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吴兆骞不仅是清初东北流入及流入文学的突出代表，在当时还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现象即“吴兆骞现象”，这一现象关乎他的时代，关乎那个时代士人的生存与命运，关乎那个时代文学创作及心声。清初东北流人文学是特殊文人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创作的具有特殊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的特殊文学。
关键词：吴兆骞现象；经典意义；流入文学；历史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5-0103-07 收稿日期：2008-10-18
一、“吴兆骞现象”的提出
在清初东北流入及流入文学中，对吴兆骞的研究算是居于领先的一例。李兴盛先生《边塞诗人吴兆骞》、《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传》及《年谱》等系列著作的先后问世，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说，今天的学界对于吴兆骞的研究却并未给予特别多的关注，因为从更广泛的层面看，研究清史及清代思想史、文学史的人们对这一人物有所涉猎者虽不乏其人。以专门之探讨求其深入之理解者则不多见。吴兆骞没有能像顾炎武、吴伟业、钱谦益、傅山、归庄、屈大均等人物一样高高地浮出历史水面，乃至进入学界以及社会文化的普遍视野。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吴兆骞仍然以一种欠发掘的历史形态存在着，由此给研究者留有无限的期待。事实上，吴兆骞是一个兼有历史意义、思想意义和文学意义等多重内涵的人物，可以说他是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符码，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士人群体的一个特例，其特殊意义是不可替代的。
如此论断的作出，并非出于对研究对象的某种偏爱而故意抬高其地位。真正地理解与认同，需要把目光投向吴兆骞所经历的那个时代，需要把同情和真爱给予吴兆骞所呈现的那种生命。翻阅明清易代之际那段天崩地裂的历史，人们绝不能绕过清初东北流入群体所经历的那段血泪斑斑的岁月；研究那段天崩地裂时代的思想史与文学史。同样绝不能忽视清初东北流入群体的人生苦难、生命挣扎及其发为心声的文学创作。而吴兆骞的人生正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断面，他不幸成了无数东北流人中的一员，但他并不是东北流人中平凡无奇的一个普通个体，他与创造冰天诗社的爱国僧人函可一样是清初东北流人的杰出代表和不朽典型。所以，吴兆骞的意义在于，通过他认识一个时代即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了解一种文人即东北流入，理解一种文学即清初东北流人文学。由此最终达到深化对人本身和文学本身的深刻认识。笔者曾指出：“流入文学用一种充满血泪的生命体验注解了文学的新内涵，使其作品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意义。更加接近了生命本质。”而这种文学内涵正是由流入文学的代表作家吴兆骞等人用生命书写的。
说吴兆骞是进入明清易代之际历史断面的一个点，是清初东北流入及流入文学的突出代表，是清初文人人生遭际与生存苦难的典型个案。这并不是以纯粹现代的眼光的一种追加，如果直接面对当时的历史情境。今天的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清初的吴兆骞竟然如此地被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的人物所关注或关心，他是时代的一个焦点人物，也是一个热点人物。
明清之际江南才俊不止千数，而吴兆骞有幸被文坛领袖吴伟业誉为“江左三凤凰”之一，得与陈维崧、彭师度齐名。流放期间。吴兆骞以《长白山赋》及诗，献于康熙，南冠草芥之心而上动天子之容，使特为“咨询”，宇内播为胜事。
献赋康熙而必然要说到丁酉科场案。人谓此案“士大夫麋烂溃裂者。殆不可胜计”，他们当中多不详其事迹，甚或不详其人，吴兆骞则不同：对他的入狱、出塞以及塞外流离生活，给予关爱和同情并留有相关诗作的就有包括吴伟业、顾贞观、徐乾学、徐元文、魏耕、潘末、周亮工、朱鹤龄、陈维崧、叶燮等数十位士林名流，所谓“凄风狱犴惨啼鸠，欲诉无因涕泗流。……当空贯索魂应断，入夜铃声梦亦愁”，岂止一人之“涕流”，一人之“魂断”?所谓“相传才子谪龙沙。北阙关门飞落花。丝竹满堂谁惜别?南去呜咽度悲笳”，亦岂一人之“惜别”，一人之“呜咽”?士人群体对他普遍的关注。绝非仅仅因为吴兆骞是一位惊才绝艳的江南才子而已。
特别是吴兆骞流放而被赎回。从酝酿到回归，前后近十年，好友顾贞观之仗义，犹子树臣之奔走，纳兰公子之诚意，明珠相国之通情。以及左都御史宋德宜、侍讲学士徐乾学、刑部尚书徐元文、翰林院检讨徐釚等极力斡旋，倾心营救——吴兆骞究竟是何等人物?何以有如此多的人作如此不懈的努力为他的回乡梦授以援手，而且惊动的竟有那样多高层的朝廷要员?反过来说，他的赎回牵涉的人物越多越高层，谋归的过程越长越曲折，就越是反映事情的艰难、内幕的复杂和结果的令人庆幸。在此，吴兆骞因友情、亲情及人性的善良因素而获得第二次生命，而其背后则暗示黑暗时代、专制制度和邪恶势力对他的摧残是何等残酷，隐含着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人性与非人性的殊死抗争。
上述所举诸端，即使仅有一二发生在吴兆骞身上亦足以让他在历史的记忆中留下印迹。但这种种幸与不幸却全落在了这个原本普遍的文人身上。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发生在吴兆骞身上的诸多事件往往超出他的个体范围而上升为他那个时代的事件。那个时代士人与文坛的共同命运的事件。由此吴兆骞作为那个时代的符号便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蕴。这种意蕴又并非上述诸多事件的累叠而成。因为他在丁酉科场案一出场，似乎就注定成了那个时代的某种代表。正因如此，当他的命运与那个时代有了某种相通性时。他的一切便都具有时代性而意义非同一般。据载：“科场事发，(吴兆骞)遣戍宁古塔。一时送其出关之作遍天下。”又翁广平《吴汉槎传》载：“(吴兆骞)得释归。一时朝野赋《喜吴汉槎入关诗》，多至数十百人。”这两段文字共同说明，对吴兆骞遭遇和命运的关注在当时已远远超出亲友的狭小范围而进入天下人特别是被清政权打击的汉族文人的共同视线。现存的文献虽然难以完全证实文中记载的创作实际，仅据今汇辑。