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桑墩是江南水乡的特色风物，究其源头，多半是史前之坟墩。
丧葬是人生头等重要的礼仪，丧葬必需墓地，墓地首重选址。
北宋大儒程颐《葬说》认为，墓地选址，卜其地之美恶，地美则“神灵安，子孙盛”。
墓地确定后，挖掘墓穴“穿地必四、五丈”，以松脂涂棺椁，石灰封墓门，墓穴要深埋、密闭、防腐。程颐说，好墓地使逝者的“魂”（精神）安宁、“魄”（肉体）不朽，方能庇佑子孙。先人的灵魂可以干预人间的生活，坟墓不单为死者而设，更为生者的福利。
追求环境宜人的墓地，是宽泛意义上的“风水”观念。好比大家喜欢住在背山面水、阳光充裕、空气新鲜的地方，此乃人之常情，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此与巫术无关，只是人类朴素的理性。
实际上程颐是反对风水的，他认为那些拘忌于“择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不肯将先人及时下葬的人，绝非孝子。
“择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以为坟墓地势、朝向、深浅、葬日、葬时的细微差异，都能左右子孙的祸福。这种具有强烈迷信色彩的方术，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风水”，这恰恰是程颐所反对的。
厘清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至为关键。宽泛的风水，出于人之常情，很早就有；而严格的风水，则出现较晚。下文，试以浙江古墓葬的例子阐述之。
新石器时代聚落，多位于靠近河流而地势稍高的台地上，墓地散布于聚落內部或其附近。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崧泽、良渚文化，地势平坦，以人工堆筑高墩用来埋墓。杭嘉湖平原的大小土墩，唐宋以来，遍植桑树，桑墩是江南水乡的特色风物，究其源头，多半是史前之坟墩。
商周时代，湖州、宁绍地区土墩墓，多分布于山脊线的分水岭两侧，或独处高山之巅。墓地选择在远离聚落的高山，分布形态与史前时期迥异。考古人调查古墓，翻山越岭，甚是辛苦。
战国时期，楚灭越国，楚文化东渐，汉文化南下。竖穴土坑墓流行开来，至西汉蔚为主流。杭嘉湖的西汉墓地，沿用早期土墩，或堆筑新土墩以埋墓；钱塘江以南的山地丘陵地区，西汉墓地从山脊线转移到了半山腰或山麓，墓坑凿穿基岩。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述堪舆经典——东晋郭璞《葬经》说，“周官冢人、墓大夫职称皆以族葬，是三代以上，葬不择地之明证”，认为三代至西汉时期，风水术尚未成型；《后汉书·袁安传》载袁安为乃父访求墓地，听从术士意见，累世富贵，真正的堪舆术自东汉开始。
其说可从。史前、商周、西汉墓地，位于冈丘台地，墓葬成群分布。在野外只要发现一座墓，周边就有成群的墓，墓地呈现“族葬”形态。合族而葬的群墓，无法遵循《葬经》对阴宅山水“形势”的要求。
一片偌大的山冈，似乎处处可埋骨，但在“形势派”风水先生看来，适宜埋墓的“吉穴”区区可数，除去一二处，所剩空间皆不足用；又倘若将墓穴的地势、位次、朝向，与具体人的五行八字联系起来。一处风水完美的葬地，在空间上必然独立，犹如僧寺禅院，总是独占好山头，绝无可能密集扎堆。
四库馆臣，正是从后世通行的“形势派”风水出发，由《周礼》“皆以族葬”推断三代、西汉无堪舆之术。
东汉以后，砖室墓取代土坑墓。宁绍地区砖室墓多分布于低山腰或山脚处，地势较西汉低缓，前景更开阔。向阳坡的墓葬数量，明显较阴坡为多。显然，东汉人已有意识地选择山水形势、选择阳坡埋墓。
汉晋时期，江南地区深受“相墓术”影响。东晋南朝皇陵，依山为陵，东晋明帝曾亲自考察郭璞所卜的墓地；梁昭明太子萧统听信相墓者言，处理母亲的葬地，得罪梁武帝，忧惧而死。天子陵园如此重视风水，民间丧葬亦不能免俗。
郭璞著《葬经》，集汉晋以来“相墓术”之大成，注重山水形势，影响后世，既深且远。当然，那是另外一本大书，绝非千字文可以承载。
