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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同志逝世30周年，10月22日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为了缅怀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艰苦卓绝、领导红军胜利长征、最后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本刊选登显社、丽文同志的专稿，以为纪念。
四渡赤水出奇兵
毛泽东成为红军统帅，蒋介石一筹莫展。
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的主张，一渡赤水，转向扎西；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给了国民党军自第五次“围剿”以来最沉重的打击。蒋介石一面哀叹这是“国军自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一面亲自上阵，誓与红军决一雌雄。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亲自指挥作战，对红军发起疯狂围攻。
此时，毛泽东正指挥着红军忽东忽西，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致使蒋介石因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先要求各部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后见我中央红军主力向遵义以西地区集中，蒋介石又重新调整部署，企图把中央红军歼灭于乌江以西，巴蜀大道地区。
毛泽东决定将计就计，以部分兵力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达到牵制川敌之目的，红军主力则集中于鸭溪及其附近地区，趁吴奇伟败逃之机，寻歼周浑元部，力争再次重创敌军。这时，周浑元畏歼不进，使得红军未能如愿。没想到，这一系列的行动，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如此徘徊，“乃系大方针未定之表现”，于是急令各路人马寻找红军决战。3月11日，三路敌军得令之后，川军潘文华部占领遵义；周浑元部进入鲁班场地区；吴奇伟则以一部兵力北渡乌江，直逼鸭溪和遵义。
恰在这时，根据敌情的变化，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以求得“在转移中和在消灭王家烈部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施机动，并迅速夺取与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
3月16日，红军主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向西三渡赤水，朝古蔺、叙永方向挺进。
毛泽东此次挥师西渡赤水，目的是要先把敌人引向川南地区，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个回马枪——东渡赤水，折返贵州，直逼昆明，以彻底甩掉敌人。这就是说，毛泽东早在决定三渡赤水之时，四渡赤水的腹案就已成竹在胸了。
蒋介石的反应果然未出毛泽东所料。他又一次误以为红军北渡长江，于是急将重兵调赴川南，严令各部加固长江防线。蒋介石认定红军此次已是“插翅难逃”，于是他传令各部：“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毛泽东稳坐军中帐，笑看敌人挥汗如雨地筑碉堡，挖工事。正当敌人再次扑向川南，碉堡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之时，毛泽东当机立断，作出了回师东渡的决定。
兵不厌诈。为了确保东渡成功，毛泽东于3月20日派出一个团的兵力，继续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开进。蒋介石得知这个情报，更加坚定地认为，红军必定北渡长江。于是一错再错，急令川、滇各部向西尾追。然而，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亲率红军主力，于21日晚至22日，以十分隐蔽、神速的行动，在二郎滩、太平渡地段，全部渡过赤水，向东而去，再次进入黔北。
中央红军突然东渡赤水，把蒋介石苦心调集的重兵，构筑的防线，甩在了川南，完全置于无用武之地。
待蒋介石得知红军再次进入黔境时，他无可奈何地以杖击地，喷出了一串“娘希匹”。
为了“一网打尽”红军，蒋介石又由重庆急飞贵阳，断定“‘赤匪’必将进攻遵义”。于是急将重兵由川南调往赤水以东，并令何键加强乌江之守备，阻止红军东进。
“定叫蒋介石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毛泽东对新的敌情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尔后下令红军迅速突破敌军合围，越过遵义、仁怀大道，向南渡过乌江。
由于总体力量敌强我弱，红军要想从敌人的合围中杀开一条南渡乌江的血路显然是做不到的。
怎么办？
毛泽东决定继续隐真示假。3月27日，他给红九军团下达了一项特殊命令，要他们暂留马鬃岭地区，伪装成红军主力，并向长干山、枫香坝实施佯攻，以吸引敌人北上，继而掩护红军主力向南急进。第二天，毛泽东亲率红军主力，在鸭溪至白腊坎之间一举突破敌人封锁线。尔后，迎着狂风暴雨，疾速进抵乌江北岸。
3月31日，红军主力胜利地渡过乌江天险，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此时，集结在乌江以北地区的敌之重兵也只能望江兴叹了。
红军南渡乌江之后，下一个战略目标便是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
调虎离山袭金沙
为了实现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摆在红军面前最大的障碍是据守在云南、贵州边境的云南军阀部队。
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认定：“只要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为此，他又一次设下了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奇谋妙计。
中央红军刚刚踏上乌江南岸，毛泽东便令红军主力摆开进攻贵阳的态势。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城督战，贵阳兵力空虚，得知红军兵临城下，蒋介石十分恐慌。他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驰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以备情况不妙时逃离贵阳。
蒋介石的处置方案，正好落入了毛泽东设下的圈套。面对蒋介石那“十万火急”、“限刻即到”的电令，相距较近的滇军便星夜兼程，急赴贵阳“救驾”。就这样，毛泽东借老蒋之手，把滇军顺利地调到了贵阳。
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毛泽东一面下令红九军团继续牵制敌人。另从红军主力中派出部分兵力在清水江上架桥，摆出渡江东进湖南的态势。蒋介石果然又一次误以为红军要东进会合红二、六军团，于是急调湘、桂等省军阀部队开往石阡、余庆、平越等地，防止红军东进会师。其实，中央红军既不占贵阳，也不去湖南，而是要“调虎离山”，把滇军引向东去。果然，毛泽东把蒋介石的牛鼻子牵动了，云南军阀的主力部队已往黔东开调，红军西去云南的道路已无重兵阻拦。
4月8日，当滇军孙渡纵队火速赶到贵阳，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时，红军却从贵阳至尤里之间突破了敌人防线。部队一过湘黔公路，如同插上了翅膀，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急进，连克数县，进入云南境内。蒋介石围歼红军于黔东的美梦又一次被毛泽东打破了。
4月23日红军进入平彝县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惊呼“上当！上当！”当他重新部署兵力时，敌军士兵叫苦不迭：“共军转个弯，我们腿跑断。”敌军高级将领连连惊叹：“贵阳一役，为‘共匪’西窜最紧凑之一幕。”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以后，为了实现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毛泽东下令红一、三军团从东面直逼昆明，继而迅速向北穿插；红九军团在乌江以北由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设法吸引追敌向北。他要让蒋介石再上一次当：以为红军将取昆明。