清初文人围绕吴兆骞流放而创作的诗词至少有近300首。这无疑是清初政治与文学非同寻常的现象。也是文学创作史上一个意义特别的案例。这样，吴兆骞作为清初文学的一个特殊人物就至少有了两层内涵：首先，他本身是一个有着特殊人生遭际的作家，且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秋笳集》；其次，因其角色及其经历的特殊而成为清初文学的一个创作点，即围绕他的命运及事迹产生了大量文学作品。简言之，前者属他写，后者则是写他。二者都具有丰富的内容，结合起来则更加凸显吴兆骞特殊的文学意义和时代内涵。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说吴兆骞在清初已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现象即“吴兆骞现象”，这一现象关乎他的时代，关乎那个时代士人的生存与命运，关乎那个时代文学创作及心声。因此，研究吴兆骞，不仅要研究吴兆骞艰难的人生遭际和独特的生命价值，研究他在绝域创作的作为流入文学代表作之一的《秋笳集》，更要研究 明清易代之际特殊历史背景下曾有的“吴兆骞现象”及其意义。
二、“吴兆骞现象”的经典意义
吴兆骞现象是具有经典意义的时代现象和文学现象，其经典意义首先源于现象的特殊性与典型性，具体的构成要素则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若干方面，时代忧患为其一，家庭不幸与亲情为其二，患难与共的友情为其三，此外，命运的苦难、人世的沧桑也是重要的因素。而这些方面皆因明清易代特定的历史因素具有了深刻的时代内涵，绝非一般意义的所谓个人或家庭命运之不幸而已。
毫无疑问，造成吴兆骞人生苦难的最根本的因素是他所处的时代，赋予吴兆骞现象经典意义的主要方面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之所以如是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没有明朝的灭亡，没有清政权对汉族势力特别是士人群体残酷的打击，就绝不会有丁酉科场案那样惨烈的历史事件发生，这种悲剧也就不会落在吴兆骞身上。对此，或许有人会这样认为：作为个体的吴兆骞，其人生悲剧完全可以说是偶然的。因为只要他不参加顺治十四年的乡试，那场从天而降的灾难就可以避免。但事实上出现在清初历史环节中的吴兆骞绝不只代表普遍个体而已，当他作为汉族士人整体命运的一个缩影时，他的悲剧则成为必然。
代明而起的清朝是一个推翻汉族统治而建立起来的政权，在政治上对旧朝势力尤其是东南汉族士人群体抱以极为敌对的心理，不惜使用残酷手段对其打击和摧残。当然，反过来说，作为受到打击和摧残的一方，他们虽慑于高压和强权。而多不敢有表面的联合和公开的反抗，甚至不免被迫屈服，但在内在心理层面却从来没有像这一时候感到命运更为相同，心灵更为相通，其原因在于这时他们面临的是群体自身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这种心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状态下或许难作明确的表达，但今天读其作品时细心寻绎却不难捕捉。拿吴兆骞的入狱、流放来说，其兄吴兆宽在《忆弟》诗中发出“怜才莫解当时网，极目长安迥自愁”的无奈呼喊，其友方孝标在《为汉槎生日》中申诉：“三十登科放逐随，多才坎壈似君奇。汉宫未入眉先妒，秦法初严翅已垂。”为之深表不平，并对其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作了揭示。作为士林领袖、文坛泰斗的吴伟业亦作《悲歌赠吴季子》一首，尤其是“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几句，以吴兆骞为生动例子咏叹了当时士人的悲惨命运。此外，朱鹤龄“天与雪霜才渐老”，陈容永“风雨神龙逝鼎湖，樊笼困鸟真维絷”，许虬“厦栋经霜杞梓老，物华照日凤麟多。国恩家难吹箫乞，白发青灯击剑歌”，潘耒“白璧点苍蝇，俄然陷文网。扁舟上急泷，一落失千丈。如何瑚琏姿，翻遣御魍魉?斗分失精英，山川为凄怆”，钱威“漫被时名误，寻为世网牵。……伏莽戈铤出，鸣枭暮夜翾。冤深天莫叩，法重辱难湔”等，虽着意各有侧重，对吴兆骞悲剧的深层因素则都有所触及。综合上述诸诗，可以归纳这样几点：一是从时艰国难的角度看待吴兆骞的命运，隐含深重的黍离之悲、故国之痛；二是揭露“世网”、“秦法”的严酷，反映清统治的残暴。同时说明吴兆骞之悲剧不是自身之罪，而是天下奇冤；三是具体来说，吴兆骞悲剧是清初文字狱的产物，在他身上反映了清初一代士人整体命运的悲剧性。这三个方面显示，从吴兆骞这一个案，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时代，是那个时代士人群体的整体命运。
当吴兆骞的悲剧由个体放大到他的家庭去看时，其意义又在另一层面得以展现。吴兆骞家庭的不幸是清初无数家庭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在家庭破灭、生存艰难的情境下，家人间生死相依的至爱亲情则是吴兆骞其人其事最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使清初家庭亲情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丁酉南闹事发，株累之广，荼毒之甚，前所未闻，许多家庭遭受灭顶之灾。史载：“方犹、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周霖、张晋、刘廷桂、田俊民、郝惟训、商显仁、李祥光、银文灿、雷震声、李上林、朱建寅、王熙如、李大升、朱茝、王国桢、龚勋，俱著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死卢铸鼎，妻子家产，亦著籍没入官。方章钺、张明荐、伍成礼、姚其章、吴兰友、庄允堡、吴兆骞、钱威，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且不说另如通海案、抗粮案、奏销案、哭庙案等大案中究竟有多少家庭甚至家族罹难，单这次科场案遭祸的家庭就有近三十家。在清廷既达到打击东南汉族士人势力之目的，又借此大量掳夺了钱财，无数家庭则是人头落地、家破人亡。没有人对清初一连串大案中受害的家庭一一进行考察，此仅以吴兆骞家为例，案前的“门第清华，资产素饶”，与案后的“所有田宅皆被籍……无以自给”，便形成天壤对照。虽然父母兄弟后来终免于流放，但其父忧愤而卒，母杜氏披缁出家，兄兆宽在奏销案被褫革，妻葛氏投荒随戍，长女做童养媳，次女过继他人抚养。生母李氏茕茕孤苦。吴兆骞自谓：“戊戌以前，何等规模，一旦祸发，家破人离，如瓦解冰泮。”此言之痛，非一人一家之痛，这里发出的是清初无数有类似悲惨遭遇的家庭的共同悲音!张拱乾云：“谗人之相中，一至于此，此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愤。不独一邑之痛，而实天下之所痛也。”其深刻含义恐怕主要不是对谗人之谴责，而是对惨无人道的清廷的控诉。而他所讲到的“天下之所痛”正是吴兆骞家庭之不幸受到当时人们普遍关注与极大同情的重要因素。
