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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萧红和丁玲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两位女性作家，她们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和自己的人生体验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作品。本文先分别写出了二人的文学风貌，然后进行了比较说明二者的不同。妇女的觉悟在丁玲的笔下是一种革命的潜力，她揭示出了妇女解放同民族与阶级解放的关系。而在萧红那里却从妇女生命的价值和主义的角度来表现她们的悲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从而以女性的体验为起点扩展到广大的人生，表现出了萧红对妇女生命的终极关怀和深切的忧愤之情。
【关键词】女性的体验 生命价值 女性意识 主体意识
萧红和丁玲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两位女性作家，她们的创作无论在生活世界还是感情世界，都有优于早期女作家的广阔艺术境界。在丁玲和萧红的小说世界里，要比她们的前辈包有更丰富的含义，它超越了“母爱”和“自然”的五四女性文学的母题，超越了一般的人道主义的笼统的视野，进一步深入到女性的内心世界，从而达到对妇女自身地位、权力提出要求的女权主义层次、她们的作品都不刻意标示出性别的旗帜，她们的文学风貌不仅具有女性的柔细，同时兼备男性的刚强。
一、女性的体验与生命价值的体现 （萧红）
萧红的生活饱偿辛酸，从她的阅历和接触的社会生活范围来说，也还不能说宽广。这是女性角色的地位所决定的。然而，她的艺术视野在女作家中却属最为广阔恢宏，作品中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感。她的笔下，没有出现“女儿国”。尤其没有庐隐那样的同异性隔绝的“女儿国”，在取材上也并不专注于女性人物和女性生活。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尤其是她的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中的，常常是某种群种群体的生存方式。某种“类”或“群”的生活行为、思维话语。这里面有男的也有女的，彼此也并不怎么发生冲突、纠葛，而是日复一日地、仿佛从来便是如此地活着。这种着眼于群体生存的艺术构思，从创作思想上来说是以个人的即女性的体验为起点，扩展到广大的人生的。
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等群体生存空间，对女性而言是限定是囚牢也是命运，女性在这里承受了更为深重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苦难。她也许未必从理论上思考过女性的苦难同民族的、人类的苦难的关系，思考过女性的解放同民族的、人类的解放的关系，但是她的良好的艺术感知力和良好的情感化的藝术表现力帮助她以开阔的心胸去感受、消化、理解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苦难，帮助她把个人的不幸、女性的痛苦同群体的生存境遇联系在一起。她的第一篇小说《五阿嫂的死》便是写底层妇女的生育和死亡的，或者说是写女性为履行生育的天职而死亡，生和死的连接以女性生命的苦刑或毁灭为代价，而且这一代价的付出又是无意义的：
等到村妇挤进五阿嫂屋门的时候，五阿嫂自己已经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
五阿嫂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中，那个新的“小动物不到五分钟也死了”。这里显然融入了萧红自己对生育和死亡的体验。她的第一次生育在二十岁，年方二十便体验了生死交界处的挣扎，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和没有意义的动物式的肉体的苦难。在《生死场》里，萧红继续写女性这种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生育和死亡。那是女人无可逃遁的和无谓的生命的浩劫。女人这样就像“牛或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这里有苦难，却没有对苦难的难受和思维；有生育，却没有爱情。