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论是天子，还是人臣，在江山社稷问题上，一旦任人唯亲，不问贤能，且姑息迁就，任其贪腐，必将误国误民误江山。
李鸿章任人唯亲误家国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有一则《李文忠滥用乡人》的掌故，说李鸿章厚待安徽同乡，晚年坐镇北洋，同乡有求必应，安置在各局所军营。他认为自己曾率乡中子弟为国效力，现在太平年代，就应当让他们多积钱财，培植子孙，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同乡刘铭传因事至天津，观察李鸿章所用人后大骇曰：“如某某者，识字无多，是尝负贩于乡，而亦委以道府要差，几何而不败耶！”并告诫亲密朋友说，北洋当有大乱，汝辈宜及早还家，以免公私俱败。
光绪初年，李鸿章奉命创建北洋水师，从国外购置了多艘战舰，日日操习。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由于未受过正规的海军训练，一时无法让舰队形成实际的战斗力。
面对海军人才匮乏的现状，李鸿章不得不借才异域，聘请时为英国海军军官的琅威理为北洋水师总教习，逐渐将北洋水师训练成为一支威震四方的“虎狼之师”。醇亲王奕譞阅军时看到水师训练卓有成效，授予琅威理“提督”荣誉官衔。为了发号施令的需要，琅威理就常常以“副提督”自居。但却有人说琅威理是“飞扬跋扈，一心揽权”。
1890年初，水师提督丁汝昌赴法国办事。刘步蟾提议从旗舰“定远”号上降下提督旗，升上自己的总兵旗。琅威理觉得这样做不妥，与刘步蟾发生激烈争吵。事情传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考虑到琅威理毕竟是外国人，担心他拥兵自重；而刘步蟾是本国将领，且为自己的亲信，就在信中回复“以刘为是”，等于直接应允了刘步蟾的请求。
李鸿章的意见挫伤了琅威理的自尊心。当年8月，舰队返回威海卫后，琅威理辞职离去。此后，北洋海军军纪日渐松弛。许多官兵在靠岸后起屋纳妾、赌博、嫖妓，再也无心治军，导致战舰上许多武器都无法使用。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这时又想到了琅威理，数次发函邀请琅威理回华帮助北洋水师抵御日军，琅威理断然拒绝。最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皖人治军务者多因误国获罪，李鸿章也遭到弹劾，不安于位，力求解职。知道此事的人，皆佩服刘铭传有先见之明。
李鸿章在用人上的开明与守旧可见一斑。开明的是聘请外援，引入先进的治军方法；守旧的是对外援的不信任和对亲信的偏信。他说：“人家都说我李鸿章重用亲信，我倒要问问，我不用亲信用谁，难道要我用一个我连认识都不认识的人？对一个我不了解的人，我怎么知道他能不能担当重任？我怎么对得起皇上的重托和江山社稷？”话说得慷慨激昂，可实际上完全暴露了自己的用人偏见。
任人唯亲，不问贤能，且姑息迁就，任其贪腐，其事焉有不败者？
唐玄宗穷奢极欲毁盛世
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唐玄宗正是因由俭入奢而导致失败。他在登基初年，看到当时的世风奢靡，曾下令销毁宫中的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将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可是到了晚年却穷奢极欲，任人唯亲，使大唐盛世一去不复返。
司马光评论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不慎哉！”唐玄宗有始无终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它提醒每个有志于成大事的人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勤俭节约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用好人、用准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使事业蒸蒸日上。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个颇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他创造了国力强大、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开元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最辉煌的一页，但由于自己在用人方面的严重错误，酿成“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此后一百多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中。
宰相是朝廷百官之首，掌握国家军政大权，一个国家的治乱、强弱和兴亡，关键就在宰相是否德才兼备。
唐玄宗在登基之初，深明国家治乱系于丞相的道理，不顾权臣反对，于打猎时召见时任同州刺史的姚崇，要任命他出任宰相一职。姚崇吏事明敏，在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时期曾屡次出任宰相，他针对时弊，提出十条意见，问唐玄宗是否同意，能否做到，如不同意，不能做到，他就不接受任命。唐玄宗接纳了他的意见，当场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之品。此后唐玄宗励精图治，“每事访于元之（即姚崇），元之应答如响，同僚皆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