从文学意义来说，这一家庭在共同面对灾难时所生发的一种生死不渝的亲情，使人们悲吴家之悲、痛吴家之痛的同时，更为其所触动。顾贞观有词赞叹：“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他深切体会到这个苦难的家庭存在一种人间最美好的情感，最值得珍视。的确，无论是“红颜共老龙沙月，白首同披毳幕风”的夫妻患难与共，还是“令妹昭质以孤孀远送”的姑嫂佳话，无一人不感动人心。无一事不催人泣下。特别是吴晋锡、吴兆骞父子深情，字字闪现父爱之伟大、人伦之辉光。家逢奇祸，变故迭生，父与子间，不是埋怨而是关切，不是退缩而是勉励，父爱子孝，心心念念，虽万里而不被割绝，历生死而愈显深挚。所以，今天仍保存在《归来草堂尺牍》中那一封封闪现人伦之美的书札，不仅是研究清初东北流人极为珍贵的文献，同时也是流入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散文，是体现人伦真情的文学篇章。
如果说亲情是在血脉的基础上反映的人间情感，那么患难与共的友情则是对它的一种超越，由此对人间至情作了延伸和拓展。这里所谈到的友情亦非就一般意义而言，而是放在清初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从而彰显其最难能可贵的情感价值和最感动人心、引人思索的历史深义。
友朋相助，解难救困，是历来备受称道的社会美德。但到了人性遭受极大摧残的清初，这种社会美德受到了时代风雨的挑战。著名文学家叶燮在给吴兆骞的信中写到：“弟自黜废山野，于今七年矣。生平知交故人从无有闻问齿及 者。”又日：“谤讟诟厉，欲杀欲割，从未闻知交中有一言剖白者。”叶燮讲到了清初世道炎凉的一般事实。反映了高压政治下人们明哲保身、冷漠无情的社会心态。但这只是清初社会的一个方面。当时还存在与之迥然不同的另一方面。
这在吴兆骞事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纳兰性德在读到顾贞观《金缕曲》词后，曾留下一段与《金缕曲》同样著名的话，他说：“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当以身任之。”“河粱生别”讲的是李陵与苏武事，“山阳死友”讲的是范式与张劭事，“此”讲的是顾贞观与吴兆骞事。纳兰氏以顾贞观救友为千古佳话，亦为流芳百世的友爱经典。这经典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朋友之义。这种“义”不仅打动了纳兰性德，也应该打动每一个人的心灵。吴兆骞本人曾感喟：“弟今在苦海中，一无所恃，可恃者惟二三故人耳。此时佛亦不能救我，能救我者，亦惟此二三故人耳。”他一度万念俱灰，唯佛是皈。而这里将“二三故人”的恩情和作用看得比佛还大，反映了他思想所发生的极大变化。显然，友情的温暖和力量使他在冰天雪域虽觉身寒却不觉心寒，使他的思想由虚幻变为实际，由完全失去生还的希望变为积极渴求第二次生命的曙光的到来。故人即佛，即救星，此一比喻包含了对友朋恩情的无上礼赞，对人间真爱之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
当然，讨论吴兆骞现象经典意义还应回到吴兆骞个人命运本身来说。前已论及吴兆骞的人生遭际是清初东北流人的突出代表。同时也是清初广大士人特别是东南士人共同命运的折射。这一点下文还会有具体的展开。在此需略加说明的几点是：第一，他是无辜者，既不同于战败被俘或真正从事反清复明运动而被治罪的流入，也不同于党争失利、失职渎职或其他具体刑事犯罪的流入；第二，他是长期流放者，流放时间长达23年，与同属南闱科场案流人的方拱乾、方孝标父子等人三年得还相比。吴兆骞的流入生涯要漫长和艰难得多，也要典型得多：第三，他是幸运者，历23年苦难而得生还，与季开生、潘隐如、杨越等人埋骨边荒、魂逐黄沙不同。而这几点又形成了吴兆骞经典意义的另一层内涵即人世沧桑感的获得：出塞时他二十多岁，返归故里时则已垂暮穷年。妻子葛氏亦红颜出关，白发同归；出关时，父母时为强壮，返回时父母已双双谢世；出关时。兄兆宽、兆宫正当年轻，返回时也已先后物化。此外，吴伟业、计东、赵法、姚士升、宋德宏、丁彪、朱士稚、陈三岛等师友皆已故去，好友魏耕因通海案被杀。所谓“追思往事惊颜面，呜咽交情尽酒杯”，“廿后塞外空归梦，一夕灯前似隔生”。正是吴兆骞面对人生空幻、恍若隔世之感的真实写照。沧桑感是中国古代文学最触人心魄的美感形态，而发生于清初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吴兆骞的人生沧桑尤能触发人们更为深刻的思考。这样，吴兆骞的个案就成了我们阅读清初政治和汉族文人整体命运并由此深度进入那个时代的情感世界和思想世界的特有文本。
综上所述，吴兆骞现象的经典意义可归纳为时代意义、伦理意义和生命意义三个方面，体现了身、家、国相统一的重要特点。
三、从吴兆骞看清初东北流人文学的历史内涵
清初东北流人文学是特殊文人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创作的具有特殊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的特殊文学，故当以“特殊”论之。其特殊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以吴兆骞及其创作为考察中心便可窥一斑。
其一，以陈情而抒愤。陈情与抒愤。是中国古代文学情感表达的两种主要方式。陈情，重在说明实情，客观性强，目的主要在于引起同情以达到某种具体的诉求；抒愤，重在表达不满和悲愤，主观性强，其作用可以宣泄消极情感、摆脱痛苦，并有揭露时代黑暗、社会不平及鞭挞邪恶的批判力量。流入文学以抒情性质言，理应是一种鲜明突出的抒愤文学，但清初东北流人文学的抒愤色彩却并不强烈，而表现出愤而不发、隐约不张的特点。这是因为，清初东北流入作家慑于清廷专制制度和残暴统治的缘故，大多采用了陈情的表达方式，或者说他们的作品多以陈情为主而非以抒愤为主。当然，清初东北流入作家并非不抒愤，而是以陈情而抒愤，这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特殊抒愤方式。其出发点不是为了文学需要，而是为身家性命计。