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团奉命佯攻昆明，滇敌倍感恐慌。龙云迭向老蒋呼救，敌军云集昆明，有效地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守兵力，正好为毛泽东指挥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
趁此有利战机，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研究渡江计划。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要求红军利用当时的有利战机，分左、中、右三路，向金沙江急进。
中央纵队所要抢占的皎平渡，激流滚滚，两岸悬崖绝壁，地势十分险要。毛泽东把皎平渡选作红军主力北上入川的主要渡口，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各路红军直趋金沙江畔。军委参谋长刘伯承亲率中央纵队先遣队于5月3日赶到皎平渡指挥，中央红军二万多人依靠仅有的六只木船，用了七天七夜全部渡过金沙江。
蒋介石虽在5月3日获悉了红军的行踪，急令万耀煌部全力向皎平渡口尾追，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增援。但万与蒋有矛盾，生怕孤军深入，被红军吃掉，于是谎报军情，并命令部队后撤，脱离与红军接触。
毛泽东得知万耀煌的动向后，高兴地说：“龙云的部队被我们调到贵州去了，现在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又要听我们指挥了。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我们现在是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来一个有惊无险地抢渡金沙江。”
5月11日，尾追之敌的先头部队终于赶到了金沙江边。这时，毛泽东率领着红军主力，早已进到会理地区集结休整。
从此，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也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
神勇飞夺泸定桥
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广泛实行机动作战的成功经验，严肃批评了林彪提出改变中央领导的错误，进一步统一了战略思想，增强了团结，因而也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随后，中央红军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奇迹般地顺利通过了彝族区，并于5月下旬来到了大渡河畔。
湍急的大渡河两岸丛山耸立，河道陡峻，险滩密布，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早在太平天国时期，著名将领石达开曾率数万大军到此，在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北渡未成，陷入清军重围而全军覆没。
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挥师北上，朝大渡河方向前进，断言：“红军过得了金沙江，过不了大渡河，共产党必蹈石达开的覆辙，朱毛红军必成石达开第二，全军覆没。”急调几十万重兵前堵后追。
“红军决不做石达开第二！”这是毛泽东的坚强信念，也是红军官兵的共同心声。
为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争取渡河的先机，迅速渡过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以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
为此，军委电令红一军团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大渡河。
5月24日，红军渡河先遣队红一团，冒着大雨兼程北进，赶到大渡河南岸安顺场，一举歼灭守敌二个连，控制了渡口。
第二天，毛泽东下令红一团强渡大渡河。上午7时许，红一团由十七勇士组成了以熊向林为队长的渡河奋勇队。他们在机枪和炮兵火力掩护下，乘坐一只小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战胜大渡河的险恶浪涛，冲上了对岸，击溃了守敌，从而在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胜利北上开辟了一条通路，为红军长征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十七勇士虽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全军数万人马，要在短时间内由此渡河显然是不可能的。更为严重的是，尾追之敌正向大渡河昼夜迫进，情况十万火急。
5月26日，毛泽东赶到了安顺场渡口。他立即意识到，要想不做石达开第二，眼下唯一的出路只有抢夺泸定桥。于是，经中央军委决定，立即兵分左、右两路，沿大渡河两岸溯江而上，协同袭取泸定桥，保障后续部队顺利过河。其中，左路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及红三、九军团和红五团随左路跟进。右路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在安顺场渡河后，沿大渡河东岸北上。
此时的毛泽东，一面强调兵贵神速，狭路相逢勇者胜；一面作好了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他强调：只有夺取泸定桥，红军大部队才能迅速渡过大渡河，转到川西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避免石达开的命运，万一会合不了，一部红军到川西去开创新局面。因此，左右两路都必须同敌人抢时间，争速度，务求在敌人增防部队赶到之前拿下泸定桥。
27日拂晓，左路先头部队冒雨出发，昼夜兼程，终于抢在援敌到达之前的29日晨袭占了泸定桥西岸桥头。
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守敌已将桥面木板拆走，他们认定红军插翅也难飞过泸定桥。
29日16时，经过紧张准备的左路红军红四团发起夺桥战斗。全团司号员一齐吹响威震敌胆的冲锋号，轻重火器一齐射向对岸。由二十二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的率领下，冒着密集弹雨，攀登悬空的铁索，英勇冲向对岸，突入敌阵，迅速歼灭了守桥之敌，掩护后续部队夺取泸定城。第二梯队紧随突击队之后，铺上桥面木板，继而突入沪定城内。经二小时激战，歼敌大部，占领了沪定城。此次作战，红四团仅以伤亡三名突击队员的极小代价，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也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预言。
正因为如此，在毛泽东的不朽诗篇“长征”中，便有了“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名句。
深谋远虑向北进
中央红军过了泸定桥，踏上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艰难征程。
为了早日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中央军委指挥中央红军于1935年6月8日一举突破敌人布下的芦山、宝兴防线，继而来到了夹金山脚下。夹金山是一座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大雪山。为了避敌缠绕，争取时间，毛泽东又一次作出了令蒋介石不敢想象的抉择——翻越夹金山。
6月17日，毛泽东身穿夹衣，手持木棍，冒着刺骨的严寒，顶着冰雪，率领部队胜利地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雪山。当天下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就在北进懋功县达维镇的途中，同红四方面军李先念部胜利会师。6月21日晚，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举行盛大联欢会，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胜利。
