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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植是朝鲜朝中期汉文四大家之一，深受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其文学思想亦与之一脉相承，具有鲜明的理学指向。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李植主张“文道合一”，强调义理的重要性，同时也注重文辞。具体而言，李植认为“文”与“道”本为一体，并非两极对立，只是有本末之别。他在《大家意选批评》中以“简”论文、以“意”评文，都体现了其对“文”“道”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
[关键词] 李植;文道观;《大家意选批评》
[中图分类号] I31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9）-03-0083-05
[收稿日期] 2017-06-05
[作者简介] 1.孙惠欣，女，文学博士，延边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大连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朝（韩）文学比较（大连 116622）;2.宫官，女，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朝鲜文学。（延吉 133002）
李植（1584—1647），字汝固，号泽堂、南宫外史、泽癯居士，是朝鲜朝中期汉文四大家之一。李植生于儒学世家，家学深厚，家族文人辈出，高祖父是朝鲜朝儒学家李荇，父亲是佐参成李安性，母亲茂松尹氏是公曹参判尹玉之女，叔父是文学家李安讷。“自幼专意于四子六经程朱全书性理大全等书，以其余暇，泛滥诸家，博极无余。晚年所主，又在于朱子语类，入其中而尽其精力。”[1]（3）李植自幼就深受儒学熏染，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少年时博览群书，尤其是对儒家典籍和理学书籍的研读，字字考释，反复学习;晚年更是专注对朱子的研究。一些著名文人曾评价李植，[1]朝鲜朝时期的文人金昌协把李植比于韩柳：“国朝近世文章，最推溪谷泽堂为作家，余尝妄论二氏之文，以谓溪谷近于天成，泽堂深于人工。比之于古，盖仿佛韩柳焉。”[2]（152）李植的《大家意选批评》是以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为底本编选的批评文集，共选取散文42篇，其中韩愈的19篇，欧阳修的11篇，柳宗元的5篇，王安石的5篇，蘇洵和苏辙的各1篇。《大家意选批评》的编选体例和评点内容不仅体现了李植对文学的鉴赏能力，更体现了其文道观。通过解析李植的《大家意选批评》，既明晰了李植的文道观，又可探析李植之所以对“文”“道”有此理解的深层原因。
朝鲜朝时期，程朱理学被广泛传播，成为官方统治理念的根本，这对当时社会各方面均有很大影响，对文学的影响尤为深刻。朱熹在文道关系上秉持“文道一致”的观点，认为“文便是道”。[3]（3319）李植深受朱熹影响，倡导“文道合一”的理论主张，反对文道分离，认为文和道的关系应合而为一。李植在《溪谷集序》中写道：“本末相须，华实相副，不期文而自文。古昔圣贤立言垂世者，皆是道也。外此以为文，虽奇僻以为古，藻绘以为华，此之偏霸闰统，谓是全体正宗，则未可也。”[4]（339）“道”指文章阐明的道理，“文”指文章写作，“实”指内容，“华”指修辞。虽然道为主、文居末，但李植并不排斥文辞，而是主张“相须”“相副”，有意将文和道合为一体，在无形中淡化了文道之间的对立冲突。
李植在《大家意选批评》中对唐宋八大家散文的批评，实则反映了其对文道的态度。李植主张作文当以简为尚、以达意为主，这种对“文”的要求，不是否认“文”，不是提倡文学的概念化，而是对“文”的重视，是其“文道合一”思想的体现。李植把简约自然作为评判文章的基础和前提，所以《大家意选批评》中有多处以“简”论文。李植提倡的“简”，并非片面、刻意地追求文章语言简洁，而是要详略得当，简淡自然。《大家意选批评》中的“简”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语言简洁之“言简”;二是叙事章法之“简要有体”。李植认为行文过简，则文气不畅，文词不通，崎岖晦涩;行文过繁，则冗长难读。“简”与“繁”不是对立的，可以是删繁就简，可以是以简驭繁，没有任何多余的字句，文章自然流畅。
在《大家意选批评》中，李植对于唐宋八大家散文的评点，都共同指向李植对以简洁为要、以简约为尚的创作旨趣的追求。以下是李植对柳宗元的《故襄阳丞赵君墓志》、韩愈的《平淮西碑》《柳子厚墓志》的评点：
自‘神付’至‘此哉’云云，约而言之极简。[5]
人以为法舜典命官，此不足为奇，‘颜胤武合攻’云云，章法出汉史高祖元勋传，亦简要有体。[5]