吴兆骞的创作突出地表现了以陈情而抒愤的特点。《家书》云：“儿有《别诸故人》七言古诗一首，乞父亲一一为儿抄送既、畴、研、甫、九临、瑞五、茂伦、鹤客、其年、华峰、天一、公肃兄弟、虹友、绣夫诸兄为妙。使天下人知儿在困顿穷厄之中，犹不废笔墨，庶几江左文人为儿哀悯。”他为什么要将那首《将赴辽左，留别吴中诸故人》长诗让父亲抄成十几份分别送给宋实颖(既庭)、宋德宏(畴三)、侯玄涵(研德)、计东(甫草)、张拱乾(九临)、顾祖禹(瑞五)、顾有孝(茂伦)、陈三岛(鹤客)、维崧(其年)、顾贞观(华峰)、徐乾学(原一)、徐元文(公肃)、王摅(虹友)、丁彪(绣夫)等好友，目的说得很清楚：一是“使天下人知儿在困顿穷厄之中，犹不废笔墨”，二是让“江左文人”，“为儿哀悯”。概言之即陈情。故诗追忆少年时期的文名、才华及优游生活，接着笔锋一转重点写丁酉科场案祸从天降，被诬下狱，处流放之罪，万里投荒，飘零塞北。诗在艺术上有意识地运用了前后对比的手法，充分表现人生“困顿穷厄”的境况，让人产生深深的“哀悯”之情。在这首诗中，作者虽也有“岂知谣诼信苍蝇”的斥责，却丝毫不愿将自己的悲惨命运与清初的时代黑暗联系起来，即使提到朝廷和皇帝，也只委婉地来一句“忽承恩谴度龙沙”，而这句话也绝非真正意义的反语，他讲的应该是实话，因为他有理由庆幸自己没有被杀头，由此矛盾地感觉到既蒙冤受屈，又幸得“浩荡皇恩”而免于一死。所以，无论从吴兆骞信中自说，还是诗中表达的内容来看。他上述这首诗都算不上是抒愤之作，而应是陈情之篇。而这类诗在其《秋笳集》中并不乏其例，如长诗《忆旧书情寄陈子长一百韵》等。其陈情对象有二，即亲与友。陈情目的除鸣冤抒怨外，还有两个很现实的需要：一是求解衣食之困，二是祈盼营救返乡。读他的《家书》，三致其意，最为恳切。
其二，慰藉与自伤。关注流入，首当关注其生存。流人的生存是异常艰难的，更确切地说是挣扎于生命底线的。流入精神世界中存在两种相反指向而又交错杂糅的心理力量，由此造成了流入极为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现象：一方面，他们的人生处境深陷苦海和绝望之中，离彻底的崩溃仅在一步之遥，伤痛的心态、死亡的威胁，使其常在生不如死和死里求生的无奈中苟生苟活；另一方面，这种处境也使流入以最底线的即最糟糕的心态看待一切，以至凡底线之上的事情反倒都给其带来其他人所不能获得的一种慰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幸中之万幸。这种慰藉的心理感受有时是抑制自伤之情的重要因素。当吴兆骞听到家人获释的消息时，在《家 书》中这样写道：“今父母骨肉已得归家，儿虽塞外，亦所甘心。倘得邀恩复与父母团聚，乃真天幸也。”这段文字中作者所表达的那种备感欣慰的心情是溢于言表的，而欣慰心情的获得实际上是自伤心理的暂时隐蔽的结果。流人的这种心境虽时或出现，如每当收到远隔千里的家人来信、朋友问候，还有流人间偶尔的相聚游处、咏诗唱和等，自当都会给他们以人生的些许快乐，但这不过是暂时的一种慰藉，往往转瞬即失。
慰藉有时来自客观和外在。有时则是主观和内在的寻求。流人人关后在思想信仰上有一种突出的现象很引人瞩目，那就是他们大多痴迷于佛、道，如方拱乾：“好道之笃，可称第一。每日晨昏拜斗母四十九拜，日诵《斗心咒》一万遍……夜坐之时，忽恍惚若梦，觉魂从顶门出，见一道人，引至一处，皆白玉为地，黄金为宫，五色云光，可有万朵。又有万盏明灯，照烁宇宙。”此之所述并非梦境，而是方氏亲历的一幕。显然，这种情境不是一般人有过的，也是方拱乾流放前不曾出现的，因此它具有特殊的解读意义——生存愈是艰辛的人们。愈是表现强烈的求生存欲望。他们要摆脱深陷其中的苦海，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是实际的努力。但当命运并不被自身主宰时，实际的努力通常只是一种徒劳，这样，强烈的生存欲望便驱使他们转而求于精神上的追寻。
吴兆骞虽然最终明白佛之所谓“效力”并不济事反不如旧日故友可为依靠，但最初他的佞佛完全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他在《家书》中每每谈到诵经念咒的重要和神奇，如云：“凡人若能每日诵大士号五千声。或三千声，或二千一千声。口口皆心，心心是佛，则何灾不灭，何福不臻。”并说：“仙云父母当出塞。因虔奉金刚大士，故得邀恩已不来矣。此皆元宵左右之言，此间绝无消息之时，而仙语如此，岂不异哉!……方年伯母每日诵《金刚》二卷、《法华》一卷、大士号四五千、《弥陀经》十卷、弥陀号四五千，真可谓勇猛。仙师云：方夫人虔礼莲台。不独消宿世之愆，已记名于莲花中矣。”他深信父母免于流放，是“虔奉金经大士”之故，方拱乾一家得以赎还也是因为方年伯母诵经念佛的“勇猛”之效，所以他力劝父母“益宜日加精进”。“亦宜念大士名号”。社会危机通常是催发中国古代佛教兴盛的重要因素，人们身处绝望之中，佛教往往成为他们求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吴兆骞说：“人生至此。真为苦极。”要不是这样。人之佞佛，何以至此?流入痴迷于佛、道，不仅对宗教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传播起了关键作用，而且为理解宗教的深刻内涵特别是宗教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而生动的事例。
其三。思乡与念国。清初东北流入与一般历史时期流放、贬谪的文人不同。如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苏轼、黄庭坚，明代杨慎、王明阳等，他们的贬官都发生在国家稳定的情况下，通常是朝廷内部不同政治集团矛盾斗争所造成的。因此。他们的命运主要体现的是人生失意，而非国家和民族的不幸与灾难。清初东北流入则完全不一样。他们远戍边荒的根本原因是明清王朝易代的结果。所以，他们的悲剧命运，不仅关乎创作者本身。亦关乎他们的国家和时代。这就使清初东北流人文学所表现的思想内涵较历代贬谪文人作品要复杂与丰富得多，同时也形成了流入文学思乡与念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统一的思想特征。
今读吴兆骞出塞后的诗篇。几乎无一首不深怀思乡之情，也有不少作品或隐或现表达了亡国之痛和敌国之思。诸如“故园”、“故国”、“故乡”、“乡国”、“旧国”、“前朝”、“汉家”等带有浓厚情怀的字眼频频出现在他的诗句中，构成了其诗作的主要旋律和情感基调。例如：“回合千峰起塞垣。汉家曾此限中原。”“寂寞鸡鸣今锁钥。凄凉龙战昔乾坤。”(<山海关>)“敢望余生还故国。独怜多难累衰亲。”“姜女石前频驻马，傍关犹是汉家人。”(《出关》)。这些诗篇或直抒胸臆，或运用典故，或借助对比，或通过亲历者的叙述。字里行间传达的都是触人心魄的黍离之悲和爱国之情。
吴兆骞对故国的眷念。由来有自，并非自流放宁古塔始，在他流放前写下的许多诗篇已有流露。如作于甲申即明亡之年九月的《秋感八首》：“却怜故国多芳草，几度登监赋远游。”(其二)“先皇恩泽知无数。誓众应多缟索哀。”又如祁彪佳殉节十年后所写的《赠祁奕喜》：“十年东府中丞节，双戟凄凉泪未收。”由此可知。吴兆骞流放前后的作品在表达“河山变迁”、“风云灭没”这一思想倾向上是一脉相承的。比较而言后期所不同之处在于，自身命运的苦难促使他对山河破碎、故国沦丧有了更加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使之哀更深，痛更切!在他身上，既从国家、时代命运悲剧方面看到了个人命运苦难的必然性，又从个人命运悲剧方面深切体会到国家、时代悲剧的大不幸。这就使得作为清初东北流入及流入文学杰出代表的他成为认识那个时代的一个宏与微、面与点的特别切合体，从而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和重要的思想价值。
