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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教授七十年前就学于顾随先生的课堂笔记，在漂泊异国他乡的变迁中保存了下来，实属不易，并由顾先生的后人整理成书出版，现已六次印刷，足见其分量。书中，顾随先生的讲课风格给人印象尤为深刻，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信马由缰、纵横驰骋，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读后宛若亲聆了一堂古典诗词大家的课，所受教益匪浅。
顾随先生认为“诗心必为寂寞之心”，初识这个说法感到困惑，直到读完全书才明白先生关于诗人品质的深刻洞识。众所周知，诗人都是不甘寂寞的：或热情洋溢，或情意缠绵，或义愤填膺，或忧心忡忡，或望穿秋水，或红袖添香，或壮志难酬，或意气风发……实际上，诗人一旦寂寞了，便意味着诗心已经枯竭，作为诗人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不过，从顾随先生列举的几个有“寂寞之心”的中外著名诗人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寂寞之心”，似乎并非指诗心的孤寂与冷漠——像严子陵、陶渊明、王无功，德国的歌德、意大利的但丁，这些人诗心并不寂寞，有的虽远离尘世归隐山林，那拳拳赤子之心、绵绵人间情怀、浓浓自然兴致都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明显地读出来，若其诗心真的寂寞在山林中，则不会有熠熠生辉的传世佳作。至于歌德与但丁，他们连“归隐”都谈不上，歌德不仅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晚年七十四岁了耐不住寂寞，而其受邀在魏玛公国参政长达十年之久的官宦生活，更说明歌德哪来的寂寞之心？至于但丁，一辈子积极参与佛罗伦萨的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过公职，晚年虽政治失意，但丁却并未停止过努力奋斗，虽客死他乡，却未曾寂寞过。
顾随先生多次谈到攸关诗人品质的“小我”与“大我”问题，那意思很明显，“小我”之诗人都是狭小的、功利的、低级的，缺少“寂寞之心”；“大我”之诗人都是豁达的、淡泊的、崇高的，都有“寂寞之心”。如此看来，顾随先生所说的“寂寞之心”，其实并非真正的寂寞，而是意指诗人的一种远离庸俗的高尚追求与海纳百川的博大襟怀——摆脱了功名利禄的引诱，坚守住纯粹的精神家园，为人处世中表现出一种超脱，一种挣脱现实束缚的超越精神，一种高于世俗生活的境界，一种担荷人间苦难的情操。
“寂寞之心”说涵有的意义，在于深化了关于文学的一个基本常识：“文如其人。”即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文章、做什么样的诗。大作品都是由“大我”的人创作出的；“小我”的人不管怎样煞费苦心，其作品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有人举出相反的例子：周作人虽是汉奸，写文章却是大家高手。已故当代学者舒芜曾赞周作人的文章不让鲁迅，兄弟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谓双峰并峙，殊途分流，皆堪千古。这样的话明显地对周作人过誉了，周作人与鲁迅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鲁迅是批判旧文化的斗士，有着涵盖千秋的气魄风采，且不说那些含有雷霆万钧力量的杂文，也不说阿Q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仅鲁迅的散文，那韵味、隽永、深邃、震撼，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周作人呢？当汉奸之外，不过一介躲避世间风雨的自寻雅化的士大夫，笔下那些看上去不食人间烟火的文章，空泛出作者情感的寡淡与人世的冷漠，行文中间或虽有不少见识，也不过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的精明。例如周作人解释帕斯卡尔的“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人就像芦苇一样，南风来了往北倒，北风来了往南倒。”这样的话虽不乏睿智，却也道出一个日后汉奸人的聪明。近年不少人推崇周作人的散文如何如何，然而最叫好的《知堂书话》，也没在自己的苦雨斋里品出多少人生的苦味，那平淡如水的文字在东拉西扯中，除了显示作者多读了几本书外，绝无心灵的震撼与审美的享受；与鲁迅那篇篇都是神来之笔的《野草》相比，真是天壤之别——顾随所言的“小我”与“大我”，在周氏兄弟身上也可得到明显的观照。
顾随先生认为：“五言诗必有神韵，而神韵必酝酿，有当时的机缘，意思久有酝酿”，“适于此时发之”——做诗不纯是个即兴问题，需要有个酝酿过程。然而，实际上做诗都是随缘中的诗兴大发，是触景生情，鲜有人提前酝酿要做首什么样的诗，诗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闲来之笔”。顾随先生所言诗前的“酝酿”，类似于平日里看闲书，不过是漫不经心的“胡思乱想”，绝无明确的作诗目的。届时随缘而发的做诗，不过是“兴之所至，遂成佳句”；所谓“酝酿”对于做诗，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罢了。
随缘即兴中的做诗，尤需依赖灵感的勃发，但灵感不是说来就来的，即便来了也不会旷日持久，灵感是突然的、短暂的，瞬时即逝的，所以做诗不同于写文章，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所谓诗的神韵实质上是诗的情调随着字义氤氲出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感觉到的精神气质——这是诗的特殊魅力所在。当然并非只有五言诗才讲究神韵，其实神韵是所有诗的一种共同的艺术追求。神韵产生于灵感活跃时，是情调成熟中的“神来之笔”，是创作中的瓜熟蒂落，并不是诗前“酝酿”出来的。顾先生一再强调的诗前“酝酿”，其实是诗人日常生活里的文化积累。并无一定之规，多是“随心所欲”。