红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大事。他标志着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各个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
集结于川西地区的红军已有十多万人，这是继续开创新局面的坚实基础。两军会师后的当务之急是要正确地确定今后行动的战略方针。正是在这个事关战争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张国焘同毛泽东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中央军委据此提出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因此，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6月16日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为了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机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是，张国焘、陈昌浩复电中共中央，主张退向青海、新疆等偏远地区，或暂时向南进攻。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两河口举行了扩大会议。讨论持续了三天，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再次肯定地提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透过张国焘的诸多言行，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张国焘领导着数万人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该有一定的安排。因此，两河口会议期间，毛泽东分头与政治局同志商量解决办法。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央军委委员。张国焘表示“赞成”。
毛泽东原以为战略方针和组织指挥已经解决，于是会后便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藩战役计划，规定红军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懋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掩护主力北进，保障后方安全；红军主力兵分三路向松藩及其西北地区开进，迅速消灭松藩地区胡宗南部，控制松藩及其东北各要道，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随后，中央红军开始北进，并于7月初翻过第二座大雪山，进抵卓克基地区。然而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人数多，对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职位并不满足，故意拖延执行攻打松藩的作战计划，并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改组总司令部。
7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从大局出发，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即率部北上，并请他和徐向前、陈昌浩速来芦，实行集中指挥。
7月18日，张国焘在芦花出席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此时，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要求让张国焘做“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
很显然，张国焘的目的之一是要剥夺毛泽东的军权。于是，为了确保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毛泽东与张闻天等通过分析，又考虑到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已在翻越夹金山后病倒了，因此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调周恩来到中央常委工作。
这样，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通知还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对于这次组织问题的解决，彭德怀评价说：“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7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
张国焘的野心急剧膨胀。一经执掌红军总政委的大权，他便借口集中统一指挥，立即收缴了各军团互相联络的密码本和红一、三军同军委、毛泽东直接联络的密电本，企图藉此割断毛泽东同红军的联系，进而完全控制红一方面军。
由于忙于争权，张国焘硬是贻误战机达一个多月，红军不得不放弃原定的松藩战役计划，迫使红军只能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继续北上。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即以红一方面军之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一方面军之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之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到班佑后向右路军靠拢，一道向甘南进军。
8月4日，由于张国焘要求讨论“政治路线”问题。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大家对张国焘的南下西进主张进行了批评。毛泽东重申了遵义会议的有关决议，避免了张国焘借“政治路线错误”制造反中央的借口。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新肯定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并且强调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一、四方面军的历史任务。
会上，张国焘同意北上，会后又节外生枝。提出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新疆边远地区的错误主张；并抛出向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退却逃跑的错误方针，干扰和破坏党中央北上甘南的既定方针。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只有北上是实现党的政治主张的最好保证。”
为了实行北上的方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计划之补充规定》，会后，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会议精神，毛泽东随即率领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开始北上草地，向班佑、巴西开进。但张国焘在率队进至阿坝地区后，公开地同党中央分庭抗礼。
9月l日，当右路军占领包座之后，毛泽东、徐向前和陈昌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要他从大局出发，立即北上。
但是，张国焘我行我素，明确表示反对北上，坚持南下。
当此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时任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深感此事关乎党和红军的命运，便立刻秘密赶往中央驻地阿西向毛泽东报告。得此要讯，毛泽东异常机智冷静。考虑到叶剑英处境危险，毛泽东嘱他谨慎从事。接着亲自前往徐向前、陈昌浩住处，与他们商谈行动方针。毛泽东又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及尚在病中的周恩来在阿西举行紧急会议，一致认为，此时不仅不可能说服张国焘率部北上，而且必将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于是，当机立断，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并立即通知已经北上俄界的林彪、聂荣臻，原地待命。