点‘乃见’至‘是也’曰：马班章法。点‘用于’至‘无疑也’曰：子厚罪人也。此文婉转弥缝，一字不放过，如太史公游侠传序。[5]
“约而言之极简”是李植对柳宗元《故襄阳丞赵君墓志》的评点。在这篇碑志文中，柳宗元开篇便点明了创作动机，全文只以一句简括志主赵矜的生平，其余皆写赵来章寻找父亲墓地的经过，篇无余语，语无余字。“诚来章之孝，神付是叟，以与龟偶，不然，其协焉如此哉？”[6]（311）这一句自然承接了上下文，繁简得当。李植“约而言之极简”的评价恰如其分。
李植对韩愈的《平淮西碑》《柳子厚墓志》赞赏有加，认为这两篇碑志的文章法体例都“简要有体”。至于“‘颜胤武合攻’云云，章法出汉史高祖元勋传”，李植指出《平淮西碑》中“颜、胤、武合攻其北，大战十六，得栅城县二十三，降人卒四万。道古攻其东南，八战，降万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战其东，十余遇，降万二千。人其西，得贼将，辄释不杀;用其策，战比有功。”[7]（352）与《史记》的《淮阴侯列传》中：“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之闲，以故楚兵卒不能西。”[8]（2609）这两段的章法如出一辙。对比来看，《平淮西碑》和《淮阴侯列传》中的这两段都是全文的关键情节，虽寥寥数笔，却都将两军交战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完整地展现了出来。《史记》记载了三千多年的历史，涉及的人物众多，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所以《史记》里好些只出现在一个故事场景中的人物，就只能通过其在故事场景中的表现来塑造人物形象，因此要特别注重记叙的重点和对历史题材的选择与安排。韩愈的《平淮西碑》全文约一千八百字，结构严谨，全文叙述的重点是武宪宗皇帝的战前决策和战后情况，交战经过的笔墨较少。李植对《平淮西碑》的评点一语中的，文章在有限的篇幅内同时兼顾叙事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道出了韩愈谋篇布局的精密严谨。《柳子厚墓志》的章法与《平淮西碑》《史记》类似，文章记述了柳宗元的家世和生平事迹，肯定了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在选材上，重点选取了柳宗元由监察御史相继贬为州刺史、州司马的典型事例来加以叙述，充分体现了为文简洁的创作意识。《平淮西碑》《柳子厚墓志》主次分明，文字生动凝练，李植对这两篇文章的评价可谓切中要点，这也正体现了李植对以简洁为要、以简约为尚的创作旨趣的追求。李植认为，文之简，简在有章有法，不是事无巨细的叙事，而是讲求文章整体详略得当。若拘泥形式，为“简”而“简”，刻意裁短字句，不注重篇法和文章整体构造，则通篇词不达意，叙事不清，造成文章艰涩难读。一味地追求字数上的“简”，是与“简”背道而驰。 在《大家意选批评》中，李植在强调“言简”的同时，还注重“意深”。李植以“意”为切入点，对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进行评点。这里的“意”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文章的主旨或中心句，即用概括性的文字来总论自己的创作动机，阐明作文之旨;二是言外之“意”，寓意深远，不是用语言直接呈现出的，而是需要读者去体会其中的弦外之音。这就要求作者要心中有“道”，这样写出的作品才能生动达意。李植推崇的作文须达“意”与朱熹的“文皆是从道中流出”[3]（3305）的观点一致，文便是道，文道一体，且道可以决定文。
叙述磊落，言简而事尽，有屈折抑扬。[5]题下曰：此文学庄子，酷似《养生篇》古人已评之矣。余观此篇，不但极书艺术之妙，其深意讥闲上人名为学佛，所习与其法相反，不得为佛之徒也。与《赠灵澈》诗意同。末又讥佛家多怪异，以明闲于此于彼必居一，则皆不得正也，其用意深且远矣。[5]
《彭州圆觉禅院记》，记寺只五十余字，专篇以不背师一节，起论议，以记语结之，此老避侫佛之名，本不欲为记故也。[5]
以上分别是李植对欧阳修的《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苏洵的《彭州圆觉禅院记》的评点。《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是一篇赠序，所赠对象是与欧阳修萍水相逢的朋友田画。李植评点《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中的“叙述磊落”是指文章叙事有条理，清晰明了。序文先追述了田画家族从五代初到宋代初的百年历史，接着叙述田画的功名成就和仕途经历，最后是两人共游三峡的所见所闻。“言简而事尽，有屈折抑扬”主要指文章文笔简洁，不是平淡无味，而是情真语切，感人于无声之中，由此也可以看出李植对平淡自然文章的推崇。
