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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9日，101岁的郭瑞祥身着绿军装，坐在轮椅上接受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授予的“七一勋章”。
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郭瑞祥既是见证者又是参与者。作为军人，他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1957年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軍独立功勋荣誉章”。
在党84年，郭瑞祥非常珍惜党组织给的各种荣誉。不同时期获得的勋章，他常拿出来小心擦拭。“我要时刻擦拭共产党员的‘初心’，不让它沾染一丝尘埃。”
信念坚如磐石的革命战士
16岁那年，郭瑞祥投身革命。戎马生涯几十年，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洗礼，参加大小战役战斗十余次，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为革命出生入死、屡立战功。
1940年5月，在鲁西南一个叫肖渠的地方，日军兵分两路发起进攻。
“战斗非常激烈，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沟沟峁峁。”时任新三旅八团一营一连指导员的郭瑞祥，带领一个排迂回到敌人后方，突袭了留守的日军。
尽管已经过去80多年，郭瑞祥对当年的战斗细节仍然记忆如昨：“我命令战士架起机枪向日军扫射，日军围墙里的一批战马受到枪声惊吓，纷纷跳墙逃走了。”
“当时留守的日军死的死、逃的逃，我们乘胜追击，缴获了十几匹日本战马、一批骑兵步枪和一挺歪把子机枪，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郭瑞祥回忆。
1946年9月，时任山东东明县独立营政治委员郭瑞祥带领150余名战士向敌军发起进攻，由于消息泄露，敌军增援1000多人将队伍包围。
战斗从拂晓打到天黑，所有战士都水米未进，多次突围失利。危急时刻，郭瑞祥挺身而出，一只手持驳壳枪，一只手拿马刀，带领由党员、干部组成的突击组，第一个冲了出去。
讲起这一段，这位百岁老兵记忆犹新：“我一冲，战士们跟小老虎一样，都冲上去了。敌人一见到这场面，像兔子一样，吓得连枪都不拿就跑了，整个敌军全线崩溃。”
1937年3月，郭瑞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爆发后，郭瑞祥担任地下工作者，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为我军搜集了大量情报。他积极在群众中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还在1939年组织带领40余人光荣参军。
东明县独立营原本是个地方武装，副营长和一连长都当过土匪，加入我军后，土匪习气一直也没有改掉，经常出现拉山头、搞小团体等情况。
“身为政治干部，我反复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耐心讲解我军的宗旨、党的纪律，讲明军队组织纪律的重要性。”郭瑞祥回忆。同时，他狠抓部队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确保部队始终听党话、跟党走。
渡江战役后，郭瑞祥所在的二野五兵团西进贵州，开展剿匪战斗。1950年初，他负责对起义部队进行教育，宣传党的政策及我军的方针，在随时可能发生反叛暴动的情况下，完成了对官兵的改造，充实了我军力量。
矢志坚守初心的家庭标杆
走进郭瑞祥家，记者打量着“年代味”十足的房间布置，竟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角落里的“飞人牌”缝纫机，被郭瑞祥从贵州带到大连。这个已经使用了60多年的老物件，机面上早已凸起一块块皮，坏了的地方用胶带贴了一层又一层，但他仍舍不得扔。
离休多年，郭瑞祥始终保持着在部队时的艰苦朴素作风。平时，衣服破了就自己缝缝补补，再接着穿。女儿给买的羊毛衫，他穿了十多年，袖子破洞了就剪掉袖子改成背心继续穿。
郭瑞祥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作风，言传身教影响着子女，这种作风逐渐成为了家风。
“我们小时候背的书包是父亲用旧军雨衣做的，穿的衣服和鞋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郭惠丽说，“父亲的一言一行，我们耳濡目染，在简朴的生活中，寻找到应当守护并传承的宝贵财富，那是我们家的‘红色养料’。”
离休时，郭瑞祥已是贵州省军区都匀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却从未利用职务之便帮衬家人，谋取私利。
郭瑞祥的六个子女中，有五个曾参军入伍，转业、复员到地方后成为工人，两个儿子下岗后也都自谋职业。
“当时我在部队当卫生兵，很久之后才偶然得知军长就是我父亲的老部下。父亲从来不跟我们说这些，我们也没想过要靠父亲的关系。”郭惠丽说。
郭瑞祥给儿孙们立下一条家训：永远不给党和国家添麻烦。
政治本色不褪的离休干部
离休之后，郭瑞祥坚持理论学习，相关的书籍翻了又翻。他认为只有坚持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才能在政治上跟紧时代的步伐。
郭瑞祥心系党、国家和军队事业，为了第一时间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晚饭后他都会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联播》;从报纸关注到的新闻和照片，他都工工整整地剪下来，贴在一起。
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郭瑞祥积极参加干休所组织的党员教育学习活动，并鼓励其他老干部、老党员坚持学习、与时俱进。
离休后，家里和干休所是郭瑞祥活动最多的场所。在这片“小天地”里，他坚持从大局出发，积极作出自己的贡献。
当邻里出现矛盾的时候，郭瑞祥总是主动靠上去做工作，疏导人员思想，化解邻里纠纷。
郭瑞祥关心、支持干休所的工作，积极为干休所发展建言献策。他提出的很多建设性意见都被所里采纳。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