事态发展至此，毛泽东对张国焘仍要做到仁至义尽。9月9日晚，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负责殿后，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出发之前，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恰在此时，只见几个人骑马奔驰而来，冲着部队高喊：
“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
“毛泽东、周恩来北上逃跑，投降帝国主义！”
“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走了！”
喊声骤起，部队出现了骚动。领头喊话的正是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他原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
这时，跟随中央纵队行动的李德突然疾步上前，把李特从马上拉了下来，拉他去见毛泽东。李特坚决不去。正在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时，只听有人喊了一句，“毛主席来了！”骚乱的人群蓦然安静下来。
毛泽东不紧不慢，高声告诉大家：“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不愿意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
李特无言以对，听得一个“放”字，便慌忙上马，跑了。
接着，毛泽东转向红军部队，挥动手臂，果断地下达命令：“立即撤出此地，赶快向北前进！”
夺关斩隘谱史诗
在中央红军北上的征程上，蒋介石设下了重重险阻。
1935年9月11日，毛泽东率领红三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同红一军会合。此时，尚有八万余人的红军部队正由张国焘拉向了南进的险途，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沉重。第二天，便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部队整编问题。
在处理张国焘的问题上，毛泽东又一次展示了他那超凡的远见卓识。他告诉张国焘及其追随者：“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
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毛泽东对红军南下前途的预测，却是惊人的神奇：从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至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师，其间刚好一年。
毛泽东对张国焘问题的处理，蕴涵着深远历史意义。毛泽东在俄界会议所作的《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中，首先指出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危害，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时，他又强调：我们同张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现在就作，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很多干部的安全。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党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之所以搞分裂，还因为他存在着军阀主义倾向。因此，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由此，人们不难领悟到，由于毛泽东把高度的原则性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后来的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
鉴于北上的中央红军人员锐减，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9月1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向北挺进。途中，红军侦悉，在甘南之西固、岷县、临潭一线的宽大正面上，只有敌军鲁大昌的一个新编师和王均的三军第十二师，兵力相对薄弱，于是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指挥红军主力乘虚疾进，于16日击溃拦阻之敌一个团，逼近要隘腊子口。
腊子口是四川通往甘南的咽喉要道，素有天险之称。隘口两侧绝壁峭立，中间是一条长三十多公里的腊子沟夹谷，谷内的腊子河水深流急，河上架有一座木桥，是通过腊子口的第一道险关。桥头筑有碉堡，守敌二个营。敌军从山口至岷县，纵深梯次配置了三个团的兵力，严密封锁着红军的去路。
此时，毛泽东也得知蒋介石正向甘陕地区急调重兵。“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毛泽东迅即定下了“虎口”拔牙，突破腊子口的作战决心。
担此重任的是王开湘、杨成武的红四团。16日晚，该团以一个连在正面轮番攻击，吸引和疲惫敌人；另以二个连从侧翼攀登峭壁，直扑守敌侧后，前后夹击，猛打猛冲，守敌顿时土崩瓦解。17日晨，红军胜利攻占腊子口。
纵深之敌惊闻隘口失守，深恐唇亡齿寒，不战而逃。毛泽东下令红军乘胜追击四十五公里，痛快淋漓地歼敌一部，占领了大草滩，缴获粮食五万公斤，食盐一千公斤。红军官兵见此实惠的战利品，莫不欣喜若狂。
打开了腊子口，毛泽东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因为，对于正在北上的红军来说，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正如聂荣臻所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都走活了！”
这时，敌人惊魂未定，又摸不清红军的底细，因而不敢轻举妄动。趁此有利时机，毛泽东下令红军就地休整。
9月22日，毛泽东从当地的报纸上得知陕北已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于是开始形成了前往陕北的决心。当天，党中央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把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共八千余人。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沿阵地！”毛泽东满怀胜利喜悦与信心，吹响了继续战斗的号角。
9月23日，毛泽东、党中央率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于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次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把陕北作为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会后，红军陕甘支队分三路继续北上，跨过了西（安）兰（州）公路，并于10月7日翻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海拔二千九百二十八米的六盘山。至此，终于冲破了国民党军队设下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立于六盘山顶，遥看陕北苏区，毛泽东诗兴勃发，《清平乐·六盘山》一词应时而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蒋介石得知突破腊子口，翻越六盘山的竟是毛泽东率领的原红一、三军团，不得不发出哀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竞全功”。虽然他决心不惜血本，再遣“快兵”，“以树最后‘歼灭’共军之功”。但均被红军歼灭。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党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进驻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的吴起镇，宣告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创造了人类军事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为此，毛泽东写下了气吞山河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作者单位：湖北省政协）