《送高闲上人序》是韩愈晚年在长安做官时给高闲写的序文。高闲是开先寺的僧人，擅长草书，且一直梦想成为张旭这样的书法家。高闲信奉佛教，对万事万物都是淡泊处之，但却少了张旭那种浓烈至真的情感。韩愈认为高闲只是学到了张旭的“迹”，却无张旭写书法的“心”。李植与韩愈的观点一致，对文中高闲的评价是：“不但极书艺术之妙，其深意讥闲上人名为学佛，所习与其法相反，不得为佛之徒也。”[5]李植认为，《送高闲上人序》通过对张旭书法的颂赞和对高闲的嘲讽，批判了佛家的治世态度，与《养生篇》《赠灵澈》有异曲同工之妙。庄子的《养生篇》谈论了养生之道，实则是以养生之道阐释为人处世的哲学道理。《赠灵澈》是唐代诗人刘长卿目送友人灵澈归山所作的送别诗，作者刘长卿和僧人灵澈处境相同，一个是为官在外不顺，一个是云游归山不意。虽为送别诗，卻意不在送别，而在于两人感情的共鸣和淡泊心境。李植以其非凡的洞察力指出了《送高闲上人序》《养生篇》《赠灵澈》三篇文章的共同点是“意深且远”，即都是表面看似平淡，背后却意味深远，张弛有度。
苏洵的《彭州圆觉禅院记》是记体文，李植并没有从一般记体文对建筑的介绍或对起源的叙述进行批评，而是更加关注文章的议论部分，切入点和批评点都十分新颖。文章以“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乐乎此也”[9]（398）引起，由留下居住的应该是处于本心喜欢这个地方的例子开头，再同理为官之道，引出唐代僧人背叛师傅与士大夫结交之世态，继而批判了“父子之不归，室家之不复，而师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9]（398）父子之间亲情淡泊，夫妇之间感情疏远，徒弟背叛师傅，这是有悖伦理道德的行为。而苏洵之所以答应作记，是因为圆觉禅寺的僧人保聪没有背叛师傅，多年来对圆觉寺治理有方，没有违背本心。文章最后用六十余字的记语作结束语：“故为之记曰：‘龙兴寺僧平润讲《圆觉经》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润之来，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聪，聪又合其邻之僧屋若干于其院以成。是为记。’”[9]（398）《彭州圆觉禅院记》全篇426字，其中写圆觉禅院的只有五十多字，全篇都以议论为主，名为记，实则说理。李植从文章简约修洁，富有哲理意味方面对《彭州圆觉禅院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李植在《大家意选批评》中以“简”论文、以“意”评文，体现了对“文”的重视，证明了其“文道合一”的文道观。李植主张的作文“言简”“意深”，首先讲求字句章意的协调，字词不当则文句不畅，章法不整则文意不达。字句章意各有法则，缺一不可。“李植认为简要不是文疏，是文章既要简洁，还能明确表达出作者的创作意图。”[10]（216）“言简意深”不等于简单，而是在素朴简淡的外在表象下有着曲折委婉的深刻内涵，意味深长。将“言简”“意深”进一步深化拓展到文与道的辩证关系上时，可以说“意”是形而上的“道”，“言”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文道一体。
李植倡导的“文道合一”理论主张，主要受朱熹影响。朱熹的文道合一理论观点是以理学为根本，“道未尝离乎器，道亦只是器之理”[3]（2658），注重对义理的阐释。宋时烈评论李植：“泽堂公议论，无论细大浅深，一依于朱夫子。”[11]（182）李植所谓的“道”是形而上之“道”，更偏重义理，是对朱熹理学文道观的继承，具有一定的理学指向。但文和道并不对立，只是有主次之分。“李植在《大家意选批评》中的批评观点深受朱熹影响，甚至直接引用朱熹的观点作为评语。”[12]（119）李植在评论文章时，也多以朱熹的观点为依据，如李植和朱熹对三苏文章的批评： 苏氏文章，皆倒置横逸，独此文理胜意正，词气尔雅，所以朱子亟称之为知发挥也。[5]
惟三苏之学，本于《庄子》《战国策》，纵横倒竖，全昧义理，读其文者当察之。[5]
茅鹿门坤所抄八大家文，最为中正。柳之于韩，如伯仲，欧、王出于韩，三苏虽学《庄》·《国》，亦不出韩之模范。大苏虽诡，文气不下于韩，以意为主，笔端有口，以此为归宿地。[13]（519）
道者，之根本;文者，之末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文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3]（3319）
夫学者之求道，固不于苏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文之所述，有那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若问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外，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 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以一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3]（1277）