顾随先生认为杜牧的咏史诗“见解不甚高，闲情又不浓厚，且稍近轻薄，不厚重，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轻、吝、薄，其余不足观矣”。这个看法有其一定的原因，但却失之偏颇。在笔者看来，杜牧存世的大量诗篇中，恰恰是他写的那些怀古、咏史诗的思想艺术成就最高，不仅在晚唐诗中独领风骚，就是在整个古典诗中也是光彩照人的上乘之作。
顾随先生认为，思想与情感是写诗的双翼，缺一不可。没有思想的情感是淡薄的；没有情感的思想是干枯的。关于什么是情感，似乎是个人人皆知的“喜怒哀乐”问题，只是情感因思想的原因而呈现出寡淡深浅罢了。至于什么是思想，顾随先生没有谈到——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至今没有人能用简洁的语言将思想阐释清楚，已故美国当代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其最后一部著作《精神生活》里，试图把这个问题说明白，阿伦特借助她的老师海德格尔的说法对思想的定义，是目前学术界最权威的解释。然而其语言的晦涩难懂带来一定的阅读困难，而述文的面面俱到更使内容增添了许多繁琐。
众所周知，凡是对客体（概念）进行定义（阐释），有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必须抓住被定义者的特性，这是进行定义（阐释）的真谛。所以，思想不管怎样地难以定义（阐释），总可以从各种思想找到某些共同的、又与其他范畴决然不同的东西。实际上，观察各种思想可以发现，凡思想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思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旁无他者——是与众不同的，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思想的这个特点是其价值不朽的根本所在。所有的定理、定律、定论都是思想。所有的名著都有思想。顾随先生所说思想与情感是写诗的双翼，仅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而作的一种学术上的抽象概括。实际上思想与情感是无法分离的，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犹如盐溶于水，看不见、摸不着，只能体会到。也就是说作家的看法、判断、结论，以及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在作品中都不是一目了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读者只能通过作品去感受、体会，甚至由此产生遐想。优秀作品之所以拥有永久的魅力，主要在于其涵有的思想的不朽，思想是文学艺术作品的灵魂——这是那些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的根本原因。
顾随先生点到为止地突出思想的重要性，留给人们太多的寻思不尽：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怎样才会有思想——这对所有的文学艺术创作都是首先重要的。
（顾随：《中国古典诗词感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顾随先生认为“诗心必为寂寞之心”，初识这个说法感到困惑，直到读完全书才明白先生关于诗人品质的深刻洞识。众所周知，诗人都是不甘寂寞的：或热情洋溢，或情意缠绵，或义愤填膺，或忧心忡忡，或望穿秋水，或红袖添香，或壮志难酬，或意气风发……实际上，诗人一旦寂寞了，便意味着诗心已经枯竭，作为诗人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不过，从顾随先生列举的几个有“寂寞之心”的中外著名诗人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寂寞之心”，似乎并非指诗心的孤寂与冷漠——像严子陵、陶渊明、王无功，德国的歌德、意大利的但丁，这些人诗心并不寂寞，有的虽远离尘世归隐山林，那拳拳赤子之心、绵绵人间情怀、浓浓自然兴致都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明显地读出来，若其诗心真的寂寞在山林中，则不会有熠熠生辉的传世佳作。至于歌德与但丁，他们连“归隐”都谈不上，歌德不仅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晚年七十四岁了耐不住寂寞，而其受邀在魏玛公国参政长达十年之久的官宦生活，更说明歌德哪来的寂寞之心？至于但丁，一辈子积极参与佛罗伦萨的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过公职，晚年虽政治失意，但丁却并未停止过努力奋斗，虽客死他乡，却未曾寂寞过。
顾随先生多次谈到攸关诗人品质的“小我”与“大我”问题，那意思很明显，“小我”之诗人都是狭小的、功利的、低级的，缺少“寂寞之心”；“大我”之诗人都是豁达的、淡泊的、崇高的，都有“寂寞之心”。如此看来，顾随先生所说的“寂寞之心”，其实并非真正的寂寞，而是意指诗人的一种远离庸俗的高尚追求与海纳百川的博大襟怀——摆脱了功名利禄的引诱，坚守住纯粹的精神家园，为人处世中表现出一种超脱，一种挣脱现实束缚的超越精神，一种高于世俗生活的境界，一种担荷人间苦难的情操。