关键词：吴兆骞现象；经典意义；流入文学；历史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5-0103-07 收稿日期：2008-10-18
一、“吴兆骞现象”的提出
在清初东北流入及流入文学中，对吴兆骞的研究算是居于领先的一例。李兴盛先生《边塞诗人吴兆骞》、《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传》及《年谱》等系列著作的先后问世，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说，今天的学界对于吴兆骞的研究却并未给予特别多的关注，因为从更广泛的层面看，研究清史及清代思想史、文学史的人们对这一人物有所涉猎者虽不乏其人。以专门之探讨求其深入之理解者则不多见。吴兆骞没有能像顾炎武、吴伟业、钱谦益、傅山、归庄、屈大均等人物一样高高地浮出历史水面，乃至进入学界以及社会文化的普遍视野。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吴兆骞仍然以一种欠发掘的历史形态存在着，由此给研究者留有无限的期待。事实上，吴兆骞是一个兼有历史意义、思想意义和文学意义等多重内涵的人物，可以说他是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符码，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士人群体的一个特例，其特殊意义是不可替代的。
如此论断的作出，并非出于对研究对象的某种偏爱而故意抬高其地位。真正地理解与认同，需要把目光投向吴兆骞所经历的那个时代，需要把同情和真爱给予吴兆骞所呈现的那种生命。翻阅明清易代之际那段天崩地裂的历史，人们绝不能绕过清初东北流入群体所经历的那段血泪斑斑的岁月；研究那段天崩地裂时代的思想史与文学史。同样绝不能忽视清初东北流入群体的人生苦难、生命挣扎及其发为心声的文学创作。而吴兆骞的人生正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断面，他不幸成了无数东北流人中的一员，但他并不是东北流人中平凡无奇的一个普通个体，他与创造冰天诗社的爱国僧人函可一样是清初东北流人的杰出代表和不朽典型。所以，吴兆骞的意义在于，通过他认识一个时代即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了解一种文人即东北流入，理解一种文学即清初东北流人文学。由此最终达到深化对人本身和文学本身的深刻认识。笔者曾指出：“流入文学用一种充满血泪的生命体验注解了文学的新内涵，使其作品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意义。更加接近了生命本质。”而这种文学内涵正是由流入文学的代表作家吴兆骞等人用生命书写的。
说吴兆骞是进入明清易代之际历史断面的一个点，是清初东北流入及流入文学的突出代表，是清初文人人生遭际与生存苦难的典型个案。这并不是以纯粹现代的眼光的一种追加，如果直接面对当时的历史情境。今天的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清初的吴兆骞竟然如此地被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的人物所关注或关心，他是时代的一个焦点人物，也是一个热点人物。
明清之际江南才俊不止千数，而吴兆骞有幸被文坛领袖吴伟业誉为“江左三凤凰”之一，得与陈维崧、彭师度齐名。流放期间。吴兆骞以《长白山赋》及诗，献于康熙，南冠草芥之心而上动天子之容，使特为“咨询”，宇内播为胜事。
献赋康熙而必然要说到丁酉科场案。人谓此案“士大夫麋烂溃裂者。殆不可胜计”，他们当中多不详其事迹，甚或不详其人，吴兆骞则不同：对他的入狱、出塞以及塞外流离生活，给予关爱和同情并留有相关诗作的就有包括吴伟业、顾贞观、徐乾学、徐元文、魏耕、潘末、周亮工、朱鹤龄、陈维崧、叶燮等数十位士林名流，所谓“凄风狱犴惨啼鸠，欲诉无因涕泗流。……当空贯索魂应断，入夜铃声梦亦愁”，岂止一人之“涕流”，一人之“魂断”?所谓“相传才子谪龙沙。北阙关门飞落花。丝竹满堂谁惜别?南去呜咽度悲笳”，亦岂一人之“惜别”，一人之“呜咽”?士人群体对他普遍的关注。绝非仅仅因为吴兆骞是一位惊才绝艳的江南才子而已。
特别是吴兆骞流放而被赎回。从酝酿到回归，前后近十年，好友顾贞观之仗义，犹子树臣之奔走，纳兰公子之诚意，明珠相国之通情。以及左都御史宋德宜、侍讲学士徐乾学、刑部尚书徐元文、翰林院检讨徐釚等极力斡旋，倾心营救——吴兆骞究竟是何等人物?何以有如此多的人作如此不懈的努力为他的回乡梦授以援手，而且惊动的竟有那样多高层的朝廷要员?反过来说，他的赎回牵涉的人物越多越高层，谋归的过程越长越曲折，就越是反映事情的艰难、内幕的复杂和结果的令人庆幸。在此，吴兆骞因友情、亲情及人性的善良因素而获得第二次生命，而其背后则暗示黑暗时代、专制制度和邪恶势力对他的摧残是何等残酷，隐含着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人性与非人性的殊死抗争。
上述所举诸端，即使仅有一二发生在吴兆骞身上亦足以让他在历史的记忆中留下印迹。但这种种幸与不幸却全落在了这个原本普遍的文人身上。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发生在吴兆骞身上的诸多事件往往超出他的个体范围而上升为他那个时代的事件。那个时代士人与文坛的共同命运的事件。由此吴兆骞作为那个时代的符号便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蕴。这种意蕴又并非上述诸多事件的累叠而成。因为他在丁酉科场案一出场，似乎就注定成了那个时代的某种代表。正因如此，当他的命运与那个时代有了某种相通性时。他的一切便都具有时代性而意义非同一般。据载：“科场事发，(吴兆骞)遣戍宁古塔。一时送其出关之作遍天下。”又翁广平《吴汉槎传》载：“(吴兆骞)得释归。一时朝野赋《喜吴汉槎入关诗》，多至数十百人。”这两段文字共同说明，对吴兆骞遭遇和命运的关注在当时已远远超出亲友的狭小范围而进入天下人特别是被清政权打击的汉族文人的共同视线。现存的文献虽然难以完全证实文中记载的创作实际，仅据今汇辑。清初文人围绕吴兆骞流放而创作的诗词至少有近300首。这无疑是清初政治与文学非同寻常的现象。也是文学创作史上一个意义特别的案例。这样，吴兆骞作为清初文学的一个特殊人物就至少有了两层内涵：首先，他本身是一个有着特殊人生遭际的作家，且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秋笳集》；其次，因其角色及其经历的特殊而成为清初文学的一个创作点，即围绕他的命运及事迹产生了大量文学作品。简言之，前者属他写，后者则是写他。二者都具有丰富的内容，结合起来则更加凸显吴兆骞特殊的文学意义和时代内涵。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说吴兆骞在清初已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现象即“吴兆骞现象”，这一现象关乎他的时代，关乎那个时代士人的生存与命运，关乎那个时代文学创作及心声。因此，研究吴兆骞，不仅要研究吴兆骞艰难的人生遭际和独特的生命价值，研究他在绝域创作的作为流入文学代表作之一的《秋笳集》，更要研究 明清易代之际特殊历史背景下曾有的“吴兆骞现象”及其意义。