爱情在这里仍然是没有进入本文的空缺，它是精神的“奢侈品”，它被欲望主要是男性的赤裸裸的欲望代替了，而满足欲望的方式便是那种“河沿里坏的事”式的、成业对金枝的那种“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要动作一切”，“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萧红笔下唯一被性爱唤醒的女性是《小城三月》里那个漂亮的翠姨，可翠姨的爱情觉醒与对爱情的压抑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她默默地爱上了“我”的在大学里读书的堂表哥，又默默地把爱情埋在心底，直到抑郁而死。这里，萧红写出了女性作为人的精神的苏醒和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从第一篇五阿嫂的死到这最后一篇翠姨的死，恰恰连接了女人无爱的痛苦和虽有爱却又不能爱的困境，连接了女人作为人的艰难的觉醒和无声的死亡。
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女性的形象是空洞的，它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她们作为人的价值备受无情的践踏。女性生活在男性精神控制下的阴影中，在男权为主的社会，女性只是一个被役用的物价，无法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中，获得男性的理解与尊重。女性沉默于男人严厉的目光之下，忍气吞声，同时忍受男人的肉体折磨。萧红常用“石块”、“老虎”、“太阳”等词语来形容男人的冷酷和暴力，认为“男人是炎凉的人类”。妻子被丈夫剥夺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的尊严，她们的爱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都不可逃避地成了丈夫的工具和奴隶。萧红在众多琐细的日常生活画面的描绘中，揭示出在男权、父权的重压下，女人们抬不起头来，更触摸不到生命的价值。
二、女性意识的体现和女性命运的把握（丁玲）
丁玲也是中国新文学离家出走的第二代“五四”精神之女，在乡村文化同都市文化撞击的波涛中踉踉跄跄地翻滚着，追寻、幻灭、苦闷、彷徨，一面在坚守“五四”精神信念中最神圣最温馨的一角，一面却又抵抗不住时代思潮和现实社会的诱惑，乃至自身血肉之躯的骚动，而她那强烈鲜明的现代性别眼光、性别意识，便在这激烈的内心交战中萌动、成熟。女性意识到了丁玲这里，才不仅从封建之父的庞大的身影中决裂出来，而且开始从“五四”女儿的两性精神同盟中分离出来，成长为独立的性别主体意识。
丁玲是带着独特的先天禀赋和性格气质走上文坛的。她从小就立志要做个社会活动家。她和母亲一样，最佩服的是女革命家秋瑾和法国的罗兰夫人。她的女性意识不是在同社会隔绝的闺房中产生的，而是一开始就在同社会、男性的交往中成熟起来的。进而言之，她的性别眼光、性别意识不过是她作为女性的一种具体的社会眼光、社会意识而已。从她早期的“女性书写”文本和30年代以后的变化中，可以读出相应的社会历史内涵，而把这轨迹连结起来，便是现代女性自我发展、演变的一份历史副本。丁玲的作品反映的女性人物大都是具有强烈的自尊感，并有着女性优越意识，过分敏感的自尊感有自傲孤愤之气。过分自爱有自私自利之嫌。从作者个人经历看，她幼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饱经世态炎凉，从小就养成特殊的自尊感。青年丁玲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并在创作中大量地自我投入，才会有莎菲的精神心态。她早期的作品“女性书写”，与“五四”女作家相同的是抛开了异性代言者的女性自我言说，不同的是其中所体现的女性自我体验、自我意识较之冯沅君、庐隐、冰心、石评梅们是成熟得多了。她以女性的名义使女性成为文本中的观察主体、思维主体、话语主体，改变了长期以来女性被讲述、被阐述的被动地位，在“五四”女作家之后继续打破了女性的沉默。 《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作为“互文”，它们一个写的是女性在异性欲望包围中的自我意识，一个写的是女性对异性的欲望和对这欲望的自我意识，都是集中地从两性关系这个角度表现了大都市中不甘沉沦与平庸的女性的理想破灭的精神困境。欲望，欲望，到处是一片欲望之海，女性从封建家庭这狭仄的笼里挣脱出来，迎接她们的并不是一片蔚蓝色的、明净的天空，女性的肉体连同她们对爱情的憧憬正在沦为商品、沦为物、沦为异性蹂躏的对象，而女性自身的欲望在这人欲横流的世界里也正在沦为与灵魂相分裂的肉欲和色相。然而，无论是梦珂还是莎菲，她们心中都还保留着“五四”时期女人作为人的理性觉醒，对于自身将要沦为玩物的命运保持着理性的警觉。因此，她们才能用自己的头脑支撑着躯体在都是世界里漂泊、挣扎，在沉沦、平庸和孤独、苦闷之间徘徊，而莎菲则最终选择了孤独和苦闷，把这两篇作品连接起来读，引人深思的是走出乡土社会进入都市文明怀抱的女性的艰难处境。梦珂从二表哥与那个图画教员的角逐中逃离，莎菲甩掉了只会哭的苇弟和骑士风度里“躲着一颗卑污的灵魂”的凌吉士，都不仅仅是对男性的欲望而已。他们代表了一个社会一种文化对女性的另一种形式的占有和奴役。