“寂寞之心”说涵有的意义，在于深化了关于文学的一个基本常识：“文如其人。”即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文章、做什么样的诗。大作品都是由“大我”的人创作出的；“小我”的人不管怎样煞费苦心，其作品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有人举出相反的例子：周作人虽是汉奸，写文章却是大家高手。已故当代学者舒芜曾赞周作人的文章不让鲁迅，兄弟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谓双峰并峙，殊途分流，皆堪千古。这样的话明显地对周作人过誉了，周作人与鲁迅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鲁迅是批判旧文化的斗士，有着涵盖千秋的气魄风采，且不说那些含有雷霆万钧力量的杂文，也不说阿Q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仅鲁迅的散文，那韵味、隽永、深邃、震撼，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周作人呢？当汉奸之外，不过一介躲避世间风雨的自寻雅化的士大夫，笔下那些看上去不食人间烟火的文章，空泛出作者情感的寡淡与人世的冷漠，行文中间或虽有不少见识，也不过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的精明。例如周作人解释帕斯卡尔的“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人就像芦苇一样，南风来了往北倒，北风来了往南倒。”这样的话虽不乏睿智，却也道出一个日后汉奸人的聪明。近年不少人推崇周作人的散文如何如何，然而最叫好的《知堂书话》，也没在自己的苦雨斋里品出多少人生的苦味，那平淡如水的文字在东拉西扯中，除了显示作者多读了几本书外，绝无心灵的震撼与审美的享受；与鲁迅那篇篇都是神来之笔的《野草》相比，真是天壤之别——顾随所言的“小我”与“大我”，在周氏兄弟身上也可得到明显的观照。
顾随先生认为：“五言诗必有神韵，而神韵必酝酿，有当时的机缘，意思久有酝酿”，“适于此时发之”——做诗不纯是个即兴问题，需要有个酝酿过程。然而，实际上做诗都是随缘中的诗兴大发，是触景生情，鲜有人提前酝酿要做首什么样的诗，诗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闲来之笔”。顾随先生所言诗前的“酝酿”，类似于平日里看闲书，不过是漫不经心的“胡思乱想”，绝无明确的作诗目的。届时随缘而发的做诗，不过是“兴之所至，遂成佳句”；所谓“酝酿”对于做诗，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罢了。
随缘即兴中的做诗，尤需依赖灵感的勃发，但灵感不是说来就来的，即便来了也不会旷日持久，灵感是突然的、短暂的，瞬时即逝的，所以做诗不同于写文章，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所谓诗的神韵实质上是诗的情调随着字义氤氲出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感觉到的精神气质——这是诗的特殊魅力所在。当然并非只有五言诗才讲究神韵，其实神韵是所有诗的一种共同的艺术追求。神韵产生于灵感活跃时，是情调成熟中的“神来之笔”，是创作中的瓜熟蒂落，并不是诗前“酝酿”出来的。顾先生一再强调的诗前“酝酿”，其实是诗人日常生活里的文化积累。并无一定之规，多是“随心所欲”。
顾随先生认为杜牧的咏史诗“见解不甚高，闲情又不浓厚，且稍近轻薄，不厚重，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轻、吝、薄，其余不足观矣”。这个看法有其一定的原因，但却失之偏颇。在笔者看来，杜牧存世的大量诗篇中，恰恰是他写的那些怀古、咏史诗的思想艺术成就最高，不仅在晚唐诗中独领风骚，就是在整个古典诗中也是光彩照人的上乘之作。
顾随先生认为，思想与情感是写诗的双翼，缺一不可。没有思想的情感是淡薄的；没有情感的思想是干枯的。关于什么是情感，似乎是个人人皆知的“喜怒哀乐”问题，只是情感因思想的原因而呈现出寡淡深浅罢了。至于什么是思想，顾随先生没有谈到——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至今没有人能用简洁的语言将思想阐释清楚，已故美国当代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其最后一部著作《精神生活》里，试图把这个问题说明白，阿伦特借助她的老师海德格尔的说法对思想的定义，是目前学术界最权威的解释。然而其语言的晦涩难懂带来一定的阅读困难，而述文的面面俱到更使内容增添了许多繁琐。
众所周知，凡是对客体（概念）进行定义（阐释），有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必须抓住被定义者的特性，这是进行定义（阐释）的真谛。所以，思想不管怎样地难以定义（阐释），总可以从各种思想找到某些共同的、又与其他范畴决然不同的东西。实际上，观察各种思想可以发现，凡思想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思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旁无他者——是与众不同的，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思想的这个特点是其价值不朽的根本所在。所有的定理、定律、定论都是思想。所有的名著都有思想。顾随先生所说思想与情感是写诗的双翼，仅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而作的一种学术上的抽象概括。实际上思想与情感是无法分离的，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犹如盐溶于水，看不见、摸不着，只能体会到。也就是说作家的看法、判断、结论，以及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在作品中都不是一目了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读者只能通过作品去感受、体会，甚至由此产生遐想。优秀作品之所以拥有永久的魅力，主要在于其涵有的思想的不朽，思想是文学艺术作品的灵魂——这是那些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的根本原因。
顾随先生点到为止地突出思想的重要性，留给人们太多的寻思不尽：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怎样才会有思想——这对所有的文学艺术创作都是首先重要的。
（顾随：《中国古典诗词感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