李植认为三苏的文章多带有纵横家的习气，不合义理，只有苏辙的《古史·序》文辞雅正，阐理入微。苏辙的《古史》是一部纪传体形式的古史著作，史料源于《诗》《书》《春秋》和秦汉杂录，记述了从伏羲神农到秦始皇的历史。《古史》全文都贯穿着儒家的经世思想，体现了义理之学兴起后儒家学者的治史风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史·序》主要是写著书的主旨，即明上古圣人的遗意，查补了《史记》的疏略缺漏。这篇序文作为全书的大纲，起到统领全篇的作用，入情入理。朱熹对苏辙的《古史·序》十分赞赏，“看子由古史序说圣人：‘其为善也，如冰之必寒，火之必热，其不为不善也，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此等议论极好。”[3]（3347）苏辙对“圣人”的理解，可谓鞭辟入里，指出圣人行事是遵循自然之“道”的。朱熹对苏辙这段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窃以为，于此有以识之，则其达于圣贤不远矣。”[3]（3439）李植赞同并引用了朱熹的评价“独此文理胜意正，词气尔雅，所以朱子亟称之为知发挥也”。[5]
在《大家意选批评》中，三苏的作品最少，其中苏洵一篇，苏辙一篇，苏轼是唯一没被收录的作家。朱熹批判了苏轼重文轻道、颠倒作文与求道的关系。“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放入里面，此是它大病处。”[3]（3319）朱熹对“文”“道”的观点与苏轼截然相反，认为道文的本末关系不可乱。文必有道，道蕴于文中。若有文无理，则不能称其为文，所以文和道必同时具备，合而为一。李植对苏载的文道分离也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文“全昧义理”，可见李植对文章中“理”的重视。
对比李植和朱熹对“文”“道”的阐释，二者在表述上极为相似：理是本，辞是末;道是本，文是末。但文和道始终是一体的，并不分离，只是有本末之别。“理”的本质是儒家伦理道德，“道”即是“义理”。因此，李植认为要想作好文，须潜心学习六经，专意程朱理学。“诗书正文，孟子正文，论语庸学并传注，为先熟读，终身温习。此义理本源，不可一日塞也。”[13]（518）李植认为儒家以外的学说如《老子》《庄子》《管子》等是异端之文，都不是“圣贤义理之文”，宁可不学。儒家思想是“义理”的本源，儒学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六经是儒家之道的载体，为明圣人之道而作。“李植坚持推崇以经书为根本，主张以道为先的传统性理学的文学观。”[14]（141）无论以理为尚，还是唯经是崇，最终目的都是通经以求理。
总体而言，李植主张“文道合一”，认为文和道不分，但文和道的地位不同，道为主，文次之。李植文道思想的形成，除了深受朱熹的影响外，还与其自身的学术渊源和时代学风的影响有关。朝鲜朝初期开始大量出版经书，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儒学盛极一时，由此迎来了儒学的全盛时期。“性理学从它兴起之初就是以对老佛思想，特别是对佛教思想的排斥精神为基础而形成的新儒学，因此所有的性理学者一致具有排佛意识一点也不奇怪……这种意志就是渗透在性理学（直到形成之后）的道统意识，排斥异端，特别是排斥佛教精神。”[15]（97）义理精神被充分发挥到极致，老庄甚至被视为“异端”，以此来维护程朱理学的地位，由此可见，理学精神深深地浸透在李植的思想意识中。从李植自身的学术渊源方面看，李植生于儒学世家，家学渊源深厚，且其交游的也多为儒士，这些都对李植文学风格的定型和文论主张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李植博通经史，其文风也表现出辞达理畅的特征，为后世之典范，影响深远。
[1] [韩]宋时烈：《泽堂先生集序》《泽堂集》 /《韩国文集丛刊》（088），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
[2] [韩]金昌协：《息菴集序》《农岩集》（卷22）/《韩国文集丛刊》（16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
[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 [韩]李植：《溪谷集序》《泽堂先生别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088），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
[5] [韩]李植：《大家意选批评》《泽堂先生别稿刊馀》（卷17）