四渡赤水出奇兵
毛泽东成为红军统帅，蒋介石一筹莫展。
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的主张，一渡赤水，转向扎西；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给了国民党军自第五次“围剿”以来最沉重的打击。蒋介石一面哀叹这是“国军自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一面亲自上阵，誓与红军决一雌雄。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亲自指挥作战，对红军发起疯狂围攻。
此时，毛泽东正指挥着红军忽东忽西，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致使蒋介石因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先要求各部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后见我中央红军主力向遵义以西地区集中，蒋介石又重新调整部署，企图把中央红军歼灭于乌江以西，巴蜀大道地区。
毛泽东决定将计就计，以部分兵力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达到牵制川敌之目的，红军主力则集中于鸭溪及其附近地区，趁吴奇伟败逃之机，寻歼周浑元部，力争再次重创敌军。这时，周浑元畏歼不进，使得红军未能如愿。没想到，这一系列的行动，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如此徘徊，“乃系大方针未定之表现”，于是急令各路人马寻找红军决战。3月11日，三路敌军得令之后，川军潘文华部占领遵义；周浑元部进入鲁班场地区；吴奇伟则以一部兵力北渡乌江，直逼鸭溪和遵义。
恰在这时，根据敌情的变化，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以求得“在转移中和在消灭王家烈部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施机动，并迅速夺取与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
3月16日，红军主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向西三渡赤水，朝古蔺、叙永方向挺进。
毛泽东此次挥师西渡赤水，目的是要先把敌人引向川南地区，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个回马枪——东渡赤水，折返贵州，直逼昆明，以彻底甩掉敌人。这就是说，毛泽东早在决定三渡赤水之时，四渡赤水的腹案就已成竹在胸了。
蒋介石的反应果然未出毛泽东所料。他又一次误以为红军北渡长江，于是急将重兵调赴川南，严令各部加固长江防线。蒋介石认定红军此次已是“插翅难逃”，于是他传令各部：“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毛泽东稳坐军中帐，笑看敌人挥汗如雨地筑碉堡，挖工事。正当敌人再次扑向川南，碉堡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之时，毛泽东当机立断，作出了回师东渡的决定。
兵不厌诈。为了确保东渡成功，毛泽东于3月20日派出一个团的兵力，继续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开进。蒋介石得知这个情报，更加坚定地认为，红军必定北渡长江。于是一错再错，急令川、滇各部向西尾追。然而，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亲率红军主力，于21日晚至22日，以十分隐蔽、神速的行动，在二郎滩、太平渡地段，全部渡过赤水，向东而去，再次进入黔北。
中央红军突然东渡赤水，把蒋介石苦心调集的重兵，构筑的防线，甩在了川南，完全置于无用武之地。
待蒋介石得知红军再次进入黔境时，他无可奈何地以杖击地，喷出了一串“娘希匹”。
为了“一网打尽”红军，蒋介石又由重庆急飞贵阳，断定“‘赤匪’必将进攻遵义”。于是急将重兵由川南调往赤水以东，并令何键加强乌江之守备，阻止红军东进。
“定叫蒋介石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毛泽东对新的敌情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尔后下令红军迅速突破敌军合围，越过遵义、仁怀大道，向南渡过乌江。
由于总体力量敌强我弱，红军要想从敌人的合围中杀开一条南渡乌江的血路显然是做不到的。
怎么办？
毛泽东决定继续隐真示假。3月27日，他给红九军团下达了一项特殊命令，要他们暂留马鬃岭地区，伪装成红军主力，并向长干山、枫香坝实施佯攻，以吸引敌人北上，继而掩护红军主力向南急进。第二天，毛泽东亲率红军主力，在鸭溪至白腊坎之间一举突破敌人封锁线。尔后，迎着狂风暴雨，疾速进抵乌江北岸。
3月31日，红军主力胜利地渡过乌江天险，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此时，集结在乌江以北地区的敌之重兵也只能望江兴叹了。
红军南渡乌江之后，下一个战略目标便是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
调虎离山袭金沙
为了实现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摆在红军面前最大的障碍是据守在云南、贵州边境的云南军阀部队。
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认定：“只要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为此，他又一次设下了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奇谋妙计。
中央红军刚刚踏上乌江南岸，毛泽东便令红军主力摆开进攻贵阳的态势。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城督战，贵阳兵力空虚，得知红军兵临城下，蒋介石十分恐慌。他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驰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以备情况不妙时逃离贵阳。
蒋介石的处置方案，正好落入了毛泽东设下的圈套。面对蒋介石那“十万火急”、“限刻即到”的电令，相距较近的滇军便星夜兼程，急赴贵阳“救驾”。就这样，毛泽东借老蒋之手，把滇军顺利地调到了贵阳。
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毛泽东一面下令红九军团继续牵制敌人。另从红军主力中派出部分兵力在清水江上架桥，摆出渡江东进湖南的态势。蒋介石果然又一次误以为红军要东进会合红二、六军团，于是急调湘、桂等省军阀部队开往石阡、余庆、平越等地，防止红军东进会师。其实，中央红军既不占贵阳，也不去湖南，而是要“调虎离山”，把滇军引向东去。果然，毛泽东把蒋介石的牛鼻子牵动了，云南军阀的主力部队已往黔东开调，红军西去云南的道路已无重兵阻拦。
4月8日，当滇军孙渡纵队火速赶到贵阳，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时，红军却从贵阳至尤里之间突破了敌人防线。部队一过湘黔公路，如同插上了翅膀，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急进，连克数县，进入云南境内。蒋介石围歼红军于黔东的美梦又一次被毛泽东打破了。
4月23日红军进入平彝县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惊呼“上当！上当！”当他重新部署兵力时，敌军士兵叫苦不迭：“共军转个弯，我们腿跑断。”敌军高级将领连连惊叹：“贵阳一役，为‘共匪’西窜最紧凑之一幕。”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以后，为了实现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毛泽东下令红一、三军团从东面直逼昆明，继而迅速向北穿插；红九军团在乌江以北由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设法吸引追敌向北。他要让蒋介石再上一次当：以为红军将取昆明。
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团奉命佯攻昆明，滇敌倍感恐慌。龙云迭向老蒋呼救，敌军云集昆明，有效地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守兵力，正好为毛泽东指挥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