二、“吴兆骞现象”的经典意义
吴兆骞现象是具有经典意义的时代现象和文学现象，其经典意义首先源于现象的特殊性与典型性，具体的构成要素则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若干方面，时代忧患为其一，家庭不幸与亲情为其二，患难与共的友情为其三，此外，命运的苦难、人世的沧桑也是重要的因素。而这些方面皆因明清易代特定的历史因素具有了深刻的时代内涵，绝非一般意义的所谓个人或家庭命运之不幸而已。
毫无疑问，造成吴兆骞人生苦难的最根本的因素是他所处的时代，赋予吴兆骞现象经典意义的主要方面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之所以如是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没有明朝的灭亡，没有清政权对汉族势力特别是士人群体残酷的打击，就绝不会有丁酉科场案那样惨烈的历史事件发生，这种悲剧也就不会落在吴兆骞身上。对此，或许有人会这样认为：作为个体的吴兆骞，其人生悲剧完全可以说是偶然的。因为只要他不参加顺治十四年的乡试，那场从天而降的灾难就可以避免。但事实上出现在清初历史环节中的吴兆骞绝不只代表普遍个体而已，当他作为汉族士人整体命运的一个缩影时，他的悲剧则成为必然。
代明而起的清朝是一个推翻汉族统治而建立起来的政权，在政治上对旧朝势力尤其是东南汉族士人群体抱以极为敌对的心理，不惜使用残酷手段对其打击和摧残。当然，反过来说，作为受到打击和摧残的一方，他们虽慑于高压和强权。而多不敢有表面的联合和公开的反抗，甚至不免被迫屈服，但在内在心理层面却从来没有像这一时候感到命运更为相同，心灵更为相通，其原因在于这时他们面临的是群体自身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这种心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状态下或许难作明确的表达，但今天读其作品时细心寻绎却不难捕捉。拿吴兆骞的入狱、流放来说，其兄吴兆宽在《忆弟》诗中发出“怜才莫解当时网，极目长安迥自愁”的无奈呼喊，其友方孝标在《为汉槎生日》中申诉：“三十登科放逐随，多才坎壈似君奇。汉宫未入眉先妒，秦法初严翅已垂。”为之深表不平，并对其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作了揭示。作为士林领袖、文坛泰斗的吴伟业亦作《悲歌赠吴季子》一首，尤其是“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几句，以吴兆骞为生动例子咏叹了当时士人的悲惨命运。此外，朱鹤龄“天与雪霜才渐老”，陈容永“风雨神龙逝鼎湖，樊笼困鸟真维絷”，许虬“厦栋经霜杞梓老，物华照日凤麟多。国恩家难吹箫乞，白发青灯击剑歌”，潘耒“白璧点苍蝇，俄然陷文网。扁舟上急泷，一落失千丈。如何瑚琏姿，翻遣御魍魉?斗分失精英，山川为凄怆”，钱威“漫被时名误，寻为世网牵。……伏莽戈铤出，鸣枭暮夜翾。冤深天莫叩，法重辱难湔”等，虽着意各有侧重，对吴兆骞悲剧的深层因素则都有所触及。综合上述诸诗，可以归纳这样几点：一是从时艰国难的角度看待吴兆骞的命运，隐含深重的黍离之悲、故国之痛；二是揭露“世网”、“秦法”的严酷，反映清统治的残暴。同时说明吴兆骞之悲剧不是自身之罪，而是天下奇冤；三是具体来说，吴兆骞悲剧是清初文字狱的产物，在他身上反映了清初一代士人整体命运的悲剧性。这三个方面显示，从吴兆骞这一个案，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时代，是那个时代士人群体的整体命运。
当吴兆骞的悲剧由个体放大到他的家庭去看时，其意义又在另一层面得以展现。吴兆骞家庭的不幸是清初无数家庭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在家庭破灭、生存艰难的情境下，家人间生死相依的至爱亲情则是吴兆骞其人其事最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使清初家庭亲情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丁酉南闹事发，株累之广，荼毒之甚，前所未闻，许多家庭遭受灭顶之灾。史载：“方犹、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周霖、张晋、刘廷桂、田俊民、郝惟训、商显仁、李祥光、银文灿、雷震声、李上林、朱建寅、王熙如、李大升、朱茝、王国桢、龚勋，俱著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死卢铸鼎，妻子家产，亦著籍没入官。方章钺、张明荐、伍成礼、姚其章、吴兰友、庄允堡、吴兆骞、钱威，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且不说另如通海案、抗粮案、奏销案、哭庙案等大案中究竟有多少家庭甚至家族罹难，单这次科场案遭祸的家庭就有近三十家。在清廷既达到打击东南汉族士人势力之目的，又借此大量掳夺了钱财，无数家庭则是人头落地、家破人亡。没有人对清初一连串大案中受害的家庭一一进行考察，此仅以吴兆骞家为例，案前的“门第清华，资产素饶”，与案后的“所有田宅皆被籍……无以自给”，便形成天壤对照。虽然父母兄弟后来终免于流放，但其父忧愤而卒，母杜氏披缁出家，兄兆宽在奏销案被褫革，妻葛氏投荒随戍，长女做童养媳，次女过继他人抚养。生母李氏茕茕孤苦。吴兆骞自谓：“戊戌以前，何等规模，一旦祸发，家破人离，如瓦解冰泮。”此言之痛，非一人一家之痛，这里发出的是清初无数有类似悲惨遭遇的家庭的共同悲音!张拱乾云：“谗人之相中，一至于此，此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愤。不独一邑之痛，而实天下之所痛也。”其深刻含义恐怕主要不是对谗人之谴责，而是对惨无人道的清廷的控诉。而他所讲到的“天下之所痛”正是吴兆骞家庭之不幸受到当时人们普遍关注与极大同情的重要因素。