三、在二者的比较当中看女性独特的文学风貌
萧红与丁玲同为左翼作家，同是中国新文学离家出走的“娜拉”，但在以其女性视角看这个社会人生时却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
丁玲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社会活动家，她热爱文学，但是文学在她的眼里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独立的、必需终生孜孜以求的事业。她具备着文学家与革命者的双重特点，政治与文学在她身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了。丁玲辗转到达陕北后，如鱼得水。她实现了要做社会活动家的宿愿，此时的她活跃在苏区文艺活动和抗日根据地抗日宣传战线上，成了一名組织领导者，在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方面同她所属的群体大体上取得了认同。而萧红始终坚持“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她不肯进入任何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她像热爱生命一样热爱创作，在那火热的斗争的英雄乐章中，她以身的非主流的话语经验关注女性自己的历史和命运，从而在精神上获得自由的生长。
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登上文坛的，她早期的作品所体现的女性自我体验、自我意识较之冰心、庐隐是成熟得多了。从《梦珂》到《莎菲女士的日记》，她大胆地以女性观点及自传手法来探索生命的意义，她笔下的女性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鲜明的自我意识与敏感性，“是心灵上负担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从梦珂、莎菲、陆萍再到贞贞，她们都有各自的不幸，但是都是一出出爱情悲剧中的倔强孤傲的女子，没有一丝旧时女性的卑弱、顺从，在她们身上体现着鲜明的意识与敏感性。丁玲笔下的女性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她们在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上进行着自我探索，以其偏执的女性优势心理和视女性为独尊的反叛倾向傲视一切卑怯的男人，并与他们对抗。在丁玲构筑的新型的两性关系中，女性不甘充当男性的审视对象，女性也有权利把男性作为自己的审视对象，以此作为中国几年“男尊女卑”的合理反弹。对于妇女命运的关心，丁玲没有那些人道主义作家悲天悯人的孤高感，而是把女性解放与对人生的思索、对光明的追求紧紧结合在一起。她笔下的这些人物经历了孤独与虚无，在叛逆的绝唱中净化自己的灵魂，在生活与几代的风雨中寻找女性的生命价值。
萧红小说也有大量的女性人物，但她们绝没有梦珂、莎菲、毛姑娘那鲜明的性格。她笔下的女性多是日常生活层次以下的，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有时甚至没有名字，只是很简单的被叫做“五婆”、“李妈” ，人物常常是某种群体的生存方式，某种“群”或“类”的生活行为、思维话语影影绰绰的影子。她们在生活权利随时都可能泯灭的环境中挣扎，毫无追求个性解放和感情独立的物质基础，男人虽然时奴隶，然而女人却是奴隶之奴隶。
如果说丁玲是女性世界勇敢的批判者，那么萧红更注意揭示妇女悲剧的深刻性。妇女的觉悟在丁玲的笔下是一种革命的潜力，她揭示出了妇女解放同民族与阶级解放的关系。萧红看到的是妇女身上沉重的枷锁，封建主义的精神不仅使女性成为自身的奴隶，而且不自觉地异化为自身的敌人，充当男权社会的工具，压迫自己的同类。萧红从妇女生命的价值和主义的角度来表现她们的悲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从而以女性的体验为起点扩展到广大的人生，表现出萧红对妇女生命的终极关怀和深切的忧愤之情。就像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写到的一样，“丁玲是一座突兀的山，萧红是一江明澈的水，山有‘群峰共驰骜，百谷争往来’的气势，水有‘缥碧千丈见底，泉水击石成韵’的魅力。高山流水，各具力度或风致，开启了女作家创作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1]刘思谦著.《“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 》，上海文艺出版社