趁此有利战机，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研究渡江计划。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要求红军利用当时的有利战机，分左、中、右三路，向金沙江急进。
中央纵队所要抢占的皎平渡，激流滚滚，两岸悬崖绝壁，地势十分险要。毛泽东把皎平渡选作红军主力北上入川的主要渡口，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各路红军直趋金沙江畔。军委参谋长刘伯承亲率中央纵队先遣队于5月3日赶到皎平渡指挥，中央红军二万多人依靠仅有的六只木船，用了七天七夜全部渡过金沙江。
蒋介石虽在5月3日获悉了红军的行踪，急令万耀煌部全力向皎平渡口尾追，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增援。但万与蒋有矛盾，生怕孤军深入，被红军吃掉，于是谎报军情，并命令部队后撤，脱离与红军接触。
毛泽东得知万耀煌的动向后，高兴地说：“龙云的部队被我们调到贵州去了，现在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又要听我们指挥了。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我们现在是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来一个有惊无险地抢渡金沙江。”
5月11日，尾追之敌的先头部队终于赶到了金沙江边。这时，毛泽东率领着红军主力，早已进到会理地区集结休整。
从此，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也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
神勇飞夺泸定桥
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广泛实行机动作战的成功经验，严肃批评了林彪提出改变中央领导的错误，进一步统一了战略思想，增强了团结，因而也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随后，中央红军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奇迹般地顺利通过了彝族区，并于5月下旬来到了大渡河畔。
湍急的大渡河两岸丛山耸立，河道陡峻，险滩密布，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早在太平天国时期，著名将领石达开曾率数万大军到此，在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北渡未成，陷入清军重围而全军覆没。
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挥师北上，朝大渡河方向前进，断言：“红军过得了金沙江，过不了大渡河，共产党必蹈石达开的覆辙，朱毛红军必成石达开第二，全军覆没。”急调几十万重兵前堵后追。
“红军决不做石达开第二！”这是毛泽东的坚强信念，也是红军官兵的共同心声。
为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争取渡河的先机，迅速渡过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以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
为此，军委电令红一军团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大渡河。
5月24日，红军渡河先遣队红一团，冒着大雨兼程北进，赶到大渡河南岸安顺场，一举歼灭守敌二个连，控制了渡口。
第二天，毛泽东下令红一团强渡大渡河。上午7时许，红一团由十七勇士组成了以熊向林为队长的渡河奋勇队。他们在机枪和炮兵火力掩护下，乘坐一只小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战胜大渡河的险恶浪涛，冲上了对岸，击溃了守敌，从而在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胜利北上开辟了一条通路，为红军长征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十七勇士虽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全军数万人马，要在短时间内由此渡河显然是不可能的。更为严重的是，尾追之敌正向大渡河昼夜迫进，情况十万火急。
5月26日，毛泽东赶到了安顺场渡口。他立即意识到，要想不做石达开第二，眼下唯一的出路只有抢夺泸定桥。于是，经中央军委决定，立即兵分左、右两路，沿大渡河两岸溯江而上，协同袭取泸定桥，保障后续部队顺利过河。其中，左路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及红三、九军团和红五团随左路跟进。右路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在安顺场渡河后，沿大渡河东岸北上。
此时的毛泽东，一面强调兵贵神速，狭路相逢勇者胜；一面作好了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他强调：只有夺取泸定桥，红军大部队才能迅速渡过大渡河，转到川西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避免石达开的命运，万一会合不了，一部红军到川西去开创新局面。因此，左右两路都必须同敌人抢时间，争速度，务求在敌人增防部队赶到之前拿下泸定桥。
27日拂晓，左路先头部队冒雨出发，昼夜兼程，终于抢在援敌到达之前的29日晨袭占了泸定桥西岸桥头。
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守敌已将桥面木板拆走，他们认定红军插翅也难飞过泸定桥。
29日16时，经过紧张准备的左路红军红四团发起夺桥战斗。全团司号员一齐吹响威震敌胆的冲锋号，轻重火器一齐射向对岸。由二十二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的率领下，冒着密集弹雨，攀登悬空的铁索，英勇冲向对岸，突入敌阵，迅速歼灭了守桥之敌，掩护后续部队夺取泸定城。第二梯队紧随突击队之后，铺上桥面木板，继而突入沪定城内。经二小时激战，歼敌大部，占领了沪定城。此次作战，红四团仅以伤亡三名突击队员的极小代价，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也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预言。
正因为如此，在毛泽东的不朽诗篇“长征”中，便有了“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名句。
深谋远虑向北进
中央红军过了泸定桥，踏上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艰难征程。
为了早日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中央军委指挥中央红军于1935年6月8日一举突破敌人布下的芦山、宝兴防线，继而来到了夹金山脚下。夹金山是一座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大雪山。为了避敌缠绕，争取时间，毛泽东又一次作出了令蒋介石不敢想象的抉择——翻越夹金山。
6月17日，毛泽东身穿夹衣，手持木棍，冒着刺骨的严寒，顶着冰雪，率领部队胜利地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雪山。当天下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就在北进懋功县达维镇的途中，同红四方面军李先念部胜利会师。6月21日晚，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举行盛大联欢会，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胜利。
红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大事。他标志着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各个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