丧葬是人生头等重要的礼仪，丧葬必需墓地，墓地首重选址。
北宋大儒程颐《葬说》认为，墓地选址，卜其地之美恶，地美则“神灵安，子孙盛”。
墓地确定后，挖掘墓穴“穿地必四、五丈”，以松脂涂棺椁，石灰封墓门，墓穴要深埋、密闭、防腐。程颐说，好墓地使逝者的“魂”（精神）安宁、“魄”（肉体）不朽，方能庇佑子孙。先人的灵魂可以干预人间的生活，坟墓不单为死者而设，更为生者的福利。
追求环境宜人的墓地，是宽泛意义上的“风水”观念。好比大家喜欢住在背山面水、阳光充裕、空气新鲜的地方，此乃人之常情，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此与巫术无关，只是人类朴素的理性。
实际上程颐是反对风水的，他认为那些拘忌于“择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不肯将先人及时下葬的人，绝非孝子。
“择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以为坟墓地势、朝向、深浅、葬日、葬时的细微差异，都能左右子孙的祸福。这种具有强烈迷信色彩的方术，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风水”，这恰恰是程颐所反对的。
厘清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至为关键。宽泛的风水，出于人之常情，很早就有；而严格的风水，则出现较晚。下文，试以浙江古墓葬的例子阐述之。
新石器时代聚落，多位于靠近河流而地势稍高的台地上，墓地散布于聚落內部或其附近。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崧泽、良渚文化，地势平坦，以人工堆筑高墩用来埋墓。杭嘉湖平原的大小土墩，唐宋以来，遍植桑树，桑墩是江南水乡的特色风物，究其源头，多半是史前之坟墩。
商周时代，湖州、宁绍地区土墩墓，多分布于山脊线的分水岭两侧，或独处高山之巅。墓地选择在远离聚落的高山，分布形态与史前时期迥异。考古人调查古墓，翻山越岭，甚是辛苦。
战国时期，楚灭越国，楚文化东渐，汉文化南下。竖穴土坑墓流行开来，至西汉蔚为主流。杭嘉湖的西汉墓地，沿用早期土墩，或堆筑新土墩以埋墓；钱塘江以南的山地丘陵地区，西汉墓地从山脊线转移到了半山腰或山麓，墓坑凿穿基岩。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述堪舆经典——东晋郭璞《葬经》说，“周官冢人、墓大夫职称皆以族葬，是三代以上，葬不择地之明证”，认为三代至西汉时期，风水术尚未成型；《后汉书·袁安传》载袁安为乃父访求墓地，听从术士意见，累世富贵，真正的堪舆术自东汉开始。
其说可从。史前、商周、西汉墓地，位于冈丘台地，墓葬成群分布。在野外只要发现一座墓，周边就有成群的墓，墓地呈现“族葬”形态。合族而葬的群墓，无法遵循《葬经》对阴宅山水“形势”的要求。
一片偌大的山冈，似乎处处可埋骨，但在“形势派”风水先生看来，适宜埋墓的“吉穴”区区可数，除去一二处，所剩空间皆不足用；又倘若将墓穴的地势、位次、朝向，与具体人的五行八字联系起来。一处风水完美的葬地，在空间上必然独立，犹如僧寺禅院，总是独占好山头，绝无可能密集扎堆。
四库馆臣，正是从后世通行的“形势派”风水出发，由《周礼》“皆以族葬”推断三代、西汉无堪舆之术。
东汉以后，砖室墓取代土坑墓。宁绍地区砖室墓多分布于低山腰或山脚处，地势较西汉低缓，前景更开阔。向阳坡的墓葬数量，明显较阴坡为多。显然，东汉人已有意识地选择山水形势、选择阳坡埋墓。
汉晋时期，江南地区深受“相墓术”影响。东晋南朝皇陵，依山为陵，东晋明帝曾亲自考察郭璞所卜的墓地；梁昭明太子萧统听信相墓者言，处理母亲的葬地，得罪梁武帝，忧惧而死。天子陵园如此重视风水，民间丧葬亦不能免俗。
郭璞著《葬经》，集汉晋以来“相墓术”之大成，注重山水形势，影响后世，既深且远。当然，那是另外一本大书，绝非千字文可以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