[2]郭俊峰，王金亭主编.《萧红小说全集 》萧红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3]季红真.《萧红传》[专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4]黄晓娟.《雪中巴蕉——萧红创作论》[专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5]宋建元.《丁玲评传 》，陕西人民出版社，
[6]丁玲著.《丁玲短篇小说选》[专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键词】女性的体验 生命价值 女性意识 主体意识
萧红和丁玲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两位女性作家，她们的创作无论在生活世界还是感情世界，都有优于早期女作家的广阔艺术境界。在丁玲和萧红的小说世界里，要比她们的前辈包有更丰富的含义，它超越了“母爱”和“自然”的五四女性文学的母题，超越了一般的人道主义的笼统的视野，进一步深入到女性的内心世界，从而达到对妇女自身地位、权力提出要求的女权主义层次、她们的作品都不刻意标示出性别的旗帜，她们的文学风貌不仅具有女性的柔细，同时兼备男性的刚强。
一、女性的体验与生命价值的体现 （萧红）
萧红的生活饱偿辛酸，从她的阅历和接触的社会生活范围来说，也还不能说宽广。这是女性角色的地位所决定的。然而，她的艺术视野在女作家中却属最为广阔恢宏，作品中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感。她的笔下，没有出现“女儿国”。尤其没有庐隐那样的同异性隔绝的“女儿国”，在取材上也并不专注于女性人物和女性生活。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尤其是她的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中的，常常是某种群种群体的生存方式。某种“类”或“群”的生活行为、思维话语。这里面有男的也有女的，彼此也并不怎么发生冲突、纠葛，而是日复一日地、仿佛从来便是如此地活着。这种着眼于群体生存的艺术构思，从创作思想上来说是以个人的即女性的体验为起点，扩展到广大的人生的。
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等群体生存空间，对女性而言是限定是囚牢也是命运，女性在这里承受了更为深重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苦难。她也许未必从理论上思考过女性的苦难同民族的、人类的苦难的关系，思考过女性的解放同民族的、人类的解放的关系，但是她的良好的艺术感知力和良好的情感化的藝术表现力帮助她以开阔的心胸去感受、消化、理解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苦难，帮助她把个人的不幸、女性的痛苦同群体的生存境遇联系在一起。她的第一篇小说《五阿嫂的死》便是写底层妇女的生育和死亡的，或者说是写女性为履行生育的天职而死亡，生和死的连接以女性生命的苦刑或毁灭为代价，而且这一代价的付出又是无意义的：
等到村妇挤进五阿嫂屋门的时候，五阿嫂自己已经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
五阿嫂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中，那个新的“小动物不到五分钟也死了”。这里显然融入了萧红自己对生育和死亡的体验。她的第一次生育在二十岁，年方二十便体验了生死交界处的挣扎，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和没有意义的动物式的肉体的苦难。在《生死场》里，萧红继续写女性这种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生育和死亡。那是女人无可逃遁的和无谓的生命的浩劫。女人这样就像“牛或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这里有苦难，却没有对苦难的难受和思维；有生育，却没有爱情。爱情在这里仍然是没有进入本文的空缺，它是精神的“奢侈品”，它被欲望主要是男性的赤裸裸的欲望代替了，而满足欲望的方式便是那种“河沿里坏的事”式的、成业对金枝的那种“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要动作一切”，“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萧红笔下唯一被性爱唤醒的女性是《小城三月》里那个漂亮的翠姨，可翠姨的爱情觉醒与对爱情的压抑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她默默地爱上了“我”的在大学里读书的堂表哥，又默默地把爱情埋在心底，直到抑郁而死。这里，萧红写出了女性作为人的精神的苏醒和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从第一篇五阿嫂的死到这最后一篇翠姨的死，恰恰连接了女人无爱的痛苦和虽有爱却又不能爱的困境，连接了女人作为人的艰难的觉醒和无声的死亡。