集结于川西地区的红军已有十多万人，这是继续开创新局面的坚实基础。两军会师后的当务之急是要正确地确定今后行动的战略方针。正是在这个事关战争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张国焘同毛泽东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中央军委据此提出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因此，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6月16日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为了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机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是，张国焘、陈昌浩复电中共中央，主张退向青海、新疆等偏远地区，或暂时向南进攻。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两河口举行了扩大会议。讨论持续了三天，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再次肯定地提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透过张国焘的诸多言行，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张国焘领导着数万人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该有一定的安排。因此，两河口会议期间，毛泽东分头与政治局同志商量解决办法。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央军委委员。张国焘表示“赞成”。
毛泽东原以为战略方针和组织指挥已经解决，于是会后便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藩战役计划，规定红军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懋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掩护主力北进，保障后方安全；红军主力兵分三路向松藩及其西北地区开进，迅速消灭松藩地区胡宗南部，控制松藩及其东北各要道，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随后，中央红军开始北进，并于7月初翻过第二座大雪山，进抵卓克基地区。然而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人数多，对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职位并不满足，故意拖延执行攻打松藩的作战计划，并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改组总司令部。
7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从大局出发，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即率部北上，并请他和徐向前、陈昌浩速来芦，实行集中指挥。
7月18日，张国焘在芦花出席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此时，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要求让张国焘做“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
很显然，张国焘的目的之一是要剥夺毛泽东的军权。于是，为了确保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毛泽东与张闻天等通过分析，又考虑到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已在翻越夹金山后病倒了，因此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调周恩来到中央常委工作。
这样，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通知还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对于这次组织问题的解决，彭德怀评价说：“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7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
张国焘的野心急剧膨胀。一经执掌红军总政委的大权，他便借口集中统一指挥，立即收缴了各军团互相联络的密码本和红一、三军同军委、毛泽东直接联络的密电本，企图藉此割断毛泽东同红军的联系，进而完全控制红一方面军。
由于忙于争权，张国焘硬是贻误战机达一个多月，红军不得不放弃原定的松藩战役计划，迫使红军只能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继续北上。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即以红一方面军之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一方面军之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之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到班佑后向右路军靠拢，一道向甘南进军。
8月4日，由于张国焘要求讨论“政治路线”问题。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大家对张国焘的南下西进主张进行了批评。毛泽东重申了遵义会议的有关决议，避免了张国焘借“政治路线错误”制造反中央的借口。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新肯定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并且强调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一、四方面军的历史任务。
会上，张国焘同意北上，会后又节外生枝。提出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新疆边远地区的错误主张；并抛出向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退却逃跑的错误方针，干扰和破坏党中央北上甘南的既定方针。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只有北上是实现党的政治主张的最好保证。”
为了实行北上的方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计划之补充规定》，会后，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会议精神，毛泽东随即率领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开始北上草地，向班佑、巴西开进。但张国焘在率队进至阿坝地区后，公开地同党中央分庭抗礼。
9月l日，当右路军占领包座之后，毛泽东、徐向前和陈昌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要他从大局出发，立即北上。
但是，张国焘我行我素，明确表示反对北上，坚持南下。
当此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时任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深感此事关乎党和红军的命运，便立刻秘密赶往中央驻地阿西向毛泽东报告。得此要讯，毛泽东异常机智冷静。考虑到叶剑英处境危险，毛泽东嘱他谨慎从事。接着亲自前往徐向前、陈昌浩住处，与他们商谈行动方针。毛泽东又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及尚在病中的周恩来在阿西举行紧急会议，一致认为，此时不仅不可能说服张国焘率部北上，而且必将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于是，当机立断，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并立即通知已经北上俄界的林彪、聂荣臻，原地待命。
事态发展至此，毛泽东对张国焘仍要做到仁至义尽。9月9日晚，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负责殿后，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出发之前，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恰在此时，只见几个人骑马奔驰而来，冲着部队高喊：
