，写成草原随笔。谁知这篇充满公民责任感的稿子却同“国家威望”发生了矛盾，于是被“枪毙”。阿夫季痛心不已：“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不再宣扬，就连灾难在我们国家也是最好的呢？”
不久，阿夫季又成了另一场灾难的见证人。但他再也无法去写什么随笔，因为他本人也成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他为爱情第二次来到中亚。由于偶然原因，他成了一个临时拼凑的官方围猎队的一员。天上，直升飞机低低掠过，发出骇人的轰鸣。地上，成千上万只羚羊汇成狂奔的洪流。射手们坐着越野车堵截羚羊群，用冲锋枪扫射。羚羊像割草一样被撂倒，夹在羚羊群中的狼崽也未能幸免于难。这就是莫云库姆大草原上滥杀野生动物的血腥一幕。造成这一幕的不是偷猎者的贪欲，而是当地领导的决策。由于肉类交售计划不能完成，野生羚羊竟被列入“肉类资源”。阿夫季无法容忍这种丧失理智的屠戮。他号召杀红了眼的猎手们忏悔，停止恶行，但遭到比上一次更狠毒的报复。他被打得奄奄一息，又被吊到一棵盐木上。在“国家计划”的名目下，对动物的围猎演变成了对人的凶杀。
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来说，滥杀野生动物之类的投机取巧是容许的，而要实行真正的改革则是绝对不行的。作品的另一个主人公牧民波士顿很早就提出小队核算问题。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牧民感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才能提高劳动积极性。但“报纸脑袋”农场党委书记科奇科尔巴耶夫却死守僵死的教条，诬陷波士顿“歪曲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富农式的蛊惑宣传”，对“革命成果进行倒算”。据他看，生产搞不好，是由于“群众性的宣传鼓动工作搞得不好”，“当务之急是及时地根除私有心理”。
《断头台》触及到当今苏联种种令人忧虑的现实问题，但这并不是作品的重心所在。作品不是孤立地描绘发生在苏联现实生活中的事件，而是把具体事件放在历史的和世界的广阔背景上来透视。作品不过于追求实实在在的笔法，而是有意在叙述中凸现种种隐喻—象征结构，促使读者超越具体事件去感悟深层的普遍意蕴。作品中时时出现的争论和思辨式内心独白则直接为读者提供了思索具体事件的哲理角度。因此，《断头台》主要的不是一部社会小说，而是一部哲理小说。
在情节主干中嵌入另一种情节，从而为情节主干的解读提供一种独特背景，以拓展作品的内在意蕴，这是艾特马托夫最常用的小说结构手段之一。在以往的创作中，艾特马托夫用于嵌入的主要是本民族(吉尔吉斯族)以及苏联中亚、远东各民族的神话传说。而在《断头台》中，艾特马托夫把目光投向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圣经》，更准确地说，是投向耶稣其人。这是艾特马托夫力图使作品突破时空局限而获得全人类性的新尝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尝试是一个同伊斯兰教具有天然联系的中亚作家作出的。
作品中嵌入了耶稣受难前同罗马驻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在耶路撒冷的对话。艾特马托夫有意对福音书中有关的描述作了重大改造。这对于即使没有细读过《圣经》原本而只浏览过“圣经故事”一类读物的人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苏联某些批评家和有关专家指出，艾特马托夫在描写耶路撒冷对话时在常识方面有一些失误。失误是有的，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有意的改造。以往艾特马托夫在引入神话传说时也都要作这种改造。他说过，他并不是简单地将神话传说包容到作品中去，而是“在消化的状态中利用它们”。因为这种嵌入成分要服从作品的总体构思的需要。“如果古老的传说不能积极面向今天的任务，就不应当去触动它们”。比如，长篇《一日长于百年》中所嵌入的曼库特的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过再创造的产品。有人认为，艾特马托夫在改造《圣经》的有关描述时偏离了原型的基本事实和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不过，这一问题又被作品的叙述角度所冲淡。因为作品中的耶路撒冷对话处处渗透着主人公阿夫季的感觉。换言之，这是阿夫季心目中的一场对话。阿夫季是一个公然修正《圣经》、提出“现代上帝”观念的宗教改革者。同时，他毕竟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在学识和思想上都免不了带有幼稚的痕迹。所有这些都自然地反映在耶路撒冷对话之中。