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女性的形象是空洞的，它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她们作为人的价值备受无情的践踏。女性生活在男性精神控制下的阴影中，在男权为主的社会，女性只是一个被役用的物价，无法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中，获得男性的理解与尊重。女性沉默于男人严厉的目光之下，忍气吞声，同时忍受男人的肉体折磨。萧红常用“石块”、“老虎”、“太阳”等词语来形容男人的冷酷和暴力，认为“男人是炎凉的人类”。妻子被丈夫剥夺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的尊严，她们的爱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都不可逃避地成了丈夫的工具和奴隶。萧红在众多琐细的日常生活画面的描绘中，揭示出在男权、父权的重压下，女人们抬不起头来，更触摸不到生命的价值。
二、女性意识的体现和女性命运的把握（丁玲）
丁玲也是中国新文学离家出走的第二代“五四”精神之女，在乡村文化同都市文化撞击的波涛中踉踉跄跄地翻滚着，追寻、幻灭、苦闷、彷徨，一面在坚守“五四”精神信念中最神圣最温馨的一角，一面却又抵抗不住时代思潮和现实社会的诱惑，乃至自身血肉之躯的骚动，而她那强烈鲜明的现代性别眼光、性别意识，便在这激烈的内心交战中萌动、成熟。女性意识到了丁玲这里，才不仅从封建之父的庞大的身影中决裂出来，而且开始从“五四”女儿的两性精神同盟中分离出来，成长为独立的性别主体意识。
丁玲是带着独特的先天禀赋和性格气质走上文坛的。她从小就立志要做个社会活动家。她和母亲一样，最佩服的是女革命家秋瑾和法国的罗兰夫人。她的女性意识不是在同社会隔绝的闺房中产生的，而是一开始就在同社会、男性的交往中成熟起来的。进而言之，她的性别眼光、性别意识不过是她作为女性的一种具体的社会眼光、社会意识而已。从她早期的“女性书写”文本和30年代以后的变化中，可以读出相应的社会历史内涵，而把这轨迹连结起来，便是现代女性自我发展、演变的一份历史副本。丁玲的作品反映的女性人物大都是具有强烈的自尊感，并有着女性优越意识，过分敏感的自尊感有自傲孤愤之气。过分自爱有自私自利之嫌。从作者个人经历看，她幼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饱经世态炎凉，从小就养成特殊的自尊感。青年丁玲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并在创作中大量地自我投入，才会有莎菲的精神心态。她早期的作品“女性书写”，与“五四”女作家相同的是抛开了异性代言者的女性自我言说，不同的是其中所体现的女性自我体验、自我意识较之冯沅君、庐隐、冰心、石评梅们是成熟得多了。她以女性的名义使女性成为文本中的观察主体、思维主体、话语主体，改变了长期以来女性被讲述、被阐述的被动地位，在“五四”女作家之后继续打破了女性的沉默。 《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作为“互文”，它们一个写的是女性在异性欲望包围中的自我意识，一个写的是女性对异性的欲望和对这欲望的自我意识，都是集中地从两性关系这个角度表现了大都市中不甘沉沦与平庸的女性的理想破灭的精神困境。欲望，欲望，到处是一片欲望之海，女性从封建家庭这狭仄的笼里挣脱出来，迎接她们的并不是一片蔚蓝色的、明净的天空，女性的肉体连同她们对爱情的憧憬正在沦为商品、沦为物、沦为异性蹂躏的对象，而女性自身的欲望在这人欲横流的世界里也正在沦为与灵魂相分裂的肉欲和色相。然而，无论是梦珂还是莎菲，她们心中都还保留着“五四”时期女人作为人的理性觉醒，对于自身将要沦为玩物的命运保持着理性的警觉。因此，她们才能用自己的头脑支撑着躯体在都是世界里漂泊、挣扎，在沉沦、平庸和孤独、苦闷之间徘徊，而莎菲则最终选择了孤独和苦闷，把这两篇作品连接起来读，引人深思的是走出乡土社会进入都市文明怀抱的女性的艰难处境。梦珂从二表哥与那个图画教员的角逐中逃离，莎菲甩掉了只会哭的苇弟和骑士风度里“躲着一颗卑污的灵魂”的凌吉士，都不仅仅是对男性的欲望而已。他们代表了一个社会一种文化对女性的另一种形式的占有和奴役。
三、在二者的比较当中看女性独特的文学风貌
萧红与丁玲同为左翼作家，同是中国新文学离家出走的“娜拉”，但在以其女性视角看这个社会人生时却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