在唐玄宗执政的前二十多年，他一直坚持任人唯贤的方针，在姚宋之后，又相继任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源乾曜、宇文融、韩休、张九龄等人为宰相。张嘉贞吏事强敏；张说有才智、重文雅；李元纮以清俭著名；源乾曜以清谨自守；宇文融善治财赋；韩休和张九龄敢直言，处事守正不阿。
唐玄宗有时在宫中宴乐或后苑游猎，小有过失，都会问一问左右的人：“韩休知不知道？”每次话音刚落，韩休的谏疏就到了。唐玄宗“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唐玄宗）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蒿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在任宰相期间，极力反对唐玄宗任用李林甫为宰相，他对唐玄宗说：“宰相关系国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又认为应按军法处置因不听指挥导致打败仗的安禄山，而且还对唐玄宗说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可惜唐玄宗不仅听不进张九龄的意见，还听信谗言，免去张九龄的宰相职务。张九龄被贬后，朝中大臣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晚年的唐玄宗见天下太平无事，以为再也不用操心了，于是深居宫中，专以声色自娱，将政事全部交给奸相李林甫和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
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
史称李林甫柔佞多狡数，他和宦官以及宫中妃嫔的家属混得很熟，对唐玄宗的一举一动、兴趣爱好都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每次奏对都深得唐玄宗的旨意。他为人城府深密，人莫测其际，“好以甘言啖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当时人们说他“口有蜜，腹有剑”。朝中大臣凡是被唐玄宗看中的，李林甫开始都和他套近乎，到了这个人已威胁到他的地位时，就千方百计把他赶出朝廷，“虽老奸巨猾，无能逃其术者”。
唐玄宗任用杨国忠为宰相也是一大失策。杨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他倚仗杨贵妃得宠之势一身兼领四十余使，军国机务，“決于私家”。并且大肆收受贿赂，积缣达三千万匹，相当于国家一年半的庸调。除此之外，他还有意激怒安禄山，使“安史之乱”提前爆发。
李鸿章任人唯亲误家国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有一则《李文忠滥用乡人》的掌故，说李鸿章厚待安徽同乡，晚年坐镇北洋，同乡有求必应，安置在各局所军营。他认为自己曾率乡中子弟为国效力，现在太平年代，就应当让他们多积钱财，培植子孙，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同乡刘铭传因事至天津，观察李鸿章所用人后大骇曰：“如某某者，识字无多，是尝负贩于乡，而亦委以道府要差，几何而不败耶！”并告诫亲密朋友说，北洋当有大乱，汝辈宜及早还家，以免公私俱败。
光绪初年，李鸿章奉命创建北洋水师，从国外购置了多艘战舰，日日操习。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由于未受过正规的海军训练，一时无法让舰队形成实际的战斗力。
面对海军人才匮乏的现状，李鸿章不得不借才异域，聘请时为英国海军军官的琅威理为北洋水师总教习，逐渐将北洋水师训练成为一支威震四方的“虎狼之师”。醇亲王奕譞阅军时看到水师训练卓有成效，授予琅威理“提督”荣誉官衔。为了发号施令的需要，琅威理就常常以“副提督”自居。但却有人说琅威理是“飞扬跋扈，一心揽权”。
1890年初，水师提督丁汝昌赴法国办事。刘步蟾提议从旗舰“定远”号上降下提督旗，升上自己的总兵旗。琅威理觉得这样做不妥，与刘步蟾发生激烈争吵。事情传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考虑到琅威理毕竟是外国人，担心他拥兵自重；而刘步蟾是本国将领，且为自己的亲信，就在信中回复“以刘为是”，等于直接应允了刘步蟾的请求。
李鸿章的意见挫伤了琅威理的自尊心。当年8月，舰队返回威海卫后，琅威理辞职离去。此后，北洋海军军纪日渐松弛。许多官兵在靠岸后起屋纳妾、赌博、嫖妓，再也无心治军，导致战舰上许多武器都无法使用。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这时又想到了琅威理，数次发函邀请琅威理回华帮助北洋水师抵御日军，琅威理断然拒绝。最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皖人治军务者多因误国获罪，李鸿章也遭到弹劾，不安于位，力求解职。知道此事的人，皆佩服刘铭传有先见之明。
李鸿章在用人上的开明与守旧可见一斑。开明的是聘请外援，引入先进的治军方法；守旧的是对外援的不信任和对亲信的偏信。他说：“人家都说我李鸿章重用亲信，我倒要问问，我不用亲信用谁，难道要我用一个我连认识都不认识的人？对一个我不了解的人，我怎么知道他能不能担当重任？我怎么对得起皇上的重托和江山社稷？”话说得慷慨激昂，可实际上完全暴露了自己的用人偏见。
任人唯亲，不问贤能，且姑息迁就，任其贪腐，其事焉有不败者？
唐玄宗穷奢极欲毁盛世