“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
“毛泽东、周恩来北上逃跑，投降帝国主义！”
“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走了！”
喊声骤起，部队出现了骚动。领头喊话的正是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他原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
这时，跟随中央纵队行动的李德突然疾步上前，把李特从马上拉了下来，拉他去见毛泽东。李特坚决不去。正在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时，只听有人喊了一句，“毛主席来了！”骚乱的人群蓦然安静下来。
毛泽东不紧不慢，高声告诉大家：“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不愿意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
李特无言以对，听得一个“放”字，便慌忙上马，跑了。
接着，毛泽东转向红军部队，挥动手臂，果断地下达命令：“立即撤出此地，赶快向北前进！”
夺关斩隘谱史诗
在中央红军北上的征程上，蒋介石设下了重重险阻。
1935年9月11日，毛泽东率领红三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同红一军会合。此时，尚有八万余人的红军部队正由张国焘拉向了南进的险途，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沉重。第二天，便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部队整编问题。
在处理张国焘的问题上，毛泽东又一次展示了他那超凡的远见卓识。他告诉张国焘及其追随者：“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
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毛泽东对红军南下前途的预测，却是惊人的神奇：从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至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师，其间刚好一年。
毛泽东对张国焘问题的处理，蕴涵着深远历史意义。毛泽东在俄界会议所作的《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中，首先指出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危害，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时，他又强调：我们同张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现在就作，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很多干部的安全。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党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之所以搞分裂，还因为他存在着军阀主义倾向。因此，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由此，人们不难领悟到，由于毛泽东把高度的原则性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后来的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
鉴于北上的中央红军人员锐减，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9月1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向北挺进。途中，红军侦悉，在甘南之西固、岷县、临潭一线的宽大正面上，只有敌军鲁大昌的一个新编师和王均的三军第十二师，兵力相对薄弱，于是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指挥红军主力乘虚疾进，于16日击溃拦阻之敌一个团，逼近要隘腊子口。
腊子口是四川通往甘南的咽喉要道，素有天险之称。隘口两侧绝壁峭立，中间是一条长三十多公里的腊子沟夹谷，谷内的腊子河水深流急，河上架有一座木桥，是通过腊子口的第一道险关。桥头筑有碉堡，守敌二个营。敌军从山口至岷县，纵深梯次配置了三个团的兵力，严密封锁着红军的去路。
此时，毛泽东也得知蒋介石正向甘陕地区急调重兵。“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毛泽东迅即定下了“虎口”拔牙，突破腊子口的作战决心。
担此重任的是王开湘、杨成武的红四团。16日晚，该团以一个连在正面轮番攻击，吸引和疲惫敌人；另以二个连从侧翼攀登峭壁，直扑守敌侧后，前后夹击，猛打猛冲，守敌顿时土崩瓦解。17日晨，红军胜利攻占腊子口。
纵深之敌惊闻隘口失守，深恐唇亡齿寒，不战而逃。毛泽东下令红军乘胜追击四十五公里，痛快淋漓地歼敌一部，占领了大草滩，缴获粮食五万公斤，食盐一千公斤。红军官兵见此实惠的战利品，莫不欣喜若狂。
打开了腊子口，毛泽东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因为，对于正在北上的红军来说，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正如聂荣臻所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都走活了！”
这时，敌人惊魂未定，又摸不清红军的底细，因而不敢轻举妄动。趁此有利时机，毛泽东下令红军就地休整。
9月22日，毛泽东从当地的报纸上得知陕北已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于是开始形成了前往陕北的决心。当天，党中央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把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共八千余人。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沿阵地！”毛泽东满怀胜利喜悦与信心，吹响了继续战斗的号角。
9月23日，毛泽东、党中央率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于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次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把陕北作为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会后，红军陕甘支队分三路继续北上，跨过了西（安）兰（州）公路，并于10月7日翻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海拔二千九百二十八米的六盘山。至此，终于冲破了国民党军队设下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立于六盘山顶，遥看陕北苏区，毛泽东诗兴勃发，《清平乐·六盘山》一词应时而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蒋介石得知突破腊子口，翻越六盘山的竟是毛泽东率领的原红一、三军团，不得不发出哀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竞全功”。虽然他决心不惜血本，再遣“快兵”，“以树最后‘歼灭’共军之功”。但均被红军歼灭。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党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进驻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的吴起镇，宣告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创造了人类军事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为此，毛泽东写下了气吞山河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作者单位：湖北省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