丁玲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社会活动家，她热爱文学，但是文学在她的眼里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独立的、必需终生孜孜以求的事业。她具备着文学家与革命者的双重特点，政治与文学在她身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了。丁玲辗转到达陕北后，如鱼得水。她实现了要做社会活动家的宿愿，此时的她活跃在苏区文艺活动和抗日根据地抗日宣传战线上，成了一名組织领导者，在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方面同她所属的群体大体上取得了认同。而萧红始终坚持“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她不肯进入任何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她像热爱生命一样热爱创作，在那火热的斗争的英雄乐章中，她以身的非主流的话语经验关注女性自己的历史和命运，从而在精神上获得自由的生长。
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登上文坛的，她早期的作品所体现的女性自我体验、自我意识较之冰心、庐隐是成熟得多了。从《梦珂》到《莎菲女士的日记》，她大胆地以女性观点及自传手法来探索生命的意义，她笔下的女性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鲜明的自我意识与敏感性，“是心灵上负担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从梦珂、莎菲、陆萍再到贞贞，她们都有各自的不幸，但是都是一出出爱情悲剧中的倔强孤傲的女子，没有一丝旧时女性的卑弱、顺从，在她们身上体现着鲜明的意识与敏感性。丁玲笔下的女性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她们在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上进行着自我探索，以其偏执的女性优势心理和视女性为独尊的反叛倾向傲视一切卑怯的男人，并与他们对抗。在丁玲构筑的新型的两性关系中，女性不甘充当男性的审视对象，女性也有权利把男性作为自己的审视对象，以此作为中国几年“男尊女卑”的合理反弹。对于妇女命运的关心，丁玲没有那些人道主义作家悲天悯人的孤高感，而是把女性解放与对人生的思索、对光明的追求紧紧结合在一起。她笔下的这些人物经历了孤独与虚无，在叛逆的绝唱中净化自己的灵魂，在生活与几代的风雨中寻找女性的生命价值。
萧红小说也有大量的女性人物，但她们绝没有梦珂、莎菲、毛姑娘那鲜明的性格。她笔下的女性多是日常生活层次以下的，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有时甚至没有名字，只是很简单的被叫做“五婆”、“李妈” ，人物常常是某种群体的生存方式，某种“群”或“类”的生活行为、思维话语影影绰绰的影子。她们在生活权利随时都可能泯灭的环境中挣扎，毫无追求个性解放和感情独立的物质基础，男人虽然时奴隶，然而女人却是奴隶之奴隶。
如果说丁玲是女性世界勇敢的批判者，那么萧红更注意揭示妇女悲剧的深刻性。妇女的觉悟在丁玲的笔下是一种革命的潜力，她揭示出了妇女解放同民族与阶级解放的关系。萧红看到的是妇女身上沉重的枷锁，封建主义的精神不仅使女性成为自身的奴隶，而且不自觉地异化为自身的敌人，充当男权社会的工具，压迫自己的同类。萧红从妇女生命的价值和主义的角度来表现她们的悲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从而以女性的体验为起点扩展到广大的人生，表现出萧红对妇女生命的终极关怀和深切的忧愤之情。就像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写到的一样，“丁玲是一座突兀的山，萧红是一江明澈的水，山有‘群峰共驰骜，百谷争往来’的气势，水有‘缥碧千丈见底，泉水击石成韵’的魅力。高山流水，各具力度或风致，开启了女作家创作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1]刘思谦著.《“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 》，上海文艺出版社
[2]郭俊峰，王金亭主编.《萧红小说全集 》萧红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3]季红真.《萧红传》[专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4]黄晓娟.《雪中巴蕉——萧红创作论》[专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5]宋建元.《丁玲评传 》，陕西人民出版社，
[6]丁玲著.《丁玲短篇小说选》[专著]，人民文学出版社