[6] 柳宗元：《故襄阳丞赵君墓志》《柳河东集》（卷1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7] 韩愈：《平淮西碑》《韩昌黎文集》（卷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8] 司马迁，《淮阴侯列传》《史记》（卷92），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9] 苏洵，《彭州圆觉禅院记》《嘉祐集》（卷15），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0] [韩]金德寿：《大家意选批评》研究，首尔：韩国精神文化研究，第33卷，2010年。
[11] [韩]宋时烈：《杜诗点注跋》《宋子大全》（卷148）/《韩国文集丛刊》113，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
[12] [韩]允池勋：《泽堂李植的〈大家意选批评〉及其散文创作》，首尔：汉文学论集，29卷，2009年。
[13] [韩]李植：《作文模范》《泽堂先生别集》（卷14）/《韩国文集丛刊》（088），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
[14] [韩]安得镕：《16～17世纪半散文的构图和展开》，首尔：高丽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15] 韩国哲学会：《韩国哲学史》（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
[责任编辑 全红]
[关键词] 李植;文道观;《大家意选批评》
[中图分类号] I31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9）-03-0083-05
[收稿日期] 2017-06-05
[作者简介] 1.孙惠欣，女，文学博士，延边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大连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朝（韩）文学比较（大连 116622）;2.宫官，女，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朝鲜文学。（延吉 133002）
李植（1584—1647），字汝固，号泽堂、南宫外史、泽癯居士，是朝鲜朝中期汉文四大家之一。李植生于儒学世家，家学深厚，家族文人辈出，高祖父是朝鲜朝儒学家李荇，父亲是佐参成李安性，母亲茂松尹氏是公曹参判尹玉之女，叔父是文学家李安讷。“自幼专意于四子六经程朱全书性理大全等书，以其余暇，泛滥诸家，博极无余。晚年所主，又在于朱子语类，入其中而尽其精力。”[1]（3）李植自幼就深受儒学熏染，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少年时博览群书，尤其是对儒家典籍和理学书籍的研读，字字考释，反复学习;晚年更是专注对朱子的研究。一些著名文人曾评价李植，[1]朝鲜朝时期的文人金昌协把李植比于韩柳：“国朝近世文章，最推溪谷泽堂为作家，余尝妄论二氏之文，以谓溪谷近于天成，泽堂深于人工。比之于古，盖仿佛韩柳焉。”[2]（152）李植的《大家意选批评》是以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为底本编选的批评文集，共选取散文42篇，其中韩愈的19篇，欧阳修的11篇，柳宗元的5篇，王安石的5篇，蘇洵和苏辙的各1篇。《大家意选批评》的编选体例和评点内容不仅体现了李植对文学的鉴赏能力，更体现了其文道观。通过解析李植的《大家意选批评》，既明晰了李植的文道观，又可探析李植之所以对“文”“道”有此理解的深层原因。
一、李植的文道观
朝鲜朝时期，程朱理学被广泛传播，成为官方统治理念的根本，这对当时社会各方面均有很大影响，对文学的影响尤为深刻。朱熹在文道关系上秉持“文道一致”的观点，认为“文便是道”。[3]（3319）李植深受朱熹影响，倡导“文道合一”的理论主张，反对文道分离，认为文和道的关系应合而为一。李植在《溪谷集序》中写道：“本末相须，华实相副，不期文而自文。古昔圣贤立言垂世者，皆是道也。外此以为文，虽奇僻以为古，藻绘以为华，此之偏霸闰统，谓是全体正宗，则未可也。”[4]（339）“道”指文章阐明的道理，“文”指文章写作，“实”指内容，“华”指修辞。虽然道为主、文居末，但李植并不排斥文辞，而是主张“相须”“相副”，有意将文和道合为一体，在无形中淡化了文道之间的对立冲突。
李植在《大家意选批评》中对唐宋八大家散文的批评，实则反映了其对文道的态度。李植主张作文当以简为尚、以达意为主，这种对“文”的要求，不是否认“文”，不是提倡文学的概念化，而是对“文”的重视，是其“文道合一”思想的体现。李植把简约自然作为评判文章的基础和前提，所以《大家意选批评》中有多处以“简”论文。李植提倡的“简”，并非片面、刻意地追求文章语言简洁，而是要详略得当，简淡自然。《大家意选批评》中的“简”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语言简洁之“言简”;二是叙事章法之“简要有体”。李植认为行文过简，则文气不畅，文词不通，崎岖晦涩;行文过繁，则冗长难读。“简”与“繁”不是对立的，可以是删繁就简，可以是以简驭繁，没有任何多余的字句，文章自然流畅。
