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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报月刊》做一期“怀念金庸专号”，收到金庸各方友好的稿件，对金庸的认识大大加深了。
我经常说，金庸是非常有智慧的人，目光如炬，用人处事，都有过人之地方，令人心服口服。
《明报》初创，他大胆聘用只有中学毕业的潘粤生先生做主编。潘先生曾是金庸主编《新晚报》副刊的作者，金庸先生觉得他的文章写得好，且有幽默感，与他趣味相投，遂成“莫逆之交”（潘粤生语），后来金庸聘请他做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是金庸）。结果金庸与潘粤生、沈宝新这铁三角合作无间，造就了一番文化事业。在《明报》创刊三十周年，金庸还亲笔写了文章《儒雅风趣的潘粤生》，把他大大夸赞一番，可见他不拘一格地用人。
金庸于我也有知遇之恩。
早年我与金庸不熟稔，只在公众场合见到他。1993年我为《明报》写有关现代中国作家风貌的特稿，1993年至1995年，我在《明报》副刊写每天见报的专栏。据后来编辑主任杨君泽说，查先生觉得我写得还不错。
上世纪的某一天，金庸让董桥打电话给我。董桥说：“查先生要见你。”我听罢有点意外，也有点兴奋。在此之前于《明报》副刊写了一个每天的专栏外，与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会上遇见。他是公众人物，我不过是文化界晚辈，大家只是点头之交而已。
且说我诚惶诚恐地跑到当年北角旧明报大厦查先生的办公室，查先生与董桥已坐在那里。查先生与我寒暄过后，让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则移步到办公桌去伏案写东西。时间随着墙上挂钟发出的嘀哒声，一秒一秒地过去，空气静寂得像凝结了。为了打破这闷局，我偶尔与董桥闲聊几句，都是不着边际的话题。
大抵过了约半句钟（编注：一句钟约十五分钟）后，查先生从书桌起身向我走来，亲自递了一份刚誊写好、墨香扑鼻的聘书给我。接到聘书后，我很激动，也很;中动，只粗略浏览了聘书内容，便不假思索地签署了。当时我是香港三联书店的编辑部主管和董事，事前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辞呈。
这是我迄今接到的唯一份手写聘书，而且出自大家之手，岂能不为之动容？！
与前几任的主编不一样，查先生在聘书上写明，除要我当总编辑之外，还兼任总经理。这也许与我之前在美国纽约大学念的出版管理学和杂志学有关。直到两年之后《明报》上市，《明报月刊》也不例外受到市场的冲击，我才幡然省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与市场之间取得平衡，可见他的高瞻远瞩。
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报到，希望查先生就办《明报月刊》给我一点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说话不多，依稀记得，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瞧着办吧！”当我向他征询，他之前在《明报月刊·发刊词》上曾揭示“独立、自由、宽容”的办刊精神，但又在商业社会办一份亏蚀的文化性杂志，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吗？他回答得简洁：“我是想替明报集团穿上一件名牌西装。”
换言之，办《明报月刊》的另一层意义，也是为明报集团打造一块文化品牌，所以我拼命找海内外名家撰稿。后来他在另一个场合对我说，《明报》当初上市的股票，实质资产只有一幢北角明报大厦，每股港币一角，上市后第一天的股值跃升至二元九角。换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价值。他说，文化品牌是无形财产，往往比有形资产的价值还要大。
正因为查先生的睿智，经过多年经营，使《明报》成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报纸，相信这也是《明报》无形的财产。
查先生私下多次对文友说，退休后他希望读书和写作，在1997年之前，卖了明报集团。从经济利益而言，查先生是一个大赢家，但其真正得失若何，相信只有他最清楚。套罗孚先生的话，《明报》是查先生毕生的事业。查先生没能实现他最终的理想——找到一个如他所言的为他“真正度身定造的接班人”，相信是极大的遗憾。明报集团其后的发展是可预料的。
查先生卖了《明报》，也曾想过另起炉灶。首先他想办一份类似历史文化的杂志，他准备写长篇历史小说，并在这份新杂志上连载（后来倪匡证实，查先生很早便有意写历史小说，连题材也有，是关于黑旗军的故事）。于是他找我过档到他自己经营的明河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为他策划新文化杂志和管理出版社。
须知明报集团卧虎藏龙，人才济济，他单挑了我，令我不禁受宠若惊。为此，我们曾在他位于北角嘉华国际中心的办公室把酒聊天过好几次。每一次聊天，查先生运筹帷幄，兴致很高，他从一个隐蔽的酒柜取出一瓶芝华士十二年威士忌来，亲自给我斟酒，然后自己斟小半杯，都不加冰，是纯饮式的。
我们在馥郁酒香中不经意地进入话题。在浮一大白后，平时拙于辞令的我们俩，无形中解除了拘牵。他操他的海宁普通话，我带我的闽南口音，南腔北调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沟通无间，一旦话题敞开，天南地北，逸兴遄飞。