这场对话的总主题可概括为：什么是人类的最高真理？对话双方尖锐对立。对彼拉多来说，权力就是上帝和良心。谁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谁就是上帝。世界秩序就是靠强权维持的。人是卑微的，他们只追随帝王，只服从权力和财富。这是万古不移的真理。而耶稣认为，真正的历史是人性弘扬的历史，但这种历史在尘世上还没有开头。人类的确崇拜权力，而这正是人类的不幸。从人类的始祖被逐出伊甸园起，人类经历了无数的罪恶和劫难。生活对于人类已经成了最后的审判。耶稣忧心忡忡地描绘了一幅骇人的世界末日图景。而导致世界末日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仇视。获救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忏悔罪恶，实现精神上的自我完善。这就是上帝之子的所谓复活。上帝之子不会真的起死回生，而是“通过自身的苦难在人们身上返回自身，在人们身上返回到人们面前”。耶稣更多的是作为凡人而不是作为神来描绘的。
然而，一部作品的轰动毕竟有其自身的理由。从题材来说，《断头台》涉及到当代苏联社会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青少年吸毒和贩毒。长期以来，苏联报刊对此问题长期遮遮掩掩，未敢深言。从主人公来说，《断头台》选择了一个基督徒作为正面形象，这在苏联文学史上实属罕见。从写法来说，《断头台》显得头绪纷繁，光怪陆离，似乎将许多毫不相干的东西糅合在一起，令人迷惑而又称奇。这一切足以引起某种轰动。当然，轰动并不排除争论。
《断头台》不仅是一部大胆而新奇的作品，而且是一部极其严肃的作品。抱着纯消遣的目的来读这部作品，难免要失望。读者分明感到，作者并不是在专心致志地讲述故事、描绘人物、展示场景，而是时时提示读者去顿悟，去思索。有时，这种提示演化为直接的争论和思辨式内心独白。作品的理性色彩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从最表浅的层次上说，《断头台》是一部社会暴露小说。作者怀着沉重的忧思，揭露出当代苏联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邪恶。
吸毒和贩毒向来被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而艾特马托夫大胆揭示出：这种邪恶不但存在于苏联，而且相当猖獗。作品中一个铁路检查员说：“你们信吗，光是上个季节，在我们这个路段就判了一百多个少年，释放的也是这个数”。作品主人公阿夫季受某报社委托着手调查这一问题。他原是宗教讲习所的学生，因执着于新的上帝观念的探索，触怒教会，被作为异教徒驱逐出讲习所。他抱着继续探索的决心走上社会，准备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做一些实事。他冒着极大风险，打入贩毒团伙之中，掌握了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从事毒品勾当的几乎都是青少年。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和家庭温暖，最终走上邪路。贩毒者在苏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行业系统，行规严厉，活动隐蔽。喀山等城市成了毒品的集散地。贩毒者从那里出发，千里迢迢混入中亚草原，采集一种叫“阿纳沙”的当地大麻，然后偷运回来卖大价钱。对于一般的苏联公众来说，这些情况是闻所未闻的。《断头台》在一定程度上担负了新闻媒介功能。
当然，作品的重点还在于描绘贩毒者精神上的堕落。阿夫季在贩毒团伙中面临的是一些极端空虚、极端庸俗的年轻人。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信仰的话，那么就是——钱。一个叫廖尼亚的团伙成员才十六岁，却已是贩毒老手，并以此自傲。当有人问他：你要的是什么——上帝还是钱？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钱！”阿夫季与团伙头目格里尚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辩论。格里尚说：“世界上什么都可以买，什么都可以卖，连你那个上帝也包括在内”；“通向上帝的路我也有一条，我走的是后门”。他的上帝就是醉生梦死的吸毒。在返回内地的火车上，阿夫季试图劝说贩毒者忏悔罪过，但他们扑上来狠狠地揍他，把他从飞驰的火车上扔下。
铲除社会邪恶是全社会的事，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但有人总是以维护“国家威望”为由，不让公众得知事实真相。阿夫季死里逃生后，写成草原随笔。谁知这篇充满公民责任感的稿子却同“国家威望”发生了矛盾，于是被“枪毙”。阿夫季痛心不已：“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不再宣扬，就连灾难在我们国家也是最好的呢？”
不久，阿夫季又成了另一场灾难的见证人。但他再也无法去写什么随笔，因为他本人也成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他为爱情第二次来到中亚。由于偶然原因，他成了一个临时拼凑的官方围猎队的一员。天上，直升飞机低低掠过，发出骇人的轰鸣。地上，成千上万只羚羊汇成狂奔的洪流。射手们坐着越野车堵截羚羊群，用冲锋枪扫射。羚羊像割草一样被撂倒，夹在羚羊群中的狼崽也未能幸免于难。这就是莫云库姆大草原上滥杀野生动物的血腥一幕。造成这一幕的不是偷猎者的贪欲，而是当地领导的决策。由于肉类交售计划不能完成，野生羚羊竟被列入“肉类资源”。阿夫季无法容忍这种丧失理智的屠戮。他号召杀红了眼的猎手们忏悔，停止恶行，但遭到比上一次更狠毒的报复。他被打得奄奄一息，又被吊到一棵盐木上。在“国家计划”的名目下，对动物的围猎演变成了对人的凶杀。