在《大家意选批评》中，李植对于唐宋八大家散文的评点，都共同指向李植对以简洁为要、以简约为尚的创作旨趣的追求。以下是李植对柳宗元的《故襄阳丞赵君墓志》、韩愈的《平淮西碑》《柳子厚墓志》的评点：
自‘神付’至‘此哉’云云，约而言之极简。[5]
人以为法舜典命官，此不足为奇，‘颜胤武合攻’云云，章法出汉史高祖元勋传，亦简要有体。[5]
点‘乃见’至‘是也’曰：马班章法。点‘用于’至‘无疑也’曰：子厚罪人也。此文婉转弥缝，一字不放过，如太史公游侠传序。[5]
“约而言之极简”是李植对柳宗元《故襄阳丞赵君墓志》的评点。在这篇碑志文中，柳宗元开篇便点明了创作动机，全文只以一句简括志主赵矜的生平，其余皆写赵来章寻找父亲墓地的经过，篇无余语，语无余字。“诚来章之孝，神付是叟，以与龟偶，不然，其协焉如此哉？”[6]（311）这一句自然承接了上下文，繁简得当。李植“约而言之极简”的评价恰如其分。
李植对韩愈的《平淮西碑》《柳子厚墓志》赞赏有加，认为这两篇碑志的文章法体例都“简要有体”。至于“‘颜胤武合攻’云云，章法出汉史高祖元勋传”，李植指出《平淮西碑》中“颜、胤、武合攻其北，大战十六，得栅城县二十三，降人卒四万。道古攻其东南，八战，降万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战其东，十余遇，降万二千。人其西，得贼将，辄释不杀;用其策，战比有功。”[7]（352）与《史记》的《淮阴侯列传》中：“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之闲，以故楚兵卒不能西。”[8]（2609）这两段的章法如出一辙。对比来看，《平淮西碑》和《淮阴侯列传》中的这两段都是全文的关键情节，虽寥寥数笔，却都将两军交战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完整地展现了出来。《史记》记载了三千多年的历史，涉及的人物众多，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所以《史记》里好些只出现在一个故事场景中的人物，就只能通过其在故事场景中的表现来塑造人物形象，因此要特别注重记叙的重点和对历史题材的选择与安排。韩愈的《平淮西碑》全文约一千八百字，结构严谨，全文叙述的重点是武宪宗皇帝的战前决策和战后情况，交战经过的笔墨较少。李植对《平淮西碑》的评点一语中的，文章在有限的篇幅内同时兼顾叙事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道出了韩愈谋篇布局的精密严谨。《柳子厚墓志》的章法与《平淮西碑》《史记》类似，文章记述了柳宗元的家世和生平事迹，肯定了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在选材上，重点选取了柳宗元由监察御史相继贬为州刺史、州司马的典型事例来加以叙述，充分体现了为文简洁的创作意识。《平淮西碑》《柳子厚墓志》主次分明，文字生动凝练，李植对这两篇文章的评价可谓切中要点，这也正体现了李植对以简洁为要、以简约为尚的创作旨趣的追求。李植认为，文之简，简在有章有法，不是事无巨细的叙事，而是讲求文章整体详略得当。若拘泥形式，为“简”而“简”，刻意裁短字句，不注重篇法和文章整体构造，则通篇词不达意，叙事不清，造成文章艰涩难读。一味地追求字数上的“简”，是与“简”背道而驰。 在《大家意选批评》中，李植在强调“言简”的同时，还注重“意深”。李植以“意”为切入点，对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进行评点。这里的“意”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文章的主旨或中心句，即用概括性的文字来总论自己的创作动机，阐明作文之旨;二是言外之“意”，寓意深远，不是用语言直接呈现出的，而是需要读者去体会其中的弦外之音。这就要求作者要心中有“道”，这样写出的作品才能生动达意。李植推崇的作文须达“意”与朱熹的“文皆是从道中流出”[3]（3305）的观点一致，文便是道，文道一体，且道可以决定文。
叙述磊落，言简而事尽，有屈折抑扬。[5]题下曰：此文学庄子，酷似《养生篇》古人已评之矣。余观此篇，不但极书艺术之妙，其深意讥闲上人名为学佛，所习与其法相反，不得为佛之徒也。与《赠灵澈》诗意同。末又讥佛家多怪异，以明闲于此于彼必居一，则皆不得正也，其用意深且远矣。[5]
《彭州圆觉禅院记》，记寺只五十余字，专篇以不背师一节，起论议，以记语结之，此老避侫佛之名，本不欲为记故也。[5]