从文学意义来说，这一家庭在共同面对灾难时所生发的一种生死不渝的亲情，使人们悲吴家之悲、痛吴家之痛的同时，更为其所触动。顾贞观有词赞叹：“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他深切体会到这个苦难的家庭存在一种人间最美好的情感，最值得珍视。的确，无论是“红颜共老龙沙月，白首同披毳幕风”的夫妻患难与共，还是“令妹昭质以孤孀远送”的姑嫂佳话，无一人不感动人心。无一事不催人泣下。特别是吴晋锡、吴兆骞父子深情，字字闪现父爱之伟大、人伦之辉光。家逢奇祸，变故迭生，父与子间，不是埋怨而是关切，不是退缩而是勉励，父爱子孝，心心念念，虽万里而不被割绝，历生死而愈显深挚。所以，今天仍保存在《归来草堂尺牍》中那一封封闪现人伦之美的书札，不仅是研究清初东北流人极为珍贵的文献，同时也是流入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散文，是体现人伦真情的文学篇章。
如果说亲情是在血脉的基础上反映的人间情感，那么患难与共的友情则是对它的一种超越，由此对人间至情作了延伸和拓展。这里所谈到的友情亦非就一般意义而言，而是放在清初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从而彰显其最难能可贵的情感价值和最感动人心、引人思索的历史深义。
友朋相助，解难救困，是历来备受称道的社会美德。但到了人性遭受极大摧残的清初，这种社会美德受到了时代风雨的挑战。著名文学家叶燮在给吴兆骞的信中写到：“弟自黜废山野，于今七年矣。生平知交故人从无有闻问齿及 者。”又日：“谤讟诟厉，欲杀欲割，从未闻知交中有一言剖白者。”叶燮讲到了清初世道炎凉的一般事实。反映了高压政治下人们明哲保身、冷漠无情的社会心态。但这只是清初社会的一个方面。当时还存在与之迥然不同的另一方面。
这在吴兆骞事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纳兰性德在读到顾贞观《金缕曲》词后，曾留下一段与《金缕曲》同样著名的话，他说：“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当以身任之。”“河粱生别”讲的是李陵与苏武事，“山阳死友”讲的是范式与张劭事，“此”讲的是顾贞观与吴兆骞事。纳兰氏以顾贞观救友为千古佳话，亦为流芳百世的友爱经典。这经典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朋友之义。这种“义”不仅打动了纳兰性德，也应该打动每一个人的心灵。吴兆骞本人曾感喟：“弟今在苦海中，一无所恃，可恃者惟二三故人耳。此时佛亦不能救我，能救我者，亦惟此二三故人耳。”他一度万念俱灰，唯佛是皈。而这里将“二三故人”的恩情和作用看得比佛还大，反映了他思想所发生的极大变化。显然，友情的温暖和力量使他在冰天雪域虽觉身寒却不觉心寒，使他的思想由虚幻变为实际，由完全失去生还的希望变为积极渴求第二次生命的曙光的到来。故人即佛，即救星，此一比喻包含了对友朋恩情的无上礼赞，对人间真爱之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
当然，讨论吴兆骞现象经典意义还应回到吴兆骞个人命运本身来说。前已论及吴兆骞的人生遭际是清初东北流人的突出代表。同时也是清初广大士人特别是东南士人共同命运的折射。这一点下文还会有具体的展开。在此需略加说明的几点是：第一，他是无辜者，既不同于战败被俘或真正从事反清复明运动而被治罪的流入，也不同于党争失利、失职渎职或其他具体刑事犯罪的流入；第二，他是长期流放者，流放时间长达23年，与同属南闱科场案流人的方拱乾、方孝标父子等人三年得还相比。吴兆骞的流入生涯要漫长和艰难得多，也要典型得多：第三，他是幸运者，历23年苦难而得生还，与季开生、潘隐如、杨越等人埋骨边荒、魂逐黄沙不同。而这几点又形成了吴兆骞经典意义的另一层内涵即人世沧桑感的获得：出塞时他二十多岁，返归故里时则已垂暮穷年。妻子葛氏亦红颜出关，白发同归；出关时，父母时为强壮，返回时父母已双双谢世；出关时。兄兆宽、兆宫正当年轻，返回时也已先后物化。此外，吴伟业、计东、赵法、姚士升、宋德宏、丁彪、朱士稚、陈三岛等师友皆已故去，好友魏耕因通海案被杀。所谓“追思往事惊颜面，呜咽交情尽酒杯”，“廿后塞外空归梦，一夕灯前似隔生”。正是吴兆骞面对人生空幻、恍若隔世之感的真实写照。沧桑感是中国古代文学最触人心魄的美感形态，而发生于清初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吴兆骞的人生沧桑尤能触发人们更为深刻的思考。这样，吴兆骞的个案就成了我们阅读清初政治和汉族文人整体命运并由此深度进入那个时代的情感世界和思想世界的特有文本。
综上所述，吴兆骞现象的经典意义可归纳为时代意义、伦理意义和生命意义三个方面，体现了身、家、国相统一的重要特点。
三、从吴兆骞看清初东北流人文学的历史内涵
清初东北流人文学是特殊文人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创作的具有特殊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的特殊文学，故当以“特殊”论之。其特殊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以吴兆骞及其创作为考察中心便可窥一斑。
其一，以陈情而抒愤。陈情与抒愤。是中国古代文学情感表达的两种主要方式。陈情，重在说明实情，客观性强，目的主要在于引起同情以达到某种具体的诉求；抒愤，重在表达不满和悲愤，主观性强，其作用可以宣泄消极情感、摆脱痛苦，并有揭露时代黑暗、社会不平及鞭挞邪恶的批判力量。流入文学以抒情性质言，理应是一种鲜明突出的抒愤文学，但清初东北流人文学的抒愤色彩却并不强烈，而表现出愤而不发、隐约不张的特点。这是因为，清初东北流入作家慑于清廷专制制度和残暴统治的缘故，大多采用了陈情的表达方式，或者说他们的作品多以陈情为主而非以抒愤为主。当然，清初东北流入作家并非不抒愤，而是以陈情而抒愤，这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特殊抒愤方式。其出发点不是为了文学需要，而是为身家性命计。
吴兆骞的创作突出地表现了以陈情而抒愤的特点。《家书》云：“儿有《别诸故人》七言古诗一首，乞父亲一一为儿抄送既、畴、研、甫、九临、瑞五、茂伦、鹤客、其年、华峰、天一、公肃兄弟、虹友、绣夫诸兄为妙。使天下人知儿在困顿穷厄之中，犹不废笔墨，庶几江左文人为儿哀悯。”他为什么要将那首《将赴辽左，留别吴中诸故人》长诗让父亲抄成十几份分别送给宋实颖(既庭)、宋德宏(畴三)、侯玄涵(研德)、计东(甫草)、张拱乾(九临)、顾祖禹(瑞五)、顾有孝(茂伦)、陈三岛(鹤客)、维崧(其年)、顾贞观(华峰)、徐乾学(原一)、徐元文(公肃)、王摅(虹友)、丁彪(绣夫)等好友，目的说得很清楚：一是“使天下人知儿在困顿穷厄之中，犹不废笔墨”，二是让“江左文人”，“为儿哀悯”。概言之即陈情。故诗追忆少年时期的文名、才华及优游生活，接着笔锋一转重点写丁酉科场案祸从天降，被诬下狱，处流放之罪，万里投荒，飘零塞北。诗在艺术上有意识地运用了前后对比的手法，充分表现人生“困顿穷厄”的境况，让人产生深深的“哀悯”之情。在这首诗中，作者虽也有“岂知谣诼信苍蝇”的斥责，却丝毫不愿将自己的悲惨命运与清初的时代黑暗联系起来，即使提到朝廷和皇帝，也只委婉地来一句“忽承恩谴度龙沙”，而这句话也绝非真正意义的反语，他讲的应该是实话，因为他有理由庆幸自己没有被杀头，由此矛盾地感觉到既蒙冤受屈，又幸得“浩荡皇恩”而免于一死。所以，无论从吴兆骞信中自说，还是诗中表达的内容来看。他上述这首诗都算不上是抒愤之作，而应是陈情之篇。而这类诗在其《秋笳集》中并不乏其例，如长诗《忆旧书情寄陈子长一百韵》等。其陈情对象有二，即亲与友。陈情目的除鸣冤抒怨外，还有两个很现实的需要：一是求解衣食之困，二是祈盼营救返乡。读他的《家书》，三致其意，最为恳切。