那时的《明报》还是“于品海时代”，《明报月刊》处于十分尴尬局面，我毅然辞去《明报月刊》职务，准备追随查大侠干一番文化事业。当时查先生与我签了五年合约，可惜在我入明河社前夕，查先生入了医院，动了一次心脏接驳大手术。这次手术不是很顺利，他在医院住了大半年。我当时只带一位秘书过去。
查先生因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的历史小说并没有写出来，对原来宏图大计也意兴阑珊，我只能做一点文书工作，因给合约绾住，令我进退维谷。
张晓卿先生后来买了《明报》，我在明河社无所事事地待了一年后，于1996年重返《明报》，接手明报出版社兼明窗出版社主管的工作。有一段时期，《明报月刊》的业务陷于低潮，当时明报集团的执行董事林厥先生和编务董事翁昌文先生找我，迫切地希望我能兼任《明报月刊》主编，我一时推搪不了，时年1998。这样一兼就十三年！
《明报月刊》是金庸亲手创办的，第一任主编也是他。《明报月刊》没有带给他任何有形的财产，有的，也是文化的价值——无形的财产。到了今天，还有人质疑其存在的价值。但是金庸对它却情有独钟。当我返回《明报月刊》当主编后，几乎他晚年所撰写的文章，都让《明报月刊》独家披载。
世纪之交，我策划了一次香港作家联会与北京大学举办的“二〇〇〇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金庸在北京研讨会一次活动的休憩间隙，蓦然讪讪地对我说：潘先生，谢谢你替我做了许多事，你离开出版社（明河社）的事，當时处理很不当，你受了委屈，为此，我表示歉意。
与金庸相交多年，他虽然文采风流，却不擅于辞令，以上进出的几句话，相信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金庸主政明报集团，除了开会偶然讲话外，平时大都是用写字条的方式来传递他的指令。与他聊天，他用很浓重的海宁腔与你交谈，很多人都不得其要领。
即使这样，金庸的“明报企业王国”，却是管理有度、应付裕如的，令人刮目相看。他奉行的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管理原则。他深谙用人唯贤、人尽其用的道理。一旦找到他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让其发挥，一般不过问具体事务。所以明报集团旗下，凝聚了不少有识之士。
连同开首提到的潘粤生先生，之后的雷伟坡先生、胡菊人先生、董桥先生等都是办报能手，成为明报集团的坚强阵容，把《明报》打造成香港“公信力第一”的报纸！
金庸的成功是多方面，这与他的博览群书、渊博的学问、广阔的襟怀和独特的眼光等诸因素都有关系。
集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作家、成功的企业家于一身的金庸，相信在海内外都是空前的。在这个商品味愈来愈浓重的社会，恐怕也很可能是绝后的。
其实，金庸不光是我工作的上司、老板、忘年交，也是我因之获益良多的老师！
我经常说，金庸是非常有智慧的人，目光如炬，用人处事，都有过人之地方，令人心服口服。
《明报》初创，他大胆聘用只有中学毕业的潘粤生先生做主编。潘先生曾是金庸主编《新晚报》副刊的作者，金庸先生觉得他的文章写得好，且有幽默感，与他趣味相投，遂成“莫逆之交”（潘粤生语），后来金庸聘请他做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是金庸）。结果金庸与潘粤生、沈宝新这铁三角合作无间，造就了一番文化事业。在《明报》创刊三十周年，金庸还亲笔写了文章《儒雅风趣的潘粤生》，把他大大夸赞一番，可见他不拘一格地用人。
金庸于我也有知遇之恩。
早年我与金庸不熟稔，只在公众场合见到他。1993年我为《明报》写有关现代中国作家风貌的特稿，1993年至1995年，我在《明报》副刊写每天见报的专栏。据后来编辑主任杨君泽说，查先生觉得我写得还不错。
上世纪的某一天，金庸让董桥打电话给我。董桥说：“查先生要见你。”我听罢有点意外，也有点兴奋。在此之前于《明报》副刊写了一个每天的专栏外，与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会上遇见。他是公众人物，我不过是文化界晚辈，大家只是点头之交而已。
且说我诚惶诚恐地跑到当年北角旧明报大厦查先生的办公室，查先生与董桥已坐在那里。查先生与我寒暄过后，让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则移步到办公桌去伏案写东西。时间随着墙上挂钟发出的嘀哒声，一秒一秒地过去，空气静寂得像凝结了。为了打破这闷局，我偶尔与董桥闲聊几句，都是不着边际的话题。
大抵过了约半句钟（编注：一句钟约十五分钟）后，查先生从书桌起身向我走来，亲自递了一份刚誊写好、墨香扑鼻的聘书给我。接到聘书后，我很激动，也很;中动，只粗略浏览了聘书内容，便不假思索地签署了。当时我是香港三联书店的编辑部主管和董事，事前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辞呈。
这是我迄今接到的唯一份手写聘书，而且出自大家之手，岂能不为之动容？！
与前几任的主编不一样，查先生在聘书上写明，除要我当总编辑之外，还兼任总经理。这也许与我之前在美国纽约大学念的出版管理学和杂志学有关。直到两年之后《明报》上市，《明报月刊》也不例外受到市场的冲击，我才幡然省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与市场之间取得平衡，可见他的高瞻远瞩。