以上分别是李植对欧阳修的《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苏洵的《彭州圆觉禅院记》的评点。《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是一篇赠序，所赠对象是与欧阳修萍水相逢的朋友田画。李植评点《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中的“叙述磊落”是指文章叙事有条理，清晰明了。序文先追述了田画家族从五代初到宋代初的百年历史，接着叙述田画的功名成就和仕途经历，最后是两人共游三峡的所见所闻。“言简而事尽，有屈折抑扬”主要指文章文笔简洁，不是平淡无味，而是情真语切，感人于无声之中，由此也可以看出李植对平淡自然文章的推崇。
《送高闲上人序》是韩愈晚年在长安做官时给高闲写的序文。高闲是开先寺的僧人，擅长草书，且一直梦想成为张旭这样的书法家。高闲信奉佛教，对万事万物都是淡泊处之，但却少了张旭那种浓烈至真的情感。韩愈认为高闲只是学到了张旭的“迹”，却无张旭写书法的“心”。李植与韩愈的观点一致，对文中高闲的评价是：“不但极书艺术之妙，其深意讥闲上人名为学佛，所习与其法相反，不得为佛之徒也。”[5]李植认为，《送高闲上人序》通过对张旭书法的颂赞和对高闲的嘲讽，批判了佛家的治世态度，与《养生篇》《赠灵澈》有异曲同工之妙。庄子的《养生篇》谈论了养生之道，实则是以养生之道阐释为人处世的哲学道理。《赠灵澈》是唐代诗人刘长卿目送友人灵澈归山所作的送别诗，作者刘长卿和僧人灵澈处境相同，一个是为官在外不顺，一个是云游归山不意。虽为送别诗，卻意不在送别，而在于两人感情的共鸣和淡泊心境。李植以其非凡的洞察力指出了《送高闲上人序》《养生篇》《赠灵澈》三篇文章的共同点是“意深且远”，即都是表面看似平淡，背后却意味深远，张弛有度。
苏洵的《彭州圆觉禅院记》是记体文，李植并没有从一般记体文对建筑的介绍或对起源的叙述进行批评，而是更加关注文章的议论部分，切入点和批评点都十分新颖。文章以“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乐乎此也”[9]（398）引起，由留下居住的应该是处于本心喜欢这个地方的例子开头，再同理为官之道，引出唐代僧人背叛师傅与士大夫结交之世态，继而批判了“父子之不归，室家之不复，而师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9]（398）父子之间亲情淡泊，夫妇之间感情疏远，徒弟背叛师傅，这是有悖伦理道德的行为。而苏洵之所以答应作记，是因为圆觉禅寺的僧人保聪没有背叛师傅，多年来对圆觉寺治理有方，没有违背本心。文章最后用六十余字的记语作结束语：“故为之记曰：‘龙兴寺僧平润讲《圆觉经》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润之来，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聪，聪又合其邻之僧屋若干于其院以成。是为记。’”[9]（398）《彭州圆觉禅院记》全篇426字，其中写圆觉禅院的只有五十多字，全篇都以议论为主，名为记，实则说理。李植从文章简约修洁，富有哲理意味方面对《彭州圆觉禅院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李植在《大家意选批评》中以“简”论文、以“意”评文，体现了对“文”的重视，证明了其“文道合一”的文道观。李植主张的作文“言简”“意深”，首先讲求字句章意的协调，字词不当则文句不畅，章法不整则文意不达。字句章意各有法则，缺一不可。“李植认为简要不是文疏，是文章既要简洁，还能明确表达出作者的创作意图。”[10]（216）“言简意深”不等于简单，而是在素朴简淡的外在表象下有着曲折委婉的深刻内涵，意味深长。将“言简”“意深”进一步深化拓展到文与道的辩证关系上时，可以说“意”是形而上的“道”，“言”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文道一体。
二、李植文道观的理学指向
李植倡导的“文道合一”理论主张，主要受朱熹影响。朱熹的文道合一理论观点是以理学为根本，“道未尝离乎器，道亦只是器之理”[3]（2658），注重对义理的阐释。宋时烈评论李植：“泽堂公议论，无论细大浅深，一依于朱夫子。”[11]（182）李植所谓的“道”是形而上之“道”，更偏重义理，是对朱熹理学文道观的继承，具有一定的理学指向。但文和道并不对立，只是有主次之分。“李植在《大家意选批评》中的批评观点深受朱熹影响，甚至直接引用朱熹的观点作为评语。”[12]（119）李植在评论文章时，也多以朱熹的观点为依据，如李植和朱熹对三苏文章的批评： 苏氏文章，皆倒置横逸，独此文理胜意正，词气尔雅，所以朱子亟称之为知发挥也。[5]
惟三苏之学，本于《庄子》《战国策》，纵横倒竖，全昧义理，读其文者当察之。[5]
茅鹿门坤所抄八大家文，最为中正。柳之于韩，如伯仲，欧、王出于韩，三苏虽学《庄》·《国》，亦不出韩之模范。大苏虽诡，文气不下于韩，以意为主，笔端有口，以此为归宿地。[13]（519）
道者，之根本;文者，之末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文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3]（3319）
