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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读书的一生。在战争激烈的岁月，他也没有间断过读书，而且还多次组织读书会，让多个人一起读书，并且让这种优良的读书作风在党内及全国发扬光大。
毛泽东第一次举办读书会，是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期。那时在师范学校求学的学生多是穷人子弟，没有多少钱买课外书籍，毛泽东就指导一些同学创办了读书会。他们组合几个人，每人买一部书，集中在一起，互相交换阅读。每年寒暑假，他还邀合几个同学住在一起，终日勤奋地阅读书报，有时集中讨论。
1920年8月，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毛泽东曾以“文化书社同仁”的名义，印过一份《读书会的商榷》的传单，夹在文化书社发行的书刊中散发。这是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物，其中说：“近来有许多人提倡‘读书会’，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很好。其好处有三：其一，一个人买书看，出一元钱只看得一元钱的书，若合五个人乃至十个人组织一个读书会买书看，每人出一元钱便可以看得十元钱的书；经济上的支出很少，学问上的收入很多。其二，中国人的‘关门研究法’实在不好，最好邀合得来的朋友组织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做共同的研究，就像你先生看了这本书，一定有好多心得，或好多疑问，或好多的新发现，兀自想发表出来，或辩明起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和辩明的机会了。其三，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办法。现在学校里的学生诸君，也有好多不看报的，是因为学校不能买许多报，报的份数太少的缘故。最好是‘每班’组织一个读书会，每月各人随便出几角钱，合拢起来就不少。除开买书之外，便可多订几份报……上列好处，如你先
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来呢……”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组织了一些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举办读书会，进行高层次的讨论研究，把读书会渐次引向更高层次、更高境界。
据郭化若（1904-1995，军事理论家、教育家）回忆，大约是1937年底1938年初，毛泽东曾在杨家岭自己的办公室内，召集过哲学座谈会，每星期三夜晚座谈一次。开始时只有七八个人，围在一支蜡烛前漫谈马列主义新哲学，先由一个中心发言人写好提纲，首先发言，然后大家发表意见。开始参加座谈会的都是毛泽东秘书处的同志，毛泽东亲自主持座谈，他自己坐着听，不发言，也不插话。随后参加座谈的人数多了，内容也有所发展。因为人多了，毛泽东的办公室坐不下，就移到兰家坪中央组织部大而深的窑洞内。一些高级干部学哲学的兴趣浓厚起来，学哲学的自觉性随着提高，许多人都踊跃参加。毛泽东住在杨家岭期间也到中组部去参加过讨论（后来移到枣园办公才停止）。
据徐懋庸（1911-1977，作家、文学翻译家）回忆，1938年9月间，毛泽东还在自己住的窑洞内组织过学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萧劲光、萧克等将军和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等文化人。那时《战争论》还没有中文译本，由何思敬随译随讲。毛泽东“听得很认真，还拿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有时他也随便讲一些话”。
由于毛泽东的提倡和推动，在延安的不少负责同志也组织了读书会。这些读书会学习的内容不同，活动方法也各有特色。
陈云在中组部的窑洞里，组织过学习艾思奇、吴亮平合写的《唯物史观》的读书会。每星期开会一次，每次开会时，先是陈云念一段书，然后大家议论，谈得差不多了，再念下一段，接着再议论。
张闻天在中宣部主持了学习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读书会。参加这个读书会的人比较多。学习方法是事先指定这本书的某一章，让大家先看，开会时发言。
于光远在中央青委发起组织了一个学习《反杜林论》的读书会。参加的有徐特立、艾思奇、何思敬等许多同志。徐特立那时已经60多岁，每次都是骑马从延安南门外赶去参加学习。这个读书会是每次先由于光远根据恩格斯的德文原著，对中文译文进行核对，对译文没有把恩格斯或杜林原意表达清楚的地方作介绍，然后根据讨论提纲发言。于光远后来回忆说：“像我这样许多（当时）20多岁的青年，和徐特立这样的革命老前辈和何思敬、艾思奇等比较年长一点的同志完全平等地讨论问题，甚至进行热烈争论，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当时延安不像后来讲辈分、讲资格。”
当时延安还有张如心、何思敬在八路军军政学院组织的学习《资本论》的读书小组，以及其他的读书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高级干部中，仍然采用读书会的方式进行学习。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此前后，1959年11月初，刘少奇到海南岛，也和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组成了阅读讨论这本书的读书小组，还请了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和薛暮桥参加。1960年2月中旬，周恩来到广东从化与国务院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组成读书小组，也阅读讨论了这本书。
这次读书活动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薄一波回忆说：“尽管在今天看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早已突破了斯大林著作的框框，但是，我们毕竟要承认，在30多年前，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从他的这本书中受到了教益，初步懂得了些什么是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为什么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等等。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者，我们着眼于未来，但从不割断历史。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左’的思潮再度泛滥，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以及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又精心攻读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中受到启迪。这说明经常联系实际读点书，是开阔脑筋、实现思想飞跃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重要一环。”