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来说，滥杀野生动物之类的投机取巧是容许的，而要实行真正的改革则是绝对不行的。作品的另一个主人公牧民波士顿很早就提出小队核算问题。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牧民感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才能提高劳动积极性。但“报纸脑袋”农场党委书记科奇科尔巴耶夫却死守僵死的教条，诬陷波士顿“歪曲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富农式的蛊惑宣传”，对“革命成果进行倒算”。据他看，生产搞不好，是由于“群众性的宣传鼓动工作搞得不好”，“当务之急是及时地根除私有心理”。
《断头台》触及到当今苏联种种令人忧虑的现实问题，但这并不是作品的重心所在。作品不是孤立地描绘发生在苏联现实生活中的事件，而是把具体事件放在历史的和世界的广阔背景上来透视。作品不过于追求实实在在的笔法，而是有意在叙述中凸现种种隐喻—象征结构，促使读者超越具体事件去感悟深层的普遍意蕴。作品中时时出现的争论和思辨式内心独白则直接为读者提供了思索具体事件的哲理角度。因此，《断头台》主要的不是一部社会小说，而是一部哲理小说。
在情节主干中嵌入另一种情节，从而为情节主干的解读提供一种独特背景，以拓展作品的内在意蕴，这是艾特马托夫最常用的小说结构手段之一。在以往的创作中，艾特马托夫用于嵌入的主要是本民族(吉尔吉斯族)以及苏联中亚、远东各民族的神话传说。而在《断头台》中，艾特马托夫把目光投向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圣经》，更准确地说，是投向耶稣其人。这是艾特马托夫力图使作品突破时空局限而获得全人类性的新尝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尝试是一个同伊斯兰教具有天然联系的中亚作家作出的。
作品中嵌入了耶稣受难前同罗马驻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在耶路撒冷的对话。艾特马托夫有意对福音书中有关的描述作了重大改造。这对于即使没有细读过《圣经》原本而只浏览过“圣经故事”一类读物的人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苏联某些批评家和有关专家指出，艾特马托夫在描写耶路撒冷对话时在常识方面有一些失误。失误是有的，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有意的改造。以往艾特马托夫在引入神话传说时也都要作这种改造。他说过，他并不是简单地将神话传说包容到作品中去，而是“在消化的状态中利用它们”。因为这种嵌入成分要服从作品的总体构思的需要。“如果古老的传说不能积极面向今天的任务，就不应当去触动它们”。比如，长篇《一日长于百年》中所嵌入的曼库特的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过再创造的产品。有人认为，艾特马托夫在改造《圣经》的有关描述时偏离了原型的基本事实和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不过，这一问题又被作品的叙述角度所冲淡。因为作品中的耶路撒冷对话处处渗透着主人公阿夫季的感觉。换言之，这是阿夫季心目中的一场对话。阿夫季是一个公然修正《圣经》、提出“现代上帝”观念的宗教改革者。同时，他毕竟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在学识和思想上都免不了带有幼稚的痕迹。所有这些都自然地反映在耶路撒冷对话之中。
这场对话的总主题可概括为：什么是人类的最高真理？对话双方尖锐对立。对彼拉多来说，权力就是上帝和良心。谁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谁就是上帝。世界秩序就是靠强权维持的。人是卑微的，他们只追随帝王，只服从权力和财富。这是万古不移的真理。而耶稣认为，真正的历史是人性弘扬的历史，但这种历史在尘世上还没有开头。人类的确崇拜权力，而这正是人类的不幸。从人类的始祖被逐出伊甸园起，人类经历了无数的罪恶和劫难。生活对于人类已经成了最后的审判。耶稣忧心忡忡地描绘了一幅骇人的世界末日图景。而导致世界末日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仇视。获救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忏悔罪恶，实现精神上的自我完善。这就是上帝之子的所谓复活。上帝之子不会真的起死回生，而是“通过自身的苦难在人们身上返回自身，在人们身上返回到人们面前”。耶稣更多的是作为凡人而不是作为神来描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