夫学者之求道，固不于苏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文之所述，有那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若问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外，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 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以一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3]（1277）
李植认为三苏的文章多带有纵横家的习气，不合义理，只有苏辙的《古史·序》文辞雅正，阐理入微。苏辙的《古史》是一部纪传体形式的古史著作，史料源于《诗》《书》《春秋》和秦汉杂录，记述了从伏羲神农到秦始皇的历史。《古史》全文都贯穿着儒家的经世思想，体现了义理之学兴起后儒家学者的治史风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史·序》主要是写著书的主旨，即明上古圣人的遗意，查补了《史记》的疏略缺漏。这篇序文作为全书的大纲，起到统领全篇的作用，入情入理。朱熹对苏辙的《古史·序》十分赞赏，“看子由古史序说圣人：‘其为善也，如冰之必寒，火之必热，其不为不善也，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此等议论极好。”[3]（3347）苏辙对“圣人”的理解，可谓鞭辟入里，指出圣人行事是遵循自然之“道”的。朱熹对苏辙这段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窃以为，于此有以识之，则其达于圣贤不远矣。”[3]（3439）李植赞同并引用了朱熹的评价“独此文理胜意正，词气尔雅，所以朱子亟称之为知发挥也”。[5]
在《大家意选批评》中，三苏的作品最少，其中苏洵一篇，苏辙一篇，苏轼是唯一没被收录的作家。朱熹批判了苏轼重文轻道、颠倒作文与求道的关系。“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放入里面，此是它大病处。”[3]（3319）朱熹对“文”“道”的观点与苏轼截然相反，认为道文的本末关系不可乱。文必有道，道蕴于文中。若有文无理，则不能称其为文，所以文和道必同时具备，合而为一。李植对苏载的文道分离也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文“全昧义理”，可见李植对文章中“理”的重视。
对比李植和朱熹对“文”“道”的阐释，二者在表述上极为相似：理是本，辞是末;道是本，文是末。但文和道始终是一体的，并不分离，只是有本末之别。“理”的本质是儒家伦理道德，“道”即是“义理”。因此，李植认为要想作好文，须潜心学习六经，专意程朱理学。“诗书正文，孟子正文，论语庸学并传注，为先熟读，终身温习。此义理本源，不可一日塞也。”[13]（518）李植认为儒家以外的学说如《老子》《庄子》《管子》等是异端之文，都不是“圣贤义理之文”，宁可不学。儒家思想是“义理”的本源，儒学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六经是儒家之道的载体，为明圣人之道而作。“李植坚持推崇以经书为根本，主张以道为先的传统性理学的文学观。”[14]（141）无论以理为尚，还是唯经是崇，最终目的都是通经以求理。
三、结语
总体而言，李植主张“文道合一”，认为文和道不分，但文和道的地位不同，道为主，文次之。李植文道思想的形成，除了深受朱熹的影响外，还与其自身的学术渊源和时代学风的影响有关。朝鲜朝初期开始大量出版经书，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儒学盛极一时，由此迎来了儒学的全盛时期。“性理学从它兴起之初就是以对老佛思想，特别是对佛教思想的排斥精神为基础而形成的新儒学，因此所有的性理学者一致具有排佛意识一点也不奇怪……这种意志就是渗透在性理学（直到形成之后）的道统意识，排斥异端，特别是排斥佛教精神。”[15]（97）义理精神被充分发挥到极致，老庄甚至被视为“异端”，以此来维护程朱理学的地位，由此可见，理学精神深深地浸透在李植的思想意识中。从李植自身的学术渊源方面看，李植生于儒学世家，家学渊源深厚，且其交游的也多为儒士，这些都对李植文学风格的定型和文论主张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李植博通经史，其文风也表现出辞达理畅的特征，为后世之典范，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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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