（责任编辑：叶筱）（邮箱：wind.0116@163.com）
毛泽东第一次举办读书会，是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期。那时在师范学校求学的学生多是穷人子弟，没有多少钱买课外书籍，毛泽东就指导一些同学创办了读书会。他们组合几个人，每人买一部书，集中在一起，互相交换阅读。每年寒暑假，他还邀合几个同学住在一起，终日勤奋地阅读书报，有时集中讨论。
1920年8月，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毛泽东曾以“文化书社同仁”的名义，印过一份《读书会的商榷》的传单，夹在文化书社发行的书刊中散发。这是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物，其中说：“近来有许多人提倡‘读书会’，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很好。其好处有三：其一，一个人买书看，出一元钱只看得一元钱的书，若合五个人乃至十个人组织一个读书会买书看，每人出一元钱便可以看得十元钱的书；经济上的支出很少，学问上的收入很多。其二，中国人的‘关门研究法’实在不好，最好邀合得来的朋友组织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做共同的研究，就像你先生看了这本书，一定有好多心得，或好多疑问，或好多的新发现，兀自想发表出来，或辩明起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和辩明的机会了。其三，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办法。现在学校里的学生诸君，也有好多不看报的，是因为学校不能买许多报，报的份数太少的缘故。最好是‘每班’组织一个读书会，每月各人随便出几角钱，合拢起来就不少。除开买书之外，便可多订几份报……上列好处，如你先
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来呢……”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组织了一些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举办读书会，进行高层次的讨论研究，把读书会渐次引向更高层次、更高境界。
据郭化若（1904-1995，军事理论家、教育家）回忆，大约是1937年底1938年初，毛泽东曾在杨家岭自己的办公室内，召集过哲学座谈会，每星期三夜晚座谈一次。开始时只有七八个人，围在一支蜡烛前漫谈马列主义新哲学，先由一个中心发言人写好提纲，首先发言，然后大家发表意见。开始参加座谈会的都是毛泽东秘书处的同志，毛泽东亲自主持座谈，他自己坐着听，不发言，也不插话。随后参加座谈的人数多了，内容也有所发展。因为人多了，毛泽东的办公室坐不下，就移到兰家坪中央组织部大而深的窑洞内。一些高级干部学哲学的兴趣浓厚起来，学哲学的自觉性随着提高，许多人都踊跃参加。毛泽东住在杨家岭期间也到中组部去参加过讨论（后来移到枣园办公才停止）。
据徐懋庸（1911-1977，作家、文学翻译家）回忆，1938年9月间，毛泽东还在自己住的窑洞内组织过学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萧劲光、萧克等将军和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等文化人。那时《战争论》还没有中文译本，由何思敬随译随讲。毛泽东“听得很认真，还拿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有时他也随便讲一些话”。
由于毛泽东的提倡和推动，在延安的不少负责同志也组织了读书会。这些读书会学习的内容不同，活动方法也各有特色。
陈云在中组部的窑洞里，组织过学习艾思奇、吴亮平合写的《唯物史观》的读书会。每星期开会一次，每次开会时，先是陈云念一段书，然后大家议论，谈得差不多了，再念下一段，接着再议论。
张闻天在中宣部主持了学习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读书会。参加这个读书会的人比较多。学习方法是事先指定这本书的某一章，让大家先看，开会时发言。
于光远在中央青委发起组织了一个学习《反杜林论》的读书会。参加的有徐特立、艾思奇、何思敬等许多同志。徐特立那时已经60多岁，每次都是骑马从延安南门外赶去参加学习。这个读书会是每次先由于光远根据恩格斯的德文原著，对中文译文进行核对，对译文没有把恩格斯或杜林原意表达清楚的地方作介绍，然后根据讨论提纲发言。于光远后来回忆说：“像我这样许多（当时）20多岁的青年，和徐特立这样的革命老前辈和何思敬、艾思奇等比较年长一点的同志完全平等地讨论问题，甚至进行热烈争论，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当时延安不像后来讲辈分、讲资格。”
当时延安还有张如心、何思敬在八路军军政学院组织的学习《资本论》的读书小组，以及其他的读书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高级干部中，仍然采用读书会的方式进行学习。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此前后，1959年11月初，刘少奇到海南岛，也和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组成了阅读讨论这本书的读书小组，还请了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和薛暮桥参加。1960年2月中旬，周恩来到广东从化与国务院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组成读书小组，也阅读讨论了这本书。
这次读书活动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薄一波回忆说：“尽管在今天看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早已突破了斯大林著作的框框，但是，我们毕竟要承认，在30多年前，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从他的这本书中受到了教益，初步懂得了些什么是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为什么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等等。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者，我们着眼于未来，但从不割断历史。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左’的思潮再度泛滥，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以及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又精心攻读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中受到启迪。这说明经常联系实际读点书，是开阔脑筋、实现思想飞跃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重要一环。”
（责任编辑：叶筱）（邮箱：wind.011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