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唐玄宗正是因由俭入奢而导致失败。他在登基初年，看到当时的世风奢靡，曾下令销毁宫中的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将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可是到了晚年却穷奢极欲，任人唯亲，使大唐盛世一去不复返。
司马光评论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不慎哉！”唐玄宗有始无终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它提醒每个有志于成大事的人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勤俭节约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用好人、用准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使事业蒸蒸日上。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个颇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他创造了国力强大、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开元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最辉煌的一页，但由于自己在用人方面的严重错误，酿成“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此后一百多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中。
宰相是朝廷百官之首，掌握国家军政大权，一个国家的治乱、强弱和兴亡，关键就在宰相是否德才兼备。
唐玄宗在登基之初，深明国家治乱系于丞相的道理，不顾权臣反对，于打猎时召见时任同州刺史的姚崇，要任命他出任宰相一职。姚崇吏事明敏，在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时期曾屡次出任宰相，他针对时弊，提出十条意见，问唐玄宗是否同意，能否做到，如不同意，不能做到，他就不接受任命。唐玄宗接纳了他的意见，当场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之品。此后唐玄宗励精图治，“每事访于元之（即姚崇），元之应答如响，同僚皆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
在唐玄宗执政的前二十多年，他一直坚持任人唯贤的方针，在姚宋之后，又相继任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源乾曜、宇文融、韩休、张九龄等人为宰相。张嘉贞吏事强敏；张说有才智、重文雅；李元纮以清俭著名；源乾曜以清谨自守；宇文融善治财赋；韩休和张九龄敢直言，处事守正不阿。
唐玄宗有时在宫中宴乐或后苑游猎，小有过失，都会问一问左右的人：“韩休知不知道？”每次话音刚落，韩休的谏疏就到了。唐玄宗“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唐玄宗）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蒿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在任宰相期间，极力反对唐玄宗任用李林甫为宰相，他对唐玄宗说：“宰相关系国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又认为应按军法处置因不听指挥导致打败仗的安禄山，而且还对唐玄宗说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可惜唐玄宗不仅听不进张九龄的意见，还听信谗言，免去张九龄的宰相职务。张九龄被贬后，朝中大臣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晚年的唐玄宗见天下太平无事，以为再也不用操心了，于是深居宫中，专以声色自娱，将政事全部交给奸相李林甫和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
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
史称李林甫柔佞多狡数，他和宦官以及宫中妃嫔的家属混得很熟，对唐玄宗的一举一动、兴趣爱好都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每次奏对都深得唐玄宗的旨意。他为人城府深密，人莫测其际，“好以甘言啖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当时人们说他“口有蜜，腹有剑”。朝中大臣凡是被唐玄宗看中的，李林甫开始都和他套近乎，到了这个人已威胁到他的地位时，就千方百计把他赶出朝廷，“虽老奸巨猾，无能逃其术者”。
唐玄宗任用杨国忠为宰相也是一大失策。杨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他倚仗杨贵妃得宠之势一身兼领四十余使，军国机务，“決于私家”。并且大肆收受贿赂，积缣达三千万匹，相当于国家一年半的庸调。除此之外，他还有意激怒安禄山，使“安史之乱”提前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