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报到，希望查先生就办《明报月刊》给我一点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说话不多，依稀记得，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瞧着办吧！”当我向他征询，他之前在《明报月刊·发刊词》上曾揭示“独立、自由、宽容”的办刊精神，但又在商业社会办一份亏蚀的文化性杂志，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吗？他回答得简洁：“我是想替明报集团穿上一件名牌西装。”
换言之，办《明报月刊》的另一层意义，也是为明报集团打造一块文化品牌，所以我拼命找海内外名家撰稿。后来他在另一个场合对我说，《明报》当初上市的股票，实质资产只有一幢北角明报大厦，每股港币一角，上市后第一天的股值跃升至二元九角。换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价值。他说，文化品牌是无形财产，往往比有形资产的价值还要大。
正因为查先生的睿智，经过多年经营，使《明报》成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报纸，相信这也是《明报》无形的财产。
查先生私下多次对文友说，退休后他希望读书和写作，在1997年之前，卖了明报集团。从经济利益而言，查先生是一个大赢家，但其真正得失若何，相信只有他最清楚。套罗孚先生的话，《明报》是查先生毕生的事业。查先生没能实现他最终的理想——找到一个如他所言的为他“真正度身定造的接班人”，相信是极大的遗憾。明报集团其后的发展是可预料的。
查先生卖了《明报》，也曾想过另起炉灶。首先他想办一份类似历史文化的杂志，他准备写长篇历史小说，并在这份新杂志上连载（后来倪匡证实，查先生很早便有意写历史小说，连题材也有，是关于黑旗军的故事）。于是他找我过档到他自己经营的明河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为他策划新文化杂志和管理出版社。
须知明报集团卧虎藏龙，人才济济，他单挑了我，令我不禁受宠若惊。为此，我们曾在他位于北角嘉华国际中心的办公室把酒聊天过好几次。每一次聊天，查先生运筹帷幄，兴致很高，他从一个隐蔽的酒柜取出一瓶芝华士十二年威士忌来，亲自给我斟酒，然后自己斟小半杯，都不加冰，是纯饮式的。
我们在馥郁酒香中不经意地进入话题。在浮一大白后，平时拙于辞令的我们俩，无形中解除了拘牵。他操他的海宁普通话，我带我的闽南口音，南腔北调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沟通无间，一旦话题敞开，天南地北，逸兴遄飞。
那时的《明报》还是“于品海时代”，《明报月刊》处于十分尴尬局面，我毅然辞去《明报月刊》职务，准备追随查大侠干一番文化事业。当时查先生与我签了五年合约，可惜在我入明河社前夕，查先生入了医院，动了一次心脏接驳大手术。这次手术不是很顺利，他在医院住了大半年。我当时只带一位秘书过去。
查先生因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的历史小说并没有写出来，对原来宏图大计也意兴阑珊，我只能做一点文书工作，因给合约绾住，令我进退维谷。
张晓卿先生后来买了《明报》，我在明河社无所事事地待了一年后，于1996年重返《明报》，接手明报出版社兼明窗出版社主管的工作。有一段时期，《明报月刊》的业务陷于低潮，当时明报集团的执行董事林厥先生和编务董事翁昌文先生找我，迫切地希望我能兼任《明报月刊》主编，我一时推搪不了，时年1998。这样一兼就十三年！
《明报月刊》是金庸亲手创办的，第一任主编也是他。《明报月刊》没有带给他任何有形的财产，有的，也是文化的价值——无形的财产。到了今天，还有人质疑其存在的价值。但是金庸对它却情有独钟。当我返回《明报月刊》当主编后，几乎他晚年所撰写的文章，都让《明报月刊》独家披载。
世纪之交，我策划了一次香港作家联会与北京大学举办的“二〇〇〇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金庸在北京研讨会一次活动的休憩间隙，蓦然讪讪地对我说：潘先生，谢谢你替我做了许多事，你离开出版社（明河社）的事，當时处理很不当，你受了委屈，为此，我表示歉意。
与金庸相交多年，他虽然文采风流，却不擅于辞令，以上进出的几句话，相信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金庸主政明报集团，除了开会偶然讲话外，平时大都是用写字条的方式来传递他的指令。与他聊天，他用很浓重的海宁腔与你交谈，很多人都不得其要领。
即使这样，金庸的“明报企业王国”，却是管理有度、应付裕如的，令人刮目相看。他奉行的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管理原则。他深谙用人唯贤、人尽其用的道理。一旦找到他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让其发挥，一般不过问具体事务。所以明报集团旗下，凝聚了不少有识之士。
连同开首提到的潘粤生先生，之后的雷伟坡先生、胡菊人先生、董桥先生等都是办报能手，成为明报集团的坚强阵容，把《明报》打造成香港“公信力第一”的报纸！
金庸的成功是多方面，这与他的博览群书、渊博的学问、广阔的襟怀和独特的眼光等诸因素都有关系。
集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作家、成功的企业家于一身的金庸，相信在海内外都是空前的。在这个商品味愈来愈浓重的社会，恐怕也很可能是绝后的。
其实，金庸不光是我工作的上司、老板、忘年交，也是我因之获益良多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