其二，慰藉与自伤。关注流入，首当关注其生存。流人的生存是异常艰难的，更确切地说是挣扎于生命底线的。流入精神世界中存在两种相反指向而又交错杂糅的心理力量，由此造成了流入极为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现象：一方面，他们的人生处境深陷苦海和绝望之中，离彻底的崩溃仅在一步之遥，伤痛的心态、死亡的威胁，使其常在生不如死和死里求生的无奈中苟生苟活；另一方面，这种处境也使流入以最底线的即最糟糕的心态看待一切，以至凡底线之上的事情反倒都给其带来其他人所不能获得的一种慰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幸中之万幸。这种慰藉的心理感受有时是抑制自伤之情的重要因素。当吴兆骞听到家人获释的消息时，在《家 书》中这样写道：“今父母骨肉已得归家，儿虽塞外，亦所甘心。倘得邀恩复与父母团聚，乃真天幸也。”这段文字中作者所表达的那种备感欣慰的心情是溢于言表的，而欣慰心情的获得实际上是自伤心理的暂时隐蔽的结果。流人的这种心境虽时或出现，如每当收到远隔千里的家人来信、朋友问候，还有流人间偶尔的相聚游处、咏诗唱和等，自当都会给他们以人生的些许快乐，但这不过是暂时的一种慰藉，往往转瞬即失。
慰藉有时来自客观和外在。有时则是主观和内在的寻求。流人人关后在思想信仰上有一种突出的现象很引人瞩目，那就是他们大多痴迷于佛、道，如方拱乾：“好道之笃，可称第一。每日晨昏拜斗母四十九拜，日诵《斗心咒》一万遍……夜坐之时，忽恍惚若梦，觉魂从顶门出，见一道人，引至一处，皆白玉为地，黄金为宫，五色云光，可有万朵。又有万盏明灯，照烁宇宙。”此之所述并非梦境，而是方氏亲历的一幕。显然，这种情境不是一般人有过的，也是方拱乾流放前不曾出现的，因此它具有特殊的解读意义——生存愈是艰辛的人们。愈是表现强烈的求生存欲望。他们要摆脱深陷其中的苦海，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是实际的努力。但当命运并不被自身主宰时，实际的努力通常只是一种徒劳，这样，强烈的生存欲望便驱使他们转而求于精神上的追寻。
吴兆骞虽然最终明白佛之所谓“效力”并不济事反不如旧日故友可为依靠，但最初他的佞佛完全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他在《家书》中每每谈到诵经念咒的重要和神奇，如云：“凡人若能每日诵大士号五千声。或三千声，或二千一千声。口口皆心，心心是佛，则何灾不灭，何福不臻。”并说：“仙云父母当出塞。因虔奉金刚大士，故得邀恩已不来矣。此皆元宵左右之言，此间绝无消息之时，而仙语如此，岂不异哉!……方年伯母每日诵《金刚》二卷、《法华》一卷、大士号四五千、《弥陀经》十卷、弥陀号四五千，真可谓勇猛。仙师云：方夫人虔礼莲台。不独消宿世之愆，已记名于莲花中矣。”他深信父母免于流放，是“虔奉金经大士”之故，方拱乾一家得以赎还也是因为方年伯母诵经念佛的“勇猛”之效，所以他力劝父母“益宜日加精进”。“亦宜念大士名号”。社会危机通常是催发中国古代佛教兴盛的重要因素，人们身处绝望之中，佛教往往成为他们求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吴兆骞说：“人生至此。真为苦极。”要不是这样。人之佞佛，何以至此?流入痴迷于佛、道，不仅对宗教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传播起了关键作用，而且为理解宗教的深刻内涵特别是宗教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而生动的事例。
其三。思乡与念国。清初东北流入与一般历史时期流放、贬谪的文人不同。如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苏轼、黄庭坚，明代杨慎、王明阳等，他们的贬官都发生在国家稳定的情况下，通常是朝廷内部不同政治集团矛盾斗争所造成的。因此。他们的命运主要体现的是人生失意，而非国家和民族的不幸与灾难。清初东北流入则完全不一样。他们远戍边荒的根本原因是明清王朝易代的结果。所以，他们的悲剧命运，不仅关乎创作者本身。亦关乎他们的国家和时代。这就使清初东北流人文学所表现的思想内涵较历代贬谪文人作品要复杂与丰富得多，同时也形成了流入文学思乡与念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统一的思想特征。
今读吴兆骞出塞后的诗篇。几乎无一首不深怀思乡之情，也有不少作品或隐或现表达了亡国之痛和敌国之思。诸如“故园”、“故国”、“故乡”、“乡国”、“旧国”、“前朝”、“汉家”等带有浓厚情怀的字眼频频出现在他的诗句中，构成了其诗作的主要旋律和情感基调。例如：“回合千峰起塞垣。汉家曾此限中原。”“寂寞鸡鸣今锁钥。凄凉龙战昔乾坤。”(<山海关>)“敢望余生还故国。独怜多难累衰亲。”“姜女石前频驻马，傍关犹是汉家人。”(《出关》)。这些诗篇或直抒胸臆，或运用典故，或借助对比，或通过亲历者的叙述。字里行间传达的都是触人心魄的黍离之悲和爱国之情。
吴兆骞对故国的眷念。由来有自，并非自流放宁古塔始，在他流放前写下的许多诗篇已有流露。如作于甲申即明亡之年九月的《秋感八首》：“却怜故国多芳草，几度登监赋远游。”(其二)“先皇恩泽知无数。誓众应多缟索哀。”又如祁彪佳殉节十年后所写的《赠祁奕喜》：“十年东府中丞节，双戟凄凉泪未收。”由此可知。吴兆骞流放前后的作品在表达“河山变迁”、“风云灭没”这一思想倾向上是一脉相承的。比较而言后期所不同之处在于，自身命运的苦难促使他对山河破碎、故国沦丧有了更加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使之哀更深，痛更切!在他身上，既从国家、时代命运悲剧方面看到了个人命运苦难的必然性，又从个人命运悲剧方面深切体会到国家、时代悲剧的大不幸。这就使得作为清初东北流入及流入文学杰出代表的他成为认识那个时代的一个宏与微、面与点的特别切合体，从而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和重要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